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比较研究_经济论文

列宁与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比较研究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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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由于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爆发,俄国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国家垄断制,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对多种经济成份实行国有化政策,消费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基本上强制性地取消了商品、货币和市场。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质上是典型的产品经济和命令经济,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袭战时经济体制,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和全国性的饥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面对这一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是“使整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45页。)

1.从俄国这个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实行农业经济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农民占人口的多数,这是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列宁认为:对落后国家来讲,农民是“决定性的因素”,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头等重要的问题。

列宁指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01页。)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取消了粮食收集制,加紧实行粮食税政策。粮食税以征税的方式向农民收缴事先规定限额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农民交税后的余粮和其它农副产品可以自由支配和自由买卖。由于粮食税的数量只相当于余粮收集制的二分之一左右,肉类仅为四分之一多,应征的数量又预先公布到户,增产不增税,因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24年至1925年,俄国农业的规模已接近战前水平,为振兴工业,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农业经济改革中,列宁还通过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合作社通过与国家签订合同,把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直接联系起来,使小商品经济的“牛鼻子”牵在国家手里,既活跃了农业经济,又没有放任自流。所以列宁说:在新的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2.按经济规律办事,发展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力发展。列宁从实践中发现,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禁止商品自由流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从而果断地改变了他从前关于商品经济的观点。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70页。)他明确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商品交换这种形式,允许贸易自由,要发展全国的商品流通,发挥商品货币的积极作用。列宁还把商品交换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认为只有抓住了这个环节,才能带动整个“链条”,才能振兴国民经济。他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33页。)他要求国家成为“批发商”、“业主”(老板),学会文明经商,“按欧洲方式做买卖”,要求国有企业实行“商业化原则”。

列宁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他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23页。)他还指出:“同个人利益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和绝对需要的是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70页。)正是遵循列宁的经济改革思想,俄共(布)十一大通过的决定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就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3.扩大同国外的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充分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理论最早是列宁创立的。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俄国逐步形成了对外贸易的体制。列宁指出:“如不进行对外商品交换,共和国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在争取同资本主义达成有关租让的协议,使我国的资源得到利用和市场得到发展”(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67页。),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列宁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经济上高于俄国现时经济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10页。)租让制、租借制和国家雇佣制,就是苏俄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列宁反对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对立起来,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从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借鉴一切有用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酝酿于由十年动乱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严重破坏性后果的深刻反思。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和道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

1.以农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手工劳动为主的自然经济在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生产力十分落后。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根本改变。因此,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力,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解放后,我们长期被“一大二公”所困扰,使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邓小平认为:“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

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改革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体现了邓小平一贯主张的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出发点的思想。在他看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能否巩固,根本问题不在于公有化的程度有多高,而在于农村生产力能否有较快的发展,以及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运用于城市改革,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竞争,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我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到1992年,邓小平深刻地总结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2.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发展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千百年来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工商业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商品化程度低,这是生产力不发达的表现;另一方面,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又进一步妨碍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妨碍了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交换,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早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就主张开放农村集贸市场。1979年,他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随着1984年城市改革的全面推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了商品、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社会流动,显示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政府逐步转向以价格、税收、工资等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理顺了旧体制中种种不合理的关系,使计划调控转向以指导性功能为主,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此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着国民经济发展。1992-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2%,比“七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长7.9%高出4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

3.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早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就提出要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他又提出利用外国资金的问题。1984年,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时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施开放战略,提高开放程度,形成一整套利用资本主义同世界经济接轨的发展理论和经济政策。从赋予广东、福建两个省特殊政策,到试办深圳等特区;从开放14个沿海城市,扩大沿海开放地区,到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形成沿海开放地带;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到开放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等经济区域,使我国对外开放地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多年来,我国在吸收和利用外资方面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通过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升级,加速了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增加了国家财税收入。我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比较中,地位迅速上升。实践证明,只有实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适应高技术革命的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更好地发挥出自身优势。

虽然有时代和国情的差异,我们比较列宁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仍然可以发现两者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从列宁和邓小平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上看,他们都是从各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从前人的本本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他们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归宿。他们都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根本矛盾。由于十月革命前的旧俄罗斯和旧中国都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其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商品化、社会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调整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

其次,列宁和邓小平都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应采取激进的方式,试图运用生产关系的急速变革完成生产力的革命,而应当允许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过渡方式。列宁主张:由于旧俄国小生产占统治地位,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作用,使之成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邓小平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中国,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在这段时期里,允许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可以公平竞争。也可以说,从生产关系的构成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由于生产关系的这种形式和结构同生产力发展的较低水平相适应,因而能推动生产力更快地发展。

再次,从思想方法上看,列宁和邓小平都以高超的艺术把握住社会经济形态运动发展的辩证本质。他们在对立的经济形态中找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过渡的桥梁,找到它们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利用的内在必然性。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割断历史,不致于割裂社会矛盾统一体的共存现实,才不致于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同时,列宁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在不同的国情基础上提出的,两者之间又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性。

首先,从认识的深度看,两者之间有差异。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尚未得到巩固。在从“一切为了前线”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走出之后,采取较为宽松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稳定,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意义。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经济改革思想是在对过去多年占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想影响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的反思中形成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直接关系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邓小平在严肃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科学的答案,形成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体系。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必然性。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新思路,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而在原苏共领导层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在30至50年代,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发展上是相当成功的,这种成功既促成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也助长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僵化,这为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经济社会制度的剧变埋下了种子。

其次,从认识和实践的广度上说,两者之间也有差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面对农村和农业的经济改革措施。对于整个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改革战略、农村改革经验如何推广应用于工商业、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关系、如何围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目标,实现全面的社会改革等,列宁都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同时,鉴于当时俄国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锁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苏维埃政权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形成气候,对沙俄时期的资本家也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革命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导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观点占了上风。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理论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形成的,也是在高技术革命和经济社会化、全球化浪潮推涌之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形势时不我待的情况下产生和完善的。在世纪之交的全球背景下,社会主义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现实地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邓小平不仅对中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综合思考,而且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多种模式作了分析比较,还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认真考察与透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如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市场和计划的辩证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理论,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关系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步骤的构想,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理论等等,使他的经济改革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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