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中论文,诗学论文,传统论文,钱谦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明代吴中诗学与北郡的关系
吴中文化特别是吴中诗歌，有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明代长洲的唐顺之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①清代山东的孔尚任说：“北人诗隽而永，其失在夸；南人诗婉而风，其失在靡。”②柔婉轻靡，是吴地诗风的地域特征。在频繁的文化交往中，保持地域性传统还是突破地域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冲突，特别是在明代北方复古格调诗学主导坫坛的时势中，吴中诗人的这种心理冲突就显得更为强烈。
明代吴中诗学的第一人是高启。他天才高逸，博采众长，尚未能独具面目。同时代的杨基、张羽、徐贲，再加上以《白燕诗》著名的袁凯，构成明初诗坛吴中独盛的局面。在“文必归之翰林”③的成化、弘治时期，吴中也有不少人如吴宽、王鳌等进入翰林，成为台阁文臣，但是台阁文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只是裹杂入台阁诗风中却不能自主。台阁诗风的雍容板滞与吴人讲究才气意趣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台阁诗风主宰诗坛时，身为台阁文臣的吴人也具有压抑感、紧张感，吴宽对这种紧张感表白得最为深刻。他的《中园四兴诗集序》就真切地道出台阁文臣内心的矛盾：创作诗文应该是触物兴感，情动言形；但是台阁文臣写的不过是“庆贺哀挽”之类虚滥言辞，毫无真情实感，而成天应付这些，结果内心中真正“所欲言者，反为所妨”，没有时间写。吴宽实际上是敏锐地揭示台阁制度、台阁生活与诗文创作存在本质性的冲突。但是，吴宽和王鏊等并没有对抗这种台阁制度和文学，而是在成化、弘治年间台阁文学盛行时，奖掖了吴地沈周、蔡羽、史鉴、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等一批后进走入诗坛，使吴中诗风一脉相续，保持自己固有特色。
吴中诗风的特色是什么呢？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一、吴中文化清绮秀异的风格在诗歌上表现为偏尚隽永清秀之美。比如文征明在蔡羽、顾璘、沈云鸿等吴人的《墓志铭》里均用“隽永”一词概括他们诗风的特征。二、吴中诗歌博采众妙，兼法唐宋，以适情达意为旨归。顾璘在《与后渠书》中与崔铣论诗说：“璘惟信手拈出，取适情达意而已。”这是吴中才子诗人的共同意趣。如唐寅作诗“初喜秾丽，既又仿白氏，务达情性”（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博采众妙，以朱存理为典型，“群经诸史，下逮稗官小说、山经地志，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窥，而悉资以为诗，其诗精工雅洁，务出新意，得意处追迹古人。”④兼法唐宋，从吴中诗坛领袖沈周开始，就是吴人共同的诗学取向。沈周壮年之作，纯是唐格，但“卒老于宋，悉索旧编毁去，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祝允明《刻沈石田诗序》）。
但是，吴中诗学自身的脉运，在弘治、正德时期却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格调诗学，当然，王九思、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⑤，其直接矛盾是针对台阁文学的，并不是吴中文学；但是，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复古诗学为时望所归，主导坫坛，“天下语诗文必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北方诗学成为诗坛的强势话语，占据主流，必然要浸染、渗透甚至转移吴中诗学的走势。换一个角度说，在世人纷纷接受复古格调诗学并纵言“诗道始有定向”（康海《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时，吴中诗人是固守传统，还是改弦易辙？这是他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因为吴中诗学与李、何的复古格调诗学，在基本观念上是大相径庭的。吴中诗人惟适情达意，而李、何诗学重在格调；在格调与性情之间，两者各有偏向。吴中诗人兼法唐宋，而李、何复古诗学取法汉魏盛唐，不读宋以后书。
当时足迹走出吴地的一些吴中诗人，都不免要受到北方诗学的影响而偏离吴中诗学的基本精神。站在吴地的立场来说，是“偏离”；若从更为宏通的视野来看，可以说是，吴中诗人带着自己的诗学传统积淀，从自己的理论视野出发去吸纳、接受北方复古格调诗学，也为复古格调诗学增添新的精神内涵。这在顾璘和徐祯卿诗学中表现得很明显。顾璘，江苏吴县人，后侨寓上元，主要活动在南京。他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北方诗人交游甚密，顾璘对李、何也致高誉（参其《与陈鹤论诗》），但是顾璘并没有完全放弃吴中诗学传统。在嘉靖中复古格调诗学暂时落潮时，顾璘在《题批点唐诗正音前》云：
吾苏之诗，代袭人传，大小殊科，莫不以唐风为准，余每以为是也，或谓予习焉私之，余弗之信。
顾璘所谓“唐风”，包罗初盛中晚，特别是白居易、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和大历诗人都是苏州诗人的取法对象，取径较宽，与李、何的初唐、盛唐是不一样的。顾璘在李梦阳、何景明去世后，特特将早年批点的那部不选李白、杜甫诗而多选中晚唐的《唐音》公布于世，给予中晚唐诗名家以褒评，显然是不无深意的：他是在传播吴中诗学思想，而不是复古诗学。徐祯卿，江苏吴县人，早年与唐寅、祝允明、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二十多岁后稍厌吴声，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相善，共同驰骋于汉魏盛唐名家间，列名“前七子”，成为复古派的重要成员，而且兼擅创作与理论。但是，徐祯卿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彻底摆脱吴地特点。王世贞《明诗评》评其诗云“韵本清华，调复古秀”。古秀清华，正是吴中诗风的特点。徐祯卿论诗，重情重兴，而不拘拘于法。其《谈艺录》云：“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这正是吴中诗学传统。他提出“因情立格”的命题。所谓“因情立格”，情是第一位的。不同的情感，表现的情状声气不同，“辞当因其势”，随规逐矩，称情立体，而不是先定格调，以格约情。这些都为复古诗学增入新鲜的内容，纠正了“格调”说的偏颇。
就在顾璘、徐祯卿等吴人逸出吴中传统而外骛于北方诗学时，吴中诗人多数还是在固守自己的阵地，不为格调诗学所侵夺，如唐寅、祝允明、文征明等人，诗风还保持吴风本色。祝允明《梦唐寅、徐祯卿》说自己是“伊余守初质，温故以知新”，论唐寅“江河鲲不徙”，而论徐祯卿则是“遑遑访魏汉，北学中离群”，语气中带有深深的遗憾和惋惜。正是吴中一些诗人的“北学中离群”，诗学趋向出现分化，而导致了吴人和北方中原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基本性质，是北方中原诗学向吴中渗透和吴中诗学固守传统之间的冲突。王世贞曾提及吴人与中原在诗学上的冲突。他在《与吴明卿书》里说：“李献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吴子辈谓献吉忌昌穀。此非也。”⑥王世贞《黄淳父集序》说：“今吴下之士与中原交相诋。”吴人与中原“交相诋”，已不是一般性的矛盾了。王世贞还记述：“吴下诸生，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大骂献吉，云：‘献吉何能为？太史公、少陵氏为渠剽掠尽，一盗侠耳！’”⑦当时有一位吴人叫方子服，“于乡国辞人及当代阐奇发藻之士，举莫当意”，唯独于关西李梦阳的诗文，“咨嗟击节，命为绝唱”，同样是吴人的王穉登，对此甚为忧虑，就写了《与方子服论诗书》，与他讨论诗学问题，列述李梦阳功崇而业浅、调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疏、体正而律庸等缺点，重点在比较吴地与北郡诗风的差异。他说：
盖李君之才，产于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庄重质直，其诗发扬蹈厉。吾吴土风清嘉，民生韶俊，其诗亦冲和蕴藉：政自不能一律齐也。
王穉登的这段话，语气显得较为急切。他是站在吴人的立场来比较北郡和吴风、李梦阳和徐祯卿的差异，认为两者“不能一律齐也”，轩此轾彼的态度非常鲜明，用意就在阻止和打消方子服“邯郸学步”的念头。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吴中与北郡诗学的紧张。
吴中诗学与中原诗学之间的冲突，是两种诗学观念的对立，而吴中大多数诗人之所以不放弃自己的诗学观念倒向北郡，与他们“好褒扬其前辈”，固守传统文脉的意识是有关系的。正因为能够固守自己的文脉传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使得他们在李、何复古格调诗学喧盛至极时能够敏锐地洞悉李、何诗学的根本缺陷。与李梦阳、何景明基本同时的上海人陆深，在《玉堂漫笔》中坚持“诗贵性情，要从胸次中流出”的主张，批评近时李献吉、何仲默的近体诗“似落入格套，虽谓之‘拟作’，亦可也”。吴中诗学理论，也不拘泥于复古派所谓“诗必汉魏盛唐”，兴趣所在，恰恰是中唐而下。吴中诗人，在普世尊唐的风气中，摈弃界唐画宋的拘束，对中唐以下乃至宋元诗兼收并蓄。沈周的弟子、吴县人都穆，虽然与李梦阳有过零星的交往唱和⑧，但是却能不入李、何阵营，而是“于诗别具一识，雅意于宋”（文征明《南濠居士诗话序》）。都穆对于祧宋宗唐是反感的。他在《南濠诗话》中辩驳过“诗盛于唐，坏于宋”之不当，列举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陆游，都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而且他们的诗歌代表着宋诗的特征。都穆能够给予他们“真无愧色”的称誉，是难能可贵的。吴中另一位诗论家俞弁，与都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俞弁小李梦阳15岁，小何景明5岁。他也不受李、何诸人所牢笼，《逸老堂诗话》、《山樵暇语》等著作就多收录和评论中唐而下宋元人诗歌。这正是吴中诗学的特征，是吴中诗学自身一脉相承的传统。对于都穆、俞弁的诗学，只有放入吴中诗学传统脉络中去，才能够作出恰当的解释，只有联系当时整个诗坛状态，才能认识其意义。尽管在弘治、正德时期李、何复古格调诗论弥天漫地时，吴中诗学的声音很微弱，不能够振臂高呼，群起响应；但是他们能够抵制主流诗学的侵蚀，而力求延续自身的运脉。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一股异调的存在，弘、正诗坛才不会一片黄苇白茅。
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重倡复古格调诗学。王世贞是吴人，在李攀龙死后，主盟诗坛数十年。但是，王世贞不是抛弃吴中诗学传统去投靠中原格调诗学阵营，而是带着吴中诗学基因融会入中原格调诗学，相济为用，两弃所短，兼备其长。
王世贞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都表示高度的崇敬，称赞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天地再辟，日月为朗，讵不美哉！”肯定李攀龙在嘉靖后期重擎复古大纛，“中兴之功，则济南为大矣！”（《艺苑卮言》，下引文出此者，不赘注）但是，他也意识到复古派的后学“正变云扰，剽拟雷同”，“不免邯郸之步，无复合浦之还”，结果是“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王世贞对于复古派的流弊，有着较为自觉的认识。另一方面，王世贞从没有脱离吴中诗歌的传统。他常常炫耀“吴中一时之秀，海内寡俦”，尊吴中名士沈周、徐祯卿、祝允明为“国朝三绝”。他对吴地、中原诗风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看到各自的缺点。王世贞虽然十分尊敬李攀龙，但也批评李攀龙七律“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拟古乐府“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对于吴地诗风，他常用“江左靡靡”、“清淑而柔”、“雅好靡丽争傅色”来概括。他在《亟野诗集序》中比较不同地域的不同风格：“燕、赵之音，相率为悲歌慷慨，秦音则皦劲扬厉，吴音则柔靡清嘉。”而李梦阳、何景明和李攀龙“能以其北之完气而修词”，徐祯卿则“稍裁其南之藻辞而立骨”（《郢垩集序》）。王世贞提出“剂”的思想，即吴之词藻与北之气骨、吴之轻俊细腻与中原之粗豪精深相剂为用，达到“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格不必步趋古而能无下”⑨的文质彬彬境地。他批评吴下之士与中原的“相诋”，而称赞吴人徐祯卿和黄姬水（字淳父）能调和吴地和中原，“相剂”为用。南北之“剂”，是王世贞提出的学诗途径，通过相互吸收，扬长避短，可以将北方的“精丽宏博”和东南的“趣澹辞雅”融合为一。王世贞格调诗学的著名命题“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及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将才和思置于格调之上，就带有吴中诗学重才情意趣的特征。而他所谓的“抑才以就格”（《沈嘉则诗选序》），“才骋则御之以格，格定则通之以变”（《答胡元瑞》）云云，显然又是以中原的格调羁勒吴中的才情。吴人重才情，中原讲格调。王世贞则主张才情与格调的相剂，以格御才，实际上是调谐吴人与中原的诗学冲突。
吴中诗学自身虽然没有掀起推翻复古格调诗学的浪潮，但是它为明代万历时期的诗学变革积蓄了内力，为公安派的诗学新变，提供了思想资源。袁宏道万历二十三年(1595)起曾做过两年吴县知县，吴歈吴风曾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他赞叹“苏郡文物，甲于一时”，称赏吴地高启、沈周以及唐寅、文征明等才子“人各为诗”，但批评吴人步趋北方复古风气，迷失固我，“而剽窃成风，万口一呐，诗道寝弱”。在吴时，袁宏道与长洲知县江盈科交往频繁，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学，在理论上也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取向。特别是袁宏道早期的创作和理论，都得到江盈科热情的呼应和激扬。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回忆云：“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江盈科与袁宏道声气相通相应。他们提倡性灵诗学，而均发源于吴中。吴中文化的清绮俊逸，尚才情，尚意趣，构成了性灵诗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 钱谦益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建构
在上面梳理明代吴中诗学与北郡的错综关系时，为了避免钱谦益的明诗史观的干扰，搁置了钱谦益对此问题的认识，而只就置身于那错综关系之中的当事人的理论态度而加以梳理。这里着重阐述钱谦益对于吴中诗史的叙述和对于吴中诗学传统的建构。
钱谦益在诗学史上的一个突出成绩，是编撰了一部大型的明诗选集《列朝诗集》，选录了有明一代约两千个诗人的诗作，并撰写小传，对于传主的诗学渊源、创作得失给予评论，实际上勾勒了一部简要的明代诗史。但是，这部《列朝诗集》，实际上可以视为钱谦益采用选本方式对于明代各派诗歌的评论。钱谦益贬斥复古派和竟陵派，而高抬李东阳，诗学史研究对此已有过阐述，不再赘述。笔者想强调的是，钱谦益的这部《列朝诗集》是在明诗史的大背景中有意识地突出吴中诗学传统，对吴中诗学传统的追溯、忧思和提倡，是钱谦益诗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列朝诗集》的一个重要意旨。我们通过与朱彝尊《明诗综》相对照，先从选诗的数量上来看钱谦益的诗学态度。选本批评中，计量往往很能说明问题：
表一：《列朝诗集》选前后七子诗数量排序表
前后 谢
徐
何 王 李 边 吴 王 李 梁 王 康 宗 徐
七子
祯
景 世 梦 国 廷 攀 有 九 中
榛
卿
明 贞 阳 贡 伦 相 龙 誉 思 海 臣 行
选诗数
154 133 102 70 55 38 33 30 28 26 20 10
8
4
表二：《列朝诗集》选吴地重要诗人诗数量表（与《明诗综》对照）
吴地 王沈
皇
吴
祝
蔡
程
唐
顾 文 唐 桑 皇 娄
诗人 穉 甫允嘉
时
征 甫
登周
汸
宽
明
羽
燧
升
璘 明 寅 悦 涍 坚
列朝诗集 203 168 166 159 139 121 115 107 104 84 75 75 56 41
明诗综1221 290630020 15
9
6 35
5
上面表一是钱谦益《列朝诗集》选录明复古派前后七子14人诗的数量统计，表二是钱谦益经常提及的吴地14位代表性诗人在《列朝诗集》中入选诗歌的数量统计，并与朱彝尊的《明诗综》作参照。通过比照可见：
一、前后七子中，吴地诗人徐祯卿和王世贞诗歌入选数量，明显高于李梦阳（秦）、李攀龙（齐）等人，而居于前列。
二、吴地诗人诗歌入选数量要远远高于前后七子诸人。徐祯卿在前后七子14人中，入选数量位居第二，若放回到吴地诗人中去，则应位居第六；王世贞在前后七子中，入选数量位居第四，若放回到吴地诗人中去，则应位居第十三位。这种数量上的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是钱谦益贬斥复古诗派，故而入选数量偏少；二是钱谦益推崇和激扬吴中诗人，故而入选量大大增加。后一个因素可以从表二《列朝诗集》和《明诗综》对吴中诗人诗入选数量的对比中清晰看出。
据曾燠《静志居诗话序》说，朱彝尊编此书“所以正钱牧斋之谬也”。这种用意，在《明诗综》和《静志居诗话》中时常直接宣露出来。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入选王穉登诗达203首，朱彝尊批评说“钱氏甄录太繁。手删其什九，而风骨始刻露。”⑩钱谦益一生心服程嘉燧，选诗115首，朱彝尊则讥斥程嘉燧“格调卑卑，才庸气弱”，又揭明“蒙叟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11)，《明诗综》中完全不选程嘉燧诗。显然，朱彝尊敏锐地意识到钱谦益这种“吾吴”诗学立场的偏向，而有意识地要纠正钱谦益的偏失和私心。
接下来，我们立足《列朝诗集小传》并联系钱谦益的其他表述，考察他是如何构建吴中诗学传统的。
在明末清初世人纷纷批评明人好立门庭的饾饤风气时，钱谦益则偏偏注意辨析诗坛宗派流别。如《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刘司业崧”条记述：
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闽中之派，旁出而宗膳部，规摹唐音，其流也肤弱而无理。
辨析宗派，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重要内容，如对于比较景仰的李东阳，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中就并举石珤、罗玘、邵宝、顾清、鲁铎、何孟春六人，谓其“皆长沙之门人也”。而对于吴中诗学流派传统的梳理，更是钱谦益自觉的学术追求。在《范长倩石公集序》中，钱谦益论吴中诗学云：
昔在休明之世，吾吴徐武公、吴文定、王文恪诸公，以馆阁钜公，操文章之柄。一时名贤辈出，若刘昌谟、杨君谦、刘廷美之流，浮沉郎署，回翔藩臬，宏览博物，含英吐咀，残编啮简，映照湘素。降及正、嘉，文征仲以耆年长德，主盟词苑。王禄之、陆子傅诸公，掞华落藻，前辉后光。国家当重熙累洽，人文化成，士大夫含章挺生，与天之卿云，地之器车，荣光休气，参两叶应。岂偶然哉！
钱谦益用一种景仰崇敬的心情追述明代前期吴中诗学之盛。他强调“吴中诗文一派，前辈师承，确有指授”(12)。《列朝诗集小传》对于明代吴中诗史的描绘，大致上是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明初，钱谦益引吴人张习的话，以四人比唐之“四杰”(13)。的确开国之风，吴中独盛。但是高启诸人，祧宋祖唐，而没有自己的真面目。
第二个时期是成化和弘治时期，这是形成吴中诗学传统的诗歌兴旺期。《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蔡羽条云：
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弘之间，吴文定、王文恪遂持海内文炳，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14)
吴宽、王鏊、沈周、杨循吉、祝允明、文征明等人，都是缔造吴中诗学的元老。对于吴中前辈，钱谦益高度肯定他们的诗学特色，推崇他们的诗坛地位。《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论吴宽诗“深厚浓郁，自成一家”；论王鏊诗“不专法唐，于北宋似梅圣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疏放，于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俨然视二人为吴中诗学的先驱。他又说：“弘、正之间，吴中高士，首推启南。”(15)沈周，字启南，是吴中众人仰慕的一位诗坛元老，培养了诸多吴中才子，对于吴中诗歌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钱谦益对沈周的景仰非同一般，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传主列目一般是姓后附官职再加上名，如“李少师东阳”。只有三位是特殊的，一位是“石田先生沈周”，一位是“震川先生归有光”、一位是“松圆诗老程嘉燧”，从称呼上就足以见得钱谦益对吴地诗尊的崇敬之情。钱谦益曾经和程嘉燧一起评定沈周诗，并编辑沈周《事略》附于集后，在《石田诗钞序》中，钱谦益论沈周诗：
石田之诗，才情风发，天真熳烂，抒写性情，牢笼物态，少壮模仿唐人，闲拟长吉，分刌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苍老，文章之老境尽。而作者之能事毕。
钱谦益论沈周晚年出入唐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之间，这也正是钱谦益自己的诗学趋向，而“踔厉顿挫”，自成一家，同样也是钱谦益的诗学志向，是他对于吴中后学的期望。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吴中诗人杨循吉。《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论杨循古诗，“傲兀自放”“不屑规摹三唐”，并引述杨循吉《序国初朱应辰诗》中主张“直吐胸怀、实叙景象”，反对“拘拘拾古人涕唾者”的观点，来对“近代崇奉俗学，以剽贼模拟为能事”痛下针砭。
第三个时期是正德、嘉靖以降至万历年间，即在复古诗风侵蚀中，吴中诗风或“改辕而北”或“信心守古”的动荡期。自正德、嘉靖以降，北郡复古格调诗学对于诗坛发生普遍性影响，冲决了当时吴、越、江西等地方诗派的樊篱，促使地方诗派内部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正德、嘉靖以降吴中诗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蔡羽、文征明、唐寅等人，能够信心守古，持存吴中诗学传统，抵制北郡复古诗学的侵蚀。另一类是黄省曾、徐祯卿、顾璘、冯时可等受到北郡复古诗学的诱惑，改辕而北，落入歧途。钱谦益论吴中诗人蔡羽时说：
吴中诗文一派，前辈师承，确有指授。正、嘉之间，倾向北学者，袁永之、黄勉之也。王履吉初学于九逵，其后游边（贡）、顾（璘）之间，骎骎改辕而北。其信心守古，确不可拔者，九逵一人而已。(16)
这段话里，被钱谦益列入“改辕而北”的吴人，主要有袁裹（字永之）、黄省曾（字勉之）和王宠（字履吉）。钱谦益曾转述文征明的话：“吴中先辈，学问皆有原本，惟黄勉之为别派。”(17)他自己也对黄省曾、黄鲁曾兄弟之心折北学表示贬抑：
余观国初以来，中吴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兄弟（黄省曾、黄鲁曾），心折于北地，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18)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黄举人省曾”条就直接叙述“勉之倾向北学”，“识者哂之”。识者哂之，也正是钱谦益对这类“北学”之吴人的态度。
被钱谦益列入吴人“北学”一类的，还有徐祯卿、顾璘和朱应登。《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朱九江曰藩”条云：
当李、何崛起之日，南方文士与相应和者，昌穀（徐祯卿字）、华玉（顾璘字）、升之（朱应登字）三人。
三人之中，以徐祯卿影响最大，不仅明列“前七子”，且与李何并立而三。但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却谓徐祯卿年轻时与唐寅、祝允明、文璧齐名，号“吴中四才子”，持论喜唐刘禹锡、白居易；“登第以后，与李梦阳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士颇有‘邯郸学步’之诮”。显然，对于徐祯卿，钱谦益力扬其少作，而对于他登第后的“北学”，虽然也认识到徐祯卿“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奡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然总体上是深有遗憾的。
另一位“北学”之吴中重要诗人是王世贞，但是，钱谦益在阐述王世贞诗学时提出“晚年定论”说，并自诩“未有能推明之者也”(19)。其实，“晚年定论”说，是一种学术史策略，是通过阐明甚至虚构对立派的晚年自悔来确证自己的学说，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就是这种手段，钱谦益也如法炮制一次。当然，王世贞一生的诗学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基本立场是南北相“剂”，晚年的王世贞鉴于格调诗学的粗豪嚣肆，而更倾心于吴诗的婉约清丽，而钱谦益将之上升为“晚年定论”，也是出于对吴中诗歌传统的偏爱。
面对北郡复古诗学的侵蚀而能保持自身传统不变即“信心守古”的吴中诗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有意给予彰显和褒评。他选王穉登诗歌达203首，就是因为在复古诗风泛滥时王穉登能够中流砥柱，维护吴中传统。他称赞蔡羽“信心守古，确不可拔”；他论唐寅诗“少喜浓丽，学初唐，长好刘、白，多凄怨之词，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这正是吴中才子诗歌任情适意的特征，不为格调气骨所拘束。他赞赏吴中皇甫汸、皇甫濂兄弟“当弘正之后，畅迪功之流风，矫北地之结习，二甫之于吾吴，可谓杰然者矣”(20)，等等。他试图在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复古诗学之外描述吴中诗学自身一脉相承的传统，将他所谓“吴中诗文一派，前辈师承，确有指授”的观点落入实处。
第四个时期是晚明吴中诗学的进一步分化。钱谦益笔下的晚明吴中诗学，是明中期分化的继续，实为两派，一派是云间陈子龙为代表的复古诗学，完全放弃吴中传统而倒向李、何的格调复古；另一派是以“嘉定四先生”为代表，重振吴中诗学传统。钱谦益对于这两派的褒贬态度是非常鲜明的。陈子龙压根儿就没能够进入《列朝诗集》。而且，钱谦益在《小传》里还不忘对陈子龙的嘲讽。如丁集中“刘佥事凤”条在讥斥受到复古诗学影响而“饾饤堆积，晦昧诘屈”的刘凤（字子威）和“蹖驳补缀”的冯时可（字元成）这两位吴地诗人为“剽贼之最下者”时，又连带批评了陈子龙：
云间选明诗者，以元成配子威。夷考其生平，则又子威之重儓也。
这是直接批评陈子龙《明诗选》，把陈子龙与冯、刘一丘之貉，一并归入“剽贼之最下者”。又丁集中“唐瞽者汝询”条云：
仲言（汝询字）之兄汝谔，笃嗜王、李之学，仲言童而习之，故其于诗，未能超诣，盖亦云间流派如此。
这里不仅标出“云间流派”，而且指出云间流派与王、李复古格调诗学之间的联系。邓汉仪曾记载关于钱谦益的一则诗事：
记丙申冬，（虞山）谓予曰：“昨东游，友人赠诗盈数尺，总无一字。”予问故。虞山曰：“只是中间无一意思尔。因知近日学大樽（陈子龙号）者均坐此病。”(21)
从这里可以看出，钱谦益之所以贬抑云间陈子龙，是为了矫正作诗而“无一意思”的诗坛弊病。与对陈子龙的贬斥相对应，钱谦益对“嘉定四先生”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论程嘉燧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唐时升才情飙发，“诗皆放笔而成，语不加点”；李流芳于诗“信笔书写，天真烂然”。这正是吴中诗歌任情适意的创作传统。
吴中诗学，向以靡丽轻绮著称，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弱点。王世贞主张南北相“剂”，就是要以北方的刚贞豪迈调剂吴中之靡弱轻浮。上面提到的那位遭到钱谦益贬斥的吴人冯时可，在《书徐太室〈二罗集〉序后》曾弥缝南北之争而认为：“吴诗之清浅而靡弱也，不以二李‘剂’之而何以诗哉？”这是明代那些“北学”的吴人的共同观念。钱谦益对于吴诗的靡丽浮华也是不满的。《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征明”条说：“厥后吴门之诗，抽黄对白，日趋卑靡，皆名为文氏诗。”又论文氏二子文彭、文嘉曰：“以其诗言之，则肤浅沓拖，了无佳句，祖父风流，于焉敻绝矣。”丁集中“岳山人岱”条指出“吴士争以浮华相尚”。对于吴才子诗的轻靡浮薄，钱谦益也不认可，但是，他反对王世贞、冯时可等吴人主张以北郡诗学的格调高古、气骨舒张来“剂”才子诗之弊的道路，而是强调走吴中诗老沈周晚年出入唐、宋，在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之间，踔厉顿挫，自成一家的道路。
三 钱谦益的“吴中”身份意识及其诗学渊源
其实，清人已经觑破钱谦益论诗的“吴中”身份意识。王士禛是受到钱谦益赏识的诗人，但是曾批评选家通病“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22)，就是针对钱谦益《列朝诗集》而发的。朱彝尊《跋名迹录》亦谓钱谦益此选“多主门户之见”(23)。曾燠亦言：“牧斋《列朝诗集》，挟门户之见，而肆其雌黄，南北分歧，是非倒置。”(24)四库馆臣亦谓《列朝诗集》“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25)。钱谦益叙述明代诗史时夹杂着那么深重的门户之见，就是与这种浓厚的“吾吴”身份意识有关。
这种对“吾吴”诗学传统的追溯、忧思和提倡，是钱谦益诗学活动的重要内容。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中也鲜明地表现出他的“吾吴”身份意识，《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处士存理”条云：
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余尝欲取吴士自俞石涧、王光庵以后，网罗遗佚，都为一编，而吴岫诸人，亦附着焉，庶几前辈风流，不泯没于后世，且使吴人尚知有读书种子在也。录诗至存理，俯仰感叹，而附志之如此。
保存吴人读书种子，就是延续吴中传统的意思，钱谦益自觉地担当起这个使命。他对前后七子和竟陵诗学的激烈抨击都和这种“吾吴”身份意识有关。改变吾吴诗学“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的命运，恢复，发扬和改造吴中诗学传统，是钱谦益《列朝诗集》的一个重要意旨。
钱谦益每谈及吴中，都很自然地置自身于其间，不仅身上承载着吴中传统，也自觉地维护和延续吴中传统(26)。钱谦益对“吾吴”诗歌的历史和现状有过多次明晰的表述，在《朱云子小集引》中说：
吴中之才子，无如徐昌国、唐伯虎。昌国少与伯虎齐名，规摹六朝、初唐，婉弱绮靡，故其诗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句。已而举进士，遇李献吉于长安，悔其少作，变为《迪功集》。伯虎不得志于名场，颓然自放，信口纵笔，不复隐括，讽谕嘲戏，时有香山之风，人谓伯虎如李龟年流落江潭，红豆一曲，使人凄然掩泣。昌国如明妃远嫁呼韩，作穹庐中阏氏，不免风流顿尽。此虽戏语，亦可思也。
今之才人，无如云子，其才情繁富，缠绵络绎，良可为昌国、伯虎之流亚。近所为长歌古诗，才力横骛，凌偪退之，老夫不得不退避三舍矣。史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晋人言吴音妖而浮，故曰其人巧而少信。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此其征也。云子年富力强，以吴之文自立，一洗轻心少信之耻，余日望之。夫吴中之文，昌国之早就，固不如伯虎之晚而未就，要皆君子之所惜也。叙云子之集，聊复及之，以为吾吴人告焉。(27)
对于唐寅的颓然自放和徐祯卿的北学，钱谦益都是有遗憾的，但是他认为宁愿像唐寅那样“晚而未就”，都不能像徐祯卿那样放弃吴中传统，学步邯郸。钱谦益甚至认为明朝吴中诗歌遭遇着来自于秦（李梦阳）、齐（李攀龙）、楚（钟惺）的压制。这完全是站在维护吴中诗歌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
同样的意思，钱谦益在《孙子长诗引》中，又强调了一次：
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启）、杨（基），再盛于沈（周）、唐（寅），士多翕清煦鲜，得山川钩锦秀绝之气。然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徐昌穀，江左之逸才也，一见李献吉，阳浮慕之，几欲北面，至今为诸伧口实。皇甫子循歌诗婉丽，晚年盛称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于其声光气焰耳。迩来吴声不竞，南辱于楚，苍蝇之声，发于蚯蚓之窍，比屋而是。求所谓长江广流，绵绵徐游者，未之有也。夫声音之道，与元气变化。木客之清吟，幽狡之隐壁，非不幽清凄怆也，向令被之弦歌，奏之于通都大邑，令子野、季杞之伦侧耳而听之，其以为何哉？里中孙子长，刻其诗数百篇，名《雪屋集》，含咀宫商，组唐纬宋、缘情匠意，而不屑为今日之吴声，可谓踔厉特出者也。(28)
钱谦益在企望吴中诗学能够一直如高启、杨基、沈周、唐寅时之兴盛，但是，正德嘉靖时期，早年的徐祯卿、晚年的皇甫汸脚跟不稳，随俗尚同，受到李、何复古诗学的浸染，不免值得遗憾。钱谦益又一次感慨吴中诗学，北受掣于秦齐，南受辱于楚，不能踔厉特出，独标一格，所以他寄希望于年轻的孙子长，希望他们能恢复吴诗之盛。
经过性灵诗学的冲决，格调复古诗学已失去主宰坫坛的优势。万历以后，破弃复古宗唐藩篱的，还有吴地特别是嘉定文人，其中以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嘉定四先生”为代表。这四人的共性是不拘守汉魏盛唐，而要博采众长，畅所欲言。不规摹韩愈、苏轼而意象近于韩、苏，是晚明嘉定诗人的共同特征。而钱谦益就长年生活在嘉定诗学环境中，与“嘉定四先生”等人交往甚密，一起抵掌纵论，切磋诗艺，深受嘉定诗学的影响。早年的钱谦益，也曾如一般根基未稳的吴下才士一样，倾心于复古格调诗学。在《答杜苍略论文书》里，他追述自己“少而失学，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牵，一误于王、李俗学之沿袭，寻行数墨，伥伥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从二三遗民老学，得闻先辈之绪论与夫古人诗文之指意，学问之原本，乃始豁然”。这样的意思，钱谦益在《复遵王书》、《读宋玉叔文集题辞》等文中曾反复表述过。使他文学思想改弦易辙的“二三遗民老学”，主要是嘉定宿儒归有光、程嘉燧等。钱谦益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中说：“余少壮汩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稍知方向。”在《复遵王书》中说“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足以见得嘉定文学思想对于钱谦益改变文学道路的意义(29)。钱谦益在七十余岁时回顾自己一生与嘉定三代人的交往：
余取发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举子，与徐女廉（文禄）、郑闲孟（胤骥）掉鞅于词科，而长蘅（李流芳）同举乡榜，镞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娄坚）、唐丈叔达（唐时升）、程兄孟阳（程嘉燧），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侯豫瞻、侯梁瞻）、黄子蕴生（淳耀）、张子子石（张鸿盘），暨长蘅家僧筏（李杭之）、缁仲（李宜之），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此又一辈也。因此，把钱谦益与嘉定诗学源流接续起来看，就可以更清晰地理清其中的脉络。钱谦益《复遵王书》云：
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山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实无之相上下。
明代万历后期诗坛打破格调诗学标举盛唐的格套以后，诗学取径基本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前，上探六朝、初唐，这是远绍嘉靖时期杨慎、薛采诗学而加以延续的道路，以陆时雍、王夫之等人为代表；另一条是向后延伸，博取中唐元、白、韩、柳、大历才子，乃至宋元诸家，这是坚守吴中诗学传统而光大之的道路，嘉靖诗人和钱谦益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上面引文中，钱谦益阐明在诗歌取径上与程嘉燧基本一致。在钱谦益的诗论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吴中诗学的基因。钱谦益诗歌取法杜甫、韩愈、苏轼、陆游，是清代尚宋诗学的先驱。他的这种诗学取向，联系吴中特别是嘉定诗学环境，就容易理解了。那是吴中传统的自然发展。
但是，钱谦益诗学，并不只是吴中诗学的翻版，钱谦益在承续吴中诗学运脉的同时，通过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建构，揭示吴中诗学的特征和弊端，并有意识地在晚明时代背景中矫正吴中诗学发展的道路。
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赞叹“嘉定四先生”的。在钱谦益眼中，“嘉定四先生”没有吴中才子的浮薄气，诗歌道路亦与沈周出于一辙。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论程嘉燧“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李流芳“其持择在斜川、香山之间”。论另一位嘉定人郑秀才胤骥“兀奡排荡，不规摹韩、苏，而意象近之”。这种嘉定诗风是对吴中传统的矫正，是延续沈周、皇甫汸，皇甫涍等人的运脉下来的，而扬弃了“才子诗”的轻靡浮华。钱谦益不仅仅在理论上梳理和彰显这种诗学传统，在创作上也自觉地承续和光大这种诗学传统。瞿式耜《初学集序》云：
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横放，无所不有。(30)
钱谦益推崇嘉定诗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嘉定文化重实学、重经世精神的认可和秉承。博学是吴中文人的共性，经、子、史，汉、唐、宋诸集，小说、释老之类，无不可资为诗(31)。但是，把博学与经世联系在一起，则是嘉定文化的特征。钱谦益说：
嘉定多读书汲古之士。余所知者徐允禄，字女廉，以经学为大师，奋髯扼腕，好谈天下大计。东事急，余在左坊，三千里寓书，当唱大议，亟劝主上南迁。己巳之役，徐元玉为忠言至计，而于廷益不幸而中也。(32)
在钱谦益看来，嘉定文化“博学”“经世”兼济的特征，是由归有光缔造的。钱谦益曾与归有光之子归子慕一起编定《震川先生集》，推动归有光文章在清代的传播和影响。《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条，叙述归有光听讼治狱事，称“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而且，归有光的风范，披靡嘉定一代文人：
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门。故熙甫之流风遗论，叔达（唐时升字）与程孟阳（嘉燧）、娄子柔（坚）皆能传道之，以有闻于世。(33)
在归有光流风余韵影响之下，嘉定诗人表现出重经世、重学问的特征。如《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论唐时升“读书汲古，通达世务”；娄坚“师承议论，在元和、庆历之间，箴砭俗学，抉擿蹖驳”；郑胤骥“雄健好谈经济”。读书致用，矫俗济世，是晚明嘉定文化的共同特征。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概括云：
四君之为诗文，大放厥词，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摹熙甫。然其师承议论，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出车合辙，则固相与共之。古学之湮废久矣，向者剽贼窜窃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学者之冥趋倒行，则愈变而愈下，譬诸惩涂车刍灵之伪，而遂真为魍魉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之世，诚欲箴砭俗学，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四君之集，其亦中流之一壶也。
在晚明的衰世之中，在当时经世致用思潮日益兴盛的氛围中，嘉定诸人的诗文，在归有光的影响下，也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出车合辙，切合世务。这是吴中诗歌和文化的新趋向。
钱谦益自称“余为书生，好谈国政”(34)，又沐浴在嘉定文化尚学问、重经济的氛围之中，加上亲更晚明世变，因此在理论上能认同嘉定传统，创作上则发扬了这种传统。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提出“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秉承杜甫、陆游、范成大和嘉靖四先生的精神，以诗歌抒写时代的苦难，表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瞿式耜的《初学集序》论钱谦益诗云：“忠君忧国，感时叹世，采苓之怀美人，风雨之思君子，饮食燕乐，风怀谑浪，未尝不三致意焉。”世变之痛，身世之感，苍生之忧，正是钱谦益所谓“诗之本”。钱谦益在《题杜苍略自评诗文》凝练地概括自己的文学观念：
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
可以这样说，“灵心”是源自于吴中文化的任情适意和受此启发的性灵诗学，关乎世运，本于学问，则是嘉定文化濡染的结果。换个角度说，本乎学问，关乎世运，加以上面已经阐述的取径杜、韩、苏、陆，而踔厉特出，自成一家，是钱谦益为吴中诗学走出的新方向。
注释：
①唐顺之《东川子诗序》，《唐荆川文集》卷十，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刊本。
②孔尚任《古铁斋诗序》，《孔尚任诗文集》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李东阳《赠右谕德谢君序》，《怀麓堂集》卷二十七。
④文征明《性甫先生墓志铭》，《甫田集》卷二十九。
③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按，《明史·何景明传》进一步提炼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来概括复古派共同的诗学旨趣。
⑥王世贞《与吴明卿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
⑦王世贞《与李于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⑧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里提到所与唱和者包括“苏州都玄敬（穆）”。但是都穆文章中不曾提及李梦阳、何景明。
⑨王世贞《黄淳父集序》，《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⑩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五，又《静志居诗话》卷十四。
(11)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八。
(1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蔡孔目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8页。
(1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张羽”条。第76页。
(14)按，钱谦益的这段话源自于吴中才子文征明。文征明《翰林蔡先生墓志》云：“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化、弘治间，吴文定、王文恪继起，传掌帝制，遂持海内文柄。同时若杨礼部君谦、都太仆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颙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时一郡言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钱谦益和文征明出于一辙的“吾吴”意识。
(1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史处士鉴”条，第291页。
(1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蔡孔目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8页。
(17)钱谦益《题钱叔宝手书续吴都文萃》，《初学集》卷八十四，《钱牧斋全集》第17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涍”条，第412页。
(19)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条和“陈简讨宪章”条、丁集上“王尚书世贞”条、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条等。
(2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访”，第414页。
(21)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康熙慎墨堂刻本。
(22)朱彝尊《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引述，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
(23)朱彝尊《跋名迹录》，《曝书亭集》卷四十三。
(24)曾燠《静志居诗话序》，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永镕《四库全书总目·〈明诗综〉提要》。
(26)和这种“吾吴”地域认同感相对应，钱谦益论诗常常提出“秦声”、“齐音”、“楚调”、“江阴诗风”等说法，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意识，参见《王元昌北游诗序》、《徐仲昭诗序》，载《初学集》卷三十二、三十三。
(27)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十二，《钱牧斋全集》（二）第937页。
(28)钱谦益除了主要受到嘉定学者的影响外，还受到江西汤显祖、公安袁宏道的启悟，参见邬国平、王镇远著《清代文学批评史》，第112、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9)钱谦益《张子石六十寿序》，《有学集》第二十三卷，《钱牧斋全集》（五）929页。
(30)瞿式耜《初学集序》，钱谦益《初学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31)可参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第14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3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郑秀才胤骥”条。此则内容谓徐女廉于天启元年提出国都南迁事，又见《牧斋有学集》卷十八《徐女廉遗集序》。
(3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唐处士时升”条，第580页。
(3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申少师时行”条，第544页。
标签：钱谦益论文; 李梦阳论文; 吴中论文; 读书论文; 徐祯卿论文; 王世贞论文; 明诗综论文; 陈子龙论文; 文征明论文; 中原论文; 景明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