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中央论文,为核心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代末，中国能够比较迅速地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顺利地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走上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之路，关键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进行了全面整顿。这次整顿，一方面由于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党内健康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由于针对“文化大革命”，而遭到了“四人帮”的破坏，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整顿受挫，但人民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觉悟。1976年4月， 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形成了著名的“四五运动”。但这次运动遭到了错误镇压，邓小平也随之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四五运动”和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继续批邓，不让他出来工作；一种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等人是主张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的。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 陈云和王震都提出要正确处理天安门事件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意见。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他们的发言连会议简报都没有刊登。但是，党内支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力量很大，特别是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1977年7月16日至21日，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恢复职务后，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和政治家的魄力，大刀阔斧地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开展了深得人心的拨乱反正，并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提出完整准确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逐渐成为重大问题决策的中心。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对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推行的“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绩，则是更关键的一步。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还就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的失误问题和恢复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由于华国锋在工作中推行“两个凡是”，没有处理好坚持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发展经济和纠正“左”的指导思想等复杂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人们对他的希望已经有所改变。从整个会议的气氛看，人们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摆脱“文革”灾难的希望寄托于老一辈革命家。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所起的作用看，邓小平领导核心的地位已经确立。
二、积极稳妥地进行组织和人事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胜利。但当时党的领导格局基本上还是十一大的结构，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对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 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很顺利。1979年7月，邓小平就说：“我们要注意， 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还说：“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2—193页。）
1980年2月下旬，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对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作了重要的变动，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被证明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制度，即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又是一次重要的组织调整。成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一些党性强、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经过各种考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考验的同志组成书记处，参加领导中央一线的工作，就为逐步实行集体交接班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1980年8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全会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这次会议还同意老一辈革命家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此外，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长期贯彻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组织上作了保证。
最重大的一次组织变动，是1980年11月到12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两项职务，并决定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党内很多同志的要求而举行的。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多数同志都提出了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进行认真总结的要求，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4年、特别是这4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任的职务进行调整。为此，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出席会议，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在会上，到会的29人都讲了话。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五期轮训班结业会上的讲话，涉及一些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他说：“现在我们的中央比三中全会以前，或者说比去年人大三次会议以前是更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中央搞民主集中制，搞畅所欲言，搞集体领导，不许搞一言堂了，不许搞打棍子了，有意见摆到政治局会议上来，摆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或者更扩大的会议上来。中央同志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是免不了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怎么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真正恢复和发展我们党的老传统，搞集体领导，搞民主集中制，搞大家都服从真理，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种是继续搞一言堂，打棍子，无限上纲，动不动就砸烂你的狗头，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我们要在全党讨论清楚，两种办法究竟哪一种办法能安定，是搞集体领导、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评自我批评，采取这个办法能安定，还是搞另外一种办法能安定？按第二种办法搞，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连毛泽东同志那么大的本事和那么高的威望都安定不了。所以，不要怀疑中央。通报上面讲了，会上二十九人都发表了意见，二十八个同志批评的意见都是一致的。现在外边造我们的谣，说中央有这个派，那个派。去年我利用公开的场合讲了一次，我们中央没有什么派。恐怕有的同志没有注意，外国人是注意的。可是外国人恰恰不报道这一条。如果二十八人都是共同的意见，那就不能叫什么派了嘛。经过十几年的教训，现在中央不可能有哪一个人能把个人意见强加于谁。”（注：《中央党校校刊》总第6期，第5—6页。）
胡耀邦还说，我们现在中央是安定的、团结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在于真正有了正常的民主生活，搞集体领导，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又不许打棍子，不许威胁人，不许搞逼供信。中央四号文件经过讨论修改，最后华国锋同志自己也是举了手的，空气一点都不是紧张的，丝毫都没有强加于人。有些同志爱从表面看问题，说中央不安定，不能这么看，这么说嘛，这不符合实际嘛。我们过去有一个观点，谁当主席就永远不能变，实践证明，这个观点如果不变过来，我们党没有希望。究竟谁当主席合适？我在同志们面前可以说，我是表了态的。我说我这个人不够格，我始终没有赞成过。这要在六中全会上定。有些同志主张主席由邓小平同志来当。中央认真作了分析，认为就能力、威望来说，小平同志最合适。小平同志出于公心，讲了一篇道理，说他不当。我们许多同志赞成了他的意见。这为什么？不是他当，不是说他不行，他确实行。可是，小平同志说他当主席不相宜。希望同志们理解这个意思。现在中央的同志都在开动脑筋想问题，想我们党现在怎么办？十年以后怎么办？二十年以后怎么办？所以，中央的决策不是胡来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反复考虑了很长时间才作的。
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可以说作了一个介绍。
在这次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与会者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功劳，但也对此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不应该把功劳归于一人；同时批评了华国锋的错误。与会者认为，华国锋的主要错误是：他提出并长期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他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观点，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他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他对前两年的经济工作中的冒进损失，也负有重要的责任。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显然缺乏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的不能胜任也是众所周知的。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因而作出了组织调整的决定。这一组织上的重大调整，既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必然发展，是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进一步深入的结果，又对保证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 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还进行了组织上的重大调整，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
1.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2.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3.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4.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5.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这次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表明从组织上解决了根本性的问题，实现了由个人领导向集体领导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这对于加强在中央开辟新道路的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保证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还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推进起到了重大作用。
从组织上讲，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此时正式形成。邓小平之所以成为领导核心，是因为：第一，他的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的智慧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及其政绩，特别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可，他本人也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第二，他的经历和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的雄才伟略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敬佩，尤其是他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深得人心。第三，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特殊的资历、阅历和能力，特别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四，他在领导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和求实精神，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第五，他真正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从事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建设四化等事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尽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后来有若干变化，但邓小平作为决策核心的格局一直保持下来，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经受住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保证了中华民族走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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