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的生命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编论文,生命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4)02-0055-09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4.02.005
一 《故事新编·序言》
《故事新编》收入鲁迅1922年至1935年所作历史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
鲁迅自称这些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演义”之说，似是取法《三国演义》，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清人章学诚《丙辰札记》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实则旨趣大异。《故事新编》至为聚讼纷纭者，是《序言》所提及的“不免时有油滑之处”[2](P.342)的表现手法。其实这是鲁迅汲取我国古代戏曲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趣味，使历史小说时空发生变形、扭曲、错置而点化出来的新的文学体式。鲁迅自小耳濡目染的绍兴《目连戏》就在目连冥间救母的主体故事之间，穿插了许多世俗讽喻性的小故事，如《泥水匠打墙》《张蛮打爹》《武松打虎》之类。鲁迅认为这些插曲“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并且反问，“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3]鲁迅中年研究小说史时，又接触我国戏曲、小说中明知故为的时间错乱，比如李汝珍《镜花缘》第十九回：“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见面，曾说识荆二字，是何出处？’唐敖道：‘再过几十年，九公就看见了。’”第七十二回：“孟紫芝道：‘颜府这《多宝塔》的大笔，妹子却未见过。’卞彩云道：‘妹妹莫忙，再迟几十年，少不得就要出世。’”这都是在叙述武则天朝唐敖父女之海外游行，才女百人之长安聚宴的故事时，杂糅进唐玄宗开元、天宝年代的李白和颜真卿的典故、文物，以错乱时空来卖弄博学。《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说：旧署牛僧孺的志怪小说《周秦行纪》写牛僧孺落第后夜行旷野“以身与后妃冥遇”，虽是政敌“假小说以排陷人”，[4]但中唐士人牛僧孺与昭君、绿珠、杨妃等的艳遇，到底也使用了时空错乱的游戏笔墨。
《故事新编》汲取和发展了这种时代错乱的表现手法，在同一篇作品中形成两个叙事系统：一个是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一个是当代人的语言、行为。两个时空不同的系统相互干涉，对视而怔忡，对笑而忸怩，对谈而狂纵，仿佛古人走错了时空屋子，一切既陌生又熟悉，于怪异中隐含着历史合理性，因而产生了多姿多彩的间离效果，散发着喜剧性的趣味，把传统的历史演义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因此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说：“鲁迅的作品是一种极为杰出的典范，说明现代美学准则如何丰富了本国文学的传统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结合体。这种手法在鲁迅以其新的、现代手法处理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中反映出来。他以冷嘲热讽的幽默笔调剥去了历史人物的传统荣誉，扯掉了浪漫主义历史观加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使他们脚踏实地地回到今天的世界上来。他把事实放在与之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去，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使鲁迅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上这种新流派的一位大师。”[5]应该校正的是，这种“现代手法”乃是点化传统而来，有所谓“温故知新”，在打破近之“故”时，隔代之“故”往往有成为创新源头的可能性，这种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正是这一点使《故事新编》在某种程度上令小说杂文化了。
二 《补天》
本篇[2](PP.345-354)原题《不周山》，是衍述女娲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的，着意从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演绎人的创造与拯救。这是中国新文学中第一次采用如此视角，并不着意于性心理的细部分析上描头画角，而是在展现补天造人的荒古世界中，展示女娲的生命热力，闪耀着浪漫的奇丽的光华。作者自称，写作期间读报，系慨于含泪的批评家的阴险，遂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出现在女娲裸露的双腿之间，造成神话与现实相杂糅的效果。
查鲁迅著作年表，在写作本篇的1922年11月，他发表过《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嘲讽“伪道学家”诋毁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为“不道德的文字”，又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驳斥某大学生把《蕙的风》诽谤为淫书，主张取缔，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6]原来想以弗罗伊德学说解释创造心理的神话小说，由于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出现而嘲讽现实的伪道德批评，使这篇小说回响着当时文坛上关于“文艺与道德”论争的和弦。作家敞开胸襟，接受域外文学思潮的新鲜空气，无疑是明智之举，成功往往产生于把外来的长处融合在自己的优势之中。
对本篇的开头进行细读，确实可以体味到鲁迅认真地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融合于天地与人的创造之神话中，从而展现了前所未见的绚丽而神秘的人体和云霞色彩。开头是写女娲在梦与醒之间，“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这是生命活力在骚动。这种骚动的热力似乎有无与伦比的辐射和感染的功能，可以使星云变色：“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
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种骚动的热力同样也可以使大地变色：“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然后写到热力来自无聊，也就是性苦闷：“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这种性的活力是惊天动地的，甚至惊动了波涛的生命。鲁迅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这种体验，与两年后他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称“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
宋人罗泌《路史》说：“古高禖祀女娲”，女娲成了生育之神。顾炎武《书女娲庙》诗云：“至今赵城之东八里有冢尚崔嵬，不见娲皇来制作。里人言是古高禖，万世昏姻自此开。”古代仲春之月，士女郊游，恋情荡漾，宫室与民间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女娲成为主生育的高禖神，源自她用黄土造人，属于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代应劭《风俗通》佚文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
人也。”中国造人神话注重富贵与贫贱的等级差异，不同于西方上帝造亚当、夏娃，注重性别差异，这都影响了各自的集体潜意识。
女娲看到自己用软泥土造成的人形小东西嘎嘎叫喊，“伊又吃了惊，觉得全身的毛孔中无不有什么东西飞散，于是地上便罩满了乳白色的烟云”；“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生命的创造教会了笑。她疲乏地倚在山崖上，顺手扯下一条紫花藤，搅动泥水，“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单是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那藤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的赤练蛇。泥点也就暴雨似的从藤身上飞溅开来，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爬来爬去的撒得满地。”生命创造也同时分化出丑陋和啼哭，天下由此不太平。
在共工头触不周山的天塌地陷、洪水浮山中，女娲谛视各种人类，仿佛看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小人国，磕头求赐仙药的道士，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将士，战败的一方自称“躬行天讨”，指斥对方“不道”：“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殂落。呜呼，是实惟……”而另一方批穿铁片的将士也自称是“躬行天讨”：“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觑天位，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实祐德，我师攻战无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双方都是借天的名义相互杀伐，气得女娲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够了够了，又是这一套！”再看战争的结果，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
在人类创造出来的创世神中，女娲实在是最仁慈、也最辛苦的创世女神。她不但造人，还要为他们创造生存环境。她捡来芦柴、石头，修补天裂与地陷。却有一个顶着长方板的小丈夫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见伊一顺眼，便仓皇递上小竹片，指责把他们创造出来的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所谓“顶着长方板”，大概就是古代皇帝戴的平天冠或通天冠，小说将之当作小人国之类，竟然不知自己从哪里来的。女娲只好不管，用大树从昆仑山点火，燃起芦柴，“大风忽地起来，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和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她在造人、补天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禁军”依然在杀伐，持着一左一右的黄斧头、黑斧头，后面竖着极大极古的大纛，躲躲闪闪地攻到女娲尸体旁，在死尸肚皮上扎了寨，大纛旗上的“科斗字”改换成“女娲氏之肠”。秦始皇、汉武帝派方士寻不到仙山，都死掉了；大约是女娲安排驮着仙山的巨鳌们，走散去睡觉，仙山也就沉到海底，所以直到现在，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发现了若干野蛮岛。这就以女娲的崇高，反讽了人世的卑琐。
三 《奔月》
读此篇[2](PP.357-368)，最喜的是读到嫦娥柳眉一扬，嘴里咕噜着“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太太的娇贵和善射英雄的末路，尽在这里幽默地表现出来了。不过这回打猎所获除了三只乌鸦之外，还有一只射碎了的麻雀，可以安慰一句：“不过今天倒还好，另外还射了一匹麻雀，可以给你做菜的。”这都是充满童心、又别具匠心的安排。鲁迅这样谈论过《西游记》：“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7]自幼就从《西游记》中感受到的猴尾变旗竿的幽默，在这里竟化作嫦娥厌吃乌鸦肉炸酱面了。幽默中不失童心，诚为妙笔。
小说主要取材于《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
、凿齿、九婴、大风、封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禽封狶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高诱注：“十日并出，羿射去九。”又取材于《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按嫦娥原作姮娥，汉代人因避文帝(刘恒)讳改为嫦娥。小说将羿的得意和失意的两条材料交织在一起，一虚一实，以英雄失意写其得意的失落，并且将之深刻地生活化了，为此还将西王母的不死药改为“道士送给他的仙药”。生活化的结果，不仅嫦娥厌倦吃乌鸦炸酱面，而且羿出猎时也把强弓利箭，与五个炊饼、五株葱和一包辣酱，滑稽地一齐系在腰间。
第二日出猎，远走近百里才发现乡下老太婆的母鸡，将之当鹁鸪射杀。面对老太婆的质问，羿说出“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老太婆听信逢蒙的谣言，说野猪大蛇是逢蒙老爷射死的，嘲笑羿是骗子。半道遇上逢蒙连放九枝暗箭，都被他发箭射落，第十枝箭又被他以“啮镞法”破解。逢蒙只好悻悻地骂着“……你打了丧钟！……”而离开。羿叹息：“偏是谋生忙，便偏是多碰到些无聊事，白费工夫！”回家发现嫦娥吃了仙药飞天而去，就怀疑：“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女仆也在旁边奉承：“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这些话都是涉笔成趣地讥讽背叛者高长虹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所谓：“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祖乃父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又说：“他(按指鲁迅)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按指1924年末)为最清新，彼此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高氏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还在他文中说：“鲁迅先生已不着言语而敲了旧时代的丧钟。”[8]正如鲁迅在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按指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9]不仅是与对手开了一些小玩笑，而且也折射了鲁迅写这篇神话传说演义的“彷徨时期”那种“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心境，他往往将自己的血肉也一道搅进来，进行反讽性的调侃。
第二日出猎回来，本可以让嫦娥喝上久违了的鸡汤，但她却飞升奔月了。这使得羿因失落而愤怒：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但是当年九箭射落九日，如今三箭无奈一月之何。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羿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如此写英雄末路，在天真、幽默之处，显得举重若轻。
四 《理水》
本篇[2](PP.371-386)写大禹治水的传说，其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写了中国历史上的“脊梁”，而且宣扬了带有鲁迅寻根意识的越文化精神。《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0]这就是绍兴(会稽)大禹陵的来由，此外还有禹庙、禹穴、岣嵝碑、窆石亭等古迹。鲁迅1912年作《〈越铎〉出世辞》，把“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11]作为越文化的两大标志；1917年又撰有金石学文字《会稽禹庙窆石考》。刺激鲁迅写《理水》的，还有当时严重的水灾和当局的对策。1935年8月《申报月刊》载：“今年的水灾，南自广东，北迄河北，中国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各省，几乎绝少幸免。……仅观鄂、鲁两省的灾民，鄂在七百万以上，鲁在五百万以上，灾情的严重，可以概见。”鲁迅在写《理水》后三个月也说：“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12]这也就是《理水》何以会给“水利局的同事们”昏庸而排场的丑态写上一笔了。
全文叙事设计了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绘声绘色地描述“文化山”上学者迂阔不切实际的言论和争辩。这也是有感于1932年10月北平文教界面对日本侵华危局，有学者提出把北平划为“文化城”的提案。学者们的洋腔洋调，满口“O.K”，属于欧美派，其中有谈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的遗传学，有倡言“‘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的疑古思潮，都对当时学术界有所针砭、有所影射。但行文主要是把他们和大禹的实干作风相对照，针砭他们在洪水面前的空论误国。比如在滔天洪水面前，不顾民生疾苦，还在一味高谈：“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饮料呢，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学者们还公请考察大员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同往山背后钓黄鳝，这就是学界风气与官场风气搅成漫天雾霾。
第二个板块，则对水利局的考察大员不顾民生疾苦，作了漫画式的勾勒。下民被大员接见，吓得腿都站不直，却受了大员派头和气场的感染，也就满口胡柴：“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剥树皮不可剥光，要留下一道，那么，明年春天树枝梢还是长叶子，有收成。如果托大人的福，钓到了黄鳝……”大员回京，就大摆筵席，大讲“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
最后在大员宴席搜刮了局里同事的份子钱，牛肉醇酒，乱嚷嚷评议礼品盒上字体之时，才浮出第三个板块，蓦然闯进“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后面禹太太还追着骂：“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这没良心的杀千刀！……”禹便一径跨到大员们的酒席上坐下，大约是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听了大员粉饰太平的汇报，禹大声宣布经过查考，要用“导”的方法取代先前“湮”的方法。官员们纷纷反对，要他收回成命，照着家法，挽回家声：“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禹不顾别人说他的方法是“蚩尤的方法”，坚定认为：“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三个板块互相碰撞，古老的洪水神话传说，越文化的寻根意识，以及30年代的水灾和“文化城”提案，在古今杂糅的叙事板块碰撞中，交换使用着闹剧、漫画、浮雕的手法，通过强烈对比来呈现作家对民族脊梁的追寻和对丑陋社会风气的批判。
然而在曲终奏雅处，隐隐然透露了作家对丑陋社会风气可能腐蚀民族脊梁的深切的忧虑。大批奇珍异宝运进京城，进贡给万岁爷，新的万岁爷开始被神化：到处传闻最多的是禹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地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禹入京，还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但禹的功绩，不是出自客观描述，而是出自禹的口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我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所以能够治了水，分作五圈，简直有五千里，计十二州，直到海边，立了五个头领，都很好。”于是皋陶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提倡如此简朴的风气，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三板块一结尾的结构功能，具有绵里藏针的反讽意味。
五 《铸剑》
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选入属于“故事新编”系列的作品，有《奔月》《铸剑》两篇，可见鲁迅是把《铸剑》列为代表作的。此篇[2](PP.417-436)在1927年的《莽原》半月刊发表时，题为《眉间尺》。它取材于旧题魏曹丕著的《列异传》的“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条：“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鲁迅将此篇辑入《古小说钩沉》，但小说中不用“名赤鼻”或“眉广三寸”，而称为“眉间尺”，乃是根据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三王墓”条：“(楚)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我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铸剑》堪称杰作，是《故事新编》中写得最认真而充溢着社会复仇情绪之力度的作品。独特的细节，发自肺腑的语言与歌声，奇异的故事、风俗和人物，都使这篇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想象力的标本。对于剑体材料来自王妃抱铁柱受孕而生下了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对于在铸成如冰一般透明的双剑时天上云霞变色，以及对于三头在沸鼎随歌起舞、残酷厮杀情景的描写，都想象奇丽，落笔沉雄。这也可以看作是越文化精神的宣扬，《汉书·地理志》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古越精神是包含一种剑文化精神的，在这一点上，《铸剑》与《女吊》一类作品相通。作品在嘲讽街头跪迎国王，以及宫廷俳优逗乐的奴隶心理中，闪烁着批判国民性的剑文化的锋芒。
独具匠心的是，如此残酷的诛杀与复仇的故事，却从眉间尺用芦柴戏弄夜间咬锅盖而跌入水缸的老鼠写起，恨之而将之按到缸底，怜之而将之捞出，反复再三，终于在它苏醒逃跑时，将之踩死。踩死后，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如此开头，除了可见鲁迅善于以童心调动生活细节的艺术功力之外，折射了眉间尺的幼稚、优柔的性情，以及不能果敢复仇的人格缺陷。
塑造得怪异、深刻、神秘的，是小说中的黑色人。其肖像描写东鳞西爪，落笔极其老辣，“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眼光像两点磷火”，“声音像鸱枭”。他自称：“臣名叫宴之敖者；生长汶汶乡。少无职业；晚遇明师，教臣把戏，是一个孩子的头。”所谓“宴之敖者”，即“被家中日本女人出放者”，隐喻日本弟妇挑拨周氏兄弟失和，鲁迅曾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此篇用为主要人物的名号，而投入向暴君复仇的斗争中了。
黑色人主动替代眉间尺复仇，问其原因，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用语在吊诡中显得深刻到了刻薄的程度。他向眉间尺借用两件东西：剑和头颅。眉间尺自刎后，黑色人接过他的头和剑，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这种描写，带有王尔德《莎乐美》的狞怪。黑色人发出尖利的声音唱歌入城：“哈哈爱兮爱乎爱乎！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国王游山听到有刺客的密报，无聊至极，一发怒，便按着青剑，总想寻点小错处，杀掉几个人。小宦官报告，有异人异术，会玩空前绝后的把戏，但要有金龙金鼎。随着黑色人怪异歌声，眉间尺头颅放入鼎中浮沉旋转跳舞。头颅在水的尖端，翻着跟斗，唱着同样怪异的歌。尔后沉到鼎底，毫无声息，黑色人说：他正在鼎底里作最神奇的团圆舞，须到鼎边观看。国王临鼎看见眉间尺头颅嫣然一笑时，就被黑色人一剑将他的头削入鼎中。二头撕咬，眉间尺头不敌狡猾的国王头，黑色人就劈下自己的头咬住国王的鼻子，在沸鼎中展开一场恶斗。后妃、王公大臣分不开三块头骨毛发的归属，于是一同合葬。黑色人刚毅、机智、勇于献身的扶弱锄暴的复仇精神，对比起“满城都议论着国王的游山，仪仗，威严，自己得见国王的荣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的奴性行为，实在是一种令人动容的“剑精”或“剑魂”。
六 《出关》
对于《出关》[2](PP.439-449)的写作缘起，鲁迅在1936年5月上海《作家》月刊发表的《〈出关〉的“关”》，作了如此交代：“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章氏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享年67岁。这是鲁迅不信其真、却依然从师训的一次小说写作。
章太炎的话，见氏所著《诸子学略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原注：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偏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五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13]
本篇材料多取自《庄子》，悠谬之言，是不足为历史根据。但这不是历史考据，而是小说写作，不妨游戏笔墨。开头“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为全文定下基调，而且“呆木头”的形容反复使用，并由老子传染给孔子，在重复中制造喜剧味。孔子见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长久了，够熟透了。去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孔子41岁，即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适周问礼于老子，其时尚未研究《易》《春秋》，“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云云，也是55岁周游列国的事。“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冉有少孔子29岁，此时才12岁，不可能是御者；待到孔子周游列国时，他26岁，才是孔子由鲁入卫的御者。游戏笔墨而不做考证，实际上使孔子材料，也发生了时空错乱，却可以把古人写活。老子对于与孔子的差异所做的比喻，就非常深刻：“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古今杂糅，时空错乱，给全文输入了喜剧性的活气。比如关尹喜说，先前上图书馆去查《税收精义》，曾经拜访过老子，就是随意演绎。关尹喜提议要老子讲学，“于是轰轰了一阵，屋里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同来的八人之外，还有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有几个还带着笔，刀，木札，预备抄讲义”。在这里，演讲者与听众形成了颠覆性的文化反差，给人一种滑稽感。听老子讲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时，大家就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来听他讲学的人，倒格外的受苦。老子交了讲义稿，坚持马上出关，关尹喜“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青，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老子一离开，众人如释重负，“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关尹喜说：“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瞌睡，没有听到他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大姑娘，不论好丑，就眼睛甜腻腻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将来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们的账房先生一样，规矩一些了。”此类评议都是相当俏皮、尖刻的，但它透视了经久未绝、至今犹盛的将深刻的学术思想浅薄地进行“消费”和娱乐的社会心理。
鲁迅如此写老子出关，并非要推求原始，还原历史现场，如“教授小说”之所为。他处在一个民族积贫积弱、危机重重的时代，执著于现在，致力于变古，并非疑古派、释古派，而是变古派。因而主张积极有为，刚毅抗争，自然觉得老子清虚无为思想，是不合时宜。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出关〉的“关”》中，还谈及艺术典型的取材与创造：“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鲁迅精于小说史研究，他拿古代名著为例：“《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因此，鲁迅在文学批评上，反对“后街阿狗的妈妈”式的批评，只爱在小说中揭露和发现别人的阴私；也嘲讽当时有些论者将《出关》看成“作者的自况”，认为老子就是鲁迅，“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
七 《非攻》
《非攻》[2](PP.453-464)是《故事新编》中写得最为质实稳重、写实气息甚浓的一篇。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清人的成果、尤其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作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清人这些成果已经广泛地参合了先秦文献，不仅对《墨子》本文作了翔实的校释，而且对墨子的生平年表、同代或后世的记载、弟子事迹等等，也作了详细的梳理。因而鲁迅的《非攻》运用起这些材料来，颇为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其中墨子劝止楚国攻宋的主体故事取材于《墨子·公输篇》，兼及《耕柱》《鲁问》诸篇，旁采《战国策·宋策》《吕氏春秋·慎大览》《淮南子·修务训》；墨子谈论“非攻”的话，来自《墨子·非攻上》；甚至连墨子讨论“守城”见解的片言只语，也可以从《墨子》的《备城门》《备临高》《备梯》诸篇中找到出处。这一点，若非对墨子材料烂熟于心，就很难做到了。《非攻》中出现的墨门弟子，在《墨子》或其他先秦古籍中均有案可稽。
自清朝中期、尤其到了五四前后，出现了一股墨学复兴的潮流。在墨学由“显学”成为“绝学”两千年后，清代毕沅、孙诒让对复兴墨学有开辟草莱之功。进入近代，梁启超、胡适对推动这股潮流最为有力，梁启超认为“今欲救之，厥惟学墨”，甚至说，“墨学精神，深入人心”，“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其“肯牺牲自己”的“根本义”，则是“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章太炎则认为，墨子之道德，“非孔、老所敢窥视”。胡适说了更绝对的话：“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先秦名学史》)鲁迅则因为墨子和大禹精神的一致性，将古越文化精神注入对墨子的理解之中。鲁迅以郑重的态度，“注墨学入文学”，将墨学复兴的潮流引入小说创作领域，令人联想到他要写出“中国的脊梁”。
《庄子·天下篇》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所谓“墨子无暖席”，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既是只身赴难的孤胆英雄，又是精心安排守御的具有战略思路的实干家，这种主持正义、豪侠坚韧、勤苦实干的精神，在《非攻》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写墨子出发上路止楚侵宋：“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橱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
同时《非攻》写古人，也以古今杂糅的方式对当下现实进行折光。墨子赴楚途中，经过宋国南关，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这里对民国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失东三省后，以“民气”故作慷慨激昂的空论的欺人之谈，作了折光。小说写道：“墨子知道，这是自己学生曹公子的声音。”根据《墨子·鲁问篇》：“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这才有弟子曹公子在宋国做官，鼓吹民气之事。曹国乃是周武王之弟振铎的封国，在墨子出生前不久被宋国所灭，其贵族流落民间。曹公子大概是“以国为氏”的贵族后裔，由他发表煽动民众的“民气论”，是符合人物哗众取宠的身份和口吻的。墨子的另一个学生就说，曹公子“在这里做了两年官，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如此精到的描写，没有对墨子材料的深刻领会，是做不到的。就连墨子到楚国登门造访公输般：“墨子拍着红铜的兽环，当当的敲了几下，不料开门出来的却是一个横眉怒目的门丁。他一看见，便大声的喝道：‘先生不见客！你们同乡来告帮的太多了！’”这样折射了观之以今、稽之以古的世态人情，令人感慨万端。
《非攻》的结尾，则是散发着人生哲学的结尾：“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一个止楚攻宋的英雄，却在被他拯救的宋国，遭遇了如此晦气的“凯旋门”，这就是历史人生的悖谬感。也更彰显了墨子一身侠肝义胆，以民间的、而非官方的力量，踏踏实实而又义无反顾地抗击强权，功成不居，不求索取的风采。这就从被两千年传统主流文化视为异端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一个民族以抗争求生存的最可贵的品质。鲁迅并非否定一切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的正统与异端颠倒了的价值结构，重新颠倒组构，并将现代性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非攻》将墨学复兴思潮引入小说创作领域，反映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结构的一种颠覆性革命。韩愈《争臣论》说：“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砣砣，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韩愈是从禹、孔、墨一贯中，发掘圣贤精神的，与鲁迅以异端为“脊梁”的历史观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