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国民核算体系_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

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国民核算体系_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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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思维

一、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主题

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针对传统发展战略对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忽视而提出的新发展观。尤其在进入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被国际社会广为认同,并作为一个基本准则运用到各种经济计划、发展规划以及区域治理、全球性合作领域之中。党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亦强调指出“在现在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表明我国十分重视且已经着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发展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然而,对于发展的内涵及目标,实现发展的途径与手段等核心内容,人们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随着社会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概括言之,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由其决定,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包括农业社会以前,下同)的自然发展观,工业化社会早期的传统发展观及当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

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全球经济确实得到了显著的增长,尤其在战后的二十年左右期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为5.4%,达到了增长的高峰。但与此同时,一味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也使人类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大气和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贫富分化、社会动乱……等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成为困扰人们的“世界性难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更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的长远生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面对如此形势,许多有识之士从发展的多元含义,即发展不应该仅仅是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满足出发,把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人类应该选择实施根本着眼点在于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和福利,谋求经济、社会、科技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战略。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将这种发展观概括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进一步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并提出了若干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方案。自此,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宣传、研究和实施的热潮日渐高涨,成为时代的主题。

二、国民大核算:发展的必需

国民大核算是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简称,是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而构建于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四大核算体系基础之上,融四大核算体系为一体,更高层次的综合核算体系。该体系的提出和研究仅仅才十几年的时间,但已经引起了国际统计界和各国政府的广泛瞩目。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需,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协调。该战略在要求社会的发展要满足人们包括经济增长在内以及安全、健康、对美好环境的追求等多方面需求的同时,也要求国际间和地区间发展的公平,即一地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各代人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质量拥有相同的享用权和生存权。显而易见,这种发展观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要求必然接受和肩负实施这一战略职责的各国政府必须从传统“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和旧的单纯就经济而论经济不及其余的决策模式解脱出来,转向应用新的思维决策方法,即从社会、经济、科技与环境协调一体化的角度全面权衡每一社会行为的系统效应,进而决定政府的态度和选择具体管理措施。与政府决策思维方式、管理观念的巨大转变相适应,作为政策分析工具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式也必须随之进行变革。我们知道,各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本世纪四十年代适应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在凯恩斯的主持下在最初的国民收入核算基础上建立和逐渐完善起来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下的产物,很多学者对其仅仅反映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结果而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福利的局限进行了批评,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托宾和W·诺德豪斯于1972年在《增长过时了吗?》一文中提出用经济福利尺度,P.A.萨缪尔在其《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用纯经济福利来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修正,但应该承认,五十年来国民经济核算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各国政策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化立下了汗马功勋,正如托宾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国民收入核算和近40年来其他方面统计的革新和改进,当前的经验宏观经济学便是不可想象的”、萨缪尔森也提到,“……没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宏观经济学可能还在杂乱无章的数据之海中漂泊。”然而当这一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面临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置于其为之服务的地位时,国民经济核算马上显示出其仅仅反映经济信息的欠缺和不足。

那么,是不是加上了反映科技、环境以及社会人口等方面情况的科技核算、环境核算及社会核算体系形成或者将四大核算并列成为所谓“四位一体”模式或以经济核算为主、其他核算为辅组成的所谓“一个中心,三个卫星”模式便能满足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决策目标被多个决策系统共同决定时,往往出现各个系统的决策结论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使决策部门顾此失彼、难以取舍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便是在各决策系统之上另建一高层次的涵盖各系统的总系统,以总系统的结论作为决策依据。运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核算模式,我们完全有必要也应该在上述四大核算体系上构建一个更高层次的国民大核算体系,作为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管理宏观经济的决策依据。可以想见,这一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仅会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也将给经济学丰富多彩的庞大体系增加新的内容。

三、良好的开端,喜人的前景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民大核算体系都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付之研讨的课题,世界各国都在加紧深入研究,其中部分内容已付诸实践。作为正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尽快开展并加强对上述课题的研究,这对于我国实现21世纪的伟大战略目标及搞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从实际来看,我国也具有较好的基础:一方面,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就有很多专家学者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框架结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颇具意义的探讨,一些地区也已把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区域规划、制定政策和实施科学管理的理论依据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另一方面,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国便有学者开始思考构建国民大核算的问题,例如厦门大学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根据大系统的观点,提出了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研究计划,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现这一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同时,几十年来我国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而且在社会核算、科技核算和环境核算领域也有长足的发展,其中,尤需提出的是,自从1992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实施《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以来,我国在改革传统核算制度,建立新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这些都为构建国民大核算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了良好的开端。下面笔者拟对与研究有关的两个问题做进一步说明。

1.二者的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与国民大核算之间,可持续发展是最终目标和理论基础,国民大核算是实施手段和政策依据,二者是目的与手段、基础与根据的关系。从现实来看,大多数国家已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国民大核算正在构建之中,但从研究角度看,二者则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同时研究。

2.研究的方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国民大核算体系产生时日较短,目前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但从二者包含的内容来看,两个课题都是涉及诸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多门科学在内的跨学科边缘课题,困难之大可以想见。因此,我们必须在集中现有理论和方法的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吸纳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突破,这样才能在这片研究领域有所发现,取得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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