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鲁迅作品要十分郑重——评越剧《孔乙己》改编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越剧论文,郑重论文,作品论文,孔乙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导演郭小男特别强调：“对《孔乙己》的改编，所采取的并不是当前那种流行的‘戏说式’的方法”（《文学报》1037期），但我面对着越剧《孔乙己》的改编本，却怎么也抹不去“戏说”的强烈印象，只不过这种“戏说”在理论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改编者的《后记》中和导演对记者的介绍中，作了一种时髦的“文化”的包装。至于剧本本身，却并不见有多少“文化性”，恰恰相反，鲁迅原著中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现在却被不伦不类的人物和情节搅得荡然无存。
鲁迅的作品不易改编。众所周知，鲁迅不但是新文学的巨匠，而且是新文化的旗手，他在《孔乙己》、《阿Q 正传》等小说中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的高度，后来的作家无人可及，遑论超越。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不争的事实。靠增添一些人物、改动故事情节等技术手段，是无法再增强“孔乙己”这一人物的“文化性”的，而现在改编本中的这种“改编”的随意性，其结果只能落入“戏说”的俗套中。
还在六十多年前，就有人尝试改编鲁迅小说。最先有洪深等人想把《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但都没有成功。1937年，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有两个人同时改编《阿Q正传》，一位是许幸之， 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田汉。1937年1月29 日的《东方快报》（北京）上有人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特意忠告：“不过，我们希望改编者务必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勿多事更动，以免丧失了原作的精神”，因为该消息的作者也注意到，“许幸之改编的，将鲁迅先生自选集中孔乙己等人物全拉了进去，据说，这是为了要增强戏剧性的原因，同时在原作中阿Q 不大说话的，现在舞台上的阿Q，已变成罗唆多话的人物了。”8月1日， 欧阳凡海撰文在《文学》（上海）上详尽地批评了许幸之的改编本：“许幸之的剧本，无论在原作的立场上看，无论在编剧的立场上看，我敢断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将‘失败’这个字眼加于作家的作品上，在一个批评者是应该十分郑重的事。我真非常抱歉！”欧阳凡海同样也批评了田汉的改编本：“田汉的剧本应该相当改写，倘使他愿意，则对许幸之的指摘，于他也不无用处。”欧阳凡海强调指出，把鲁迅的《阿Q 正传》改编成剧本，是非常困难的：“阿Q 的性格可说比什么人物的性格都难把握，倘使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可笑或无聊的角色搬到舞台上供观众一哄而散”（《评两个（阿Q正传）的剧本》）。
欧阳凡海的意见与鲁迅自己的看法是吻合的：“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信》）。事实上，此后一些改编本的演出也未有成功的。北京的《华光》第二卷第三期（1940年9月15日）曾刊有署名佩寒的文章， 谈其在北京长安戏院观看《阿Q正传》公演的感受，觉得“意味索然，看剧本感觉， 和看原著时感觉，相差太远。”作者在文末感叹，把鲁迅的小说“搬在舞台上，想保存其真意，不损其价值，我想，是很难的。”而当时有的评论者，更尖锐地把这种改编后的走样，称之为一种“危险”（1937年4月22日， 《东方快报》《论阿Q搬上舞台》，作者唯易）。
在我看来，眼下的越剧《孔乙己》的改编也是完全失败的。改编者张正钧似乎不甚了解新文学史上的已有的教训，它的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几乎重蹈了当年《阿Q正传》改编的复辙。
小说《孔乙己》比之《阿Q正传》，显而易见， 更缺少剧本的要素，如果说《阿Q正传》还因有9个章节，多少提供了一些戏剧性情节，不足三千字篇幅的《孔乙己》，则仅仅是“小伙计”回忆中的几个生活情景的断片，那是更难拉成一个剧本的。“戏不够，设法凑”，于是在改编本中，60年前的故伎重演，《药》、《明天》，甚至《肥皂》等主题不完全相同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跑到”《孔乙己》中间来了。改编者不仅仅把鲁迅各篇小说随意拆散，重新组装，而且令人惊愕地任意“演绎”，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改编本的主要情节线索是“三个女人一脉牵，一张瑶琴三组弦”。其中之一的“小寡妇”与孔乙己“同床‘死’片刻，生当永相依”，“小寡妇”拥抱孔乙己，女声伴唱：“徒有相怜意，恨无玉成计，……是悲情？是苦命？是奇遇？”“三个女人”中的第二个是夏瑜，改编本写孔乙己初见夏瑜即觉似曾相识，“警幻人生，迷离风尘”，直如宝玉初见林黛玉，匪夷所思。后来孔乙己又探得清政府欲害夏瑜，他不顾伤痛和安危，通风报信，而夏瑜在血洒刑场前，特意又把玉扇留赠孔乙己。鲁迅的经典之作，经改编者如此“戏说”之后，变得面目皆非。鲁迅的《孔乙己》这一类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魅力，已在几代的读者中形成深刻的印象，我想，广大的读者在情感上是无法接受这样随意“戏说”的“文本”的。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孙伏园当年曾问鲁迅，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鲁迅的答复很明确：《孔乙己》。
“何以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孔乙己》呢？我简括的叙述一点作者当年告我的意见。
《孔乙己》作者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着极丰富的情感。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呐喊》中有一篇《药》，也是一面描写社会，一面描写个人；我们读完之后，觉得社会所犯的是弥天大罪，个人所得的却是无限同情。自然，有的题材，非如此不能达到文艺的使命；但是鲁迅先生自己，并不喜欢如此，他常用四个绍兴字来形容《药》一类的作品，这四个绍兴字我不知应该怎样写法，姑且写作‘气急虺聩’，意思是‘从容不迫’的反面，音读近于‘气急海颓’。”
（《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对照孙伏园的回忆，我们可以发现改编本《孔乙己》恰恰违背了鲁迅原来的创作意图，在立意和人物形象上与原作背道而驰。鲁迅原意在写“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写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就是鲁迅始终关注的“国民性”问题。
孔乙己活得很苦，他的存在价值只是可以让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几声，“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苦人儿，苦人让人同情，但仅此而已。鲁迅不愿使这种同情流于“推崇”，这正显示了鲁迅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然而，《孔乙己》的越剧改编者，不理解鲁迅的这种创作特色，不了解鲁迅所以最喜欢《孔乙己》的原因，不仅没有力求避免这种“推崇”，而且竭力地加以扩大。剧本不仅把孔乙己写得风流倜傥、才气横溢，而且慷慨大方、见义勇为，乃至与革命党人一见如故，同气相求，俨然是个准革命党人。剧本中孔乙己尚未出场，一副“大手笔”的对联已先声夺人；出场后又补题横批，艺压群贤，形成一个“精彩”的“亮相”。孔乙己虽穷困潦倒，还欠着酒钱十九文，但却视金钱为粪土，补题横批之赏钱，随手悉赠小寡妇，慷慨潇洒之状可掬。接着又是“智救小寡妇”，虽惊叹“亭亭玉立一佳丽”，但终于“坐怀不乱”。到探得“夏瑜竟是个革命党……命在旦夕屠刀下”，明知“给革命党通风报信，是要掉脑袋的”，仍奋笔疾书告急信，甚至不顾自己腿折，“神情俨然”地声称“我自己去送！”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引得“半疯子”为之喝彩：“好！有种！”
另一方面，原作最根本的“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则是大大地被淡化了。“长衫帮”中的“花白胡子”“丁举人”等对孔乙己的才气是赞誉有加，“短衫帮”中的“半疯子”及“小寡妇”、“女戏子”对孔乙己也是钦佩不已。特别是剧本中对有关情节的处理，与原作的意思更是背道而驰。例如关于“茴”字有四种写法，在小说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白，因为掌柜和酒客都只拿孔乙己取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得向孩子们说话”，于是便有了和“小伙计”关于“茴”字的对话，然而“小伙计”也“不耐烦”，“毫不热心”，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孔乙己处在这种冷漠之中的寂寞和悲哀。然而，剧本中关于“茴”字有四种写法的戏，却变成了孔乙己卖弄学问滔滔不绝，众人听得“颇有兴趣”“目瞪口呆”“乐不可支”，整场戏气氛十分热烈，鲁迅原作中的一片匠心被改编得完全变了味！
越剧《孔乙己》何以如此走样？从改编者的《后记》来看，我以为一个原因是他犯了一个“时髦性”的错误：在当前谈论“文化”成为一种风尚时，改编者尽管承认“《孔乙己》究竟传递着怎样的思想密码？剧本作者还难以准确地把握，顶多只是一种可能的读解，并附加时间之维所冲击的情思”，然而还是相当大胆地对经典之作《孔乙己》重新作了一番“文化”的“包装”。
在《剧本〈孔乙己〉后记》中我们看到，改编者非常“宏观”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番“文化思考”，并把这种“文化思考”“渗入”到剧本的改编中。改编者先是轻易地否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的“二分法”：“这种抽象的二分法，在这座庞大的迷宫面前，没有做出多大的业绩”；紧接着就指出：“本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西绪弗斯的劳作，从事着可歌可泣的启蒙、救亡、重铸文化的战斗，同时也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黑暗专制势力面前，精神上集体大逃亡。”
如果说，这种“文化思考”并不能让人看出其与“二分法”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那么，在“渗入”的具体办法中，改编者则改“分”为“合”：一是“合二而一”，即“剧本将《孔乙己》与《药》两篇小说的人物相聚在咸亨酒店”；二是“合三为一”，即“三个女人一脉牵，一张瑶琴三组弦”，“小寡妇”、“夏瑜”、“戏子”由同一个演员扮演，并且由此构成全剧的一条情节主线。改编者认为这是“一种相同命运的直喻：美丽中的苦难和苦难中的美丽。这也是传统文化给予中国女性唯一的馈赠和最大的厚爱。”而且这种“馈赠”与“厚爱”，“也许能激活羸弱的文人性格中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坦率地讲，我对剧中所表达的这种“文化思考”，是相当怀疑的，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思考”，倒不如说是剧作者充分考虑到了越剧这种剧种的特点，以及对这种剧种特色已形成了固定的期待视野的观众的需要。
一般而言，所谓改编，主要只是艺术样式的改变而已，主题思想、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等应该充分尊重原作并保持原作精神，特别是对于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更应如此。近读《文学报》1045期载金庸在台北会见影视明星萧蔷，谈及“您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字作品被改编的影像？”金庸说：“很难，其实演员的问题不大，但整个故事情节都改掉就很不好。我很喜欢的作品，就像我的儿子女儿，今天我们有事出门，把他托人照顾，结果却被人打了，你说痛不痛心？作品被加东加西，东改西改，感觉就像儿子被打。”说越剧《孔乙己》的改编者对原作不尊重是不为过的；对于广大热爱、尊崇鲁迅作品的读者来讲，《孔乙己》被戏说成如此模样，不能不令人痛心！我们希望文艺界在改编鲁迅作品时要十分郑重，否则，有可能变成一种糟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