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中应警惕的四种倾向_心理学论文

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中应警惕的四种倾向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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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心理学事业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如,就人才培养而 言,过去全国具有心理学专业博士点的单位很少,现在心理学专业博士点的发展则“由 点向面,全面开花”,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天 津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 等高等院校或研究所里都已有心理学专业博士点,并且,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 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还设有心理学专业博士后 流动站,从而使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较之过去上了一个新台阶。就心理学研究看,近几 年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看,较之过去也有了大的飞跃,这从近 几年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心理学》等刊物上所 发表的心理学专业论文和近几年出版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心理学论著中就可见一斑。中 国的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大家庭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从第28届国际心理学 大会于2004年8月7-13日首次在中国的北京召开的事实就可看出……想到心理学事业在 中国的这诸多飞速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心理学同仁都会从心底中感到由衷的高兴的。但 是,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勿庸讳言,在当前中国的心理 学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每一位真正关心中国心理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同仁 所警惕的倾向。

一、太关注夸克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不太关心人的整体心理与行为

稍知心理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史实,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由于只关注人 的“分子行为”的研究,从而受到后人的猛烈批评。如,托尔曼虽然在基本立场方面是 一个十足的行为主义者,但他反对华生对行为所作的分子性的定义,主张心理学应该研 究整体行为,而且这种整体行为具有目的性和认知性。在托尔曼看来,所谓分子性行为 ,是指华生等人以简单的刺激——反应联结概念来界说行为。刺激不过是声、光、色、 电等物理属性,反应则是特定的肌肉收缩与腺体分泌。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行为,虽然 精确、客观,但与动物和人类的实际不符。如动物走迷津、孩子上学等都是对一个包含 了许多不同刺激组合的复杂情境的反应,很难将它们支解为一系列单个的物理刺激和生 理运动,即使能够一一支解,也不能准确地描述整体行为。因为这些整体行为并不是各 部分之和,它有自己的描述性和规定性。[1](P231)于是,托尔曼主张心理学要将主要 精力集中在研究人的整体行为上。

没想到的是,历史居然会在中国重演,甚至走得更远。在当代中国心理学界,有一些 心理学研究者为了便于进行实验设计、为了便于控制变量或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常常采 用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将人的复杂心理与行为、整体的心理与行为置之不理,而偏爱选 取一些非常细微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若借用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可以将这类研究 对象概括为人的“夸克心理或行为”,(注:夸克(quark),一种理论上假设的构成强子 的组成粒子,符号“q”。1964年M.盖尔曼和G.兹韦克各自独立提出这一假说,但目前 在实验上仍未能证实自由夸克的存在(《百科知识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年第1版,第496页)。这里用“夸克心理与行为”来指称比“分子行为”还要细小的心 理与行为。)这从时下一些学术刊物所发表的数量不菲的研究夸克心理与行为的心理学 论文中就可见一斑。

虽然研究人的夸克心理与行为对于了解人的整体心理与行为规律也是有帮助的,但问 题是,假若中国的主流心理学只重夸克心理与行为的研究,而不关心研究人的整体心理 与行为,这就成为宜警惕的一种倾向。因为人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人的心理与行为 虽都是由各个部分所组成的,不过,一旦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产生了超过各个部分 功能之和的整体功能。尤如一个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手机可以用来打电话、接发短信 ,而一旦将其拆成一堆零部件,尽管可以保证每个零部件的结构与功能都良好,但就是 不能再用来打电话和接发短信了。所以,在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时,首要的任务 与做法本是,先将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将人的心理与行 为作静态的、条块分割式的处理,然后简单地、孤立地研究其中的细小部分。正如马斯 洛所说:心理学“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型的而不 是分类型的,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 简单机械论的。”[2]潘菽也主张:“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最主要的科学。心理学如 果看不到人是世界万物中最可贵的东西,就会忽视了它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阐 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把人和动物以 至一般生物混为一谈,以致使心理学模糊了或者完全忽视了自己最核心的课题。”[3] 同时,若只是为了便于进行实验设计与控制变量而选择夸克心理与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 ,这从学理上讲,就颠倒了对象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当年,行为主义为了保证其方法的 客观性,而不惜牺牲意识,使心理学成为一门没有“心理”的科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个深刻教训本宜为所有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所牢记,没想到,时间才过去没多久,一 些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旧病复发了”。所以,当代中国心理 学界的同仁宜重新谨慎地对待对象与方法之间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有一个不成熟 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心理学研究中处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妥善态度宜是:论先后 ,宜以对象为先;论轻重,宜以方法为重。即在研究过程中,要优先考虑研究对象,不 能再犯当年行为主义者所犯的那种错误;研究对象选定之后,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 况,灵活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无论是量的方法还是质的方法都可运用),并善于运用最 妥当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中外科学发展史有无效事例表明,方法上的突破,往往能带 来研究的突破[4]。

二、不太注重内功的修炼,只一味依靠高、精、尖的仪器

翻开心理学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心理学大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往往 是因为他或她的“内功”深厚:既有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又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周 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还往往能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如美国著名 心理学家斯金纳就是如此,他在借鉴巴甫洛夫、桑代克和华生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能够 推陈出新,通过自己的精巧实验,建构出一套颇为完善、内容丰富的操作条件作用理论 。你可以说,从“斯金纳箱”里能看到“桑代克箱”的影子,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在 原理上与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原理相同;但是,斯金纳就是斯金纳,他不但提出了 不同于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的操作条件反射,而且通过自己的精巧实验对其作了较科 学、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这样说,斯金纳所做的实验,并没有使用什么非常高级的仪器 ,任何一个受过基本心理学训练的人完全都可以将斯金纳的实验复演出来,问题的关键 在于:他的这一套构想,我们没有想到,他是第一个想到并予以系统研究的人。从这个 意义上说,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中,关键在于“构思”要佳,构思一佳,实践起来并不 太困难。真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又如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他构 建出了对后世心理学研究影响甚大的皮亚杰学派,对儿童心理的发展机制、影响因素、 发展阶段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看法。但是,皮亚杰所使用的 临床法——研究者在与儿童的半自然交往中,向儿童提出一些活动任务(如让儿童看一 些实物或向儿童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从而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只不过综合了观 察法、询问法、测验法和实验法的一些特点[1](P487~488),皮亚杰在运用此法进行研 究的过程中,既没有使用什么非常“高、精、尖”的仪器,也没有使用大样本作为研究 的对象,不过,由于皮亚杰本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照样能用这样一种本身并不是一 种客观精确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后,又凭借自己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 深厚的理论思维,构建出一整套有关儿童认知发展的独创性的理论。再如一代宗师弗洛 伊德,他能够从收集自己所做的为数不多的梦的材料中,建构出一整套梦的理论,没有 深厚的“内功”是做不到的。

反观当代中国心理学界,许多研究者不太注重内功的修炼:既不太注重培养和训练自 己的理论思维与创新思维,也不太注重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敏锐的洞察力,还不太注 重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与打牢基本功,而只是一味地依赖高、精、尖的仪器来做研究(注 :为了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我们并不反对运用高、精、尖的仪器来研究心理学, 但凡事都要有可度,太过,就变味了。),这从时下许多高等院校或研究所盲目增添颇 为昂贵的心理学仪器,并将之作为衡量某一单位心理学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的 事实中就可见一斑。这不但于无形中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于无形中造成了一些单位盲目 攀比的不良风气(按理说,一个学校应有一个学校的特色,不宜“千人一面”,这个道 理本是人人都懂的,可事实却是,一些中国人行事喜欢一哄而上)。更重要的是,这有 可能使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走上歧途,因为在这一做法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 心理学是一门像数学、物理、或化学那样纯粹的自然科学,这样,理所当然地要用高、 精、尖的仪器来研究。但只要反思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的心理的实际情况就可知晓这 一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从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看,虽然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直接诱因,是当年冯特采 用实验法来研究人的意识(心理)之故,不过,即便是冯特本人,也并无实验法是研究心 理学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之意,冯特本人在其研究过程中,既运用实验法来研究人的反应 时感知觉和联想等心理现象,也用社会产品分析法来研究人的思维和想像等心理现象。 冯特在《生理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曾说:“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 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 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 神话和风俗。由于它们不仅依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也依存于普遍的心理规律。所 以那些引申出普通心理学规律的现象,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 对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给研究复杂心理过程的普通心理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辅助 手段。”[1](P86~87)后来主流心理学的发展之所以走上自然科学主义的道路,主要是 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从当代主流心理学(无论是中国的主流心理学还是美 国的主流心理学,均是如此)仍特别强调要走自然科学道路的事实可看出,行为主义犹 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其作为一个学派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已瓦解,但 其所强调的诸如客观、可重复、可观察、可预测、可控制等等核心理念至今仍像“幽灵 ”般深刻影响着主流心理学界的研究理念。行为主义心理学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 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 由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自身存在的机械性与刻板性等弊病,从而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致 命的“硬伤”:不但使心理学差点名存实亡(按行为主义的观点,心理学不但要研究行 为,干脆连名字也改为行为学是最好不过的了),还由于片面追求方法的客观性而实际 上窄化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使许多不便于用实验法研究的心理现象失去了在心理学大 家庭中的“合法地位”。假若说,前一种硬伤随着行为主义的瓦解而逐渐被修复,那么 ,后一种硬伤则至今仍制约心理学的发展。中国的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过于执着于用高、 精、尖的仪器来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受到行为主义这一偏颇思 想的影响。

从人的心理的实际情况看,人的心理是颇为复杂的,既有客观性的一面,更有主观性 的一面,它涉及到人的情感、意志、审美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带有较浓厚主观性的问 题,从而使人心带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同时,人心受文化(广义的)因素的影响较大, 不同文化生成不同的人心,这使得人心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再者,人心不具有形体 性,至今仍没有有效手段将其直接呈现出来进行研究,只能通过人的外显行为来做间接 的推论,而人的外显行为与其内心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基 于这些事实,心理学本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若过于执着于 研究人的心理的自然的一面,必然会忽视人的心理的社会性的一面,而这是人的心理中 更为重要的一面,毕竟,人之所以为人,最主要的不是取决于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取决 于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言以蔽之,不太注重内功的修炼,只一味依靠高、精、尖的仪器,这对中国心理学 的健康发展是害多利少的,也是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中宜警惕的一种倾向。

三、未辩证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中国心理学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脱节的现象几乎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 。主要从事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人一般不会去从事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事心 理学实证研究的人一般也不太关注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未辩证地 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可说是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中宜警惕的又一 种倾向,由此造成一些不佳后果,主要从事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人,由于自己几乎 不做实证研究,也就反过来制约了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并使得他们往往对实证研究缺乏 同情式的理解;主要从事心理学实证研究的人由于不太关注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者的 研究成果,也同样使他们对心理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缺乏同情式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其理论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一些实证研究纯粹是为实证而实证,堆积了一 大堆数据,但就是不能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或许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界尚未出现世界 一流的心理学大师的深层原因之一。综观心理学发展历史,大凡大师级的心理学家,像 巴甫洛夫、维果茨基、皮亚杰、华生、柯尔伯格等人,往往是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 善做精巧的实验研究,从而能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实证中提升、 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基于自己的理论假设,设计出一套套精巧的心理实验,用以验证 自己的理论假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从而成就了一番心理学事业。这是当代中 国心理学界的同仁宜予以认真反省与学习的。

四、未辩证地处理好立足本国与放眼世界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学是诞生于德国,在此后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也 主要是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当代,心理学最发达的国 家当首推美国。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水平从总体上看落后于美 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在自己的学习与研究中,紧跟世界 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瞄准一些心理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开展自己的 研究,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仍是,凡事都要有个“度”。毕竟,心理学至今也未发展 成为一门超文化的学科,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若过于强调“放眼世界”,紧跟“世界前 沿”,而不妥善处理好“立足本国”这个问题,就会使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带来诸多隐患 。这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中就已有此种众多迹 象折射出此种隐患:

一是中国心理学界至今未出现真正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从而无形中降低了中国的心 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大家庭中的地位。自心理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以来,虽然 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中国现代心理学家郭任远(1898-1970)早在1 921年(当时还只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就发表了《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将批评锋芒 直指当时心理学权威哈佛大学心理学主任麦独孤和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华生, 此文震惊了美国心理学界。后来,郭任远关于鸟类胚胎发育和训练猫不吃老鼠的实验研 究,也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好评与重视。[5]可惜的是,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做的这类 研究数量太少,从总体看,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至今仍主要停留在模仿或验证西方心理学 的研究成果上,缺少真正的创新研究(原创性研究),使得中国心理学界至今也未出现一 位像皮亚杰或维果茨基式的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大师级人物,这就于无形中降低了 中国的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大家庭中的地位。

另一是不太考虑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进而不太注重加强对中国文 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的系统研究与梳理,从而使中国的一些心理学研究存在着将中 国人当美国人来研究的倾向。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曾说:“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 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 。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 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6]可见,中国的心理学要想在世界心理学中占有一席 之地,要想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该多做一些具有自己文化特 色的心理学研究,以便告诉西方心理学界的同行们“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 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虽然,在中国大陆,早在1937年潘菽 就发表了《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一文,在该文中,潘菽明确主张:“我们所要讲 的心理学,不能把它当作一种超然的东西,不能把它和实际社会脱离关系。换句话讲, 我们不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了来就算完事。我们必须研究我 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 该如此。”[7](P24)1939年潘菽又发表了《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该文收入《潘菽 心理学文选》时,将题目改为“学术中国化问题刍议”,引者注)一文,在该文里潘菽 对学术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这从此文四个部分的标题就可看出。 此文共分四部分,其标题依次是: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叫做中国化、如何中国化和对 于旧学术怎样办。”[7](P37~52)既然学术要中国化,不言而喻,心理学——学术的一 种——当然也要中国化了。1983年1月10日,潘菽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建立 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一文,在该文中潘菽明确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有 四个主要途径:第一,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心理学工作的指导思想;第二, 要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三,要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第四,要贯彻“ 古为今用”的原则,好好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这个宝藏[8]。其后,由于潘菽个人 的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主张在中国心理学界曾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潘菽于1988年的去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 理学”的主张在中国心理学界的影响逐渐减弱。再往后,尽管1998年中国教育部就以“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为题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后此课题由南 京师范大学的杨鑫辉教授主持于2001年完成[9],不过,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至今 仍未引起中国心理学界的普遍重视。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尽管许多心理学研究者如杨国 枢和杨中芳等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对这种缺乏“灵魂”的心理学进行反 省,反省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许多心理学研究者自1980年以后,就致 力于开展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后改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10]。但遗憾 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也主要局限于中国港、台地区的心理学界,对中国大陆 的主流心理学界的影响不太大。一句话,当代中国的主流心理学界在其研究中,是不太 考虑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的,这就制约了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的深度与 价值,使得中国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或心理学专业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曾有这样的尴尬体 验: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从学理上讲好像头头是道,可一旦放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却犹如“虎入平川”,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从而招来诸如“搞心理学研究的人,其实 往往不懂人的心理”的批评。而如果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尽可能多地考虑中国文化,尽可 能地贴近中国人的真实心理情境,犹如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平日的军事训练一定是 在尽可能真实的“实战”环境里进行的一般,那么,就一定能提高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解 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心理问题的能力。

由此可见,未辩证地处理好立足本国与放眼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的主流心理 学界宜认真反省的,否则,就可能会制约中国心理学未来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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