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中国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1〕，从内容上说， 指西方学者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的历史以及它在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研究。从地域上说，主要指北美和欧洲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和成果。具体地说，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外国传教士和传教团体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的历史及其相关的活动如医疗、文教新闻、出版和慈善活动的研究； 二是对在中国各地建立的教会（Chineselocalchurches）和中国基督徒的研究；三是对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通过向本国介绍中国的状况，对本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看法和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四是对当代中国教会和中国的宗教政策的研究。由于篇幅的局限，本文只能扼要地对西方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历史、研究机构、学者和著作几方面进行介绍。由于资料和语言的限制，本文的内容比较偏重于英语地区的情形，而且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指教。
一、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历史和变化
尽管基督宗教自唐朝初年起断断续续四度传入中国，从明末持续不断地流行于中华民族中间也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但是西方从学术的视角研究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直到本世纪才刚刚开始。从60年代以来，西方出版了大量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专著或与之相关的著作，但是它始终是一个与中国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边缘性学科。
一般地说，公认的较早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西方权威学者和著作当推美国著名传教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 —1967）和他撰写的《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史》（1929）。赖德烈不仅是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史学者之一，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基督宗教传教史巨匠。他是按照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及其学派的史学理论传统培养起来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注重“如实叙述”，对史料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评判；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史学研究有时并不能妥当地解释历史事件的流动，因此，当自然的原因无法说清事件的演变时，就要用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发生的事件。他认为，神的计划一直在基督宗教的传教事业中发挥作用，一切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下；虽然中国的文化、哲学和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发达完备，但是中国皈依基督最终是可以实现的〔2〕。 他的这一观点同持自由派神学观点的著名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和丁韪良之辈是一脉相承的。
与赖德烈不同，美国50、60年代崛起的中国学名家在诠释历史时并不相信所谓天启的理论。举世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已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历史观与赖德烈的历史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费正清曾经写到，“我所接受的教育几乎完全是非宗教的。今天我接受的宗教就是哈佛及其它在世俗世界所代表的东西。……非理性的信仰让我惊骇”〔3〕。 赖德烈把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视为上帝对已被围困的中华文明的赐福，而费正清则坚持相反的观点，把传教士看作是革命者，是对中国儒家文化和秩序的威胁。费正清的观点对他的学生即当代许多西方中国学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费正清一样，欧洲的许多学者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用理性的原则来探讨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当然，目前西方的一些历史学者尤其是研究宣教史的学者和基督徒依然坚持的是赖德烈的历史观，他们往往把今天费解的中国基督徒数量迅速增加的现象，归结于圣灵工作的结果。
60年代，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开始广泛地发展起来。在美国，费正清和他的同事刘广京（Liu Kwang-ching，1921— ）热情地鼓励其学生研究美国来华传教士的著述、档案、日记、家书和中国人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的反应和言论。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英美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世俗活动或者说间接传教方面，认为传教士向中国传播了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也是中国社会的改革者。同时，传教士在中美关系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也是少数从事中美关系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之一。
然而， 正如当今美国知名的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在1979 年所说的那样：“著作总是反映着它们的时代，历史研究既是这一代人的主题，也是其他任何一代人的主题；无论历史学家如何力求完全的客观，周围社会的压力——这一社会在世界的地位——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历史学家。读者们也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读一本特定的书的。相应地说，每一本书在每一年的意义都是不同的”〔4〕。美国的乃至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 正是一个典型地受时代和政治环境尤其是意识形态局限的研究领域。总的说来，直至70年代末，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缺陷仍在于，人们要么温和地把传教士赞颂为传达“福音的讯息员”；要么把他们谴责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者。
到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全面开放和海外人士通过亲临中国大陆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变化的认识和理解的增强，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包括基督宗教的研究者也开始摒弃偏见，呼唤重新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1985年以来，在“路思义基金会”〔5〕的资助下， 美国的堪萨斯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项目（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roject），在裴士单（Daniel H. Bays.1942—）的主持下，鼓励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和中国社会及文化与基督宗教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同年出版的《基督教在中国——早期基督教传教作品》开创了研究基督教汉文作品的新趋向。近年来，在该基金会和美国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帮助下，北美的一些学者和中国大陆的一些同行合作开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
不过，直至80年代中期，西方的研究对象大多以传教士的活动和他们在中西方关系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为主，比较忽视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编写的汉文宣教作品和神学著作的研究，忽视对19世纪至20世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对中国地方教会和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思想的研究更少，对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的关心也仅限于一般的报导。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专著的出版才弥补了上述领域的不足。
明清之际罗马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一直是欧洲学者研究的主题，但学术性研究直到70年代以后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的开放，海外对于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其中受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赞扬褒奖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和郎士宁等人的研究兴趣骤然增加，多次召开纪念他们在华传教业绩以及思考和检讨“中国礼仪之争”的大型国际研讨会，称赞他们尊重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态度和精神，以及他们向中国人民传播和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的贡献，显示出国际天主教界渴望与中国人民及其文化对话的愿望以及反省和检讨历史教训的态度和意识。
二、西方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部分学者和机构
海外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三类，即大学、教会所属的神学院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大学里，通常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里亚洲研究中心、历史系、或其他系的教授们。在美国，从事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学者有费正清、刘广京（曾在哈佛大学教学、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职）、卢茨（Jessie G.Lutz，1925—）（拉特格斯大学）、孙宝荣（Paul A.Cohen，1934— ）（韦尔斯利学院）、贝内特（Adrian A.Bennett，1941— ）（依阿华大学）、 裴士单（堪萨斯大学）、洛德威克（Kathleen L.Lodwick，1944—
）（蒙特奥特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孟德卫（David E.Mungello，1943—）（贝勒大学）、菲利普斯（Clifton J.Phillips，1919—
）（迪波大学）、鲁宾斯坦（Murray A.Rubinstein，1942—）（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巴尼特（Suzanne W.Barnett，1940— ）（皮吉特海湾大学）、同属乔治敦大学的魏若望（John W.Witek， 1933—）和柏永年（Joseph Sebes，1915—）、 海厄特（ Irwin T.Hyatt Jr.，1935—）（埃默里大学）、 布雷斯林（ Thomas A.Breslin，1944—）（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所在的大学有的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重要中心。同美国相比，西方其他国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少得多，在加拿大，有恩迪科特（James G.Endicott， 来华传教士文幼章之子）和多伦多大学的秦家懿（Julia C.Ching，1934—）等。在意大利，有罗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 ）、罗马大学东亚史教授、马切拉达大学利玛窦研究中心的柯拉地尼（Piero Corradini， 1933—）、博尔多内（SandroBordone，1946—）等。在法国有法国耶稣会档案室主任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已故）、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和沙百里（J.Charboonier，主要在新加坡工作），英国的亨特（Alan Hunter，里兹大学教授）以及荷兰的莱顿大学的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等人。
在神学院中，关注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主要有美国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和富勒神学院。在美国的传教史上，普林斯顿神学院一直是培养和派遣传教士的重要基地，今天仍有不少韩国、香港和台湾的青年基督徒毕业于这所著名的神学院。曾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从事过传教工作，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任职的克劳奇（Archie R.Crouch ）因编纂完成《基督宗教在中国—美国图书馆档案馆史料指南》（Christianity in China，A Scholars'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of the United States，1989）而使该院成为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普林斯顿神学院还有两位资深教授即韦斯特（Charles West）和莫法特（Samuel Moffat）对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和动向也很有兴趣。 富勒神学院是美国的福音派在西海岸的中心之一，70年代以来出版了许多偏重研究在华传教的书籍。
在教会机构里从事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人员有，美国天主教玛利诺会的苏主荣（Elmer Wurth）、 任泽民（John Cioppa ）、 温顺天（Peter Barry）以及该会传教研究中心主任韦扬波（Jean-Paul Wiest）和该研究中心前任研究员穆蔼仁（Donald MacInnis）、 美国的全国基督教会联合会前任中国事工部主任胡仲扬（Franklin Woo）、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 现任爱德基金会海外联络员的魏克利（ Philip
L.Wickeri）、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中西部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博尔（ Paul Richard Bohr ）、 加拿大基督教会联合会的白理明（Raymond L.Whitehead，1933— ）、 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梁作禄（Angelo A.Lazzarotto ）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的韩德力（Jerome Heyndrickx）和英国的怀特（Bob whyte）、邓守成、迪根（Parig Digan）等人。以上学者和教会人士大多从事历史研究， 只有少数人的志趣在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方面，后一种人也可以称作是中国教会问题观察家和评论家。
早在 40 年代末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就设立了“中国事工组”（China Program）， 由曾经任教于前金陵神学院的来华传教士章文新（Francis P.Jones，1890—1975）负责。该组成立之初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总结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得失教训、 关注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动向。 7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教会人士十分关注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接二连三地成立了关怀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机构。比如，德国天主教传教协会所属的中国委员会、 布鲁塞尔的世界生活研究中心（ProMundi Vita）、欧洲天主教关怀中国小组、美国联合卫理公会中国联络处、加拿大基督教会联合会中国事工组、美国中西部中国研究中心、美国的北美天主教徒关心中国小组、玛利诺会中国研究联络小组和不列颠与爱尔兰基督教会联合会中国组。耶稣会的中国研究中心分布在西班牙、法国、美国、菲律宾、日本、台湾和香港。到1994年，欧洲、北美和台湾、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大约有36个。形成了一个关注中国大陆基督宗教和宗教政策的信息网络。
三、西方研究和关注中国基督宗教的部分著作、文献和刊物
（一）重要的工具书 刘广京编写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历史论述和参考书目》（1963），从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最先提出了中国基督教领域应当研究和可能研究的问题，并提供了许多史料和藏书的目录及其所在地〔6〕，为美国60年代至今的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该书出版以后，美国的一些传教档案和书刊的转移和变动，该书显得有些过时。幸好1989年克劳奇等人编辑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美国图书馆档案史料指南》问世，及时地使有关的信息得以更新，所收录的信息更加全面、详尽、准确。毫不夸张地说，这两部工具书的出版为北美的中国基督宗教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的便利，这也许是美国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成果多于西方其它国家的原因之一。据笔者所知，目前欧洲也正在编纂类似的工具书。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是由洛德威克教授历时十个春秋编辑完成的《教务杂志索引，1867—1941年》（1986）。该书共上下两卷，分人名录和专项名录，在专项名录下根据传教士所属差会和机构以及在华工作所在地一一列出了传教士的人名，为研究者查阅卷帙浩繁历时最久的在华传教史原始资料《教务杂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上述工具书的出版不仅便于中西方各地学者能够便捷、高效率地确知有关的第一手资料的所在地，而且对已研究过的题目也能胸中有数，避免重复性研究。明清时期天主教方面的参考书有荣振华编辑的《在华耶稣会士录》（1973）等等。目前，欧洲的三位中国学学者正在进行由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入教的中国信徒和反对基督宗教的中国人撰写的同天主教相关的汉文作品的编目工作，相信这一工作的完成将有力地促进关于清朝初年天主教的研究。
（二）论文集 本世纪下半叶较先出版的论文集有《美国教士在华言行论丛》（刘广京编，1966）和《传教事业在中国和美国》（费正清编，1974）。前者精心收录了哈佛大学东亚系研究生的优秀毕业论文，论题范围广泛，而后者则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它至今被认为是美国在华传教研究的经典著作。近年出版的还有《基督教在中国——早期基督教传教作品》（巴尼特和费正清编，1985）、《东西方相逢——耶稣会士在中国，1582—1773年》（Ronan and Oh合编，1988）和《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传教士的影响》（P.Neils编，1990）。 台湾出版的《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3年）、 《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 年）和《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暨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均收入多篇西方学者的论文。
（三）专著
1.通史和断代史 由于撰写高水平的通史难度很大，所以这类书籍很少。尽管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人们一般仍然认为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是最优秀的通史著作。同时它也可能是学者们参考最频繁的历史著作。英国的怀特历时十余载完成的《中国和基督教——未完成的对话》（1988），简要叙述了从7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 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是迄今为止海外学者撰写的一本比较公允地对待中国基督宗教的过去和现在的史纲性的著作。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督教》（G.T.Brown著，1983）。 《拯救中国——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1888—1959年》（A.J.Austin著，1986）是一部描写加拿大在华传教活动的著作。《中国、美国天主教和传教士》是一部叙述美国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简明历史著作（布雷斯林著，1980），作者不仅把美国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和美国历史的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来看待，而且还对基督教和天主教19世纪在华传教的情况作了简要对比。《一代巨人》（G.H.Dunne著，1962 ）是一部深入细致地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一部历史著作。
2.专论 《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怎样的传道人？》（卢茨编，1965）、《中国的教会大学》（卢茨著，1971，国内已出版中文译本）、《燕京大学和中西方关系 1916—1952年》（P.West著，1976）、《基督教在中国，方法与战略》（法文本，M.I.Bergeron著，1977）、《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国内基地》（V.H.Rabe著，1977）、《汉字形义学与在华传教士》（德文本，C.von Collani著，1981）、 《中国和基督教》（谢和耐著，1982年出法文版，1985年出英文版，国内已有汉译本）、《传教士的思想和美国的东亚政策，1911—1915年》（J.Reed著，1983）、《中国礼仪之争：从始至今》（ George Minamaki 著，1985）、《孔子或孔夫子——耶稣会士对儒学的诠释》（P.A.Rule著，1986）、《神奇的土地：耶稣会的适应作法和中国学的起源》（孟德卫著，1989）。在上述著作中，虽然《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怎样的传道人？》选编自几位不同时期的作者的论述，但是编者旨在理清和说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在华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方式及其演变的目的还是十分清晰的。卢茨教授提出，外来的基督宗教的传教士同中国传统的儒家尤其是地方上的士绅阶层是天然的敌人，二者都想要成为地方上的领导，在群众中享有受尊重的地位，所以双方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论述反基督教的著作有孔宝荣著《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人排外主义的增长，1860—1870年》（1963），韦尔利著《英国、中国和反传教士的暴乱1891—1990年》（1966）、叶嘉炽著《基督教和中国的国民革命：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1970）和科恩著《17世纪中国佛教对基督教的攻击》（德文版von Iso Kern，1992）等。孔宝荣的著作至今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部论述早期反基督教的经典作品，叶嘉炽的著作已部分地在国内的有关刊物上转载过。
3.有关传教士的生平和活动的著作 主要有《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1620—1960年》（史景迁著，1969初版，1980年再版），《傅兰雅——19世纪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的引介》（贝内特著，1969）、《中国的传教士报人——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贝内特，1983）、《中国的饥荒和李提摩太》（P.R.博尔著，1972）、《伯驾与中国的开放》（E.V.Gulick著，1973）、《福州的传教士 1847 —1880年》（E.Carlson著，1974）、《1895—1905 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体》（S.A.Forsythe著，1971）、《19世纪在山东东部的三位美国传教士》（海厄特著，1976）、《丁韪良——中国进步的先驱》（R.Covell著，1978）以及《乐灵生、教务杂志和中国革命》（Robert Rawlinson著）。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的传教士传记有《河南的主教：怀履光一生中的传教和博物事业》（L.C.Walmsley著，1974）、《文幼章——出自中国的叛逆者》（S.Endicott著，1980）。天主教方面的有《傅圣泽传，1665—1741年》（魏若望著，1982）、《白晋传》（德文版Claudia von Collani著，1985）、《马若瑟传1666—1736年》（K.Lundbeck著，1991）等等。
4.论述传教组织在华传教活动的著作《基督教的美国和异教世界——美部会1810年—1860年的历史》（G.J.Philips著，1969 ）是一部论述美部会海外传教活动的历史著作，关于中国的一章将美部会在中国的活动置于中国社会的背景之下作了分析。此外还有《中国都市里的社会改革者》（S.Garrett著，1970），讲述了1926 年以前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玛利诺会在中国》（韦扬波著，1988）叙述第一个在美国本土成立的美国天主教海外传教组织从成立至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历史。此外还有《苦难会在中国，1921—1931年》（C.Caulfield著，1990）等等。
5.论述中国地方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著作 《合一之旅：中华基督教会》（W.C.Merwin著，1974）是西方第一部研究“中华基督教会”的著作。《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林荣洪著）从历史的角度详细分析了1919年五四运动至20年代后期中国基督教在反基督教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及其对冲击的回应，而《1919—1937年中国的“基督教复兴”》（Samuel D.Ling著，1980）则着重分析了赵紫宸、 吴雷川和刘廷芳等中国基督徒在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变化。其他著作还有《1920—1950年的基督教与中国的社会变化》（Ng Lee-ming著，1970 ）和《抵御大潮》（A.I.Kinnear著，1976）等等。 后一部作品是叙述中国基督徒倪柝声生平的书，作者为传记主人的朋友，该书以资料丰富见长，但缺乏历史家的论述、条理及批评。天主教方面的有《中国晚明时期的儒士和基督徒——杨廷筠》（N.Standaert著，1988 ）及《被遗忘的杭州基督徒》（孟德卫，1994）等等。
研究台湾教会的著作也有一些，如《台湾主流教会和独立教会的发展》（A.J.Swanson著，1970）、 《基督教会在台湾城市里闽南人中间的发展》（R.J.Bolton著，1976）、《基督教在变化中的台湾——呼吁做出创造性的回应》（D.Raber著，1978）、《1980 年的台湾教会形象》（A.J.Swanson著，1981）、 《补网：台湾教会的发展和八十年代的损失》（A·J·Swanson著，1986 ）和《现代台湾的基督教团体：传教、神学院和教会》（鲁宾斯坦著）等等。
6.关于当代中国的基督宗教和宗教政策的论著有《“文革”后的中国天主教会》（梁作禄著，1982）、《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穆蔼仁编著，1989）〔7〕和《求同存异：基督教、 三自运动和中国的统一战线》（魏克利著，1988）、《新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德文，R.Malek＆M.Plate著，1987）、 《中国天主教会指南》（沙百里著， 1986）、《中国基督徒的历史》（法文，沙百里著，1992）、《中国教会的复活》（T.Lmbert著，1991）和《现代中国的天主教会》（邓守成和韦扬波合编，1993）等等。
（四）刊物和文献
《通报》（T'oung Pao英、法文版）、《耶稣会历史档案》（法文）、《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原名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创刊于德国，现在美国出版）、《中国导报》（美国，已停刊）、《中国教讯》（德文）、英国出版的有《宗教》。此外香港出版的《中国与教会》（中英文）、《中国教会消息》、《桥》（中英文）、《驿》（中英文）、《鼎》（中英文）和《中国近况》（英文）和《景风》以及《忠良》（Zhong liang在新加坡出中英文版，在法国有法文版）等刊物， 都是颇受西方的中国教会问题观察家们所青睐和重视的杂志，实际上许多西方的中国教会问题专家都是上述香港出版的杂志的长年撰稿人，其中一些人也直接参加杂志社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文献方面有《牧吾中华》（苏主荣编，1981年出英文版，1985年出中文版）和多卷本《方济各会在华传教集》（Sinica Franciscana）等等。
另外，从1974年至1992年，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国家和地区，大约召开过38次中国基督宗教的讨论会〔8〕。
总的来说，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研究著作通常资料详实、分析清晰、论证有力、说服力强。一般著作之首都要说明本书的写作方法、范围、资料来源和要论证的问题，书中注释明白，书的末尾都会加第一、第二手参考资料和书目与索引，为读者从事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尽管研究者们尽力利用了大量中西文历史档案如日记、信函、会议记录、旧报纸、杂志和图片等史料，增强了研究著作的学术性和可靠性，但是也有一些著作因作者未能参考中文史料，或缺乏清晰的分析，或脱离中国社会大的历史背景来解释传教士的活动，或因护教的心理作怪，或因政治观点和文化传统不同等多种因素，而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客观性。
注释：
〔1〕Catholicism和Protestantism 传入中国后被分别译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或耶稣教，使Protestantism和Christianity 在译名上发生混淆。在学术界Protestantism一直被称作新教，确有不妥之处，为此， 近年来有的学者又称其为基督新教，在涵义上略有改进。过去台港澳的教会和学者也倍受译名问题的困扰，但是近年来，经过努力和磋商，天主教和基督教界在译文名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即称Christanity 为基督宗教，称Catholicism为天主教，称Protestantism为基督教。换句话说，即用基督宗教同时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用基督徒可同时称Catholics和Protestant Christians。笔者认为，相比之下， 目前台港澳的译名是比较准确妥贴的，故本文采纳了他们的译法。
〔2〕参见Patricia Neils（ed.）:United States Attitudesand Policies Toward China,the Impact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Introduction,pp4-5,New York,M.E.Sharpe,Inc.,1990.
〔3〕J.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 Year Memoir,NewYork,Harper & Row,1982,p.5.
〔4〕Jonathan D.Spence: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in China,1620-1960,Penguin Books.1980,p.xi.
〔5〕路恩义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路恩义（Henry Winters Luce，1866—1941）之子、出版家路斯（Henry Robison Luce，1898—1967）以路恩义之名设立的。路恩义1897年来华，先在山东登州传教，后一度担任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和燕京大学副校长，多次返美为上述两所大学募集经费。
〔6〕在此之前出版的有Clayton H.Chu,American Missionariesin China:Books,Articles and Pamphlets Extracted from theSubject Catalogue of the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1960,distrbu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and Robert L.Irick,Ying-shih Yu and Kwang- Ching Liu,American- ChinesesRelations,1784-1941:A Survey of Chinese Materials at Harvard,1960,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其中提到了许多汉文宣教史料和与之相关的资料。
〔7〕王美秀曾给这本书写过一个书评， 见《世界宗教资料》1992年第2期。
〔8〕英国的迪根先生（Parig Digan）为作者提供了国际上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和国际研讨会的部分信息，特此感谢。
标签：基督教论文; 传教士论文; 天主教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耶稣会论文; 费正清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耶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