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的生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长点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生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3)05-0017-07
党的十八大发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聚集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思想。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
一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不仅成功地预言了社会的变革，而且在他生活的年代预言到日后可能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会发生的变化。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加剧对立，而对自然的大规模过度的开发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从未忽视这一严重威胁，并认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将涉及这一问题，应学会有意识、有步骤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一对矛盾。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类型。它起始于英国工业革命，继之发生在后进国家的变迁之中。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都遵循着一种模式，即在资本和市场的原则下，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追求财富的增长，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而毫不顾及自然界的承受限度。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说，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环境问题虽然“在一些历史著作中曾经出现过”，但“更多地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不是作为自主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来发挥的”。[1](pp.108-109)史料表明，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始于1800年左右，这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正好同步。以后接下来的两百多年的资本扩张，一方面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得环境污染越演越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时生态文明才逐渐成为发展的主题。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以丰富的事例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严峻生态危机，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1992年出版了《濒临失衡的地球》，该书认为：“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和驾驭自然的种种能力”，现在的文明是一个“机能失调的文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暴露了人类深刻的道德危机”。[2]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文明的提出比政治文明要晚得多，一种全球生态文明的公民意识正在觉醒和生成。
当代人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恩格斯的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加倍地“报复”了我们。随着传统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和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正在越演越烈，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后果日益彰显。诚如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负责人迈克尔·雅罗最近指出的：“过去几十年，有关安全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军事风险和冲突的关注了”，而且关注到生态安全。[3]这种有关生态安全的关注发生在众多领域，如大气污染、土地污染和水污染，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引起的。例如，在我国2011年引发群众大规模抗议的就有云南曲靖铬渣事件等。目前我国75％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癌症患者的70％—80％与环境污染有关，最近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数次雾霾之毒，就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如何杜绝“带毒”的GDP问题。这使人们想起了马克思关于“在大城市中发现的普遍污染”的警告：完全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肮脏，“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4](pp.133-134)环境生态安全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安全与防务同样重要，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和平发展战略中的问题之一。努力破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等瓶颈制约，寻找出一条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是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现代化的，生态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钢铁、化工、电力等8个行业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5％—25％，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分别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4.3倍、7.7倍和11.5倍，2/3城市的地下水受到污染，近40％的河流受到污染。这种情况说明，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付出了环境严重破坏的代价，是不可持续的，也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5](pp.384-385)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现在的问题是要转变观念，减少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努力发展绿色经济，将绿色经济对 GDP的贡献力纳入政绩的考察之中。据有关报告称，2010年中国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1万亿元，环境退化成本增速已经超过GDP。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已经成为人民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环境污染的现状足以使全球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有众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应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因为这是实践的需要。
二
马克思主义有关生态文明的要点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
“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的主体化的、社会化的自然。马克思这样指出，人类面对的“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p.48)“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p.128)人通过实践而改造自然，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在这里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思想；二是人类面对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存在物；三是劳动异化与自然界异化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说：“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4](p.197)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是一种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其中人是能动的、主动的方面。生态危机的产生责任在人，在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偏差，使得人类对自然界改造一时一地取得的主体成就，本质上往往不抵自然界反主体的负面效应，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破裂。这一点正是人类应当反思和检讨的，一定要改变“不顾自然的人类发展”模式。
第二，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进程。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从古代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到近代人对自然的“征服”，再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指出：在古代“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7](pp.81、82)这时候人类与自然界是完全浑然一体的，其基本态度是敬畏，是顶礼膜拜，是顺从，是赋予自然界以灵魂，主张天、地、人三位一体。“人的依赖关系”是社会的最初形态，接着就进入近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得到完全的改变，“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8](p.107)随着资本与科学的结合，人们疯狂地从一切方面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企图使自然界成为服从于人类的奴隶。他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展望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未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联合体”，它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p.120)“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p.122)
第三，生态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演变成危机。
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9](p.392)“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9](p.393)“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9](p.393)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使生态问题逐渐演化成危机。马克思以土地进行分析，指出“土地也像人一样”，彻底变成只有“买卖价值的水平”。[4](p.85)“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9](p.488)或如恩格斯所言：“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5](p.386)大量的事实说明，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主要制造者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因此，必须把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结合起来进行，而改造社会是前提，只有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第四，生产的目的不能只是财富，而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9](p.486)对财富的贪婪和对生活的奢侈，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人们这样普遍追求，但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人的独立性完全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财富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然而这种财富增长的社会功能，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法国的西斯蒙第最早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认为它只是研究如何“无限制地增长财富”，“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似乎忘记了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他责问道：“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10](pp.7-9)西斯蒙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增长与人的幸福的背离，认为财富应当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马克思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进一步指出：“现在，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11](p.192)问题尖锐地呈现出来：财富相对于人的发展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马克思认为，财富应当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应当为人的真正幸福服务，应当尊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第五，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学科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
这些学科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为了适应资本对自然征服和统治的需要，西方近代哲学家在将主体与客体作出二元区分的基础上，特别张扬人的主体性。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到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从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洛克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都竭力阐述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在这种哲学的驱使下，自然科学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设定，促使经济学朝着研究财富增长的方向发展。这种哲学理念，瓦解了原始人对自然的神秘感和神圣感，转变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匍匐态度，取代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形成了“人类绝对中心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众所熟知的。即使自然科学，他们也认为具有双重性，在这里科学“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2](p.580)这些思想尤其得到当代学者们的呼应，海德格尔就认为，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太膨胀了，因为人并不是一切存在者的主宰。
三
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国梦的实现也就是变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为此，党中央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指导。建设美丽中国不仅仅要依靠科学技术，而且首先要求实现观念变革；不能将其停留在“术”的层面，而需要将其提高到“道”的高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根本上破除“人类中心论”，实现“自然中心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对造成生态危机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例如，海德格尔就认为：“当我们把自然及其事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时，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倾听自然以及生活、隐蔽于其中的东西的声音，没有为它们提供一个栖身场所。我们命令、剥削、肢解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对象、‘客体’会反对我们，它们会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过来惩罚我们。我们背弃了自然，我们也就失去了家园。”①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自然中心论”，或表现为动物解放权利论，或表现为生物中心论，或表现为生态中心论等。但是，这种观点同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矛盾，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也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出发点和归宿。
真正的问题是要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我们主张的观点是反对“人类绝对中心论”。哲学上的所谓“绝对”，指的是永恒性、无条件性和无限性。这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确实是片面的，其极端形式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人类本身乃是大自然之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不可能是永恒的；人对自然界所具有的能动性，必须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不是无条件的；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是有极限的，应当限制在自然界生态系统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克服和防止“人类绝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取消以人为中心。正确的主张是“人类相对中心论”，即实践在具体性、有条件性、有限性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4](p.128)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作为人化的自然和实现人的本质的自然，才是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p.178)这里所说的“无”，其意思不是指“不存在”，而是指“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4](p.179)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劳动、统一于实践。总之，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具有“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4](pp.167-169)即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离开人的存在和发展去谈自然界是完全抽象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
按照这一观念建设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意味着对待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应当辩证地加以对待。如果把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敬畏”，视为“正题”，把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视为“反题”，那么，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则应当被看作是“合题”。作为更高级的阶段，“和谐”既是对“崇拜”、“敬畏”的否定，也是对“征服”、“统治”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彻底抛弃，而是辩证法式的扬弃，内含着对先前两种形态所有积极成果的自觉保存。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应当取古代人类“敬畏”自然中之合理内核——尊重自然，去其神秘和不作为的消极性；应当取近代人类“征服”自然中之积极因素——能动改造自然，去其企图统治自然的狂妄性。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和“改造”、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辩证统一，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才是可能的，也是积极可取的。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4](p.92)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全部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7](p.67)社会既是人与人的现实统一，又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人化的自然界与自然界的人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向度。这里有几个关系需要慎重处理：
第一，全面认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多重意义和价值。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往往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经济动物，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对待自然，通过榨取自然来积累财富，导致政绩观的异化，唯一追求的就是GDP的增长。这是片面的，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一些学者越来越重视自然界生态系统价值的多样性。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界至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14种价值，如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生命支撑价值、遗传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等等。[13](pp.53-54)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在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应当特别重视自然界作为生命和健康摇篮的价值、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作为文化根基的价值、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作为愉悦身心的休闲价值。将自然界的多元价值相互综合，可以避免由于过度突出经济价值而恶化的生态危机，例如常常碰到的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第二，市场经济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能动性和受动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改造，区别于动物，在于有其内在尺度，即有一定的目的和计划，体现出自身的需要和对活动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改造活动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外在尺度，即不能违背自然界所具有的属性和规律。马克思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5](p.508)列宁说：“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14](p.200)我国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舍此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梦。但是资本逻辑又可能产生生态问题和危机，这也是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中国不能重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应当增强驾驭市场和资本的能力，在市场利润与自然规律产生矛盾时，应当将尊重自然规律放在首位。人应当担负起对自然界合理调控和协同自然进化的责任。就此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社会主义则不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7](p.85)这就有可能努力实现生产过程中人的尺度与自然界尺度的统一。可惜的是，至今我国相当多的企业还是把追求GDP放在首位，环境保护意识缺失，例如，2011年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耗水量指标上，上市公司披露程度还不到1％。
第三，要树立起“类”意识。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而且需要世世代代的持续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8](pp.479-480)这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人们(包括后代)生活得越来越好，要么生活得越来越差(甚至断后代之路)。必须切实保护环境和资源，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问题在于后代人当下“不在场”，“在场”的是一地一国一时的现实的人。如果急功近利就会持有“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态度。这就需要当代人要有“类”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有三个要素：人类需要、资源限制、公正。两个基本原则：倡导代内平等、代际平等，将人类不断完善当作战略旨归。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其特征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预见性。生态安全要有全局观念。据统计，世界约有145个国家与其邻国共同拥有一条河流，彼此相互影响。最近上海黄浦江发生的死猪事件，说明了单靠某一地方的一己之力，是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需要通力合作才行，有时可以采取环境补贴的政策。
第四，拉动消费与反对浪费的关系。需要与欲望是有区别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存在着劳动异化，而且存在着消费异化。所谓消费异化，指的是通过制造“虚假的需要”，来对人们实行强迫性的消费。人们通过金钱获得物品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有它们，实现一种被刺激起来的虚幻满足。如弗洛姆所指出的那样：“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15](p.174)过度奢侈的消费加剧环境污染，强化了生态危机。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资源十分有限，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应倡导文明、理智、适度、幸福的消费方式，杜绝浪费奢侈之风。我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将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而且要长期依靠内需的拉动，切实解决民生诸领域的问题，然而我们绝不提倡消费主义。
注释：
①转引自郭小平：《科学的危机与人的困惑》，载《读书》，199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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