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互文性”三维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小说论文,中国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创作情理来看，古今中外各种文学文本大多并非全然出自创作者的向壁虚构，而通常是通过多元化多向度地吸取他人文本而成。对此，前人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认知和阐发，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犯中求避”、“以故为新”等说法。近些年，随着西方相关文艺理论的引进，这种久已储备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而又蒙尘多年的理论方法被激活而纳入“互文性”视野。当下，对中外“互文性”理论资源择善而从地加以整合、运用，能够更好地破解诸多文学文本关联现象及相关文艺理论问题。就中国古典小说文本关联研究而言，我们不妨从“道”、“术”、“效”三个维度展开。 一 古典小说文本及史书“互生”之“道” 近年来，“互文性”理论借助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大势，并赶乘文化研究之东风，从着眼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放眼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联。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晚年曾把“愉悦的道说”和“愉悦的写作”合二为一，撰成《文之悦》一书。这种“文之悦”既体现在文化语境中，又可落实到文本文法上。随后，福柯则采取了尼采式“快乐的科学”戏仿方法，其“谱系学”强调以载歌载舞的狂欢参与历史叙述。再说，新历史主义也把“互文性”当作理论基础，从而成为当代语境下对历史文本重新进行文化阐释和政治解读的阅读诗学。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人路易斯·A·蒙特洛斯在《文本与历史》中有一句被广为征用的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此意味着，文学带有历史性，而历史又拥有文学性，二者存在“互文性”；另一代表人物美国人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也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①就是说，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彼此存在着内在关联。在探索中国古典小说的“互文性”时，我们不妨首先运用新历史主义观念重点从文化文本、历史文本层面探讨其“互文性”之“道”。 相对而言，“互文性”之“道”主要回答文本之间“互文性”得以生发的理据。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文学文本通常与文化文本尤其是历史文本发生关联。古典小说与“史书”有着不解之缘，二者之间的“互文性”之“道”突出表现在叙述方式与结构规律等方面。其中，明清小说作者多追捧司马迁《史记》文法，使其小说文本与《史记》文本形成各种形态的“互文性”关系，读者对此也大多心知肚明，纷纷把《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比作《史记》。如明末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有言：“《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代张竹坡在评《金瓶梅》中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将小说比作《史记》，着眼于小说与史书叙事写人互通之道。同时，有些小说题名中包含“按鉴”二字，即声明与《资治通鉴》以及《资治通鉴纲目》之间存在着某种“互文性”关系。就开创按照“通鉴”进行历史演义先例的《三国志演义》而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目录页就题有“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目录”字样。后来，许多演义类小说，如《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等，题名也含“按鉴”二字。②小说如此以“按鉴”为标题，无非是在宣示与史书之间所拥有的“互文性”关系。质而言之，古典小说的各种“拟史迁”和“按鉴”创作自然使其与“史书”发生“互文性”关联。 再说，新历史主义指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前景”与“背景”关系，二者始终处于不断的对话和循环之中，各种历史文献记录、政令、法规、报章、庆典仪礼、宗教巫术、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常常形成互补性指涉。据此，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我们要注意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被视为对等的“互文性”关系。如唐人所撰修的《晋书》采用《世说新语》文本而入史，这种“忽正典而采小说”的编撰模式在后世却遭遇了聚讼纷纭。至于《三国志演义》这部小说由史书《三国志》推演而来，并形成“演义”这一充满“互文性”意味的文体，乃众所周知。其中的“虚实之辨”、“移花接木”等创作路数同样备受争议。此等问题实际属于史书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互文性”，乃天经地义之举，不足为怪。我们尽可去诠释史书与小说两种文本的“互文性”关联，不必停留在纠缠二者“互文性”操作之功过得失上。 天道、世道、人道似乎有一对照运行的规律，即“对行”，亦即传统所谓的“相反相成”原则。两部小说常常在这种文化情理下发生“互文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和“武”向来是对行的，这是《儒林外史》与《水浒传》的“互文性”之“道”，且两部小说所展现的又都是“男性的世界”。前者重在写“儒林”之事，后者重在写“武林”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吴敬梓就是通过“文人”与“武人”的角色转换而完成其《儒林外史》“互文性写作”的。对其“互文性”，我们宜于通过题材和人物等因素的比照来探究。再如，《红楼梦》与《水浒传》存在着多重“互文性”关系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互文性”之“道”在于，先期成书的《水浒传》重点写了以男性为主的一百单八好汉，末尾列有关于梁山泊绿林好汉的“忠义榜”。而“摄神”于《水浒传》的《红楼梦》则集中写了一百零八裙钗这一班女性，且根据脂砚斋所评《石头记》透露，该书原来是“百十回”，末回有关于各位女子的“情榜”。可见，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建立在传统“阴阳”之道及性别意识基础之上的，性别转换是实现二者“互文性”的关键。 推而广之，若要破解相同写作模式尤其是相类故事情节、相类文本意趣的“互文性”之“道”，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关注各种文本所面向的大致相同的文化观念以及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此同时，某些相同的思维结构、文化符号也会生发出诸多带有“互文性”色彩的经典叙述模式，这在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中同样不胜枚举。如屡屡出现的“三顾茅庐”、“三气周公瑾”、“三打祝家庄”、“三调芭蕉扇”等“三复”叙述结构模式等等。总之，根据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结构理论，古典小说文本与历史文本以及文化结构经常发生跨界“互文性”，这种“互文性”之道呼应天地人文，不愧为“天造地设”。 二 古典小说文本“互渗”之“术” 如果说，“互文性”之“道”主要解答“互文性”赖以发生的“可能性”问题，主要从历史文化视角探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文本的“跨学科”、“跨文体”关联，那么，“互文性”之“术”则侧重回答“互文性”得以发生的“可行性”问题，主要从“拟”与“犯”等“文法”视角审视文本与文本的经验性、经典性乃至哲理性。 归根结底，“互文性”既是一种文本生成及文法操作机制，又是一种文本阅读及意义阐释机制。它可以通过作者引用、化用、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等一系列“互文性”之“术”来实现，是为“互文性写作”；也可以通过读者的文本相似性阅读联想来实现，是为“互文性阅读”。自然，“互文性研究”建立在“互文性阅读”基础上，主要依托“文本细读”方法进行。就古典小说而言，解析“互文性”之“术”必须坐实在跨越不同文本的“文法”形态上。前些年，我们在热衷于引进“互文性”理论时就看到了它以“跨文本”及同文本上下文关联为特点的长处，也曾简明扼要地将“互文性”形态大致一分为二：同一个文本内部因素之间的“文法”关联、不同文本之间的“文法”关联。前者可称为“内互文性”，常被说成“重复”；后者可称为“外互文性”，即两文本或多文本互涉。在中国文论中，与“外互文性”构成对应的话语主要是“拟而有变”；而与“内互文性”构成对应的话语则主要是“犯中见避”。“互文性”阅读可以让我们温故而知新，睹新而识故。 在理论完善过程中，西方关于“互文性”的运作模式和具体形态进行过无数次探讨，尤其是关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之“术”探讨较为充分。如英国小说家兼文论家戴维·洛奇曾指出：“用一种文本指涉另一文本的方式多种多样：滑稽模仿、艺术的模仿、附和、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等等。一些理论家相信，互文性是文学的根本条件，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其他文本的素材编织而成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③这里从素材编织和结构安排角度指出，文学文本的生成离不开“滑稽模仿、艺术的模仿、附和、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等一系列“互文性”之“术”。再如，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在《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中涉及到不少关于“互文性”的句法结构和文本结构，包括累赘、参照(含重复、对早期文本的参照、手稿的涂写法)、交叉(同一文本两个故事的交叉)、循环(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间的循环)、加倍(情节、旧词的加倍或写作活动中自我反映性的加倍等)、增殖(结尾或开始的增殖、无结局情节的增殖——迷宫情节、符号系统的乘法等)、排比(文本各部分的互换、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语义单位如主题和思想的排比、真与假的排比、比喻与原意的排比，等等。④法国学者萨莫瓦约所著《互文性研究》一书不仅转述了热奈特的“互文六法”(即浓缩法、扩充法、应用法、升级法、跨越主题法、跨越动机法)，而且还亲自操刀将“互文性”手法分解为引用、抄袭、戏拟、仿作、合并(粘贴)等类别。⑤由这些细分细解的如数家珍的“互文性”手段可以见出，文艺理论家们每谈谈“互文性”，都特别注重“文法”分析。在明清小说“互文性”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将这些“互文性”之“术”与中国本土化的“模拟”、“对写”、“效仿”、“化用”等文法话语对接，互相阐释，另一方面要按照西方“互文性”之“术”话语的含义，对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相关“互文性”现象进行重新解读，借以丰富我们本土化的“拟中有变”理论体系。按照西方“互文性”理论家们的观点，“戏拟”之所以备受小说家们青睐，主要原因是它能营造出“反讽”以及喜剧审美效果。对此，古典小说文本应用广泛，而相应的理论阐发却较为匮乏。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地对这一“互文性”方法进行应用总结。如《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分明与《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构成“戏拟”，以小人生计解构了君子理想，透露出浓重的“反讽”意味。 在古典小说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之发生情形多种多样，大到章法，小到句法、字法，都可以发生“互文性”。如人们常称王熙凤为“女曹操”，这种“互文性”解读基于《三国志演义》里的“乱世之奸雄”曹操与《红楼梦》中的“脂粉队里的英雄”王熙凤两个人物“奸诈”的性格相似。而二者相似性格又是依托相似文法写出的。对此，脂砚斋在评《石头记》时曾指出：“凡凤姐恼时，偏偏用‘笑’字，是章法。”试看，《三国志演义》写曹操所用笔法，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笑里藏刀”是二者之所以能够构成“互文性”关系的关键要素。另外，古典小说中的“遇难脱险”、“破镜重圆”等批量雷同情节以及“兄弟对称”、“庄谐同台”等众多相似性人物设置，几乎无不可以归属于“互文性”章法。 除了不同文本之间所出现的“拟而有变”之“互文性”，古典小说同一文本内部的上下文之间也往往发生“互文性”。对此，西方文论家们常谓之“重复”。中国传统文论虽然也时而以“重复”目之，但更多情况下则称之为“犯笔”或“犯中求避”。在西方，“重复”理论的权威学者耶鲁学派的希利斯·米勒认为，小说的奇妙之处即在于“重复”，而“重复”又主要由三大类构成：一是文本细微处的重复。如：词语、修辞格等，二是文本中事件或场景的重复。三是文本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场景上的重复。在米勒看来，文本间的“互文性”就是文本的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小说中的各种重复现象“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⑥第三种“重复”已超出单个文本的界限，进入到“互文本”的广阔领域中，此姑不论。西方叙事学也把“重复”纳入自己理论体系，称“重复叙述”(iterative narrative)是指“有一定序列的叙述或部分叙述，其间发生了N次的事件，但只讲述了一次”；而“重复性叙述”(repeating narrative)是指“叙述获部分叙述中的时频反复，即某件事只发生一次，但被讲述了N遍”。⑦后来，人们还进而把“重复”的表征分解为意象的重复、人物和情节的重复、氛围的重复、语言的重复和叙事的重复等。在运用这套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我们既要本着“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某些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似曾相识章法、句法、字法，以体会文本“反复”的审美效果，又要与金圣叹提出而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娴熟运用的“犯而不犯”、“特犯不犯”、“犯中求避”理论方法进行有效对接。如金圣叹评《水浒传》对这种“重复”性的“犯笔”非常感兴趣：“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按照金圣叹的说法，以上成双结对的“犯笔”写作的效果是从“奇绝”到“奇绝”。对这种“奇绝”文笔，我们可借助西方“重复”理论以及其他相关“互文性”理论来进一步进行新的解读。 此外，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志演义》曾数百次以“仿佛”、“极相仿佛”、“遥遥相对”等评语来提示小说文本中的“互文性”段落或字句。对此，我们也要借助西方“重复”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如《三国志演义》至少有五节文字与《史记》所记“鸿门宴”这一经典叙述模式有效地构成“互文性”⑧：其一是，第二十一回所写“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约刘备到后园聊天，以试探其是否具有韬光养晦的心数。当“说破英雄惊破胆”之际，关羽、张飞“手提宝剑”赶来。面对曹操问及来意，关羽声称“特来舞剑，以助一笑”。与《史记》所写项庄舞剑之借口如出一辙。其二是，第三十四回所写“刘备荆州脱险”一节。趁刘备来荆州赴宴之机，蔡瑁设计将其除掉。本来“赵云带剑立于玄德之侧”，但不期被支走。危难之际，幸得席间伊籍提醒刘备逃走，遂有后面惊险的“檀溪跃马”逃生一幕。这节叙事也含有“鸿门宴”剑拔弩张及“带剑”等元素。其三是，第四十五回所写“周瑜欲加害刘备”一节。在初战三江口之前，周瑜不怀好意地请刘备过江会面，并埋伏五十刀斧手准备加害刘备。不料“猛见云长按剑立于玄德背后”，只好打消恶念。其气氛与化险为夷也与“鸿门宴”相仿佛。其四是，第六十一回所写“刘备与刘璋聚会”一节。庞统、法正二人设计趁机杀害刘璋，以便唾手可得西川，便安排魏延“舞剑”择机下手。刘璋的手下大将张任见势头不对，也掣剑起舞，继而双方先后有多人参与舞剑。剑拔弩张之际，刘备带头喝退舞剑者，化干戈为玉帛。读到众人舞剑之情景，既令人想到当年的“鸿门宴”，又见出其与当年一人舞剑的不同。其五是，第六十七回所写“东吴庆功”一节。孙权大将吕蒙、甘宁赢得皖城之战胜利，不料在庆功宴上，“凌统想起甘宁杀父之仇”，借口“筵前无乐”，“忽拔左右所佩之剑”舞了起来。甘宁见苗头不对，赶忙两手取出两枝戟挥动起来。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便“舞起刀牌”，将二人分隔开来。幸得孙权及时赶来，制止了这次火并。以上所述小说所写的五场“鸿门宴”均包含了“酒宴”、“舞剑”以及“剑拔弩张”、“化险为夷”等“互文性”元素。除了与《史记》发生跨文体“互文性”，在《三国志演义》文本内部，五次“鸿门宴”式的叙述本身也形成不同情势的“互文性”。 我们知道，“文法”是“文本”赖以生成的基础，是“互文性”的有力且有机的支撑。因此，相似“文法”的运用是“互文性”之“术”赖以形成的标志。阐释“文法”之“互文性”，自然离不开“文本细读”。说起来，在中外阅读史上，“文本细读”自古有之。而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它发端于“语义学”；后经过英美“新批评”学派广泛阐发运用，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优势是通过细致阅读文本，来发掘其中的奥妙和修辞效果，进而引领读者感受其真意和真趣。在国内，受此理论影响，人们既尝试性地对古典诗歌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细读”，也曾关注过诸如金圣叹“细读”《水浒传》等有关品评中国古典小说的经验。而今，依据“互文性”理论，我们既可通过文本之间的比对探寻文本间的关联，又可通过“互文互解”加深对前后文学文本的理解和印象，使得前后文本意蕴分别获得增殖。此种阅读方式足可拯救“文本细读”业已出现的故步自封于文本内部的危机。正如法国学者洛朗·坚尼所言：“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将互文的每一处相关参考进行替换：要么把此类地方只看成是并无特别之处的片段，认为它仅仅是构成文本的一个部分而已；要么去找相关的原文。”⑨可见，借助以往“文本细读”这一法宝，探寻各种文本形态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是把握“互文性”之“术”的基本路数。 总体说，中国古典小说重视文本生发机制，于是形成“拟而有变”、“犯中求避”两种“互文性”文法。古典小说批评对这两种文法常持有不同态度：贬低“互拟”写作，而夸赞美化“互犯”写作。个中原因，期待进一步探讨。 三 古典小说文本“互动”之“效” 任何有意义的比较都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可比性”、“相似性”基础上。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如果两个研究对象南辕北辙，所谓“比较”即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若要“求异”，必先“求似”。“互文性”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既重视“存异”，更注重“求同”。 “互文性”理论把“镜照”和“求似”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从而打破了西方长于“求异”的传统。前些年，基于西方注重“求异”的文化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差异研究”一度雄踞学坛，其突出表现是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以及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延异性”理论一度充斥于文学批评。⑩即使法国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在倡导其“谱系学”时，也特别强调从“熟悉”的过去中看到“陌生”，在被认为“简单”的地方发现“复杂”，在普遍认为“同一”的地方找到“差异”，同样是一种把握“异”的方法。在该理论影响下，前些年中国学界的文学研究也多注重探讨文学文本的“差异”、“特质”、“个性”，乃至极端地把“新人眼目”视为文学创作的无上境界。萨莫瓦约曾提出产生“求同存异”效果的四种方式，即组合(configuranton)、再现(refguration)、歪曲(defiguration)、改头换面(transfiguration)。(11)这启发我们，在中国古典小说文本研究中，既要注重探讨“差异性”、“陌生化”等审美效果，也要特别注意“相似性”、“熟悉化”等审美效果。 按照以往“影响研究”观念，每个作家都会因追求“创新”、“新奇”、“陌生化”，而落入“影响的焦虑”。而按照“互文性”观念，文学发展的历程充满了有机的关联和“互动性”，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与后人对前人的“师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阅读行为是一种“瞻前顾后”的行为，充满了“追味性”、“联想性”。能否赢得读者并不纯粹取决于创新含量的多少，而是靠精益求精、熟能生巧。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新的经典创造离不开大量“互文性”笔法的运用，只要把握好避免审美疲劳这个“度”就有可能实现后来者居上。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因基于某种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而推出大量的相似性模拟单元或语句，乃属司空见惯的“互文性”现象。其中不乏“相似”或“雷同”的“意态结构”批量出现。如，“榜”原指张贴出来的文告或名单，在发布后不仅会起到公告作用，而且令人对“榜上有名”的人物一目了然。明清章回小说多以“榜”式结构收束全文，带有汇总人物的意图。《水浒传》末尾列有梁山泊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的“忠义榜”；《封神演义》末尾列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的名单，是为“封神榜”；《儒林外史》末有“幽榜”，尽管有人认为这种“狗尾续貂”并非原作者笔墨，但恰符合当时小说收尾通例，并非全然系画蛇添足；据脂砚斋评《石头记》推断，该书原来是“百十回”，末回有“情榜”；《镜花缘》也列有一张大榜，标明应试科考的一百个女子。如此看来，“‘榜’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不仅经历了有实无名到名实相符的演化历程，而且经历了从天榜、神榜到幽榜，再到情榜、花榜的发展脉络”。(12)古典小说这一系列之“榜”前后映照、互相发挥，构成得天独厚的“互文性”。可见，带着“求同”或“求似”意识，读者乐于通过阅读联想从似曾相识的小说文本“互文性”中接受文本意义，从而使得前后文本获得在意义增殖上的“双赢”。 在古典小说写作中，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喋喋不休地进行“重复”叙述？其原因之一便是为了营造“熟悉化”审美特效。过去，我们一味地认为，只有“陌生化”才会给人以美感，岂不知“熟悉化”同样会给人以美感。试看《三国志演义》中那些被毛纶、毛宗岗评定为“相似”、“相映”、“相类”、“亦如”以及“仿佛相似”、“一般意思”、“前后一辙”的段落和文字，我们大致能够体会到其“重复”笔墨的“熟悉化”效果。此外，根据小说评点家的品评，中国古典小说曾形成一种特殊叙事法，叫“板定章法”，也可纳入“重复”理论审视。按照张世君的理解，这种叙事章法其实是“明清小说中一些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和描写技巧”。(13)如张竹坡评《金瓶梅》曾指出：“《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百遍皆然，一丝不易，是其章法老处。他如西门至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后数十回大章法。”诸如“潘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西门至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如此“重复”出现过多次。虽然张竹坡谓之“百遍皆然，一丝不易”，不免言过其实，但是作者每当写到这类事，总是不由自主地运用如此大体统一的笔法，其叙事元素是“重复”性的。对这种“板定章法”，读者并没有望而生厌，其行文自然有可取之处。继承这种慧眼别具的批评观念，脂砚斋在评《红楼梦》中又指出了其中诸多的“板定大章法”。如评小说第四回所使用的节外生枝式的“横云断岭法”叙述时，便径直谓之“板定大章法”；针对第十七回所使用的“然亦无可如何了”一句话，庚辰本有双行夹批曰：“每于此等文后使用此语作结，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书大旨。”由这些评点可见，在《红楼梦》文本中，这类颠来倒去而屡屡“重复”的行文已成习惯。对此，评点者非但没有感到烦腻，反倒视为一种行文特色予以称赏。 另外，反向“互文性”容易生发“反讽”效果，尤其是许多小说能够在借助“戏仿”(parody)方法打破历史的不可逆和不可重复性的同时，还通过系列“反弹琵琶”式的“互文性”写作，“戏拟”出别样的人生，从而给人以幽默诙谐、啼笑皆非之感。 总之，有了中西合璧的“互文性”理论保驾护航，我们在古典小说研究过程中，除了“求异”或探讨“陌生化”审美效果，还要注重通过发掘“互文性”元素，去领会文本作者的写作策略及其经验，并对“相似性”、“雷同化”、“熟悉化”、“反讽性”等创意特效另眼相看。 ①参见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6页。 ②纪德君：《“按鉴”与历史演义小说文体之生成》，《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③[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④[荷]佛克马等编：《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8-112页。 ⑤[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57页。 ⑥[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⑦[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 ⑧周建渝：《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5页。该书只举了“青梅煮酒”、“周瑜把盏”、“魏延舞剑”三场“鸿门宴”。 ⑨[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⑩西方哲学通常被视为“差异哲学”，尼采、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都认为，世界完全诞生于差异之中，尤其是被誉为“差异哲学家”的法国德勒兹从尼采式的“永恒回归”观念获取灵感，在其哲学名著《差异与重复》(1968)中把宇宙视为充满“差异”的多元性存在，并立足于“差异性”审视世界万象；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斯坦利·霍尔在《表征》一书中也特别强调“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是“意义”赖以存在的前提。 (11)[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133页。 (12)孙逊、宋莉华：《“榜”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13)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2页。标签：互文性论文; 中国古典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三国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金瓶梅论文; 红楼梦论文; 史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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