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说老话题：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祖国论文,纯洁论文,语言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几年，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对社会上语言文字的混乱现象提出批评，要求治理“语言污染”、清除“文字垃圾”，认为事关国家的尊严和现代化建设。我原先只是从报刊上看到这些批评，同时也只是出于一名教师的社会责任感而对当前语言文字的混乱状况痛心疾首。去年我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之后，细细留心，才发现语言文字的混乱程度远远超过我以前的感觉。同时，几乎我每次参加会议或活动，都会受到老相知新朋友的询问：现在社会上的用字这么乱，你们语委管不管？简体字是不是不再坚持了？现在广东话比普通话吃香，是怎么搞的？方言、土话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广播、电视，这像话吗？电视上经常有错字，播音员常读错音，你们语委抱什么态度？……这些包含着批评的询问反映了人们对当前语言文字现象的强烈不满，也有对国家语委的殷切期望。这不能不促使我和语委的同事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现在，社会上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确太混乱了。这种混乱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以繁体字回潮为中心的文字混乱；二是以方言泛滥为代表的语言混乱；三是以胡编乱造、不知所云为特点的语文水平滑坡。
我国早在1956年就规定了繁体字的使用范围：重印古籍、老字号店铺的招牌、文物古迹的牌匾题词、书法作品和国家批准的对外宣传品。除此以外，一切印刷品和公共场所用字，都要使用规范字，包括已经简化了的字。可是，曾几何时，在国家明令禁止的领域，繁体字大行其道了。这一浪潮是从东南沿海特别是从经济特区首先掀起来的，继而扩展到江浙，然后迅速弥漫到全国。商店的招牌、产品的包装简介、广告直到图书报刊、印刷品，无不是繁体字横行。与此同时，个人乱造字、错别字也混杂其间。这些年，不知道全国出现了多少现代的“仓颉”，好像文字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
方言的泛滥也是从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和香港、澳门毗邻，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于是广东的一些人从盲目狭隘的地区经济优越感中，莫名其妙地连带产生了方言优越感，普通话的推广工作遇到了很大阻力。相应地，内地一些人在潜意识里认为凡是说广东话（确切地说是广州话，因为广东还有潮汕话、客家话、台山话等等）的，或说话带点儿“广味儿”（或曰港味儿）的就是“大款”，“有派”，“吃香”，并由羡慕进而模仿起来。无独有偶，江浙一带是老的经济发达地区，当年的优越感还没有被广东潮完全冲掉，因而普通话的推广也是困难得很。而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还有不少人仍然像几十年前以至几百年前那样，视说普通话为“打官腔”、“撇京腔”，而坚守着方言阵地。所不同的是，广东话凭借着经济的东风，来势凶猛，且有要成为官方半官方语言之势。
与粤语时髦相对应的，是近几年在舞台上和电视里方言剧和小品（主要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方言）的“风起云涌”。这种夸张方言的“侉”味以追求“艺术效果”的做法实际是在突出人物的“土气”，是对操方言者的极不尊重，同时也对方言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稍稍加以思考的人早就不以为然，甚至反感了。与模仿粤语相类似的，是滥用英语，不管读者、听众、顾客懂不懂，不怕用了闹笑话（例如以PLAYBOY作店名，赫然自标“××士多店”，歌词里半通不通的英文语句），求的就是个洋气儿、洋味儿。这似乎比追求广味儿、港味儿更低了一级，其不伦不类也更为明显，而骨子里的灵魂却是一样的。
说到语文表达水平下降问题，同样让人痛心。生造词语、句子不通、误用成语的现象几乎每日可见，旧社会的黑话、脏话竟然变得时髦，痞子腔调也被“玩儿”得流行起来……如果这些只是出现在小圈子里，也就罢了，不过显示那些作者、编者的水平和格调低下而已。但是，这些糟蹋玷污祖国语言文字的垃圾渐渐侵袭到小报大报、图书期刊、电影电视，那就绝不是什么个人行为，社会和政府就不能不管了。尤其可怕其实可笑的是，对此还有种种“理论”为之张目或辩解。一曰语法是语言学家制订的，不突破语言规律写不出好作品；二曰语言是发展的，“时代不一样了”，胡说八道正是创新；三曰要表现新的生活、表达新的思想，原有的语言不够用了，如此等等。其实，这些违背语言学基本知识的所谓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问题的实质是，一些人缺乏语言的修养，他们的“作品”缺乏深刻的内容，又不肯下点儿功夫，于是变着法儿把不通说成美，以怪遮空，以“新”吓人。
60多年前，鲁迅先生劝人写文章要删去除了自己谁也不懂的生造词语之类，44年前《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这些都曾引导亿万人走上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道路。谁也没有想到，同现在的情况相比，半个世纪前语言文字的混乱现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鲁迅在世，不知道该气成什么样了。
一切珍惜祖国文化、爱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人们，应该再次奋起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二
要治病，就需要先找一找病源。
以上所说的种种现象，症状虽千差万别，病因——心理的和社会的——却大同小异。
首先，许多人不懂得语言和文字的规范统一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
世界上任何一个统一文明的国家，都有通用的语言、规范的文字。发达国家不用说，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语言和文字的规范是自然形成的，有的则加上了政府的推动、干预。与语言文字统一和规范相反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过分强调方言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地区间的矛盾冲突不断。中国人恐怕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的。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是尽人皆知的，其实，历代盛世也都有过类似的措施。秦始皇没有提出语同音的任务，那是因为当时方言的分歧还不大，异地交流还不多，没有造成明显的困难。可是到了明朝，就已经形成了“蓝青官话”。到了清代，雍正帝就明确地特别是针对广东、福建提出官员要说官话（见《清实录》）。显然，历代王朝要求“书同文”、语同音，都是着眼于全国政令的畅通，以保证国家统一，其影响所及基本上局限于官场。民国期间，一些学者也曾为推广国语、简化汉字奋斗过。但是受社会制度的限制，他们的努力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1955年，我国的经济刚渡过了困难的恢复期，党和政府就提出要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这是因为当时要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要解放生产力，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克服方言所造成的各地交流的障碍，用一批简化了的汉字迅速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道理很简单，如果全国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各个方言区的人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单位或在同一部队里，怎么能合作共事？如果不简化汉字，减少儿童和成年人（1949年我国文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学习文化的困难，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亿万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的几个五年计划也就无法完成。现在，会说和能听懂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普通话已经成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简化字在教育、文化、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发挥了威力，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无法估计的作用。在国际上，普通话就是中国话，简化字已经成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认可和使用的标准中文。这些都证明当年所进行的语言规范和文字改革工作是非常正确、非常适时的。
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统一祖国的宏伟事业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成熟完善，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就越高。不能想象，如果普通话没有成为全国的通用语，统一的市场怎样形成，怎么运转。一些广东人认为要把生意做好就只能说广东话、写繁体字，这是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实质上的封闭、短视。他们应该走向珠江三角洲的小圈子，闯一闯全国（包括台湾）这个大市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难道要带着翻译到处走？粤语优越感同广东作为全国经济改革先行者的地位是矛盾的，这种观念的顽固性可能会影响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地位的巩固。
其次，许多人不懂得现代化的社会更加需要语言和文字的规范、统一。
众所周知，信息时代的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传输手段和速度的竞争。当前，我国的信息传递主要还是靠信件、印刷品、电话、传真等，语言不通、文字不规范，自然就会造成沟通的障碍。现在，欧美各国正在竞相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列入议事日程，我国也在加紧这方面的研究。将来要在我国实现多媒体计算机的联网，并加入到国际网络中去，要克服的拦路虎之一就是语言文字的不规范、不标准。有人说，以前搞简化字是为了解决人们识字、写字难的问题，现在有了计算机，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事实并非如此。简化字40年来已经为八亿多人所掌握，现在要普及计算机，该用简化字还是恢复繁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何况，计算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认读和手写，简化字的优势依旧；让计算机“使用”繁体字就要多占内存空间，传输速度也比简化字慢。换言之，当年搞简化字并没有想到计算机的问题，但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看来，简化字对于中文信息处理不但适合，而且是有益的。计算机技术正在向智能化发展，这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更高。不久就可能进入实用阶段的声控计算机，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使用者会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再次，不少人对于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和规律缺乏了解或没有深思，常常只凭感性进行判断。
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分化出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一种方言（一般为政治中心所在地的语言）为全国通用语的基础，古代称为“雅言”或京师语。现在的普通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指音系，而不是具体字的读音）为标准音。这是自元代以来所形成的“官话”的继承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古代的通用语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只有人民政权才能顺应语言的规律和时代的需要，运用行政的力量，科学地促进通用语尽快地在全国普及。姑且不论我国各种方言彼此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优与劣，就普通话而言，它有个超越其他方言的巨大优势，这就是几百年来的传统和40年来普及工作所造成的最大覆盖面。这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大势”。
汉字的简化和规范也是符合文字演变规律的。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文，从篆到隶，从隶到楷，文字数量的增减、形体笔画的繁简等变化从没有停止过。促成文字变化的因素很多，书写工具的改进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是稍有文字常识的人都熟知的事实。有人误以为简化字是50年代一批学者创造的，认为汉字一简化就割断了汉字的历史，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汉字从它出现的时候起，笔画趋简就是最主要的趋势。所以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新文字总是旧文字的简俗字。”进入20世纪，许多学者积极呼吁、倡导简体字运动。五四运动后，简体字运动更为深入。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这是对清末以来简体字运动的一次总结。可惜由于国民党个别元老的极力反对，不久又收回成命，未能推行。新中国确定和推行的简化字，大部分是历代流行已久的，包括了1935年公布的简体字的绝大部分，只有少数是已在社会上流行还没有达到全民认同的字。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简化字是汉字历史的合理延伸，是我们建国后的第一项社会改革，是百年来从事汉字改革的志士仁人夙愿的实现和发展。现在书写工具又添上了计算机这样一个新物件，事实已经证明简体字更适合它，我们怎么能只盯住过去而拒绝早已发生的演进呢？新加坡报纸曾经批评我国沿海地区繁体字回潮现象是“改革中的保守，开放中的倒退”。我想，对这个批评我们应该诚恳地接受。
还有，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是十年浩劫造成的许多弄文字的年轻人功底欠佳。每当看到种种语言文字的混乱现象，人们经常批评编辑们不负责任，对此我稍稍有点不同的看法。不负责任的人和事固然有，但并非多数，更非全体。有很多时候倒是由于较年轻的编辑乃至总编辑的语文底子不够厚，作者功底更差，送来的稿子语言文字有毛病，即使再负责，奈看不出何？当然，那些语言垃圾之所以能问世，还有一个编辑自己的审美标准问题，这同这些年来我们教育领域中的问题有关。
最后，还有一个“感情”障碍。一个是一部分书法家的感情。书法家给企业写名称或给商店写招牌，多数是写繁体字。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开始积极地以简化字写招牌了，但是还有不少书法家认为这是书法作品，应该写繁体。其实，这些名称和招牌的第一和主要功能是识别，是广而告之（出现在公共场合，还要影响社会整体文字规范）。不然，为什么没有一家企业指定书法家用甲骨文或狂草写招牌呢？当然，书法家从学字时起就写繁体，对繁体字有感情，写起来容易发挥出水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对书法作品的政策是“悉听尊便”，同时提倡写简体。其实，真正高水平的书法家，并不在字之繁简上做计较。试看历代书法大家，如晋代二王，唐代褚、孙、颜、怀、柳，宋代苏、黄、米、赵，元代赵子昂，明代文、董的墨迹，不是都有简体字并且写得很好吗？任何书法家，都不能不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通行字的影响。高明的书法家则会主动地使自己的技法适应当时的字体，而书法水平也就在这渐次适应的过程中提高。另一个是一些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的中方代理人的感情。一些人总以为在企业的社会宣传和在企业内部使用繁体字是尊重外商或港澳台同胞的感情。其实，无论是外商还是港澳台人士，当他们知道我们有关社会用字的法规后，都积极地使用规范字。例如日本向我国出口的所有产品说明书，全部用规范字；上海施乐、深圳康佳等著名企业的一切用字都严格遵守规范。我们是有12亿人口的国家，要说照顾感情，首先应该照顾国人的感情。就是为企业考虑，也只有让更多的人顺当地读懂同企业产品有关的文字，生意才能越做越好。企业的效益好了，让投资者得到更多的回报，这才是真正照顾了外方的感情。这些道理是很简单明了的，可是要说服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
三
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正处在两个反向拉力的交接点上：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急需语言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另一方面，一些陈旧的观念和随心所欲破坏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行为还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而一些地方的政府有关部门对语言文字工作意义的隔膜和缺乏关心，实际是在放任甚至纵容语言文字的污染。
面对这一形势该怎么办？我想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加强有关语言文字重要性的宣传，增强全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意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宣部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里列有“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一项。是否推广普通话，是否实行文字的规范化，是不能也无需讨论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法律和文件的规定落实在日常行为中。在这里我还想强调，是否正确地使用规范、标准的语言文字，对一个人来说标志着他的教养和水平；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涉及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甚至影响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事关国家根本利益，谁也不可掉以轻心。
2. 加强语言文字管理工作中的政府行为。我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代表着全国人民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既然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我们就要下决心克服困难，把它管好。现在的社会情况和政府职能已经与50年代有很大区别，当年由中央发个红头文件就能办到的事，现在则需要采取多种新的方法去做了。50年代地方上并没有语言文字工作机构；80年代普遍建立了省市语委，有的地方语委一直建到地县。但在最近的“三定”工作中，一些省的语委被精简掉了，一些地方语委名存实亡，一些地方语委变成了事业单位，这是无法适应当前和以后的语言文字工作的。
3. 加强语言文字的立法工作。语言文字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逐步实行法治，这也是国际上的经验。我国在有些法律中已经有了关于语言文字的规定，还有一些关于语言文字的部门规章，如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出版物和影视用字要规范等等，一些地方人大和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批地方法规和法令。但是立法和执法的力度还需大大加强。国务院正在抓紧制定有关法规，国家语委在积极制定有关的技术标准，人事部也将对公务员提出掌握普通话的要求。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是强制性的，强制要以人们的自觉为前提，同时又是加强全民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意识的动力之一。
4. 要依靠语言文字学家和语文工作者包括广大教师参与语言文字管理和立法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经验，语言文字工作是全民的事业，也是一项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单靠语委系统这点力量是无法完成的。50年代制订汉字简化方案时，直接参与讨论的就达20多万人，几乎包括当时全部语言文字学家。而现在，语言文字学家真正关心并参与这项工作的并不多，这一情况必须尽快改变。
5. 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尽快提高全民族的语言文字素质，包括从小增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意识，树立爱国就要爱护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观念。这是慢功，是“远水”，虽然解不了“近渴”，但也必须下大力气去做。没有全民特别是少年儿童的语言文字素质的提高，语言文字的管理工作将永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年为补课、补窟窿而疲于奔命。
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最美好的语言之一，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这鼓舞着我们竭尽全力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当前的困难虽多，但是40年来语言文字工作的巨大成绩是今后工作的基础，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又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一切关心祖国语言文字的人们应该增强信心，加紧工作，不辜负伟大时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