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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首先应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现状有一客观的估计；参加讨论者虽各有建树但亦存在可商榷之处；讨论应有一种健康质朴的风气。
关键词 现状 商榷 文风
“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是一个很大很重的题目。它对学养、视野、理论思维的要求决定了并非人人皆可进场说话。但作为一个认真的聆听者在认真拜读了迄今为止的四位先生（易丹、黄宝生、张弘、赵炎秋）的文章之后[①]，有一些感想，因之想就此一论题，尤其是就四位论者的意见作一场外的简单插话，以就教高明。
其一：对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由于易先生是第一位发言者，因此他的文章使这一涉及甚多的讨论首先必须面对“外国文学研究”作了些什么、作得如何或如何估价这一问题。我以为这在实质上是一个涉及理论但不是理论问题的问题。后来的发言者的谈玄说理似乎回避了对“现状”的认识。我想，对外国文学研究现状的认识似乎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也许是一种幼稚），扼要地说：翻译成绩巨大、研究水平有限、理论与方法建树阙如、中国学派或“中国声音”远未形成（至于外国文学研究过去、现在、将来的积极影响自然毋庸置疑，但那属另一话题）。对此一状况的承认与不满是来自各方面的，也是普遍的。既是专家、又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行政首长”的吴元迈先生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1994年9月）上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的长篇发言的第三部分对此有虽委婉但明确的表示：对译介肯定；对研究不满；对“自己的批评思想”、“自己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主体意识”的欠缺吁求并最终呼唤“中国学派”[②]。对外国文学颇多关注又甚多受益的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的话也许可视为逆耳之言：“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许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象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汇于心，但是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节目不够完整和精采。”[③]“大学者”尚如此，他人又如何？这实在需要自省。以笔为旗的张承志则早在1988年就写下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类，在论文专著堆成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的句子[④]。在每年数以千计印刷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著）中有多少属于“印刷垃圾”理应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想以上引述是可以证明这种不满的相通或一致的。而易文关于“殖民文学”或“困境”的说法只是尖锐地指明了这一客观的状况与自在的事实。我以为这是一种严肃的自省、一种科学的精神，一种职业的责任感，一种面对现实的自信的大度。相反，如果不首先面对并承认这一现状与事实倒可能是一种心理的虚弱。至于是否“殖民文学”，如果是又“殖”得如何这一既属实际又属理论的问题的讨论似可在对现状的客观认识上发生并进行。
其二：发言者各有建树亦有可商榷处
从方法的意义上说，“强调”是一种普遍的手段。强调是为了“尖锐化”。凡文章皆有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强调。对强调的建设性理解的思维自然会在文中不言人人神会的若干前提下面对发言者的述说。以此去理解易文，尤其是注意到他“我以上的论述无非是要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平时隐匿在我们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的荒诞”这样的自白，其文的基本精神便不难把握：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我们用“他们的”理论与方法介绍并研究“他们的”作品；我们成了“殖民文学”的推销者；我们应寻求从此一困境的超越。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易文的意见我以为基本是正确的。自然，他的论述或表述有未必恰当处（已有后来的发言者指出），推论也有脱节处，“超越”之议亦显空泛。至于“总代理”、“推销员”之类，不过是一种文学修辞性表述，一种极端的强调，一种苦涩的自嘲和一种潜在的吁求。易文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对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的劳动否定的问题。相继发言的三位先生虽对易文均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各有仁智。黄宝生先生的文章思路绵密，有理有据，关于“似乎不存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的论述[⑤]很是服人，虽未正面言及易文，但提出的论点对易文却有“釜底抽薪”的辩驳意义。不过有一问题依然存在：方法可以共享，“版权”却非共有，我们所用的方法（也包括理论）确实是“他们的”，如此一事实无法否认，易文则仍可立足。黄文精到概括了“西方倾向哲学化批评，印度倾向形式化批评，中国倾向诗化批评”[⑥]的特点，这似是有启发性的见解。如果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吸纳现代文论（包括西方的种种）的精神甚至若干术语，建构中国的“诗化批评”的一套“话语”，是否会成为不仅理论上可说实践中亦可行的超越困境的一种可能呢？张弘先生的文章在对困境成因的分析上是很深入的，尤其是外部成因。“在一定意义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恰恰是因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参照座标的变移不定而造成的”[⑦]，这一认识是很准确的。但张文亦有可商榷处。张文“一个成问题的概念预设”部分将关于文学的概念从易文的“文学与文化”的角度转移为“文学与生存方式”的角度，从而使争论失却了正面的“对话”而近乎一种“自语”。在“话语结构和阐释视界”部分，张弘先生正确地强调了“话语结构”使用因不可照搬的变异与在新的“阐释视界”的变异，但问题产生了：这一变异是量的还是质的？倘不是质的，我们仍无法否认其“他们的”归属性。张文指出：“易文是用静态的观点看待话语的”[⑧]。只要在上文已言及的“相对说来”的大前提下谈问题，反倒证明了易文的科学性。在面对对象在一个历史时段（相对稳固）的“不变”时，用绝对意义上的（万物无时不）“变”去否定对象（相对）的“不变”怎么会有科学的认识呢？具体说，无论中外，文化、理论、方法等都是相互影响的。但在某一历史时段，用“相互影响”的“绝对性”去否定其相对的归属性（“我们的”或“他们的”）是否走出了真理呢（赵炎秋先生文中关于民族文化部分的论述也似有相同倾向）？赵文有两个很好的见解。其一，对科学研究中的“无效劳动”的价值要承认。一般讲，无效劳动是以自身的失败或错误证明“此路不通”。但事实上，何为“无效劳动”是极难界说的。人文学科尤是。但现状中的问题是：当已意识到是“无效劳动”仍在“劳动”（如易文中指出的为了职称等功利考虑，重复前人或他人成果而拼凑成篇，以各种手段求得发表或出版等）就是另一问题了。我以为易文的批评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张文用“主流”、“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人民的普通一员”等抽象的推理对易文此一认识否定似嫌简单。科学的结论应有量化分析，不可仍沿袭往昔“百分之九十五”之类旧式思维。赵文的第二个意见是有说服力地指出了易文“在一般的学术语境里，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学术结论”这一推断的非科学性，认为“只有在把什么样的学术结论”理解为“什么类型的学术结论”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⑨]。这是十分正确的补正。总而言之，我在支持易文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认为，黄、张、赵三位先生都有许多精到的见解，但也存在或引发了若干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其三：要有一种健康质朴的文风
所以提及文风这个与论题有游移的“边缘”问题，是因为对已有的四篇文章在阅读中的若干感触。黄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是精采，既可看出学养十分深厚又能感觉气韵甚为平和；遣词造句，重用婉言；表述立论，分寸极强，给人健康而质朴的印象。赵先生的文章也写得平和质朴，读来近人。相较而言，易丹先生的文章则颇多锋芒，时有文势崛起，扯弓搭箭的味道甚浓。但此一表现似仍可以“个性”释之，虽质朴不足，然不失健康。阅读张弘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论者的理论功底与丰厚的学养，但文气过盛，让人遗憾。如果说张文中“易文实际上迎合了以后现代的面貌出现的虚无失落情绪，进而否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后退倾向”[⑩]，这样的文字尚可接受的话，那么指认易文“隐藏着的虚弱心理”和“政治化倾向”则似言重，亦不合易文实际且有“帽子”之嫌。并不仅此。我们在不时可见的咄咄逼人的排比句式的反诘（“难道……？难道……？……）之后再读到下列文字——“不客气地说，易文关于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是‘殖民文学’在中国的‘锥销商’或‘总代理’的评价，本身就是把学术和政治搅和在一起的产物。即使我们的工作还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即使我们对待外来的文化和文学的态度还有偏差，怎么就能下这样的结论呢？这不等于在扣政治帽子吗？为什么不更直截了当一些，打成‘帝国主义文化的走狗’呢？人们记忆犹新，那正是广大外国文学研究者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罪名’”[(11)]——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就我个人的感受是：声色俱厉、当头棒喝、“似曾相识燕归来”。使讨论出现“政治化倾向”的并非易文，似乎恰是对之提出激烈批评的张文。在1994年的冬天读到这样的文字确令人齿冷。
绿原先生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提出了“几点希望”，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希望之一即是建立一种“深入浅出的平民化的批评风格，进而象中外典范批评家一样，把评论文章写成除了言之有物，还是一种可供鉴赏的审美对象”[(12)]。这是对时今批评之诸多垢病的中肯批评。今天，“主义”与“术语”的生吞活剥与满天飞翔已使之成为批评的时装（赵太和发表于1995年8月4日文艺报的《当代西方文论翻译中的讹误》一文提出的问题似应有所回答）。“理论”“批评化”的倾向亦很明显。论说者都懂得，平民化或质朴是批评的大家化境。我想，在这场“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的讨论中，亦当力求健康、质朴的风气。
注释：
①参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3、4期，1995年第2期。
②参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③韩少功：《世界》，载《花城》1994年第6期。
④《读书》1988年第4期。
⑤ ⑥详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⑦ ⑧ ⑩ (11)详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⑨详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12)详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