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2-0132-08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坛，众多史学流派升降消长、曲折嬗变，引领着史学风气的转移，推动着史坛格局的变动，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学术史图景。在这半个世纪史学史的相关叙述中，不同的学者对各方史家、流派的评价颇为悬殊，其绘制的史学版图也是面目各异①。比较而言，一些分析框架和叙事线索的确有利于把握史学的发展大势，如依照各流派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将史学发展梳理成“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冲突与对抗②；依照传统史学回应时代挑战的不同态度，将史学发展分为“批判与变革”和“温情与敬意”的两种路向等③。这些分析和论述都极有新意，给人启发。然而，“用条理太过分明的派分法看待学术史”，不免会“牺牲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事实”④。其实，有一派学人完全超越了上文所言的史观与史料的界限，他们兼顾“国际潮流”与“中国情怀”，形成了一个执两用中、独具特色的史学流派。该流派曾被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夹缝中的“会通派”⑤，这批学人治学最大的特色是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参与“社会科学治史”⑥的国际潮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解释整个历史，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史料、归纳史实，因此称这派学人为“社会科学派”似更准确⑦。 “社会科学派”滥觞于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新史学”运动，他们是“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新史学”运动强调历史学必须兼采社会科学的理论，鼓吹“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⑧。在“新史学”运动的推动下，“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趋势已经发端，跨学科研究之先路已开”⑨。梁启超在1904年写成《中国国债史》一书，这标志着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在中国的诞生⑩。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史学界开始出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著，比如陶希圣的《两汉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史》等。然而，总的来看，当时的“新史学”依然重政治而轻学术，多倡导而寡践行。中国史坛将“社会科学治史”理念切实运用到史学研究中的时机也尚未完全成熟。“社会科学治史”的真正勃兴，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食货》杂志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等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物的创立。这批刊物上发表的大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昭示着“社会科学派”学人开始超越“史观与史料两级对立的僵局，臻于融会理论与材料的新境界”(11)。令人惋惜的是，就在“社会科学派”蓬勃发展之际，残酷的战争和政权的更迭阻断了“社会科学治史”学脉的延续。“社会科学派”在1949年后的近30年间，似有似无，虽然在某些地方能够始终保持弦歌不辍，但并没有多少实际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派”重新步入繁荣发展时期，傅衣凌、吴承明、李伯重等学者都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傅氏承上更多，吴氏偏重启下，李伯重则在承继他们的学术理念基础上，视野更加开阔，成果更加坚实。可以这么说，李伯重既秉承了傅衣凌、吴承明等先生的治学传统，又兼容了当代欧美经济史研究的优长，是新时期清华“社会科学治史”的代表人物。 学术史家伊格尔斯指出“社会科学的挑战”是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的三大潮流之一(12)，因此，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是其融入世界史学大势、追求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派”学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旗手，认同“社会科学治史”治学路径的学人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可以看作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缩影。清华史学系一批学者是这一学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科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史”治学方法的践行者。清华学人的上述作用和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派”从酝酿生长到立足史坛的过程中，清华学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中有“社会科学派”的学术代表，有“社会科学派”的运转核心，也有“社会科学派”的学术传人。 如上文所指出，“社会科学派”的学统至少可以部分地上溯至梁启超，近代中国史学对“社会科学治史”的倡导即发轫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力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还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涯是在清华度过的，他移席清华之时，“新史学”的思潮虽早已成为潜流，但他对清华的选择，足见对清华学术风貌的认同，他在清华任教期间的学术成果，也充分地融入了“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毫不讳言对“社会科学治史”的推崇。他批判旧史学缺乏多学科的视角，不知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现在我们认识到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直接关系”(13)，应该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从而推动史学发展。 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中，梁启超尤其偏爱统计方法，他曾指出：“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是专要看各种事物的平均状况，拉匀了算总账”(14)。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例，其中共有8个表格来阐述学术史的发展轨迹，这些表格将学术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15)。虽然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的运用还比较简单，只是用图表来反映和总结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但毫无疑问，他开启的历史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除此以外，在史学研究中梁启超“用得最多的是‘群学公例’和通观全局的‘社会学者眼光’，地缘学说及经济学原理”(16)。 梁启超援引社会科学开展史学研究的诸多理念与数十年后风靡学界的“年鉴学派”在方法论层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7)。对此，许冠三的评价可谓中肯：“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史界庸人难以想象。”在20世纪初，他已经开始倡导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和整合，“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许冠三因此得出结论：“任公在这方面的尝试非但是现代史界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上的第一人。”(18) 尽管梁启超所举的“社会科学治史”大旗尚未立稳，便随着“新史学”的衰落而湮没于史学洪流之中，但是，“社会科学治史”的“种子”已经扎根于中国史坛，静待下一次的“发芽”与“绽放”。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有一批青年学人继承了“社会科学治史”的传统，并以更为专业化、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史学研究，梁启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19)的史学理想，初步得到了实现。 1934年5月，一批青年学人在北京“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20)成立了“史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为吴晗和汤象龙，成员有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加入其中。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大多数人都有着清华的经历或背景，因此又被称为清华史学研究会(21)。“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会”暂停活动，直到吴晗、张荫麟、孙毓棠等抵达西南联大，“史学研究会”才在1939年恢复活动，并吸收了李埏等一批联大学生加入其中(22)。 “史学研究会”的运转并非有师承关系或研究实体作为支撑，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治学取向：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援引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倾向于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分析历史问题，“反对理论脱离历史实际和从理论到理论”(23)。“史学研究会”成员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等为学术阵地，成功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发表了大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成为当时“社会科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学人是“史学研究会”发起、筹划、运转的核心力量。发起人之一吴晗曾对夏鼐坦言，组织这个“史学研究会”，是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可以“经常叙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会中的多人都是经吴晗邀约加入，因为“筹备过程中最卖力气”，起初吴晗还被提名为主席(24)。“史学研究会”成立后，会务运转的核心成员，如总务汤象龙、编辑吴晗以及文书谷霁光等也都来自于清华。这个活跃的经济史研究团体成员成为支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主要作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台柱，与以《食货》杂志为中心的“食货学会”遥相呼应，对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兴盛作出了突出贡献(25)。 “史学研究会”中的清华学人也是当时学界中“社会科学治史”的典范，他们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其代表人物即汤象龙和梁方仲。 汤象龙是史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发起人，也是清华成立大学部之后的首届学生，毕业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研究生，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26)。汤象龙对过去那种“研究历史的范围仅限于政治”的做法不满意，他认为，“现在我们认识到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27)，因此他强调要进行经济史的研究，而且要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因为它“一方牵扯到纵的历史”，“一方牵扯到横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28)。可以这么说，他不仅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而且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方面的出色研究就很有代表性。他在1930年发表的《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尝试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读鸦片战争原因的研究成果(29)。他提出道光时期银贵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对外贸易中，外国人用钱套换中国的白银；二是因为鸦片贸易，而这两个原因是直接关联着的；也就是说，外国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了遏制白银外流而实行禁烟，从而引发了鸦片战争。这种从经济角度来解读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观点，至今仍被很多学者所引用。此后，他又用这种方法撰写了《咸丰朝的货币》(30)等论文，成为研究中国近代财政、货币与外贸的重要开拓者。汤象龙还是计量史学的大力践行者，1935年发表《民国以前海关担保之外债》一文(31)，是用计量方法研究国债史的经典之作。他最经典的计量史学著作当然是《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32)，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必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梁方仲在大量抄录并研究明清档案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撰写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史研究专著。比如，他于1936年发表《一条鞭法》一文，提出“一条鞭法”是中国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学术界普遍认为此文超出了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被迅速译为英文、日文出版，学者评价该文抓住了明代经济史的一大关键，“对于近代中国货币经济的任何研究有着奠基作用”(33)。梁方仲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最杰出的代表作，当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而这部著作的雏形即《明代的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34)。此文在坚实材料基础上，采用统计学方法，编制了37个表格，内容涵盖明代历朝的户口数目、田地面积和税收等，这些统计数据给学界研究明代田赋提供了许多便利。而他后来以此为范本撰写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35)，成为历史统计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著。梁方仲先生最可贵的地方是将古今中外治学传统融为一体，有扎实牢固的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又掌握了最新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他的《田赋输纳的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个史的考察》一文，就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启发而写成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张荫麟，他在清华求学时就立志从事史学研究，却在赴美深造时选择了研习哲学和社会学。他后来在给友人张其昀的信中表露了此种选择的心迹：“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36)可见张荫麟在留学之初即笃定“社会科学治史”的决心，而他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他的初衷是对的。张荫麟所撰写的《中国史纲》(37)，是当时通史著作中少有的对于社会史、民间史有所措意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专辟两节讨论奴隶和庶民的生活状况。《中国史纲》能够成功地将民间历史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自下而上”地探讨历史问题的做法，与张荫麟所受的系统的社会学训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中(38)，张荫麟以《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中书备对》三种史籍中记载的信息为统计基础，通过分析主户、客户的比例，得出北宋土地集中程度与社会治乱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结论。这种用量化统计对历史问题的分析，正是得益于社会科学方法对他的长期影响。 1949年之后，唯物史观史学占据了史坛的主流地位，但“史学研究会”的汤象龙、梁方仲、谷霁光、孙毓棠等清华学人依然专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沉潜和酝酿中维系着“社会科学派”的学脉，坚持“对可计量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统计手段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充分运用”(39)。此后，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比如上文曾提及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和《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1861-1911)》两部经济史名著的问世即是坚实的例证。他们所点燃的“社会科学治史”的火种，终于在吴承明、李伯重等清华学人的接续和发扬下，重新焕发光彩。 推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不仅在于倡导并实践“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还在于培养兼通社会科学方法的史学人才，这样才能延续“社会科学治史”的学脉。民国时期，不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史学系也都尝试过依照“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调整课程设置，增加社会科学科目的比重，并延揽相应的学人任教或讲学(40)。然而，这些大学改革的成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以北京大学为例：1920年，朱希祖接掌北大史学系，他认为“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41)，“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42)，因此他将该系课程大加改革，大幅增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课程。然而，朱氏的改革，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收效甚微，以“社会科学治史”取得成就的北大学者相对较少。1931年，幕后主持史学系工作的傅斯年将朱氏社会科学化的改革措施全盘推翻，标志着朱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43)。 而清华史学系则真正做到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44)，并培养出一批可以援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史学研究的学者。罗家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多位系主任，可以说都是革新派，重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史学系。他们之中，推动“社会科学治史”举措最为得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蒋廷黻。 蒋廷黻认为，治史必须兼通政治、经济、哲学、人类学等基本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功夫”(45)。蒋廷黻掌系期间，大幅度改革清华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增加社会科学课程的比例，以1929-1930学年史学系课程规定为例：本科第一年是全校通识教育，生物学、物理学、伦理、化学等课程须选择一门，共8学分；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须选其中二门，共8-12学分；本科第三年，上述外系课程，须选择其中一门，共4-8学分；本科第四年，仍可选一至二门上述外系课程，共0-8学分。蒋廷黻对自己发起的课程改革颇为满意，他晚年回忆道：“对我所提倡的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46)对于历史课程，蒋廷黻也根据欧美名校的课程设置做了调整，比如将“历史研究法”改为“史学方法”，将中国上古、近世史改为宋辽金元等断代史，增加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家名著选读、西洋近代史史料概论和考古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一些专门史课程，如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十七八世纪史、中国外交史、中国近百年史等(47)。此后，课程的专门化设置越来越细，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逐渐影响到中国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每个环节。 蒋廷黻不仅改革课程布局，还亲自对学生的选课进行细致入微的要求和指导。他主张“学生选课自由与‘强迫选修’相结合，其中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与近代比较政治制度是必选之课”(48)。据何炳棣回忆，1935年夏，蒋廷黻曾特别为他计划二、三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令何炳棣“感佩欣幸”不已(49)。1933年，有政治学背景和语言优势的邵循正，在与陈寅恪的研究生朱延丰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当年史学系唯一的资送出国名额，从中也可侧面反映出蒋廷黻对“社会科学治史”学术取向的推崇(50)。 蒋廷黻离开清华后，清华史学系的治系方针和蒋廷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依然占据较大比例(51)。1936年，代理系主任刘崇鋐在史学系概况中写道：“史系之进步虽年新岁异，但方针却为一贯，换言之，即中外历史兼重……更要使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课，多习外国语，为多得几种治学工具；多习人文学术，为其能助吾人了解历史的复杂性，使吾人有综合的观察。”(52)“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不过具体而微。”(53)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与清华史学系蒋廷黻等学术领袖的卓见和实干分不开的，清华史学系为学生提供的这种学术训练，确为下一代学者重拾当年“社会科学治史”的学术路径做了重要铺垫。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即是一例，他曾坦言：在哥大论文完成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不走汉学之路，而坚定认为：“治国史须应用西洋史及社会科学方法观点长处”，“直至现在我对历史研究所采的态度和方法，都可以说是清华的路子”(54)。 “社会科学派”中的清华学人，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社会科学治史”的治学理念，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他们具有鲜明的治学特点。第一，紧跟国际前沿，倡导中西会通。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清华学人引进鲁滨孙的“新史学”等史学前沿理论，表明对于史学国际前沿的准确把握。他们主张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问题，但又不完全否定、批判过往的历史研究方法，怀有浓厚的民族本位情怀。第二，尊重材料事实，不教条不盲从。清华学人赞同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同样承认各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有其各自的局限，在史学研究中秉持“训诂治史”的底线，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如果结论框架与历史事实发生冲突，则必须放弃解释，尊重事实，拒绝陷入公式与教条的泥淖。第三，重视统计方法，开展计量史学研究。清华学人往往有着交叉学科的知识背景，受过较好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因而十分重视统计方法在治史工作中的运用，并取得较大成果，梁方仲、汤象龙、吴承明等学人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第四，强烈的现实关怀，炽热的爱国情感。清华学人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注重历史问题与现实环境、国家需要的结合。汤象龙对于鸦片战争经济原因的分析、蒋廷黻将政治学理论引入中外关系的研究等学术成果，体现了清华学人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治学特点。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漫长而曲折的社会科学化进程中，清华学人扮演了多重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大声呼吁“社会科学治史”的梁启超，可谓“首倡之功”；有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入史的张荫麟，可谓“学术典范”；有组织筹划“社会科学治史”学术群体的吴晗，可谓“中流砥柱”；有维系“社会科学治史”学脉的梁方仲、汤象龙，可谓“薪火相传”；有改革课程布局，致力于会通人才培养的蒋廷黻，可谓“高瞻远瞩”。若没有清华这座学府和清华培养的学人，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料将是一番别样的光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清华，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重要策源地？为什么是清华学人，担当着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发动机？ 首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直与世界史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尤其受到美国史学的典范性引导和影响(55)。清华因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美国教育界、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清华迥异于其他高校的一大特点。在20世纪初，美国学者鲁滨孙的“新史学”是倡导“社会科学治史”、批判兰克史学的先锋；二战之后，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风尚。清华是留美学生的聚集地，清华学人大多具有留美的背景和经历。就清华史学系而言，两任系主任罗家伦和蒋廷黻都曾在美国“新史学”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后继者刘崇鋐、雷海宗也皆是留美归国，他们自然认同和推崇“社会科学治史”的路数。蒋廷黻更是参照哥大史学系的经验来打造清华史学系的。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国学的奠基者费正清曾在清华史学系任教和学习，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其原点还是在中国，但这点常被大家忽略；清华杨联陞和何炳棣等学人先后负笈美国，深得“社会科学治史”之道，对美国中国学界影响较大；近30年来，他们的学术传人又不断与中国学界交流，热心传递他们将社会科学方法融入中国学研究的实践经验。上述学术传承与交流鲜活地呈现出一张清华史学与美国学界密切互动的学术网络，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华史学“社会科学治史”传统的学脉传承。因之，清华史学与美国学界的密切联系，是清华学人在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源优势。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清华一直秉持通才培养、自由开放的育人理念，有利于塑造和培养兼通社会科学和文史之学的“会通之才”。自1933年始，清华大学规定一年级新生统一修读全校的公共必修课程，内容包括国文、英文、通史、数学类、自然科学类，这种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形成宽阔的知识视野。其次，清华的选修课程在学程规划中所占的比例很高，选修课没有院系的限制，“学生可以选本系的课，还可以选别系的，还可以跨学院选课”(56)。如经济系的杨联陞正是得益于此，才有机会选修大量文史学系的课程(57)，从而为数十年的“会通治史”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直接的原因，是清华有着简便易行、成熟规范的转系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良性流动。梁方仲、何炳棣、吴承明(58)等都在清华有转系的经历，多种学科的知识背景，客观上促进了“会通之才”的成才比率(59)。 毋庸讳言，“社会科学治史”尽管取得了突出成绩，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但这种治学路径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正如许冠三所言，近代中国的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以自重”(60)。“社会科学治史”在中国的发展和勃兴，是中国史学横向引进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结果，这导致在研究范式、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中国史学不仅亦步亦趋，总是落后一步，而且在与传统史学结合和史学本土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能够在科际整合的趋势下做出引领国际潮流的研究成果，是当下中国历史学界应该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5-12-06 注释： ①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②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载《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参见王家范：《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4页。 ⑤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⑥“社会科学治史”的概念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贺照田：《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等专著和论文中曾多次使用。 ⑦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派”主要是指这批学人的治学方法比较一致，是为了方便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和归纳，类似学者惯用的“史观派”与“史料派”之提法。 ⑧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页。 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25页。 ⑩参见赵德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原发布于《中南经济史论坛》，转引自http://jyw.znufe.edu.cn/pub/znjjsh/xxyd/sxglyjjsxs/t20051223_1384.htm。 (11)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96页。 (12)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第1-2页。 (13)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7、218页。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1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5页。 (17)参见陈丰：《不谋而合：“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读书》，1993年第12期。 (1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5、43页。 (19)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87页。 (20)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21)史学研究会中的吴晗、汤象龙、夏鼐、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张荫麟皆为清华毕业生。参见方志远：《谷霁光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22)参见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3)参见《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24)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25)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200页。 (26)参见刘方健：《汤象龙百年追思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7)崔国华：《沉痛悼念汤象龙教授》，《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28)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 (29)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3期。 (30)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第2卷第1期。 (31)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32)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1861-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33)参见黄启臣：《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34)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35)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李埏：《张荫麟先生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7)张荫麟：《中国史纲》，重庆：青年书店，1941年版。 (38)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 (39)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210页。 (40)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1)《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42)朱希祖：《新史学·序》，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又见何炳松著，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22页。 (43)参见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45)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第41卷，第23-24期“向导专号”，1941年9月1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8页。 (4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47)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2页。 (48)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77年第1期。 (4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2页。 (50)参见梁晨：《从朱延丰出国案看蒋廷黻对清华历史学系之改造》，《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1)参见《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六年)，《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38-348页；西南联大时期的选课制度则更为灵活，参见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52)刘崇鋐：《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第14页。 (5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0页。 (5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56页。 (55)参见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6)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57)杨联陞跨系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如朱自清的国文、雷海宗的秦汉史、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张荫麟的学术史等。参见刘秀俊：《“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8)梁方仲1926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农学系，1927年转西洋文学系，1928年转经济系；何炳棣1934年于山东大学化学系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学系；吴承明1934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经济系，1936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59)关于清华大学的转系制度，我们将专门撰写文章。 (6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第2页。标签：梁启超论文; 蒋廷黻论文; 历史学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学论文; 张荫麟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