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的政治工作艺术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工作论文,真理论文,标准论文,艺术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6）04—0078—05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形成了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这种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政治艺术在历史转折时期——真理标准的讨论期间有十分完美的体现。真理标准讨论从1978年5月10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到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三年，作为20世纪中国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推翻“两个凡是”的桎梏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完成，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舆论支持，可谓功不可没。
发现问题 抓主要矛盾的艺术
高明的政治工作者首先表现在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这是他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的首要环节。什么是问题呢？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1] 政治工作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里所说的问题，既包括已经发生的、已经暴露的现存的问题，也包括尚未暴露或将要发生的潜在问题。一个高明的政治工作者，总是善于发现人们当前实际关心、思考的热点、疑点和难点，找出执政党所提出的目标任务与人们思想认识之差距，并善于把握构成问题的各种条件，准确地判断问题的性质，恰当地划定问题的范围，从而找出正确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不断把政治工作推向前进。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邓小平一开始就发现了目标，并以此率先举起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大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又一次解决。但是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全面拨乱反正是当时最突出的任务。拨乱反正拨什么？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问题涉及到毛泽东，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还站在“左”的立场上，坚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形式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是这种僵化思想的集中反映。同年3月，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有类似说法。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拨乱反正就根本没法进行下去。此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实质。并于4月10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 邓小平这封信，实际上举起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大旗，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为真理标准讨论埋下了伏笔。
在发现问题之后，高明的政治工作者还能善于分析一定时期内人们思想意识中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全力抓住对事物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在觉察到“两个凡是”的真实意图之后，邓小平就意识到在拨乱反正大背景下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可避免，即不推翻“两个凡是”就不能真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顺利转移。于是，他抓住这一对“拨乱反正”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开始不断地揭露这一矛盾，以唤起人们的觉醒，加速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进程。
邓小平被平反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前去看望。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3] 又讲：“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4] 在7月21日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他再次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5] 紧接着，针对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讲的所谓“两个估计”[6] 问题，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又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7] 邓小平这次谈话之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在197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和同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开始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这实质上也是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
经过邓小平这一系列在不同场合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揭露和批驳，使不少人开始认识到“两个凡是”的实质。于是，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开展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十分必要且已见端倪，正如邓小平所言：“这场斗争不可避免。”[8]
捕捉良机 果断出击的艺术
高明的政治工作者往往善于捕捉时机。但捕捉良机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果断、二是及时。这里所说的“果断”是指能够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迅速明确地表达出来。果断，说明了思想的高度集中，是反应敏锐的表现。高明的政治工作者对信息的吸收与消化，对经验的综合与运用，对未来的估计和推行，都能迅速的完成，凝聚成一个明确的意见。这里所说的“及时”，是指恰当地捕捉工作良机，能够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许多良机稍纵即逝。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这场斗争中就表现出了把握良机，在关键时刻出马助阵的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份内刊《理论动态》第60 期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 的文章。文章主题鲜明地重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从而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该文成为点燃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导火线。于是支持与反对在高层激烈展开。而“凡是”派则以《红旗》杂志为阵地，组织写作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同“求是”派进行论辩。双方的交锋惊心动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捕捉到了一个良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支持态度。1978年5月，军委总政治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起草文件时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邓小平听取汇报后一针见血地提出：这反映了“两个凡是”的思潮，并表示：“我一定要讲话。”于是，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并引用了毛泽东的许多话来批判“两个凡是”，来阐述实践标准，他说：“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0] 这是真理标准讨论以来邓小平在关键时候的第一次公开助阵，从而防止了这场讨论在刚开始时就被“两个凡是”派所封杀。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凡是”派与“求是”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16日，刚从朝鲜访问归来的邓小平视察了东三省的工作， 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他说：“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11] 谈话中他重申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2]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精神很快地传了出来，给在反复交锋中逐步展开和深入的真理标准讨论又一次加油助威。于是，省委书记们也纷纷加盟真理标准的讨论阵营，使整个局面发生了重大转折。从8月4日到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时，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公开表态，占了2／3以上。这表明“两个凡是”已很孤立，“左”的东西逐步不得人心，真理标准大讨论局势已不可逆转。因此，这一崭新局面的形成，无疑与邓小平善于捕捉良机，在关键时刻出马助阵的高超政治工作艺术是分不开的。
驾驭会议 扭转方向的艺术
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讨论问题，交换信息，统一认识，协调行动，作出决策。因此，开会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会议一般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策性的研究会，包括确定会议目标，制定规划，研究制度和措施，以及统一认识，交流学术等。第二类是执行性的协调会，包括布置任务，协调矛盾，组织接力等。第一类会要求组织者要善于引导与会者开动脑筋，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不能搞“一言堂”，要充分发挥与会者的想像力，使与会者脑中的智慧和看法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其中会议主持者的水平和艺术在于，始终把握主题，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最后把其中的精华吸取到自己的总结中来，同自己的意见巧妙地合在一起，总结拍板。第二类会议要有议有决，会议主持者要有主见，有权威，使大家对布置下去的工作都能接受并执行。邓小平在如何运用会议，驾驭会议，扭转方向，加速真理标准讨论进程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大气候的背景下，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原定三大议题是农业、国民经济安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但会议之前，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他建议在讨论以上三个议题前，先讨论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他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于是，会议一开始，陈云便在东北组率先发言。他提出：要搞好经济工作，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安定团结，就要解决一些问题，“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13]。随即他提出了包括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和“天安门事件”等六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按照真理标准提出来的。陈云的发言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下子把预定议题冲掉了。于是，会议开了36天，到11月25日，中央作出决定，通过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撤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从而使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质上变成了一个拨乱反正的会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不久，邓小平曾让胡乔木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但由于会议形势的飞速发展，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邓小平又把胡乔木找去谈他的讲话稿，并进行了彻底修改。于是，在12月13日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一场大讨论，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4]“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5]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6]。会上，邓小平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17]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次总结讲话，实际上成了四天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中国面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8]。而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现出的这种驾驭会议，扭转会议方向的高超艺术不能不令人赞叹。
审时度势 把握政治方向的艺术
所谓审时度势，就是了解时势的特点，估计情况的变化。政治斗争千变万化，它要求政治工作者要善于审时度势，提高自己思维的敏锐性，能随时调动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对事物的发展方向超前作出快速而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并牢牢地把握方向，及时找出解决问题的应变措施和修正方案。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后期，就表现出了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方向的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要进一步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展开，以便进一步揭露“两个凡是”的错误，肃清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于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普遍开始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随着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和“补课”的进行，在思想政治方向上我们基本上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然而一些地方在“真理标准问题”“补课”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从右的方面来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思潮，即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以及怀疑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1979年春，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和上海的“民主讨论会”的出现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意识到如果在坚持解放思想的同时，不大力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19]。
于是，在1979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做了主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0] 他说：“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21] 事实证明， 他们不但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他指出，对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极左思潮，“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22]。邓小平深知，如果真理标准的讨论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解放思想不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又会在另一方向上偏离社会主义航道。
为了防止真理标准讨论偏离正确的轨道，在1980年2 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解放思想绝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3] 因为“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24]。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尽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25]。1981年3月27日，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26]。他接着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7]
正是由于邓小平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实践标准，审时度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才使得中国这艘巨舰在一开始驶上现代化建设的航程时，就沿着正确的既定目标前进，从而防止了改革开放走向弯路甚至歧路，避免了前苏联式改革悲剧的发生。
立足全局 总结经验的艺术
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总是善于从过去许多偶发事件和棘手的问题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找出工作的规律性，掌握今后工作的主动权，避免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所谓总结，就是人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科学的评价，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发掘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曾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8]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十分重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
一是评价历史宜粗不宜细的艺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开始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29] 他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看。于是，1980年初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开始展开。但究竟该如何来写这个决议呢？对此党内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分歧，有的人主张略一点粗一点，有的人主张详一点细一点。对此，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30] 他说：“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31] 因此，“还是过去的话， 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32]。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一指导思想，才使这个决议通过后真正起到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
二是立足全局，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艺术。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随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各地的普遍展开，拨乱反正工作也开始在更深层次上进行。于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在社会上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就关系到能否澄清人们的这种混乱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对我党的指导地位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党是否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关键问题。在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展现出了其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他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33] 一方面， 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是，“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34]。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是好心犯错误。另一方面，要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即“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35]。1980年10月25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又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6] 他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37] 后来，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指出：“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38] 他反复强调， 如果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9] 正是因为邓小平坚持以实践标准为武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立足全局，总结经验，才使得我党在1981年6 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地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澄清了长期以来缠绕在人们思想上的疑团，确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顺利地引导、团结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继续前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无论是对其发起，还是总结及方向的把握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工作艺术。这种艺术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纷繁复杂、危机四伏的国际国内局势面前，既谨小慎微，又大智大勇，带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使中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顺利前进。
收稿日期：200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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