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格局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5-0061-09 熟悉民国京华风情的邓云乡将1928-1937年的北平命名为“文化古城”①。国都南迁导致的政治地位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平的文化生态，但并未动摇其原有根基。同时，由于远离权力中枢，为北平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部环境。此时的北平更多地依靠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前行。 一、国都南迁与北平文化面貌的重塑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北伐军进入北京，建立在北洋军阀体系基础之上的北京政府统治至此终结，南京成为新的首都，北京改名北平，成为中央直辖“特别市”，后来再降为普通市，甚至一段时期曾隶属于河北省，“不但不是国都，而且成了边塞。”②对于这次“国都”地位的丧失，数年后一位署名“铢庵”的作者感叹：“这一次的变动，在政治上意义更为重大，整个多年蕴藏的重器国宝，逐渐转移，而丧失其固有意义，其多年来沿袭依赖的社会秩序、人命生计，也受决大之波动。自明太宗建都以来，孕育滋生不离窟穴盈千累万之居民，恐从此更不能维持其血脉。北平之历史意义，从此殆摧毁无余矣。”③实际上，这位作者的观感很具有代表性。“国都”南迁之后，北平从国家权力的中心转为一座地方性城市，政治地位渐趋边缘，经济形势更趋恶化，甚至最引以为荣耀的文化领域也陷入一片萧索荒凉，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1920年代末的北平都是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 长期作为“国都”的历史造成了北京畸形的经济繁荣，政治资源成为支撑北京城市消费的核心力量，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城市发展就失去了重要的动力，衰落迹象也愈加显明。国都南迁，与之伴随的是以官僚、政客为主的上层社会群体的离去，附着在这一群体之上的城市消费迅速萎缩，媒体形容，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1928年梁启超在家信中对此的描述是：“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④《大公报》则从商业的角度观察到了北平的衰落：“路上只有几个稀少行人和车辆，昔日正阳门前门的繁华，今日几将消减……马路两旁有很多的铺子都是紧闭大门，贴着‘门面出租’的条子。东安市场行人稀少，很多摆摊的都袖着手幽幽不振的坐着。”⑤ 政治地位的丧失，知识群体的大批出走使北平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危机，曾经的熙熙攘攘转化为一片萧瑟。仅有周作人等几位留守知识分子勉力支撑。1928年春节期间，他来到东安市场青云阁等处闲走，这里曾是北京书业重要的集散地，但此时看到的书店书摊“都很销沉，想买一点较新的书都不能到手，听说北京的书籍检查，并不怎么严厉，大约还是由于没有什么读者之故，照这个情形下去，我恐怕这些书店不久就要关门”⑥。1929年，诗人卞之琳来到北大求学，故都的衰落与破旧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展现在面前的学校景象是一片“断垣废井”，因此“总会起一种惘然的无可奈何的感觉”⑦。 由于原来附着于“国都”地位的城市发展动力逐渐丧失，北平民间与官方都在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路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文化因素被凸显。《大公报》刊发文章指出：“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于设为教育区。而首都南迁，北平去政治中心甚远，环境洁净，尤便于讲学。况其风俗质朴，人情敦厚，于青年之精神修养，复较南方之浮嚣隐糜为适宜。”因此希望政府集中全国之“学者大师，广开黉舍，努力学问”，“则十年廿年之后，中国之建设人才，胥可于此中取给。所谓南方成革命之首功，北方居建设之先导者。”⑧ 民间的这种认识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就提出，北平有“壮丽之建筑，佳美之气候，蓊蔚之树木，便利之交通，加以种种文化设备……学校之多甲于全国”，可汇聚全国学者和求学青年，建成文化、教育中心⑨。时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则表态，北平“原有学校，多属最高学府，讲艺之风，逾于邹鲁，加之故宫之文物，焕然杂陈，各图书馆之册籍，庋藏丰富，其足以裨益文化考证学术之资材，几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文人学士之乔寓是邦者，亦于斯为盛，市府要当整理社会，修废起顿，以期革除旧染，溶发新机，使秩序宁静，环境改观，以为国家振兴文化之辅助，此职责尤不可容缓者也”⑩。 文化因素被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人士共同强调，确实是因为文化价值作为北平的特质与优势最为明显，落实在具体层面，首推独一无二的优质学术与教育资源；其次，帝都时代留下的各种物质遗存，包括古建筑、古物等，也是故都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对于当时北平的这种城市特质，钱钟书曾用他特有的文字描述：“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11)钱氏此语虽带调侃与讥讽意味，但北平在文化资源上的优势确实非常明显。 北京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地，聚集着一批一流高校以及国家级学术、文化机构，作为学术中心的地位当仁不让。虽然整个1920年代由于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以及日益紧张的政治空气，北京的高等教育领域遭受了重大的冲击，但凭借深厚的积累以及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经过短暂的萧条与过渡时期之后，在文化与学术领域重拾元气，重新焕发活力。在与新兴势力如上海、南京等地的抗衡中，学术中心的地位仍然牢固保持。1933年6月，傅斯年在致丁文江的信中指出：“‘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12)1933年出版的《北平学术机关指南》仍然在前言部分强调这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北平一市，学术机关甲于全国，其原因固由于历代都会所在，实亦文化之中心区也。”(13) 五四时期，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1920年代中后期国民革命兴起之后，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几乎难以分离。北京由于聚集了众多高校与青年学生群体，各种风潮频发，大学逐渐走向政治化，学术研究暂时退居边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文化斗争的前哨已经转移至上海。由于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北平地位相对超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是非颇多的政治漩涡，政界的斗争对学界牵扯不大，“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的情形相比20年代明显减少。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学风，筹措经费，力图将北平大学的重心重新转移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校园中潜心读书治学的风气渐浓。以前一直困扰教育的经费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在稀薄的政治空气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中，寓居北平的学人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纯粹的学术本身，缔造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 1930年底，蒋梦麟再次出任北大校长，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秉承北大原有的学术传统，努力排除过多的学生运动对大学教育的负面干扰。几年之后，北大重新走上良性轨道。同一时期，清华大学也因改制，在校长罗家伦的治理下，以“学术化”为方针，拥有了一支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崛起，形成北平的“四大名校”高校群，改变了此前北大一家独大的状况。各校学科各有所长，风格各异，是当时中国各种高校类型的典型代表，再次占据国内学术的顶尖阵地。 1930年代的北平虽已沦落为“故都”，但仍然维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其高层学术机构与文化机构与首都南京相比毫无逊色，甚至实力更强。像对全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推动甚大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一直设立于此，北平研究院与北平图书馆是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对等的国家级文化机构。1929-1933年，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国家级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也设在北平。另有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北平地质研究所等也代表了国内同专业领域的最高水准。一批专门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不仅丰富了北平的学术研究体系，更是在某些领域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起到了奠基的作用(14)。 帝都时代遗留下来的众多古迹、古物是北平地方政府构建文化之城的重要依托，更是无可取代的优势资源。如同前文中“铢庵”所言，北平“留下而不能迁移之躯壳，犹仿佛足以傲睨其他城市，此后之北平，或者因为文化艺术的价值，反能使他成一个安静可住的区域，也未可知的。”(15)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北平官方与民间也在“文化城”这一目标之上达成了基本共识，有基本举措并取得初步效果。在当时地方政府推动的“繁荣北平”计划中，文化就是重要的筹码(16)。这种转型应该也是成功的。1931年4月1日的《国闻周报》形容，北平旧日“好谈政治者，近来十九已不谈”，“善诗者吟诗，喜字者作字，爱字画者谈字画，爱金石者谈金石，好为各种学问者，各为专门之研究，相率在‘文化’一路竞进”，该刊甚至断言，“文化的北平之运命，视政治的北平为悠久而灿烂。”(17)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1933年1月初榆关失守，进一步加重了笼罩在北平城市上空的战争阴云，曾经的帝国之都现在已变为战争前线。如果北平沦陷，那些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众多古物与古建筑就有被摧毁或被劫掠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地方人士与南京中央政府都有意识地为未来战争的爆发做相应准备，开始筹划古物保存办法。虽然其中多有分歧，但从1933年2月开始，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故宫博物院大批珍贵文物陆续南迁。不过，古物虽失，众多古代建筑因其不可移动性而仍然存在，北平政府也以此为着力点，提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计划。1934年9月，制定了《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提出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目的就是要招致外宾观光，增加旅游收入，繁荣北平经济(18)。 北平虽有众多名胜古迹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但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十分落后，卫生、交通、住宿等很成问题。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对北平的市政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主持的市政建设计划由《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及《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三项组成，以道路交通的改善，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后两项计划服务于第一项计划。后来，《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改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1935年1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随后，北平市政府相应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故都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工作稍有起色。但是，随后爆发的抗战打断了第二期工程计划，正在兴起的北平旅游业遭受重创，沦陷后的北平走向了另外的发展路径(19)。 二、自由主义、学院派与左翼：北平知识分子的聚合形态与文化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力图把政党、军队、学校等领域置于三民主义的规范之下，三民主义逐渐被建构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国民党中央当局对北平的政治控制力较弱，三民主义在北平的影响有限，北平的文化与学术有着比较自由的生存空间。由于官方管制相对宽松，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这一时期北平的文化氛围对秉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非常适宜。同时，大量具有相同学术趣味与政治取向的知识群体的定期聚集，也维系和强化了此地原有的文化环境。 北平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吸收了大批曾游学海外的精英学人，他们在输入英美学术文化的同时，也带回了自由主义思潮。这批学人通过创办同人杂志、组织文化沙龙等形式聚集起来。同时，灵活的兼课制度也打破了不同“单位”之间的界限，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还未完全定型的1930年代，北平的知识分子可以超越学科、单位的界限，依据相近的政治态度、学术取向甚至生活品味形成不同的群体或社团，这种现象与1920年代建立在地缘、师承等基础之上的知识分子圈子而言，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 1930年初，胡适从上海回到北平，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的巨大声望以及与北大等高校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深厚渊源使他在北平的文化界很受欢迎，而胡适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使得北平文人之间的联系随着他的回归而产生了更深的凝聚力，在胡适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 政治地位的逐渐边缘化并没有消磨掉北平知识分子的议政热情与“文章报国”的情怀，反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广的言论空间。在“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难背景之下，1932年5月，胡适、蒋廷黻、翁文灏等一批居住在北平的知识精英创办了《独立评论》，并以此为阵地聚集了一个颇具声势的论政群体。他们表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将论学中秉持的“学术独立”原则应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力图用“负责任的言论”对时政施加影响(20)。这也是知识分子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自身效能的一种积极实践。 《独立评论》的出现及其日渐高涨的声势，与北大复兴、清华改制所引发的学术和思想中心北返有关(21)。担任主编的胡适是核心人物，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最初多为北大、清华、燕大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包括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竹垚生、顾湛然、周诒春、陈之迈、陈岱孙、吴景超、何廉、张奚若、任叔永、陈衡哲、张忠绂、顾一樵、陈受颐、陶希圣、汪敬熙、萧公权、徐炳昶、张佛泉、董时进等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公务员、大学生、中小学教师以及一些报人也加入到作者群，正如胡适所言，他希望《独立评论》“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22)总体而言，《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群大多有英美留学的经历，回国后多在一流学府任教，人格上谋求独立，思想上普遍具有现实批判精神。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在现实体制框架内解决问题(23)。 同时，《独立评论》的存在及其相对宽松活动空间主要得益于1930年代初期北平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中央政府对北平的控制能力有限，特殊的政治结构确立了北平知识分子的发言尺度。他们反对党化教育，秉承自由主义，追求个人的言说权利，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也比较直接。而在南京方面，经过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中央政权初步巩固，稳定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随之而来的“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引发了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国内要求改良政治的声音日益高涨。国民政府有意识地主动调整内政与外交政策，逐步整合国内的各种势力，捋顺各方关系，在保证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在外交、经济、教育等强调专业技术的领域向知识分子有限度地开放政权。北平知识分子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一部分专家型学人进入政府，充当技术官僚，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实际政治。 为了加紧抗日准备，1932年11月，南京政府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这是一个国防咨询机构，下设军事组、国际组、教育文化组、经济与财政组、原料及制造组、土地及粮食组，职能主要限于相关问题的调查和研究。首批聘任的委员人选有39名，除少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官员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知名学者、技术专家和实业家，而居住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占据了很大比重，如翁文灏、胡适、蒋梦麟、丁文江、陶孟和、钱昌祚、周鲠生、王世杰、吴鼎昌、徐新六、周炳琳、唐有壬、杨端六等，都在受邀名单之列。 1935年底，蒋介石改组行政院，自任院长，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在此前后，北平学人开始大规模进入体制之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先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担任驻苏大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曾任行政院秘书，后任经济部秘书。原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周诒春接受实业部常务次长之职。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广邀各路学者名流到庐山参加谈话会，北平学人仍然占据了很大部分，如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抗战期间，胡适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傅斯年、任鸿隽、张奚若等也进入国民参政会。他们逐渐摆脱了“文人论政”的模式，从政府的“批评者”进入到了具体的行政领域，从“在野”走向“在朝”，从“学术人”变成了“政治人”，与中央政府一度紧张与疏离的关系也开始得到很大改善，这一时期也是民国知识分子从事政治实践的高峰期。 抗战之前的北平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重要枢纽，由于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疏离，为寓居于此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宽广的言说空间，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文化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一方面，他们在《独立评论》这类报刊中对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保持着充分的关注与热切的讨论，另一方面，还有以“太太的客厅”为中心的注重生活品味、偏重文学艺术的小群体，他们共同构成了当时知识精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整体面貌。 1930年代初期，梁思成与林徽因从沈阳返回北平，租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一座四合院中。林徽因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情感丰沛、散发着独特女性魅力的现代作家，热心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是北平文化圈的活跃分子。每个周六的下午，以林徽因家客厅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一批京城的学者名流，后来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年在校学生也逐渐被带进这个带有精英意味的文化空间之中。这里既有不同领域治学方法的碰撞，也有不同人生体验的交流，是当时北平静穆、清幽文化氛围的微型浓缩。 1933年夏，美学家朱光潜留学回国，在北大西语系与清华中文系同时任教。1934-1935年间，他在自己的寓所慈慧殿3号每月举办一次“读诗会”，但所读范围并不局限于诗歌，还包括剧本、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参与者多为北平的高校教授以及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有研究者指出，“读诗会”俨然成了“诗人的创作室、戏剧家的排演厅和辩论家的论辩场”(24)。 除了上述带有西方文艺沙龙性质的聚合方式之外，以中山公园为中心，沈从文、萧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身份定期组织约稿会，邀请青年学生与作家到来今雨轩畅谈文学，这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来今雨轩’等北平的公共场所在20世纪30年代扮演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角色”，“这个空间集结的文人却超越了单一性，成为众多京派文人尤其是学生辈的文人建立社会网络的黄金通道。”(25) 在1930年代的北平，以林徽因的客厅、慈慧殿3号与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等空间为聚点，聚集了当时一大批富有学术活力与文学热情的知识群体。参与这些聚会的成员既有许多已经享有名望的学者文人，也有许多尚未成名的晚生后辈，前者多在高校任教，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推崇自由主义理念；后者还属于初出茅庐、赤手空拳打天下的阶段，但普遍怀有一颗文艺之心，并以此作为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总体而言，二者都参与了抗战之前文化古城时期北平城市精神的建构。 在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格局中，一批学院派知识精英的精神气质与生活状态构建了一条显性的线索，同时，还有一条隐性的脉络同样是观察北平文化面貌不可忽视的面相。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北平城里红色的也不可能只有前朝宫墙。“古色古香的皇城遗蕴、乡土中国的诗意氛围和学院里优雅的文化气息，所有这些也并非故都城市故事的全部。……对于北平的城市史而言，文艺青年在北平演出的‘革命文学’也许算不上‘大戏剧’，但它同样值得讲述。”(26) 1926年前后，伴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左翼思潮开始在北京一些大学中风行，青年学生是左翼思潮传播的重要载体。进入1930年代之后，左翼文化运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起来，参与主体包括高校学生、中学教师等，一些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等也给予了暗中支持，他们创作革命文学作品，创办刊物，组织社团等。 高校是北平左翼思潮传播的重要阵地，但由于学校立场、治校方针、师生关系等因素的差异，其在不同学校表现的强度和形式亦有所不同。1930年代北大、清华等一流名校致力于向学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强调读书、治学，学院派气息浓厚，左翼思潮的传播空间有限，学生的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而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一些并非顶尖的高校当中，管理制度比较松弛，学生思想活跃，为左翼文化的发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27)。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对北方的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9月，“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北平左翼文艺运动彰显的重要标志。“北方左联”的成员大部分是大、中学校从事文学写作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与创作主体，虽然一些左翼教授也加入进来，但人数有限，工作方式也是秘密的，影响亦有限。由于没有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人物为他们提携与引领，“北方左联”也未能如上海左联那样以集团力量扶持他们在文坛的成长，因此，本来水平有限的左翼青年在创作实绩上并不突出，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向政治工作方面，逐渐演变成一个单纯的宣传鼓动组织。 继“北方左联”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也于同年10月成立。此后，北平普罗画会、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北平剧联、北平世界语者同盟、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等相继成立。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同盟。左翼思潮强调对社会的批判意义，不管是观察现实的角度还是自身的生活体验都与自由主义学院派有很大的差异，呈现出故都的另一种历史图景(28)。 三、“京派”的文学世界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上海是中国文学领域最活跃的城市，这里左翼文学与商业化的通俗文学并立，一片喧嚣，南京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保持着官方文学口味固有的严肃面孔。而同一时期的北平文坛在国都南迁、大批文化人南下、文化机构凋落的背景之下，显得“落寞”、“寂寥”而“荒芜”。但这种氛围也为当时北平的作家与文人营造了一个相对超然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在没有严峻生存压力的背景下，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思想表达，推崇艺术的美和真的准则，创作出了一批注重个体生命体验表达的作品，通常称之为“京派”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概念的生成源于沈从文批评上海文坛的商业化倾向所引发的文坛论争。1933年10月，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引发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文中指出，“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29)可以看出，沈从文批评的是一些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针对当时文坛的特定现象有感而发，并非专门针对上海作家群体。不过，早在此文之前，沈从文也曾发表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中国创作小说》等文章，把上海文坛风气概括为“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认为“海派”是“商业化的才子”，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 《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之后，引发了居住在上海的作家杜衡的强烈不满。1933年12月，他以笔名“苏汶”在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予以反击：“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30)其后，沈从文又写了《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试图解释与纠正外人对自己文章观点的误读。他所批评的“海派”，更多是从文学态度、文人习气等方面着眼。总体而言，他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的批评，是基于他的文学独立精神和纯艺术家的态度。 沈从文与苏汶的争论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关注，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参与进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鲁迅。他相继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从地域文化角度加以阐释，对“京派”与“海派”的概念以及区别作出了经典性的概括：“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31) 这场争论已经不同程度地触及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特征。“京派”、“海派”主要因各自所依托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与文化氛围陶铸着两地不同的精神态度和文学风气，由此导致在文体内容、创作风格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经过这场论争之后，所谓的“京派”开始崛起并引起了关注，北平在经历了短暂的落寞之后又一次成为文学青年心中的向往之地，北平文坛继五四之后再次热闹起来，与五四时期鲜明的政治色彩不同，这次更像是一次纯文学的繁荣。 “京派”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从来没有正式结社，没有明确的创作宗旨，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共同的文学宣言，它从形成到发展都是非常松散的，甚至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形式，无论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所谓“京派”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之所以将这样一群作家及作品统称为“京派”，是由他们大致相近的文学风格与创作环境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派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流派，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直接以地域命名这样一个事实，展现的是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一个作家群体或一种文学空气的养成，与作家所在的地缘文化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在1930年代北平厚重的文化空气中，逐渐生长出一种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样式。 京派文学追求超然、隐逸的审美趣味(32)，北平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外部条件，可以说，“京派”文学是“由一个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之外的特殊文化社会造成的”(33)。1928年底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政权虽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对于京津地区而言，由于地方军事势力的强大，蒋介石始终未能在军事上、政治上真正控制，身处此地的作家所受政治压力不大，因此能保持在政治态度上的相对缓和。他们追求精神的独立，更多地从人性与生命的角度营建自身的文学世界。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分析，通常概念中的“京派”成员主要有周作人、冯至、废名、俞平伯、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沈启无、杨振声、林庚、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梁遇春、朱自清、吴伯箫、汪曾祺、萧乾、凌叔华、师陀、汪曾祺、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等。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人的籍贯可以发现，虽然以“京派”命名，但这个作家群主要由大量“外乡人”构成，如同钱钟书所言，“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34)，这与近代以来南方的经济优势以及文化优势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艺术价值观。如同鲁迅所指出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35) “京派”作家所依赖的文化媒介主要集中在《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几个杂志上，它们总体上保持纯文艺的倾向，坚守自身的文化追求，对社会现实采取旁观的态度，延续着学院派刊物固有的矜持和品味。这几份刊物的创办为“京派”提供了重要的联络场所与发言载体，正是它们的存在以及作家们的定期聚会使得“京派”这一概念呈现出更加具体的形态，推动了“京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京派文学以校园文人为主体，学院品格是京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如果考察京派作家的教育背景，绝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又有一部分曾出国留学，回国后多在高校任教，可以认定京派是一个由知识精英组成的群体。现代大学制度在无形中养成了适宜作家聚居的文化空气和写作氛围，浓郁的学术氛围及优裕的生活条件为他们追求人生的艺术化以及个性独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在创作过程中学院风格浓重，追求诗性、悠远，自觉摒弃浮华之风。作为一个大学云集的故都，一批具有相同文学理想的文人集结于此，在特殊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形成了共同的创作理念与呈现形态，进而也构建了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同时，高校中的青年学生成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阅读群体，作者与读者形成了积极的互动，而且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些人日后也成为“京派”的后续力量。 虽然“京派”文学刻意保持文学的独立，强调纯粹的审美趣味，但并未与社会现实完全隔绝，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与政治无涉，他们只是努力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关系，在不损害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他们反对将文学作为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从人生、人性健全的角度来传达他们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在193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京派文学虽然无法与上海的商业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南京的官方文学相抗衡，但也是一支独特的文学力量，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不可忽视，在民国文学拼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也是一种类型上的丰富。 1930年代的北平以鲜明的“文化城”姿态出现在后人的认知中，当失去政治驱动力之后，文化因素被凸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北平作为“文化城”的这一定位取得了基本共识并为此付诸努力。但是，至19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逐渐加深，北平上空的阴云日益密布，日军步步紧逼，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北平已从一座“边城”变成“危城”，曾经的“国都”此时已经成为战争前线。抗战前夕北平的政治环境不断恶化，文化人陆续离开，《独立评论》陷入困境，曾经人声鼎沸的“太太的客厅”陷入沉寂。“七·七事变”爆发，沦陷之后的北平文化面貌呈现出更加复杂而灰暗的色调。 ①邓云乡提出，在1927-1937近十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参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上)，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页。 ③铢庵：《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1月1日。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763页。 ⑤《最近北京的萧条》，《大公报》1928年11月17日。 ⑥岂明：《新年通信》，《语丝》第4卷第8期，1928年2月4日。 ⑦卞之琳：《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⑧《今后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 ⑨《京报》1928年11月11日。 ⑩何其巩：《今后北平之建设》，《益世报》1928年10月12日。 (11)钱钟书：《猫》，《人·兽·鬼》，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12)转引自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第24期，2007年春季号。 (13)李文琦编：《北平学术机关指南·弁言》，北平图书馆协会1933年版。 (14)相关研究参见刘超：《论1927年后北平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战前十年知识界脉象发微——基于两种谱系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5)铢庵：《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1月1日。 (16)参见王煦：《国民政府“繁荣北平”活动初探》，《民国研究》总第21辑，2012年春季号。 (17)《北平新气象》，《国闻周报》第8卷第14期。 (18)《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梅佳选编：《三十年代北平市政建设规划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3期。 (19)相关研究参见季剑青：《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历史建构》，《文化研究》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0)《发刊词》，《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21)何武：《七七事变前的〈独立评论〉及其抗日宣传》，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2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9页。通过对《独立评论》作者群的统计，从地区分布上而言，基本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合计近百人左右。 (22)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23)相关研究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4)赵焕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雅集》，《书屋》2012年第12期。 (25)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340页。 (26)马俊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页。 (27)季剑青：《20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中的左翼思潮》，《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8)有关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详细情形，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29)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 (30)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 (31)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32)1935年“京派”与“海派”论争之时，胡风描述了他对“京派”的印象：“所谓‘京派’文人的生活大概是很雅的，或者在夕阳道上得得地骑着驴子到西山去看垂死的落日，听古松作龙吟或白杨的萧萧声，或者站在北海的高塔上望着层叠起伏的街树和屋顶做梦，或者到天坛去看凉月。”参见胡风：《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文学》第4卷第5号，1935年5月1日。 (33)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4)钱钟书：《猫》，《人·兽·鬼》，第21页。 (35)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53页。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胡适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1930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海派风格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北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