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伊斯兰思潮在东南亚的传播方式和影响（19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地区论文,伊斯兰论文,世纪论文,东南亚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8)03-0083-08
中东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东南亚地处伊斯兰世界的边缘。近代以来中东和东南亚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了应对西方挑战，中东地区的社会精英吸取西方民主、自由、科学、理性、民族、民族主义等观念，在强调伊斯兰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改革伊斯兰教，使之适应时代，产生了瓦哈比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等思潮，这些思潮为加强伊斯兰信仰，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一方面吸取西方观念，另一方面热切地接受中东各种伊斯兰思潮，这些不同来源的思潮在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和纯洁伊斯兰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东、东南亚、西方的思潮互动表明思想的传播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意义。以往研究多注意到西方观念对东南亚社会的影响，但对中东地区伊斯兰思潮对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影响则着墨不多。本文主要通过探讨近代中东地区伊斯兰思潮如何传播到东南亚，揭示瓦哈比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对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中东伊斯兰思潮传播到东南亚的途径和方式
中东的伊斯兰思潮是如何传播到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呢？主要是通过东南亚穆斯林的朝觐、留学，以及中东穆斯林到东南亚经商和定居。
朝觐是将地处边缘的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与中心的伊斯兰世界联结起来的主要渠道之一。早在伊斯兰教开始在东南亚传播之时，马六甲、亚齐等地穆斯林的朝觐就开始了，因为朝觐是伊斯兰教基本义务之一，每个穆斯林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到麦加朝觐。近代以来，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及蒸汽轮船的发明和使用，海上交通越来越方便，这更刺激了东南亚穆斯林朝觐的热情。1928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指出：“来自马来亚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比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都热切，尽管路途遥远、旅途艰难、花费昂贵甚至旅途上的危险都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人对教胞的敲诈和冷淡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朝觐的人数还是持续增长。”[1]印尼朝觐者也逐年增多，19世纪中叶，平均每年有2 000名印尼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1886年有5 000名，1896年有11700人。[2]曾在麦加生活过数年的荷兰人胡哥罗尼注意到为数众多的印尼人生活在麦加，他写道：“这里占据着东印度群岛生活的中心，无数的动脉泵将新鲜血液导入印尼穆斯林的躯体。”[3]到20世纪初，荷印当局不再对朝觐设置限制条件，朝觐的人数更多，1903-1908年达到12万多人，1924-1928年达到13万多人。[4]马来亚的穆斯林朝觐者大都从新加坡出发，1900年从新加坡乘船的朝觐者有14 000人，1939年有11374人[5]，其中既有马来亚的穆斯林，也有不少印尼人。在麦加朝觐期间，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齐集此地，朝圣、讨论、交流，他们不仅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感受到穆斯林的团结，而且学习和吸收各种伊斯兰思潮。麦加是瓦哈比教派的大本营，而中东其他地区则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兴未艾，朝觐期间持各种主张的伊斯兰思潮互相交流，对东南亚穆斯林影响极大，他们了解到世界各地伊斯兰社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困境。
留学和定居也使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与中东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有些朝觐者完成大朝和小朝后并不立即返回家乡，而是留下来学习。19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马来人和印尼人到阿拉伯半岛接受宗教教育，尤其是麦加，成为东南亚乌来玛(伊斯兰学者)的重要中心，许多著名学者的名声不仅限于马来人和印尼人圈内，而且传到阿拉伯人中，如阿卜杜·拉蒂夫·米南加保瓦(Abdul Latff al-Minangkabkwi)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麦加的最有影响的东南亚伊斯兰学者。他1860年生于苏门答腊，1871年来到麦加，1878年与麦加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终身定居在此。他在麦加从事教学和研究，著有49本有关宗教的书籍，他的学生遍布东南亚的伊斯兰社会，他对米南加保改革主义有极大影响。[6]另一位有名的学者是穆罕默德·穆斯斯塔法·法塔尼(Muhammad Zain Mustafa a1-Fatani)，1856年生于北大年，师从在麦加受过教育的父亲，接受启蒙教育，后在耶路撒冷和开罗学习，之后在麦加定居，他的学识吸引了来自东南亚的穆斯林学生，有些学生返回家乡后成为有名的乌来玛。20世纪以后，留学的范围从麦加扩大到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Azhar)大学吸引了很多东南亚穆斯林学生，1919年开罗大约有80个东南亚学生，大部分是印尼人，1925年开罗的东南亚学生上升到200多个[7]，同年在麦加的马来学生大约有280人。[8]因为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分属瓦哈比派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中心，学生学习的重点不一样，所受影响也不一样，麦加的影响是严格的、正统的宗教训练，开罗的影响则是政治，是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如一个马来人所说：“在麦加人们只能学到宗教，而在开罗，他们还能学到政治。”[9]
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的阿拉伯人也使东南亚与中东密切联系起来。伊斯兰教是由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传入东南亚的，随着16世纪以后贸易的扩大，阿拉伯商人增多。17世纪阿拉伯人在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地区已有定居区，他们主要定居在亚齐、吉打、马六甲、巴达维亚、爪哇北部沿海等地。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阿拉伯人定居此地者较多，据历年人口普查，1911年新加坡阿拉伯人有3 442人，1921年是4 315人，1931年是4 937人，1947年是5 718人，他们大部分出生于马来亚，只有少数人出生于阿拉伯半岛。①马来亚的阿拉伯人大都经商，有些相当富有，是大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他们以其宗教优势和财富，在马来亚穆斯林(包括马来人和印度穆斯林)中极有威望，“几个世纪以来马来人一直敬仰所有阿拉伯人，不论他们出身如何，都认为他们是伊斯兰智慧的直接继承者，赛义德尤其拥有卓越的虔诚和宗教功绩。”[10]阿拉伯人办学校，请中东的教师来此任教，订阅中东的报刊，将中东各种伊斯兰教思潮传入东南亚。
二、19世纪瓦哈比运动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
瓦哈比运动兴起于18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半岛内志地区，倡导者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布(1703-1792年)，他针对当时半岛盛行的以物拜主、偶像崇拜和圣墓崇拜等现象，指出遵照独一神信仰的原则，在清真寺附近建坟墓、对除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圣地以外的清真寺进行朝觐般的拜访是违背伊斯兰教的，他还反对妇女跟随出殡队伍，禁止穿绸缎、戴金饰、抽烟、饮酒、画像、音乐和舞蹈等。瓦哈布的主张得到达尔伊叶统治者本·沙特的赞同，两人结成同盟，在阿拉伯半岛形成一股巨大的宗教政治力量，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瓦哈比运动。
19世纪起，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此时荷兰和英国也正在加紧确立自己在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其结果是东南亚穆斯林精英发现自己的社会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欧洲人的殖民侵略，将异教文化带入；二是自身社会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社会，而是掺杂太多阿达特(adat，传统习俗)的社会。[11]瓦哈比运动成为东南亚穆斯林反抗西方侵略和建立纯洁伊斯兰社会的思想武器。
瓦哈比思想在19世纪初传入印尼群岛，1803年有3位苏门答腊的穆斯林从麦加朝觐归来，成为哈只，他们是米金斯、苏曼尼克和皮阿邦。他们在麦加亲眼目睹瓦哈比运动，并为它纯洁伊斯兰教的主张所吸引，因为苏门答腊，尤其是米南加保地区的社会习俗与正统伊斯兰教要求相去甚远：这里仍保持母系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最年长女性为家长，财产分配以母系为准；财产仍属氏族公有制；人们热衷于斗鸡竞赛、开设赌场和大烟店谋利；对宗教没有虔诚信仰，不履行宗教义务。为了纯洁伊斯兰教，从麦加归来的哈只们开始在米南加保进行瓦哈比教义的宣传，吸引了不少信徒，并争取到当地首领支持，他们宣布穆斯林一天必须5次礼拜；禁止吸烟、饮酒、嚼蒌叶、吸鸦片、斗鸡、玩牌、掷骰子；禁止男子穿丝绸衣服，戴金首饰，因为只有女子可以穿戴这些东西；他们要求每个男子必须留胡子，男子必须穿白衣为标志，女人必须戴面纱。违反上述规定者将被处死，财产将被没收。[12]这个宗教新派别被称为白衣派，也被称为帕特里派(Padri)，而旧教派(阿达特派)则被称为黑衣派。
帕特里派的主张和行动引起旧教派的极大不满，双方开始发生战争。帕特里教派有纯洁伊斯兰教的神圣使命，这极大地鼓舞了该派的斗志，战斗中所向披靡，很快控制了阿加姆巴提普州，到1818年，帕特里运动在整个米南加保地区取得胜利。旧教派向荷兰人请求援助，荷兰人从欧洲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抗的传统，本能地认为伊斯兰教对他们的殖民统治是不利的，倾向于支持代表传统的旧教派。1820年荷兰人同旧教派的首领签订协定，规定首领们承认荷兰人的主权，而荷兰军队则驻军锡马旺，支持旧教派首领，并镇压帕特里教派。1821-1831年，荷兰军队与帕特里教派发生多次战斗，最终消除了帕特里派的政治权力。但是帕特里教派纯洁伊斯兰教的努力并没有消除，其影响在于阿达特的地位受到挑战，伊斯兰教的地位大大加强，成为判断穆斯林行为对错的重要标准。
在伊斯兰旗帜下的武装反抗——圣战是穆斯林对西方侵略的最初反应，如苏丹的马赫迪起义、印尼的蒂博尼哥罗起义和帕特里运动，其共同特点是从伊斯兰教本身寻找对抗西方侵略的武器，排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这种反抗方式在技术层面抵抗不了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在思想层面则过于僵化和陈旧，不能为反抗殖民统治的穆斯林独立运动提供更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所以圣战虽在19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但最终失败，到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上半叶不得不让位于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
三、伊斯兰现代主义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
伊斯兰现代主义产生于19世纪西方对中东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之时，代表人物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和他的学生穆斯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年)，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精神、原则和制度，对伊斯兰教义进行重新解释，调和宗教与科学，结合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与西方的某些原则，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生活，加强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同时又不能危害伊斯兰教本身。
19世纪后半叶中东地区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如火如荼地展开，20世纪初传到东南亚，对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产生极大影响。不论是在东南亚的穆斯林，还是中东地区的东南亚留学生都对伊斯兰现代主义展开热烈讨论，他们首先是通过办杂志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教现代主义。1906年东南亚最早的提倡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杂志《领袖》(Al-Imam)在新加坡创刊，创刊人是加拉鲁丁·阿兹哈里(Jalaluddin Al-Azhari)，他是阿卜杜的学生，1904年从开罗回国。《领袖》呼吁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进行宗教和社会改革，指出米南加保的阿达特与伊斯兰教是背道而驰的。第一任编辑艾哈麦德·哈迪(Abmad Al-Hadi)热衷于宣传妇女解放，他翻译了埃及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卡西姆·阿明的著作《妇女解放》，这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影响最大的女权主义著作，并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妇女世界》(槟榔屿，1930年)。《领袖》虽然存在时间短(1906-1908年)，但影响较大，在伊斯兰学校和教师中传播迅速。印尼第一份伊斯兰现代主义杂志《灯塔》(Al-Munir)1911年在巴东创刊，杂志宗旨要把人民引向“真正的宗教”，同时，“保护伊斯兰教不受任何攻击和批评。”[13]在麦加和开罗的东南亚留学生也创办杂志，1913年《新生马来》(Tunas Melayu)杂志在麦加创刊，宣传宗教知识和介绍穆斯林世界的发展情况，爱资哈尔大学的马来亚和印尼学生创办《爱资哈尔呼声》杂志(Seruan Azhar，1925-1928年)，主要关注宗教和社会问题。杂志讨论的问题集中在泛伊斯兰主义、泛马来亚主义(印尼和马来亚联合)和民族主义，他们对后两个问题讨论最热烈，有文章呼吁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和马来亚人民“团结一心，为进步、繁荣而努力”，他们认为殖民统治是印尼和马来亚进步和改革的主要障碍。[14]这些杂志的读者分散在苏门答腊、爪哇、马来亚和婆罗洲，在宣传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改革主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办教育也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实现其主张的方式。英属马来亚已有英文学校、马来学校，荷属东印度有荷语学校、荷印学校，但这些都是世俗学校，不能满足穆斯林对宗教的追求，所以，马来亚和印尼还存在宗教学校，其办学方式和内容深受中东伊斯兰思潮的影响。1941年海峡殖民地有30所宗教学校，有2 000名穆斯林学生，其中2所是女校。[15]1938年马来联邦有88所宗教学校，其中73所男校，15所女校。[16]此外，柔佛有宗教学校78所，玻璃市有24所。[17]马来亚的宗教学校分为“庞多克”学校(Pondok，意为棚屋)和“马德拉萨”学校(Madrasah)，前者由在麦加接受教育的乌来玛所办，模仿麦加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学生围着老师坐成一圈，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马德拉萨”学校是现代主义学校，其教学方式和内容更现代，学校有教室和桌椅，教学内容不只限于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还有英语、马来语、地理、几何、逻辑等课程。马德拉萨学校主要受埃及的影响，而“庞多克”学校则主要受麦加的影响。30年代“马德拉萨”学校数量增加，因为它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所以更受家长和学生欢迎，这一时期“马德拉萨”学校的教育级别也提高了，出现了初中和高中，如1935年创办的Madrasab Dar al-Ulum al-Diniyah分初小、高小、初中和高中，用阿拉伯语和马来语双语教学，办学成果卓著，40年代和二战后在麦加留学的马来学生大都毕业于这所学校。[18]移民东南亚的阿拉伯人也开办阿拉伯语学校，1913年新加坡的阿沙格夫家族(Alsagoff)创办阿拉伯语学校，从埃及聘请宗教教师，实行免费教育。
印尼早有伊斯兰学校，据荷印政府1885年统计，是年伊斯兰教育机构有14 929所，学生达222663人。[19]但这些学校都是传统的、简陋的古兰经学校。印尼第一所伊斯兰现代主义学校于1909年在巴东开办，创办人是哈只·阿卜杜·艾哈麦德(Hadji Abdullah Ahmad)，他1895年到麦加朝觐和学习，1898年回国。比较有名的现代主义学校还有哈只·拉苏尔(Hadji Rasul)和哈支·阿卜杜·艾哈麦德主持的塔瓦立学校(Tnawalib School)。在米南加保，1909年建立了第一个现代主义学校，到1934年已有452所现代主义学校，有学生252 921人。[20]这类伊斯兰现代主义学校采用分班级授课，开设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历史、《古兰经》等课程，还开设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强调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会阿拉伯语而直接阅读《古兰经》，运用“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这完全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教育的盲目接受教师教导的学习方式。
随着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在东南亚的传播，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开始出现。印尼的各种伊斯兰组织较多，活动也十分积极。1912年印尼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第一个组织—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SI)在梭罗建立，是由穆斯林花裙商人沙曼胡迪(Samanhudi)委托佐克罗阿米诺多(Kjokroaminoto)具体操作的。沙曼胡迪1904年到麦加朝觐，对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十分折服，1911年曾建立伊斯兰商业联盟，但不成功。佐克罗阿米诺多是政府公务员，有较强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和组织能力，两人一拍即合，建立了伊斯兰联盟。初期伊斯兰联盟的成员主要是商人和企业家，宗旨只限于经济和宗教方面，要求发展印尼人的商业，提高印尼人精神与物质的利益，反对曲解伊斯兰教。[21]1912年，印尼另一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穆罕默迪亚(Mohammadiyah，亦译穆罕默德协会)在日惹建立，领导人是艾哈麦德·塔哈兰(Ahmad Dahlan)，他曾于1890年、1903年到麦加朝觐和学习，回国后积极宣传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穆罕默迪亚的宗旨是“在印尼人民中传播真正的宗教”[22]，也就是纯洁印尼的伊斯兰教。该组织关注教育和医疗，积极兴办学校、医院，出版书刊、开办讲座，声称宣传真正的伊斯兰教，不参与政治，但不反对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该组织在教育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1925年有55所学校，1938年增至1774所。在出版方面也成绩卓著，15年间共出版了70多万册书刊。[23]1923年另一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伊斯兰联合会(Islamic Unity)于万隆建立，著名的伊斯兰学者艾哈麦德·哈桑(Abmad Hassan)和穆罕默德·纳席尔(Mohammad Natsir)也加入该组织。伊斯兰联合会主要从事教育、出版、举办讲座和讨论会等活动，系统地讨论和阐述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思想，可以说，“将印尼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思想系统化者，当首推伊斯兰教联合会。”[24]
通过报刊宣传、学校教育和组织机构，伊斯兰现代主义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尽管各种报刊、学校和组织的关注点和宣传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对非伊斯兰的习俗提出批评，反对因袭传统，要求改革社会，纯洁伊斯兰教，提倡伊智提哈德，试图协调宗教与科学。如马来亚的一个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拿督·阿卜杜(Dato Abdullah)公开批评非伊斯兰仪式，认为“只要这个仪式及类似的信仰仍在民众中广泛流行，马来人的经济进步就是空想，这些信仰的根基越深，科学就不能进步，因为科学和迷信不能并存。”[25]印尼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者也常常告诫学生“进行伊斯兰教改革及重新寻找真正的宗教道德的必要性。”[26]
在伊斯兰现代主义影响下，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认识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是不正统的、不纯洁的，掺杂了太多印度教和阿达特的东西。所以，东南亚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特点是一方面加强伊斯兰教的信仰，包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和履行宗教义务，尽量减少阿达特的影响；另一方面运用理性和科学，吸取西方观念和中东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对伊斯兰教重新解释。结果，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获得新的生命力，不仅成为对抗西方入侵的武器，而且成为纯洁伊斯兰社会的武器。
四、伊斯兰民族主义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
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是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伊斯兰教成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它在建构民族认同、激励人民的圣战热情、对抗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东地区有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也有与各民族独立斗争相结合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亦可分为伊斯兰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前者既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启蒙，也受到中东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影响，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而后者既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启蒙，也受到中东世俗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民族独立斗争中，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是两股主导力量，双方的关系是既冲突又合作，但是最终世俗民族主义占上风。
印尼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印尼民族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正如研究印尼民族主义的学者指出，伊斯兰教架起了团结全国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情感桥梁。冯德麦登在其博士论文《伊斯兰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崛起》中认为：“对于建立民族团结和脱离荷兰精英统治者，伊斯兰教是一种最见效的方法，荷属东印度群岛从来没有作为一个语言、文化和历史实体存在过。直到20世纪初始，最后一些地区才屈服于荷兰的统治下。因此，存在不同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地理环境，在殖民统治之外，唯一一种普世的占上风的是伊斯兰教。”[27]因此，伊斯兰教是民族独立运动最有效的动员工具。伊斯兰教联盟是印尼第一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也是较早的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在最初致力于通过教育、出版、宣传等方式纯洁伊斯兰，后转向民族独立目标。1917年该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指出，伊斯兰教联盟的目标是达到自治；否认一个民族有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权利；要求取消所有妨碍伊斯兰教发展的规定；反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等。[28]该组织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成为印尼早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构成了印尼民族觉悟的中心。”[29]印尼著名伊斯兰学者纳席尔也曾高度评价伊斯兰教联盟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正是伊斯兰教联盟第一次发起通向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撒播了印尼团结的种子，打破了不同岛屿地区的孤立联系，第一次因共同信念在印尼与非印尼国土外的人士，撒播了兄弟情谊般的种子。”[30]此外，其他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也追求民族独立目标，30年代米南加保的印尼穆斯林联盟的思想纲领是“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该党领袖指出：“安拉要求我们尽可能努力地为伊斯兰教的利益及宗教发展而工作，但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民族做更多的工作。”[31]可以说，伊斯兰民族主义为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27年苏加诺和库苏马领导建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该组织是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苏加诺深受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影响[32]，也对凯末尔革命和思想十分赞赏，强调建立世俗国家，实行政教分离。自此，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两股力量，一个是伊斯兰集团(golongan Islam)，另一个是民族主义集团(golongan kebangsaan)，双方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前提下进行积极合作，但在斗争目标和立国理念上，尤其在谁占主导地位等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世俗民族主义在印尼民族独立斗争中占主导地位。
在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始终是世俗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因为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没有组织起来，也不积极参与政治，而民族主义者早在1926年5月就在新加坡建立“马来人联盟”，成员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报人和教师，目标有两个：一是促进新加坡贫苦马来人的利益，二是推动马来社会经济的进步。[33]但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马来精英在广大马来人中没有基础，影响很小。30年代以后，马来民族主义高涨，建立多个民族主义组织，1937年马六甲和槟榔屿成立新加坡马来人同盟支部，之后在彭亨、雪兰莪、森美兰等州也建立了马来人同盟。可以说，二战前是马来民族主义兴起时期，主要由受马来文教育或英文教育的精英发起，关注的是如何与其他民族竞争来提高马来人的利益，这些受马来文或英文教育的马来精英不关注伊斯兰教，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领袖大都是非马来人(阿拉伯人或印度穆斯林)，他们不参与早期民族主义斗争。
伊斯兰教在印尼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论是在印尼，还是马来亚，都是世俗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根源在于来自西方的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自由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潮，独立的、世俗的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进步的，而政教合一的国家被认为是落后的、保守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伊斯兰教虽然纯洁伊斯兰社会和推动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是主导作用。
五、余论
近代东南亚伊斯兰社会全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此大变局面前，社会精英认识到原有的文明对抗不了西方“先进”文明，急需新的思想武器，他们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引入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民族、民族主义等观念，建构自己的民族认同，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向同属于伊斯兰教的中东学习，引入瓦哈比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等思潮，加强东南亚穆斯林的伊斯兰信仰、纯洁东南亚的伊斯兰社会，以伊斯兰为宣传口号，加强穆斯林团结，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争取民族独立。
中东地区各种伊斯兰思潮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传播和影响，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一是宗教认同在思潮传播中的重要性。近代东南亚伊斯兰社会接受的思潮主要来自两个源流，一为西方观念和主义，二为中东地区各种伊斯兰思潮。伊斯兰教是将相隔遥远的中东和东南亚穆斯林联系起来的纽带，也是认同的基础，所以东南亚穆斯林不仅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也向中东的“纯洁”伊斯兰文明学习，因为他们认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掺杂了太多“阿达特”(本地习俗)，是“野蛮”和“落后”的，只有纯洁东南亚伊斯兰社会，加强伊斯兰信仰，才能抵抗西方的侵略，所以中东地区的各种伊斯兰思潮才能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大行其道。而在像中国这样的非宗教社会，所接受的近代思潮只有西方一途。
二是西方观念与伊斯兰教的融合性。近代西方观念和中东各种思潮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传播和影响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融合的，中东地区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伊斯兰教与西方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当单纯从伊斯兰教寻求支持的瓦哈比运动在东南亚难以抵制西方侵略后，结合西方观念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在东南亚伊斯兰社会受到欢迎，成为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思想武器，在改革伊斯兰制度和法律、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思潮传播和接受的单向性。近代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东南亚是边缘；同时中东是伊斯兰教的中心，而东南亚是伊斯兰教的边缘，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决定了三地思潮互动中的单向性：西方思想观念也随着殖民侵略传入中东和东南亚，与伊斯兰教碰撞而产生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世俗民族主义，西方思潮的输入是单向的；中东是各种伊斯兰思潮的生产地，而东南亚则是接受地，瓦哈比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传入东南亚，加上西方思潮，对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注释：
①1921年海峡殖民地只有370名阿拉伯人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马来联邦656名阿拉伯人中只有107名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马来属邦1802个阿拉伯人中只有238人出生于阿拉伯半岛。见Moshe Yegar,Islam and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British Malaya: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Jerusalem:Magnes Press,197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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