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析及促进增长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议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对中国宏观政策取向与经济增长提出当前及中长期建议。
一、通货紧缩
自1996年以来，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呈现下滑趋势。1997年10月，零售物价首次出现负增长（-0.4%），此后一直为负增长，1998年8月、9月零售物价为-3.3%。一般来说，物价持续12个月为负增长，就表明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
1979-1997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为7.56%。物价持续12 个月的走低，在我国建国以来尚属首次。目前，普遍的看法是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我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而通货紧缩在中国属于头一次。从国际上来看，通货紧缩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仍然未使经济恢复到1929年之前的水平。日本经济处于萧条十年至今尚未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因此，我们应谨防通货紧缩，以免经济陷入衰退。目前的物价走低已经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企业减少原料的购进，老百姓预期物价仍将继续走低而推迟消费，这样造成消费疲软，投资不足，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但对中国来说，通货紧缩也有其正面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面临极大的压力。1997年10月，对冲基金开始大举进攻香港（10月23日），恰在此时，中国的物价指数突然变负，这对人民币与港币的稳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时机令人叫绝。许多人因此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似乎中国政府作了十分完美的计划，预测非常准确，并充分考虑到政策的时滞。在国外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能守得住。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银行在与市场斗争时，赢的机会往往很小。因此，1997年10月物价变负对人民币是强有力的支持。虽然通货紧缩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从防止危机这个意义上看，倒是有其积极意义。
二、货币政策的效果
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说是适度从紧，其实从96年就已经开始放松，到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利率基本降了一半左右，以一年期利率为例，存款利率从10.98%降到4.77%，降低了5.21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从12.06%降到6.93%，降低了5.17个百分点。五次降息，估计减少企业利息负担2400亿左右。
部分人批评货币政策在中国失效。理由是，五次降息并未提高消费，投资也未上升，经济尚无大改进，因此应改用财政政策。我们不反对用财政政策，但认为对二者的效果应作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来分析货币政策的效果。
企业总体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倾向仍然对利率变动反应灵敏尽管降息对以512 户为代表的国家重点企业和一些亏损严重的企业的投资需求刺激不大，但这些企业毕竟只占少数。占中国企业绝大多数的是分布广泛，有盈利但不稳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投资冲动强烈，同时十分计较利息成本，降息对其投资决定很重要。因此，我们说企业整体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反映仍然灵敏。
居民的消费倾向对利率与是有反应的 在美国，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机制是消费贷款，消费信贷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很大，居民最关心每天支付多少，因此降低利率对居民消费刺激作用很明显，以至美国的汽车商在做广告时都要以每月需要支付多少来吸引消费者购买汽车，而不是一次要支付多少钱。
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没有美国那么强。但普通老百姓也是懂利率的。即使是农民也知道利率，不但知道利率，还知道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别，农民“存粮”与“存钱”是农民在缺乏投资方式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最高级的资产选择模型。实际利率高，农民存钱；实际利率低，农民存粮。1993年物价飞涨时，出现了农民持粮惜售的现象，这一资产选择方式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农民对利率是敏感的。城市居民的跨期消费很明显，统计表明，居民消费倾向从 5月份逐月回升，若不能说完全是降息的影响，至少也与降息有关。
因此，批评中国没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企业对利率反应仍比较灵敏，居民的消费对利率也是有反应的。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大大缓解了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汇率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已经出台的货币政策措施还得逐步显现其作用。
三、财政政策的效果
过去两年我国奉行的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转变是从今年5月开始的：宣布增发1000亿国债，1000亿国债今年会发行500亿，另一半明年发行。8月份正式开始操作，真正到位的款还只是这500亿中的一部分。而货币政策在1997年贷款增加8100亿元，今年的目标是增加贷款10000亿元，二者相比，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见一斑。在实践中， 财政政策的效力发挥至少还存在五大问题：
1.效率问题。发达国家一般不太愿用财政政策，皆因财政政策效率低下是一通病，就连素以高效著称的日本也不例外。中国财政政策效率如何，恐怕更不容乐观。按权威的说法，中国财政政策的记录大概是有效益、零收益和血本无归者各三分之一。现在每年几百亿呆坏帐的核销，相当部分就是政府投资交的“学费”。
2.解决失业的力度不如想象的那样大。财政政策所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如修路、架桥、修码头等。都属于资金密集型的项目，能够吸收的就业有限；而且，这些项目所吸收的劳动力在结构上与下岗职工存在差异，因此，希望通过扩大基建支出以解决下岗职工问题的做法能否奏效值得怀疑。
3.产业带动差的问题。由于所投的并不是关联度特别高的产业，因此对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要打一个折扣，由于大型项目的装备往往要从国外进口，边际进口倾向的扩大导致边际支出倾向相应缩小，启动国内经济的效果也要打一个折扣。
4.基本建设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众所周知，长江沿岸万吨级以上的码头有好100多个， 珠江三角州并不太大的区域已建成若干个机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基础建设想要完全避免重复建设并非易事。
5.时滞问题。目前主张实行财政政策的人有一个重要理由是货币政策时滞长而财政政策时滞短，其实认识并不完全。政策的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财政政策外部时滞较短，因此对收入的作用要快于货币政策。但如果从1996年“软着陆”成功算起，我国的财政政策认识时滞至少长了半年乃至两年，逊色于货币政策；另外，不要忘记财政有一个长得多的内部时滞，尤其是政府扩大基础设施的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
因此，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能轻易地使经济走出困境的想法可能就是太理想了。
除此之外，在中国实施财政政策还面临着一些制约：第一，财力不足和平衡财政预算的制约；第二，中央财政不允许向中央银行透支的约束（此举正确），使政府通过扩大开支，直接干预和刺激经济的能力受到削弱；第三，财政风险的制约。现在金融风险已受到广泛关注，其实财政同样面临风险，集中表现在连年财政赤字和债务膨胀的危机；第四，分税制的建立初步清晰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分享比例上存在的“讨价还价”机制。地方政府有可能坐等中央财政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不是主动积极地进行配合；第五，体制改革方向的制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都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德、日等国的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均对运用财政政策有戒意。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低，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
不敢指望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对经济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对于改变悲观预期、保持增长信心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在目前来评价财政政策，或许这一点是其最大的意义所在。
四、短期增长政策建议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短期内应继续发挥需求政策，除众人通常提到的出口退税、开拓农村市场等措施外，我们再提出四点建议：
1.一定要协调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存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不应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立起来考虑，解决需求不足这一问题，有效的政策应该是二者的有机配合。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 而且得到象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今后我们也应向二者协调方向调整， 在多重经济目标并举且相互制约的情形下，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着力时，乘数效应才能最大发挥。
2.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财政部负责人在谈及下半年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中提到要“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借规模和财政支出”。我们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适时适度”。首先，财政政策要迅速贯彻新的政策意图。因为时机稍纵即逝，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的认识时滞已嫌太长，决策和执行时滞一定要尽量缩短，否则财政政策时滞较短的优势就会减弱。其次，财政政策的力度相对平时要大大增加。促使经济回升需要较大的财政力度的原因是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的乘数要小于复苏时期。因此如果决定使用财政政策就要下大决心，尽快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增加较多的资金投入。
3.增加中小银行贷款力度。大银行在给中小企业借款时要受到交易费用增加的制约，因为这比了解几个大企业和项目无疑要大得多的交易费用。国外解决此问题靠的是大力发展各类中小银行尤其是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中小企业贷款还面临风险相对较大的制约。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扩大利率上下浮动的范围，使银行根据企业情况选择适当利率的空间增大，最终情况各异的中小企业都能得到贷款。再就是要适当改变发放贷款的银行职员对每笔贷款负完全责任的做法，如允许贷款发放者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有某个比例的失败，这样才可能避免消极的惜贷行为。
4.实施消费政策。消费形成最终需求的绝大部分，在促进GDP 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最为重要。我们对1978年以来情况的计算表明，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60%。 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消费倾向，在当前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来启动市场。在利率不断下调的有利时机，如果针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居民消费热点的分散化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出台适合的消费政策，不仅具有立竿见影的短期意义，还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长远意义。
五、中国中长期增长的四大空间
由于近几年GDP的下滑态势超出人们预料， 人们开始对中国中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示悲观，尤其是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更使人们从数字上，更从感觉上不太相信中国还能再度出现以往持续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我们认为，中国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一直放在需求管理上，增长的基本格局不变，那么以上的担忧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如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推动结构转换、消除供给约束的供给政策，仍能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从目前的情况，我们分析中国存在可持续性高速增长的四大空间，这四大空间应该是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
1.城乡结构转换空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一个严重的结构畸形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城镇化进展缓慢，城乡差距大，占全体人口70%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远未到足以引起工业增长向重化工业方式转换的时期。因此，现阶段投资的方向之一应向城市化发展方面倾斜，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投资方向，引入多元投资力量，实现大规模过剩农业劳动力方向城镇的转移。
2.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演进的最为根本的制度原因。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国有资产比重迅速下降，非国有资产比重持续上升；而随着资产比重的变化，是不同所有制结构主体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的变化。因此，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将换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
3.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对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表明，产业政策的正确与否对经济增长关系重大，尤其是连续正确的产业政策能够产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叠加的增长效应，而是累积的效应。
为此，有必要重新思考产业政策的取向，对需要振兴的支柱产业进行倾斜，特别是有效地增大投资力度，并对最终需求予以引导。
4.区域结构转换空间。中国由于地域广大，并存在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分级地带，即呈现出产业结构明显差异的东、中、西部地区三个不同地带，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差异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说，中国这样一个12亿人口的经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可因为区域差异的存在而长久保持，支撑起中国30-40年的高速增长。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无法最终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近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从中长期的战略考虑，中国应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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