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主义看朱迪特#183;戈蒂耶在《玉书》中的创造性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主义论文,玉书论文,朱迪论文,戈蒂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女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也是第一个入选龚古尔文学院的女院士，她创作的作品大多以异国为背景，对远东尤其是中国情有独钟。1867年，在其中国家庭教师丁敦龄(Tin-Tun-Ling)的帮助下，她的第一部汉学作品《玉书》正式出版。这部译介中国古诗的作品一经问世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受到雨果等文坛大师的高度评价。此外，她还创作了《中国龙》等反映她想象中中国的作品。作为中国古诗法译的第二个版本，《玉书》在中西方诗歌界都有着重大影响，并一直备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认为朱迪特中文水平有限，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成分过多，使得其翻译的忠实性大打折扣，可以讲，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读；另一方面，朱迪特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古典诗歌，不仅保留了原文的东方色彩，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而且还能使它更贴近法语读者，不仅满足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且促进了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和了解，是中国古诗走出去的重要开端。换言之，她奠定了中国古诗在欧洲的传播基础，是汉诗翻译的先驱。是误读文本造成的再创作，还是文化需要引起的再创作，抑或是两种原因兼有？为此，本文以《玉书》为个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来重新研究朱迪特在《玉书》中的创造性翻译，从而客观全面地认识《玉书》在东学西渐中的重要作用。 二、《玉书》的写作风格与艺术价值 1998年由德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大地之歌”①是由中国古诗改写而成的。其中的二三乐章由于无人能猜出来源何处更是被媒体称为本世纪的“斯芬克思之谜”。原来，“大地之歌”的依据正是法国意象派女诗人朱迪特·戈蒂耶于1867年编撰出版的翻译中国古诗的著作《玉书》。德国交响乐团的来华演出掀起了对于“大地之歌“追根溯源的一系列调查和破译工作，这件汲取东方灵感的“艺术品”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西方之旅后重新回到了唐诗的母国，这被称作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时隔一百多年，这部作品仍然闪耀着不朽而又神秘的光辉。她永恒的文学魅力吸引着人们不断探寻、发现中国古诗的艺术之美。 作为法国唯美主义诗派帕那斯诗派代表人物、“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首倡者特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的女儿，朱迪特深受巴那斯派的影响，追求古代民族文学、异国元素以及新奇词汇，对神秘的东方满怀憧憬。18世纪“中国热”仍余波未艾，朱迪特倾向于将遥远的东方视作“抒情的乐土、想象的空间、躲避平庸现实的庇护所”②，吸取中国文化滋养，创造自己的艺术“乌托邦”。朱迪特本人的中文水平有限，她的诗歌翻译是在汉语教师丁敦龄的指导下完成的。她在回忆录《第二串项链，文学回忆》(Le second rang du collier,Souvenir littéraire)中曾自述了她翻译古诗的过程：“丁敦龄陪同她到位于黎世留街(rue de Richelieu)的皇家图书馆，在那里他们可以借阅各种原版的中国诗选，从中挑选适合她口味的诗歌，然后抄下来，带回家去研究。后来在她父亲的介入下，图书馆允许她将书借回家，从此大大方便了她的工作”。③在老师的讲解之后，朱迪特把握了诗歌主要的思想感情，并用自己的艺术天赋进行再创造，并添加了很多想象的成分，她以原作为蓝本，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玉书》。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概括的甚为精辟，他说，朱迪特·戈蒂耶的《玉书》是“取一勺饮，浇胸中块垒，或取一意象，加以渲染，表达新的诗情，创造新的形象”⑤。朱迪特打破了“忠实”的翻译标准，遵循自己的写作原则，对原文中法国读者可能不了解的部分大胆地进行了删减，使之更符合法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她要充当原作的“诤友”，“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都会像朱迪特这样忍不住手痒⑥。在各国的翻译史里，都可找到像朱迪特这样的人：我国翻译家林纾和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1867年，《玉书》一经出版大获成功，魏尔伦(1914:300—301)夸赞道：“在我们的文学中，除了永不使人厌倦的贝特朗的《加斯帕尔之夜》(Gaspard de la nuit)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品能与此书相比。但假如让我选择，我对《玉书》就更要喜爱得多，这是因为它更具独创性，形式更纯美，诗歌更真实，更紧凑”。⑦《玉书》不仅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同时在跨文化交流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女诗人的笔下，东方文化的魅力被书写的淋漓尽致，进而奠定了中国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基础。如果说林纾的翻译在当时社会起到了“媒”的作用，中西合璧的《玉书》又何尝不是联系中西文学的一缕红线，“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⑧ 三、《玉书》中创造性翻译 朱迪特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标准，根据自己的翻译标准进行大胆地创作，这和我国的大翻译家林纾颇为相似，我们可以从解构主义中为其翻译寻求合理性依据，并且通过实例欣赏《玉书》的语言魅力。 (一)理论依据 《玉书》是朱迪特的创造性翻译，所谓创造性，是指“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⑨解构主义启示我们关注翻译的创造性，这就为朱迪特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 解构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迅速发展，影响范围波及翻译等多种领域。其主旨在于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核心要义在于“毁灭”、“破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蕴含着文本的创新与主体性的发挥。解构主义的“延异”观证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肯定在文本中不断发现新的意义，为文本创新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语言“延异”的属性，终极意义是不存在的。延异造成意义的散播以及意义域上的扩大。罗兰·巴特认为，文本就像一颗葱头，“是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没有中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层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⑩。不同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没有把意义固定在一种解释里，没有“把限定的结构强加给游移的意义”，给人们提供了多种意义的可能性。 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意义的不确定性”蕴含着文本的创新性，这个过程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基于“延异”的观点进而提出的“寄生”“寄主”理论。寄生者靠汲取寄主养分并且毁灭寄主为生存的条件，这种寄生关系普遍存在于所有文本之中，一种话语插入另一种话语，其结果必然是新的话语的诞生。用“寄生”的比喻来阐释解构主义的要义是恰当的：新的文本就像寄生者一样从旧文本中获取资源，对其侵犯，破坏甚至毁灭，不断壮大自身，获得新的生命。这种不破不立的现象孕育着新文本的诞生与创新。“文学文本的语言是关于其他语言和文本的语言，语言是不确定的；一切阅读都误读；通过阅读会产生附加的文本，破坏原有的文本，而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阅读可以改进人们的思维，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辨析问题的能力。”(11)“误读”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的必然结果，并且可以拓展人的思维。德里达认为，翻译的使命就在于通过对原文的转化延续其生命，这种转化就是通过语言的“延异”实现的，只有这样，才能让语言获得新的生命，这“新生”的过程是在破坏性的翻译活动中实现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生命得以存在并延长。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的译者只能作为“仆人”的从属地位，“作者死了”，文本呈现一种开放的系统，译者获得重新建构原作的自由，从译者的隐形走到了译者的彰显，充分显示了其主体性的发挥。 (二)解构主义视角下朱迪特·戈蒂耶的创造性翻译的案例举隅 朱迪特善用联想，在原诗的蓝本上，用奇特的想象组织成新的意象，更加符合法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成为了《玉书》翻译的最显著特色。 《枫桥夜泊》描写的是诗人泊船苏州城外的枫桥，身临隽美清秀的江南水乡，旅者的忧愁不禁油然而生，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意境深远的小诗。抒发了旅人忧愁孤寂的思想感情。原诗的首联这样写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朱迪特在翻译时这样处理： La vapeur bleue de l' automne,s' étend sur le fleuve; les petites herbes sont couvertes de gel blanc.(秋日蓝雾弥漫江面，白露覆盖小草。) Comme si un sculpteur avait laissé tomber sur elles de la poussière de jade.(好似雕刻家将一把玉粉撒在江面上。) Les fleurs n' ont plus de parfums; le vent du nord va les faire tomber,et b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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