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的危机与新趋势_美国新闻论文

美国新闻业的危机与新趋势_美国新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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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职业面临危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媒介出现了追逐利润甚于关心公益的倾向,脆弱的平衡被打破。进入90年代后,由于传媒集团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业竞争压力,作为公众服务事业的新闻业开始衰落,甚至瓦解。从新闻内容上看,煽情主义和琐碎事件已经逐渐主导新闻报道,对公共空间造成腐蚀性的影响。

第一,新闻媒介倾向集中富于戏剧性的报道,比如丑闻等吸引受众的注意。1998年克林顿-莱温斯基的丑闻和随后的总统弹劾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反映。MSNBC全天候地滚动报道丑闻,来培养高收视率。据一项权威机构所做的调查,在丑闻报道的最初六天,媒介的重点就是放在莱温斯基的裙子上。在这个“重点”上,将近30%的报道完全没有消息来源。在电视、报纸和杂志所做的1565条报道中,41%的报道不是基于事实,而是记者的分析、评论、猜测或者判断。媒介应该恪守的尊严与品味引来业内外的质疑和拷问。

第二,满足消费者的“实用新闻”大规模地粉墨登场。卓越新闻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实用新闻”占领新闻综合节目黄金时段的半壁江山以上,只有8%的新闻是关于教育、经济、外交事务、军事、国家安全、政治和社会福利问题(注:Ron F.Smith,李青藜译: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4[th],Iowa State University,1999.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第357-362页。)。当关于人际关系、个人理财、健身、保健和隐私的“实用新闻”(它们当然有益于消费者)挤占了传统的硬新闻版面时,就意味着对某些调查性新闻或者是重大的报道无暇顾及。有识之士已经断言,某些方面,对新闻业的品格威胁最大的可能不是政府,而是来自新闻界本身。

第三,大量报道本地新闻,这成为媒介重新贴近受众的一个策略。大量的高质量的本地新闻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一策略的缺点是媒介不再强调本州的政治新闻和国内外大事。对政府的报道涉及复杂的政策问题和政府机构的运作肯定十分乏味,而受众对外国新闻不感兴趣,这是许多编辑总结的信条。而且报道国外新闻的开销很大。事实上,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都裁减了驻外记者。电视网播出国际新闻的报道只占其全部新闻报道的20%,报纸上国际新闻只占2%。“9·1”事件后有些记者反思教训时指出改进国际新闻报道问题。CNN董事长艾萨克森(Walter lsaacson)说恐怖袭击帮助CNN重新认识到严肃报道国际新闻至关重要。(注:吴惠连(William F.Woo),翟峥译:《美国新闻业纵论》,《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第四,媒介常常关注在个人,而不是在政策上。因为关注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可以使新闻报道更富戏剧性。但是过多这样的报道常常会取代很多关于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实质性分析和审查。英国王妃戴安娜1997年8月底在巴黎被一群新闻摄影记者组成的“狗仔队”追逐导致车祸丧生。随后戴妃形象和葬礼又成为推动市场销售的新动力和卖点(注:戴安娜生前和死后至少做了一千次封面人物,促动了几亿的报纸和杂志的销售量。戴妃之死成了广播网营销的动力,连续超过一个星期报道她的车祸和葬礼。)。除1991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报道以外,对此事件大量集中的炒作超过了以往任何报道。

煽情主义——新闻业传统的新闻价值已经被商业追求利润为主的娱乐价值所取代——正是公益和利润角色冲突最鲜明的地方。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莱德曼(Milton Friedman)坦言,“商业惟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

金钱影响新闻业的品格,也影响了新闻业者的职业地位。发行人为了省钱和追求高利润,大量裁减职业人员。目前,成千上万名记者正在因为所谓的公司成本削减而失业。仅《纽约时报》、奈特·里德集团、道·琼斯公司(出版《华尔街日报》)、论坛公司和《今日美国报》这五家公司大约5000名记者被解雇。低工资也是发行人的一个经营策略。这主要体现在刚入行的职业人员身上。从历史上看,低工资对职业人员的工作质量难有保证,对职业地位和职业声誉没有好结果。职业记者协会前主席《芒西明星报》的编辑凯利·霍斯敏锐地指出:新闻媒介提供的贫困线工资能吸引合格的申请人吗?职业记者协会一直羞于谈论劳工管理问题,但是当我们的职业地位最终因报酬(给新毕业生的报酬)而降低时,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谈谈这个问题了。(注:Ron F.Smith,李青藜译: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4[th],Iowa State University,1999.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第357-362页。)同时,编辑和经营之间的界限模糊,壁垒打破。“教堂”和“国家”之分是新闻业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的宗旨是不能让广告商控制媒介的新闻栏。据《华尔街杂志》报道,1997年国内一些主要广告商在刊登广告之前纷纷要求了解杂志所刊载的具体内容。接踵而来的后果是,杂志的报道全都是经过广告商详细审查的无关痛痒的事件。直到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才正式对这一现象提出谴责。

二、新闻职业发展的新趋向

当新闻业公众利益角色已经受制于商业利益时,公民对新闻媒介和政治体制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信任鸿沟正在整个新闻业蔓延。复兴媒介的公共领域角色似乎成了一种直接的诉求。“公共新闻业”运动和“新传统主义”代表了这一趋势。

(一)寻找正在消失的公共领域——公共新闻业运动

新闻业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公民”或“公众”新闻业或“公共”新闻业(“civic”or“public”Journalism)。

1.公众新闻业的提出

《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记者布劳德(David Broder)是最早倡导公众新闻业的一个记者,1990年1月3日,在《邮报》的一个全国性辛迪加专栏写了《民主和报业》一文,布劳德热烈而坦诚地召唤他的新闻业同行——记者和编辑,成为积极分子。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公众新闻业一直主宰美国当代新闻业的讨论平台。至少有15本书以不同的方式论述公共新闻业,著名的新闻专业杂志和期刊比如《鹅毛笔》(The Quill)、《编辑和发行人》、《传播人》、《美国新闻评论》和《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都在认真思考公众新闻业的积极和消极一面。在学界,重要倡导者首推纽约大学公共生活与媒体项目研究负责人罗森(Jay Rosen)教授,他提供一种使新闻业公共化的方式,让公众进入到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更支持有意义的公众讨论,对重要事情进行争议。按照罗森的观点,公众新闻业保护公民参加政治生活,新闻媒介必须使人民的参与能够到位可行。

而公众新闻业的实践也在进行之中。早期都是以个人形式进行的实验,在《维赤塔鹰报》、《夏洛特观察家》已经在实践公众新闻业的理想。梅利特(Buzz Merritt)1990年改变了他在《维赤塔鹰报》的选举报道(注:梅利特(Buzz Merritt)是《维赤塔鹰报》的编辑,他对该报在1988年的大选报道不满,1990年的选举,该报在梅利特的设计下进行调查,邀请焦点小组做访谈,来确定在选民看来是重要的问题。选举前的每一个星期天,该报和其项目合作伙伴KAKE电视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夏洛特观察家》的同行1992年继续了梅利特的实验。据估计目前美国有200家的报纸在实践公众新闻业。

公众新闻业运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新闻业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鼓励参与和讨论,设法提高公民生活的质量。(注:McQuail’s Mass Commuication Theory,4[th]edition,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159.)公民新闻运动的主导思想是,新闻界有责任推动人民重新参与政治进程,即“还政治进程于民”。为此,新闻媒介与公民组织开展合作,诸如制定社区日程、参与改善所在城镇生活的各类计划等等。媒介和记者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这个被称为“媒介新定位”的公众新闻业运动,在不少人看来,表达了美国新闻业的希望和未来。

2.公众新闻业与新闻职业主义(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公众新闻业的支持者宣称,公众新闻业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新模式——在价值和信念上新闻媒介可以改善民主参与的条件,新闻业能够而且应该对民主有贡献。传统的新闻业假定民主是我们有的,而信息才是我们需要的。而在公共新闻业,情况正相反,信息是我们有的,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然而民主才是我们需要的。(注:Michael Schudson: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Public",Theodore L.Glasser(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1999.pp118-133.)这种“重新定位”似乎表明公众新闻业已经抛弃了传统的职业主义新闻业即守门人的模式。

而克里斯蒂安(Clifford G.Christians)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建构公共新闻业的逻辑和基本原理。将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观念——所有公民的重要利益作为公共新闻业的生长点,公众新闻业的目标假定某种公共利益——例如为健康的民主、社区连通性和公民参与提供一个框架。公众新闻业的长期生命力根植于公众利益的原则并需要这个原则的维持。从这个视角出发,公众新闻业的道德使命就不能被简化为职业伦理学,不能把道德视角局限在职业伦理规范,而是理解日常的公民有关的道德和价值(注:Clifford G Christians:The Common Good as First Principle,pp67-80,Theodore L.Glasser(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推导下去,职业主义也不再适用这个模式。

历史学者苏德森指出,公众新闻业并非一种新模式。他将美国历史上新闻业服务民主归结为三种模式(注:Michael Schudson: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Public”,Theodore L.Glasser(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pp118-133.):市场模式、倡导者模式和受托人模式。

市场模式:记者通过提供公众要求的东西最好地服务公众,其目的是愉悦受众或者消费者。消费者的要求就是新闻产品的最终仲裁者。这种模式是记者诅咒的。他们从来不把它看作一种理想或志向。这是商业机构的模式,不是新闻编辑室的。

倡导者模式:新闻业应该从政党的视角供给新闻,新闻业通过成为传递政党观点的机构服务公众,这里新闻业是一个顺从政党的附属机构,而不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商业企业。这种模式在19世纪政党报纸时期流行。

受托人(守门者)模式:记者根据他们作为职业组织认为公众应该知道的东西提供新闻。他们相信公民应该是被告知的民主社会的参与者。与市场驱动的新闻业比较,新闻记者一般接受这种受托人模式作为惟一的选择。新闻业一直被理解为在市场模式和受托人模式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在受托人模式里,记者把公众看成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说,公众新闻业其实就是守门者新闻业的变种,也就是说,支撑统治今天新闻记者的理念是相同的。公众新闻业和守门者新闻业一样,报道新闻的权威没有变,在新闻记者本身,而不是市场,也不是一个政党。公众新闻业有时听起来好像记者把报道权给公众了。有些新闻记者对于这种想法反应非常激烈,好像公共新闻业的记者正邀请一群乌合之众进入新闻屋,或者至少是民意调查专家和焦点团体。但公共新闻业并没有从记者本身改变对新闻的控制权,也没有建议一个新的媒介责任制度,它没有推荐公共选举的出版商或编辑,它并未建议媒介成为一个政府或社区实体。

在这一点上,麦奎尔与苏德森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公众新闻业的一个合法化的基础是植根于新闻记者的职业主义里,而不是在某个包含一切的政治理论中。不过,他也指出,明显看出公众新闻业与中立和客观的报道传统有分歧,但是它并不是具有政治性的或者倡导性新闻业的一种回归。(注:McQuail’s Mass Commuication Theory,4[th]edition,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159.)

3.公众新闻业的评价

关注支持公众新闻业的人一致认为,公众新闻业可以改善新闻职业伦理。它呼唤媒介严肃承担对民主参与和公众讨论的责任,它唤起媒介信奉一种好新闻。公众对大众媒介的信任差距削弱了新闻媒介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力量的功能,这种制度力量被受托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生活,即“社会良知”的职责。在大众对新闻媒介的使命和信任产生失望的当口,公众新闻业被看作是环绕新闻职业伦理问题的一个矫正方法(解毒剂)。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看,本文认为公众新闻业是新闻职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二)“新传统主义”运动

最近几年,“新传统主义”运动在美国蓬勃兴起。“新传统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标志是新闻业杰出项目(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的出现(注: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Local TV News Project,The Media & Morality.pp189-191.)。这是由记者发起旨在提高美国新闻职业标准的运动。这也是一场对美国新闻业的批判性运动。在技术、经济和与公众的关系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正在威胁民主社会新闻业的核心原则。这种变化使许多新闻组织对未来充满忧虑。相应地,记者对新闻职业主义和目标失去了信心。新闻业的使命正日益难抵媒介的偏航、娱乐价值、煽情和闲话的需要、股票市场的规则等等的冲击。新闻业的重要使命——民主社会的公器是否还能留存值得怀疑。有识之士认识到,新闻业的危机其实是一个信念危机。而重整新闻业最好的方式就是复兴它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

“新传统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热心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的成立,这是由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和新闻业杰出项目在1997年发起的运动,该委员会主席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曾任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主管。热心记者委员会是一个关心新闻职业未来的一批记者、编辑、制作人、发行人、所有人和学者组成的全国性职业人员联盟。这当然也是一场对美国新闻业的批判性运动。为了保护新闻业的未来,该团体倡导三个目标:第一,阐释和重新激发新闻业者对新闻业核心原则和功能的信仰。第二,让公众最好地理解这些原则。第三,告知这些原则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它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界限。这个组织采用各种方式探讨新闻业的原则和伦理,做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注: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A Statement of Concern,The Media & Morality.pp187-188.)。新传统主义认为新闻业已经偏离了自身的基本原则——准确、公正、客观和全面。如果新闻业不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就不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无论是公众新闻业还是“新传统主义”运动,都是在新闻职业面临的信念危机——职业主义核心价值的销蚀和信任危机——公众的拒绝这样两大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表达了对新闻职业的未来充满忧虑和担心。尽管运动的“手段”彼此有些不同,实际上目标是一致的:促使新闻业服务公共利益,守护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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