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在战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论文,地位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周春秋时期的文学传播是在官方政治宗法体制之内进行：传播内容是《诗》、《书》、《易》和史文；传播者是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和乐官；传播的受众是贵族阶层。春秋末年，周王朝政治宗法体制趋于崩溃，文学传播从官方走向民间，传播主体由商周史官变为诸子百家，传播内容由官方文献变为诸子治国平天下的散文和南楚新兴的辞赋，传播的组织形式由商周官方体制变为学派之内师徒相传，传播的受众由贵族子弟变为各学派弟子后学，传播的宗旨由履行王事职责变为按照各派学说重建一统天下。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学传播转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规模，提升了文学传播的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战国文学自身的面貌，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战国那样，传播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很多战国文学作品内容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步生成，而且像文学的语言、文章的结构、托名的技巧乃至文献的保存等等，都只有从传播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一 文本在传播中逐步生成
汉代以后作者发表文章，除了少数民间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增删之外，绝大多数文章在发表时都是定稿。战国文章往往不是一次写成，最初文本在进入传播过程之际还不是一个定本，而是由宗师写出初稿，或者由宗师口述，弟子笔录，然后在传播过程中由弟子后学不断增删，战国文本就是在传播、接受、增删、再传播、再接受、再增删的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有些文本从初稿到最后写定，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
战国时期，不同宗师有不同的传播系统，而不同传播系统会产生不同的文本。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①。这两个本子的入墓年代大致相近，都在战国中期偏晚。它们应该是同出于一个祖本，由于出于不同的传播系统，因此这两个本子在分章和文字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郭店简《性自命出》第3章和第4章的前半部分，是上博简《性情论》所没有的；郭店简《性自命出》后半部分是以第14、15、16章开头，而上博简《性情论》则将这三章放在文章最后；在郭店简《性自命出》第17、18章之间，上博简《性情论》插入第22章。两种版本的文字差异更多。有些是单个字的写法不同，例如，郭店简《性自命出》第l章“凡人虽有性”的“性”，上博简《性情论》写成“生”。又如第5章，郭店简的“交”和“厉”，上博简字下皆有“心”字。有些是接连几个字不同，如第8章，郭店简“凡道心术”数字，为上博简所无。又如第12章，郭店简“凡至乐”三字，为上博简所无。有些是句子的不同，例如，第2章“虽有性心弗取不出”一句，是上博简所没有的。又如第7章，郭店简“道者群物之道”，上博简无“者群物之道”，但在第一个“道”字后有“也”字。两种版本还存在不同的大段文字，如郭店简第3章“凡心有志”一段，第4章“凡物无不异也者”至“柔取之也”一段，第13章“喜斯陶”一段，都是上博简所没有的。再如第14章，郭店简“举，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焉失哉”、“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近义，所为道者四，唯人”数句，均为上博简所缺②。与此相似的是，郭店简和上博简中都有《缁衣》，两种《缁衣》版本都是二十三章，比今本《礼记·缁衣》少两章。两种版本在文字上存在很多差异，例如第4章“惟王之邛”句，郭店简《缁衣》写成“共惟王恭”，上博简《缁衣》写作“惟王之功”。第6章郭店简“四方顺之”，上博简写作“四国顺之”。第9章郭店简“颂”，上博简写成“容”。第11章郭店简“卿事”，上博简作“向使”。第12章郭店简“不倍”，上博简作“倍倍”等等③。
同一文本在不同时段往往会呈现出不同面貌。对此郭店简《老子》与帛书《老子》可资比较。郭店简《老子》是战国中期偏后的本子，帛书本《老子》的抄写年代在秦汉之际。将两种《老子》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章序和文字都有差异。郭店简《老子》“示素保仆，少私寡欲”，帛书《老子》写作“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郭店简《老子》“圣人欲不欲，教不教”，帛书《老子》写作“圣人欲不欲，学不学”。郭店简《老子》“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大小之”，帛书本《老子》写作“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郭店简《老子》“至虚，恒也；守中，笃也”，帛书《老子》写作“致虚，极；守静，笃也”。郭店简《老子》“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帛书《老子》写作“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郭店简《老子》“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帛书《老子》写作“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郭店简《老子》“大器曼成”，帛书《老子》写作“大器免成”。郭店简《老子》与帛书《老子》在思想观点上也存在重大区别。例如，郭店简《老子》“绝智弃辩”，帛书《老子》写作“绝圣弃智”；竹简本《老子》“绝诈弃伪”，帛书《老子》写作“绝仁弃义”。这些材料表明，“早期道儒关系远没有达到冲突尖锐化和激化的程度”④。
战国文本就是这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究竟哪一个本子能够最后胜出而成为定本，这就要看历史的机缘了。
二 文学语言在传播中趋于平易
与商周春秋文章相比，战国文章语言要平易得多，甚至比明清古文还要好读，口语化特色非常明显。这是因为，战国很多文章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大大地缩短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使战国书面文章保留了口语化特色，促使文学语言向平易化方向发展。
孔子师徒对战国文学语言发展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孔子用口语教学，七十子原汁原味地记下孔子的口语，编《论语》时又保留了孔子的口语原貌——《论语》的口语化就是这样来的。《论语》中不少对话体语录明白如话。例如，《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些对话几乎不用注释，后人就能读懂它的文意。《论语》语录在描摹孔子声情口吻方面尤其传神。例如，《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是孔子高兴时的声情。《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孔子急于洗清辩白时的情景。《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是孔子大悲大痛时的语调。《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是孔子生气时的口吻。《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是孔子无奈时的语气。《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孔子逗乐时的口气。《微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孔子失意时的情形。《论语》有时用重复句来表达孔子对某一思想的强调。例如，《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处的重复表达了孔子对高足身染沉疴的痛惜和无奈。运用丰富的语气词是表达声情口吻的重要手段。例如，《学而》载孔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本来用一个“矣”就可以了，但加上一个“已”，传达出加重、延缓、慎重的意味。《论语》某些语录甚至连用三个语气词。例如，《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焉”“尔”“乎”三个疑问语气词连用，不仅加重了疑问语气，而且起到舒缓的作用，衬托出孔子作为长者迂徐含蓄的情态(孔子与尊者对话，语气词就少得多)。《论语》对话体语录还运用了其他语气词，诸如“也夫”、“也哉”、“也与”、“矣夫”、“乎哉”、“矣夫”、“矣哉”、“云尔”、“也与哉”、“云乎哉”等等，这些语气词在摹写声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文学语言由书面语向口语方向发展。
孔子身后，诸子百家各开户牖，文学传播事业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时代。由于当时游说者太多，而各国诸侯贵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缺乏很好的耐性，因此，如何抓住万分宝贵的游说机会，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诸侯贵族轻松愉快地听懂并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成为每一个游说之士都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为此诸子百家绞尽脑汁地钻研语言艺术，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语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诸子百家的游说之辞，有的是由游说者弟子当场记录下来，有的则是在事后由弟子或本人补记。无论是现场实录还是事后补记，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这样，诸子口头传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就会如实地反映到书面传播之中。诸子多用日常口语进行交流。如《墨子·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⑤墨子没有对楚王、公输般讲一番深刻的“非攻”道理，而是在轻松的口语交流中折服对方。在需要正面地讲述道理时，诸子们化深为浅。如《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对是否变法犹豫不决，商鞅劝秦孝公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⑥这一段话语言简明而意义深刻。为了使自己的传播明白易懂，诸子说客从诸侯贵族的身边琐事说起，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对齐宣王传播王道学说，而齐宣王却醉心于霸道，怎样才能唤起齐宣王对王道的兴趣呢?孟子先讲了一个齐宣王本人“以羊易牛”的小故事，以此说明齐宣王富有仁心，而仁心就是实施王道仁政的前提条件。《战国策·楚策》载庄辛劝谏顷襄王疏远奸臣，从蜻蛉、黄雀、黄鹄一直说到蔡灵侯，再说到顷襄王本人，直说得顷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这样的口头传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语言理解上的障碍。此外，诸子们还通过设譬取象进行传播，化抽象为形象，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战国也有一些从事书面传播的诸子学者，他们同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诸子百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由此巩固并发展了由《论语》开启的口语化成果，使战国文学语言进入了一个以浅易、生动、形象为特色的新阶段。
三 散文结构在传播中构建
战国诸子散文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由若干零散的“章”组合成“篇”，它在战国相当普遍，而在其他时代则很少见到，堪称是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特定文学现象。有的诸子文集通篇都采用这种组合结构，有的诸子文集则部分地收录组合型散文。粗略地估计，组合型散文约占战国散文总量的四分之一。此类散文的组合方式各式各样：有些组合型散文就是一卷竹简的编联，章与章之间没有内容或形式上的联系；有的组合文章是以类相从，将内容相近或形式相似的材料编为一篇；有的组合散文通过承接转折的句子，将分散独立的各章连接成一个整体；有的组合将“杂引”与“立言”结合，寓创作于组合之中；有些组合型文章是层累地叠加，集腋成裘。战国这种特殊散文结构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言论发表者、记录传播者、文献编辑者分别是不同时段的人，弟子记下宗师的言行之后传给后学，传播既久，弟子后学手头竹简积累渐多，出于传播的需要，他们才将零散的宗师言行材料编辑成篇。
《论语》是战国第一部组合型散文结构的子书。《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上下章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如《学而》篇由十六章组成：其中八章是孔子言论，分别讨论学习、交友、为政、孝道、忠信、知人等问题；三章是有子言论，论述孝悌、和、信、恭；两章是曾子关于内省和慎终追远的言论；子贡的言论有两章，一章记载子贡论孔子温良恭俭让品质，另一章记载子贡与孔子论《诗》；篇中还收录了一章子夏论学言论。这十六章，每一章的主题都是独立的。究竟这十六章语录如何被组合成一篇，后人已经无从确切了解。《论语》编者在选录各篇材料时也会有意无意地有所侧重，似乎有一些按类编辑的意图，但这个意图不太明显，它的“篇”其实是若干支竹简的编联。孔门的组合型散文对此后诸子具有示范意义。战国诸子将不同材料组合成篇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刻意地模仿《论语》，如《孟子》一书就是模仿《论语》编辑而成，全书共分为七篇，虽然各篇取材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看，各篇并非以类相从。二是各派门生往往将零散的记录宗师言行轶事的单章组合成篇，这些文章一般都放在宗师文集的后面，相当于文集的“花絮”，如《墨子》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荀子》中的《宥坐》、《哀公》、《尧问》等等。三是为了存储资料而将不同主题的材料辑为一篇，像《韩非子》中的《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就是如此。四是将分散的短章言论编辑为篇，如《邓析子》就是由零散的短章缀合而成。这一类由不同材料编联而成的散文，旨在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携带、传播和收藏。
以类相从是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的另一种形式。例如，《吴子》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六篇标题就是各篇的中心思想。第一篇《图国》由八章组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章”载吴起对魏文侯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昔之图国家者章”载吴起关于“四不和”的言论，“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章”论述道、义、礼、仁四德，“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章”阐述礼义是制国治军的关键，“凡兵之所起者章”分析国家用兵之“五因”“五名”，“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章”载吴起对魏武侯讲述治兵料民之策，“愿闻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章”讲述获胜之道在于重用贤能获取民心，“武侯尝谋事章”载吴起劝谏魏文侯以士为师。这八章散文虽然各有宗旨，但都统摄在“图国”这个大的主题之下。其他五篇也都是同类言论材料的组合。《文子》一书也是根据内容来组章成篇，如《道原》九章都是阐述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源的思想，《精诚》二十一章都是论述精诚在修道中的价值，其余各章也大体是同类言论材料的组合。《晏子春秋》前四篇是从形式角度将晏婴言行材料进行分类组合，《内篇谏上》、《内篇谏下》两篇都是晏婴谏辞的组合，“谏”是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的依据。同样，《内篇问上》、《内篇问下》组合的依据是“问”。根据“谏”“问”的形式因素来组章成篇，这是战国组合型散文的一个新思路。
有些诸子后学通过运用承接转折的句子，将内容相近的言论材料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篇上下有承接、有转折、前后关联的完整散文。墨子后学最擅长此道。《墨子》中的《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中》、《明鬼下》、《非乐上》等篇章多次出现“墨子言”、“子墨子曰”、“子墨子言曰”，谭家健先生认为，这些文章是由墨子的若干段语录组合而成。不过，这些文章每篇都有鲜明的标题以概括中心思想，每篇中各段语录之间有密切联系，运用自设问答、假设反对者的诘难等方式进行承接⑦。以《墨子·兼爱中》为例。《兼爱中》有八个“子墨子言曰”，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原始材料是八章墨子论述兼爱的语录。在首章语录中，墨子指出仁人的要务是“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随之提出“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两个问题。次章认为，“天下之害”是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不相爱问题。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有两个承接问句：“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由此引出第三章墨子语录，指出天下之害皆起于“不相爱”。接着文章又以“既以非之，何以易之”的设问引出第四章墨子语录，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不相爱”，并详细地论述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随后文章假设以天下士君子的口吻提出新问题：“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由此引发墨子第五章、第六章语录，指出天下能否兼相爱、交相利，其实皆取决于君主本人的主观态度。最后文章又假设天下士君子的困惑：“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由此导出墨子第七章、第八章语录，重点破除统治者对实施兼爱政策的畏难情绪，文章以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收尾。墨子这八章论述兼爱的语录，未必是在一时一地讲的，但墨子后学却巧妙地通过五个承接性的问句，将八章墨子语录组合成一篇环环相扣的论文。
有些诸子作者将杂引宗师言论与自己立言结合起来，组成一篇有内在结构联系的散文。如《礼记·中庸》全篇分为三十三章，其中十八章是杂引孔子言论材料，另外十五章出于子思本人的立言。朱熹对《中庸》结构有着精辟的分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根据这一分析，他将《中庸》划分为三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为《中庸》第一部分：“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为《中庸》的第二部分：“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以下十三章是《中庸》第三部分：“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是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子思“杂引”孔子言论，似乎与《论语》每篇组合若干章材料一样，其实不然。朱熹对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独到的指点，他在第二章之后评点说：“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实首章之义，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这就是说，子思征引的孔子言论虽然在文字上彼此独立成章，但在全文意脉上是互相打通的。在第五章之后朱熹评点说：“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在第七章之后评曰：“承上章大知而言，又举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第九章是“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朱熹的评点揭示出子思杂引各章孔子言论的内在关联。
在战国组合型散文之中，《礼记·乐记》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篇。严格地说，《乐记》只能算一半意义上的战国散文，因为它只有部分章节是写于战国，它的最后完成应该是在汉代⑧。今人将《乐记》视为一篇文章，古人却把它当做一部由多篇音乐论文组成的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乐记》二十三篇。据刘向《别录》，《乐记》分为《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十一篇，剩下的十二篇是《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窦公》。《乐记》结构的特殊性表现在，由于传播系统不同，它的篇目次序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安排。将司马迁《史记·乐书》、刘向《别录》、郑玄《目录》、孔颖达《礼记正义》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在《乐记》篇目次序安排上并不一致：如《乐施》，孔疏本和《史记》本排序第四，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三；《乐言》在孔疏本中排序第五，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四，在《史记》本中则排序第六；《乐礼》在孔疏本和《史记》本中排序第三，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五；《乐情》一篇，在孔疏本中排序第七，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六，在《史记》本中排序第五；……每一篇文字内容大体相同，但在不同版本中却排序不同。一个真正的艺术结构应该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不可接续一样。但《乐记》各篇组合如同堆积木一样，在不同的玩家手中，有不同的堆积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组合型散文如何构成的信息。
四 托名习俗在传播中铸就
所谓托名，是指作者写了作品，不署自己的名字，而是署上他人的名字，借助古今名人效应，来传播自己的作品。春秋以前尚未发现托名现象，托名传播应该是战国诸子在传播技巧上的创新。战国作者的名字与书名合二为一，因此，被托名者的名字就是书名。
有些作者在写出作品之后，考虑到自己声名不够，于是便以现实中的名人在作品上署名，借名人传播作品。《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史记索隐》解释说：“言公子所得进兵法而必称其名，以言其恕也。”⑨小司马说，诸侯宾客把自己写的兵法进献给魏公子，魏公子一定要对这位宾客称道一番，说明魏公子具有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小司马将“名”解释为“必称其名”，这与司马迁本意不尽相符，也与下文“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不相承接，更不符合战国时代署名习俗。实际情形是，魏公子率领山东五诸侯之兵打败秦军，将秦军抑制在函谷关以内，魏公子因此成为威振天下的军事家。诸侯宾客中有人写了兵法，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名不够，因此请魏公子在兵法上署名，所以世俗称这部书为《魏公子兵法》。这种典型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在战国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兵书作者心悦诚服，而魏公子也当仁不让。
战国作者托名历史人物的现象要更多。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主要是指像商汤、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姜太公、尹佚等“有故事”的名人。究竟选择哪一个历史人物作为托名对象，这要视学派的思想倾向而定。例如道家欣赏权谋，于是辅佐汤武革命的伊尹、姜太公、鬻熊、辛甲等有阴谋背景的历史名人就成为道家托名的对象。《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鬻子》二十二篇、《辛甲》二十九篇、《文子》九篇，都是战国道家托名历史名人的作品。小说家热衷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由此那些有传奇色彩的商周春秋人物自然就成为他们托名传播的对象。《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师旷》六篇、《天乙(商汤)》三篇，都是战国小说家托名历史人物之作。墨家倡导节用节葬，这与商周之际提倡“居莫若俭”的著名史官尹佚有契合之处，于是尹佚成为墨家的托名人物，《汉书·艺文志》墨家类著录《尹佚》二篇，就是战国墨家托名尹佚的作品。
诸子百家在传播思想学说时，往往选择远古传说人物作为学派的“形象代言人”，这些代言人自然成为他们的托名对象。道家看中的是黄帝、力牧等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都是托名黄帝、力牧之作。阴阳家乐意托名于黄帝和容成子，《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即著录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容成子》十四篇。杂家选择孔甲和大禹作为托名对象，《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农家的远古偶像是神农和野老，《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著录有《神农》二十篇。《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黄帝说》四十篇，当为六国小说家托名黄帝之作。在《汉书·艺文志》之中，当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收录托名远古人物的战国文献最多。兵法、术数本身就具有诡谲机诈的特点，为了神化自己的作品，作者们大量地选择远古传说人物作为托名对象。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被动托名现象，即作者并非有意识地托名传播，而是由于作品附于名人作品之后，署名权和著作权被动地归于名人。这一类被动托名的作者多为各学派的后学弟子。如《论语》在记载孔子语录的同时也收录曾参、有若、子夏、子游、子贡、颜回、子张等弟子的语录，而后人一般认为《论语》是孔子的作品。《墨子》是整个战国墨家学派的总集，特别是其中的《墨经》，著述年代已是战国后期，可是这些作品的署名权属于墨子一人。《庄子》中的外篇和杂篇被公认为是庄子后学之作，但这些文章的真正作者连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荀子》中也收录了弟子后学的若干作品。楚辞可能也存在被托名的现象，像《卜居》、《渔父》之类的作品，明显不是出于屈原本人之手，但却被置于屈原名下。
从《汉书·艺文志》来看，战国托名传播的作品要远远多于署名传播的作品，很多战国无名作者的作品都是通过托名而传播到汉代。它开启了中国后世托名传播之风，人为地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公案。
五 文学文献在传播中得到保存
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我们今天所读的先秦文学文献，基本上是由战国诸子在传播过程中保存下来的。战国诸子本没有保存文献的职责，负有保存文献职责的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但是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由于史官弃职奔逃、诸侯为僭越礼制而有意毁灭文献、兼并战火焚毁、秦王朝焚书、项羽火烧秦宫室等种种历史原因，先秦史官保存的文献所剩无几，官方文献保存机制完全失效，只有战国诸子个人保存的文献得以流传后世。
战国诸子的文献保存是一种分散、独立、自发的民间个人行为。没有人给他们下达保存文献的指令，没有人给他们颁发薪酬，没有人给他们提供经费与场所，甚至连口头表彰与鼓励也没有，所有文献的抄写、收集、传播、保存都是出于战国诸子个人的自觉。诸子的文献保存受到个人的学派立场、理论兴趣、学识深浅、财力厚薄、居室场所、师承交游、学术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战国前期，诸子所保存的可能主要是本学派文献，但在进入战国中后期以后，由于学术争鸣的需要，诸子各派不仅要研习本学派的文献，而且要深入研究论战对方的观点。这样就势必要求诸子们博览本学派以外的文献。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该墓墓主属于士一级的低级贵族，墓中竹简不仅有道家的《老子》、《太一生水》，而且有儒家的《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以及四篇《语丛》。墓主生前究竟是儒家学者还是道家学者，仅从墓中竹书很难判定。诸子的个人文献收藏虽然不比官方集中，但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藏书人的积极性，而且由于诸子后学人数众多，因而从概率上说，即使其中一部分人的藏书亡佚，但总能确保另一部分人的藏书传之后世。
在学派之内师徒相传，是战国诸子保存文献的主要形式。战国诸子师徒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弟子身心无条件地依附于宗师。这是因为诸子私塾兼有教育、宗法、政治甚至宗教等多重性质：师徒之间既是师生，又有着类似父子的伦理情感；宗师既是业师，又是这一派的政治领袖；某些学派的弟子之于宗师，颇似信徒之于教主。这种持久而稳固的师徒关系为文献传承提供了有力保证。宗师在私塾内给弟子传授学业，弟子的记录手稿就成为他们手中的文献。弟子学成之后，再传给自己的后学，一代又一代师徒在传递学术薪火的同时将文献向后传播。有些文献在传授过程中逐渐成为专门学问，最典型的是儒家传授的五经。春秋之后，诸侯贵族和其他学派弃诗书如敝屣，孔子师徒则人弃我取，在儒家内部传授这几种文献，如果不是孔子师徒，那么这几部文献可能也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命运一样。《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六艺略》文献，凡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这些经学文献虽然大都是汉代作品，但都是由先秦儒家经师一代一代传授下来的。
战国诸子在文献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删述行为。诸子后学在传播宗师文本过程中，可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和自己的理解，对宗师文本进行增删。这对文献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了诸子后学与他们所传播文献之间的感情联系。因为这些经过删述的文献之中，渗透了诸子后学的精神劳动，从而这些文献再也不仅仅是宗师的作品，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他们也是其中的作者之一，文献由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删述不仅加深了诸子后学对文献价值意义的理解，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他们保存文献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传道授业过程中传承文献，这是战国诸子文献保存获得成功的关键。战国诸子的目标是传道，文献保存只是他们传道授业的产物。对弟子后学而言，宗师的道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使他们平淡寂寞的人生变得那样庄严神圣，那样富有意味，那样充满价值。他们的人生目标、理想、意义都在道之中，为此他们愿意用自己毕生精力甚至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捍卫、发展、传播这个道。可以不要官爵，可以不要财富，可以失去一切，但是道绝不能丢。道不虚行，载道的文献就是诸子学者的命根子。无论付出怎样的艰辛，也不管承担多大的风险，他们都要守住载道的文献。秦王朝下令焚书，诸子后学藏书是要付出“弃世”“黥为城旦”代价的，但仍有一批舍生忘死、守道藏书的人，像济南伏生藏书壁中的举动，当时绝不止他一人。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看到，凡是战国诸子百家的重要文献，大体上都传到汉代。以先秦史书为例，我们所读的先秦史书，就是儒家舍生忘死保存下来的：《尚书》、《春秋》是儒家的经典，《左传》和《国语》被儒家视为《春秋》的“内传”和“外传”；《世本》是作为《春秋》的广义传记而得到儒家的保存；只有《战国策》是由战国纵横家保存下来。与儒家无关的先秦史书全部失传。对战国诸子而言，保存文献就是保存他们的道，这为文献真实性提供了根本保证。近年面世的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之中，有些竹书可以与传世先秦文献相互参照，这说明传世先秦古书大都是真本。战国诸子完全凭借个人的自觉，在传道过程中传播并保存自己所钟爱的文献，由此保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
一般说来，文学传播是联结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中间环节，是文学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中介。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战国文学传播远远超越了它的一般功能，其时文学传播过程同时又是文学生产过程和文学接受消费过程，文学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学生产者和文学消费者，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战国那样，将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消费三者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传播如此重要，而这一切又与战国诸子百家传授学术薪火方式特别是与他们的奋斗宗旨密切相关。传播之所以在战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传播之所以在如此深度和广度上制约着战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其奥秘就在这里。
注释：
①关于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分章，可以参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04—507页。
②陈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博藏简性情论》，《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③关于两种《缁衣》的比较，可以参见虞万里《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上)，《史林》2002年第2期；《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中)，《史林》2003年第3期；《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下)，《史林》2004年第1期。
④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道儒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8页。
⑤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95页。
⑥商鞅《商君书》，《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⑦谭家健《〈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先泰散文艺术新探》，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0—64页。
⑧《乐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存在很多争议：或以为作于子夏，或以为作于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或主张是荀子学派之作，或以为河间献王刘德、毛生所辑，或提倡为汉武帝时期公孙尼之作。
⑨司马迁《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册，第2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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