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共识的 “双重困境 ”及其反思

魏志荣 ，李先涛

[关键词 ]政治共识；双重困境；理性异化；统合断裂

[摘 要 ]政治共识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西方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存在“双重困境”：理论上，依靠理性达成共识并不可靠；实践中，投票机制失灵。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导致国民理性异化；制度缺陷导致“统合断裂”。西方国家很难克服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政治共识的达成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共识既不是单一的理性思辨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

一、引 言

共识(consensus)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注] [英]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政治共识(political consensus)是共识在政治领域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于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政治实践的一致性认识。“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一个有序的组织，通常要求其成员对其组织功能的范围和解决从这种范围中产生纷争的程序，至少应有相当的一致性认识。”[注]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22页。

政治共识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西方学界对政治共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基于个体同意的“契约共识”，洛克(J. Locke)、卢梭(J. J. Rousseau)都肯定人的普遍理性，认为在理性的指引下，基于个体同意，人们达成契约共识，建立现代国家，同时，两人都提出，除契约外，可以通过投票确定多数意见；二是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重叠共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日益多元化，为了调和多元社会的矛盾和分歧，罗尔斯(J.Rawls)提出了“重叠共识”的方案，他认为，在公共理性的指引下，因各种完备性学说而分化的公民能够就政治的正义观念达成重叠共识；三是民主理论转向中的“协商共识”，20世纪80年代，增加对话与协商成为民主的呼声，哈贝马斯(J.Habermas)以话语为工具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通过符合商谈伦理的真实、真诚、正确的交往行为，人们能够达成共识，在后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者那里，如博曼(J.Bohman)、德雷泽克(J.Dryzek)等，协商共识则体现为利益相关者在公共理性的指引下，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可操作性的意见。

当前，西方国家政治领域的“黑天鹅”事件频发，各种分歧、冲突、抗议、公投不断发生，反映出上述理论并没有为增进政治共识开出有效的“药方”。为此，本文将对西方国家政治共识的困境进行分析，对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寻，以加深对西方政治共识的理解和认识。

二、西方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

西方政治共识的发展是与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同步演进的。无论是契约共识，还是重叠共识和协商共识，在如何达成共识这一问题上所给出的最终答案，要么是诉诸理性，要么是诉诸制度，然而，现实社会的状况却无法证明这两种路径的有效性。

(一)理论困境：“理性”共识的不可靠

1.契约共识：个体理性的“乌托邦”。

基于普遍理性和个体同意的契约共识，是西方论证国家与政治社会产生及其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契约共识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同质的理性个体：一是它抽去了人及其理性的历史性、阶级性、条件性，是抽象的；二是它认为人的理性是无差别的、普遍的，是同质的；三是这一理性是单一主体的反思，没有交往，是个体的。无论在洛克还是在卢梭那里，契约共识的达成都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人们订立契约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公共裁判者”或“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或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当个体理性成为主导原则时，国家就成为因自利目的而联合的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契约共识夸大了个体理性的作用，没能认识到理性的局限，因此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

对理性的过分推崇和迷恋导致了理性主义的蔓延。欧克肖特(M. Oakeshott)指出，理性主义政治有三点致命的缺陷：“第一，理性主义政治是一种功利政治，即运用理性解决现实的需要、问题或危机，而将理性作为纯粹工具使用的政治，其唯一的目的是成功。第二，理性主义政治是完美的政治和整齐划一的政治，这种盲目相信理性可以规划指引人类一切生活的观点，必然导致种种政治和社会的乌托邦。第三，理性主义政治又是意识形态政治或‘书本的政治’，使用工具理性达到极致的状况反而促使政治失去对人类事务的控制；由于书本知识笼罩一切，实践的政治智慧荡然无存”。[注] [英]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9世纪，革命与政变轮流上演，社会动荡不安，既然理性普遍存在，为何冲突不断？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打破了理性一元论的神话。

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和卢梭在阐述契约共识思想的同时，就提出了政治共识的达成机制和原则问题。洛克主张通过投票确定多数意见，他认为，每一个人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应该接受多数意见的约束，“如果大多数不能替其余的人作出决定，他们便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其结果只能是解体” 。[注]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1页。 卢梭也认为，多数人的决定能够制约少数人的决定，公意可以通过投票数获得。关于形成公意的投票比例，卢梭给出了两个原则：“一是要决定的事情越是严肃和重要，占上风的观点就越应接近全体一致；二是要决定的事情越是需要快速解决，绝大多数的数量就越要降低，而对于当时就要做决定的问题，一票的优势就足够了” 。[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戴光年译，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03、90页。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但现实却复杂得多。

多元社会背景下，人们摆脱了单一理性的束缚，开始追求实用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和公共的理性。罗尔斯认为，并非所有的理性都是公共理性，非公共理性有许多种，但公共理性只有一种。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在公共论坛上使用的推理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就在于“作为公民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政治正义观念的理想和原则给定的”。[注]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正是在这一公共理性的指引下，人们能够就政治的正义观念达成重叠共识。对此，雷兹(J. Raz)认为，没有把历史文化等因素包含进去，而想求得公民的集体认同及从中孕育的忠诚，是不可能的事。[注] Joseph Raz，Ethics in the Pub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 ， Clarendon Press，1994，p.53.格雷(J. Gray)也认为，参与其中的人，其言行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理与正义，而是和平共存。[注] John Gray,Enlightenment ’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 , Routledge，1995,p.129.重叠共识表明了人们渴望的政治特征，既是多元的又是公共的，然而，采用“悬置”政治观念、“避免”深层矛盾的方法，说明因各完备性学说而分化的观点并未发生改变。

“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在内容上修改自己、完善自己，这样的可能性基本上超出了罗尔斯的视野。”[注] 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与罗尔斯不同，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理性体现为交往理性，只要具有语言资质都可以就不同的观点、利益等进行讨论以求共识，而不是就政治的正义观念达成共识，但参与讨论的人应当遵循真实、真诚、正确的有效性规范和对话的程序性要求。也就是说，共识的达成需要交往理性的保障。“真实”、“真诚”需要以交往主体间的信任为基础，当信任缺失，这一有效性要求很难实现。“正确”需要交往主体具备一定的表达和论证能力，话语贫困的结果将导致参与的排除和无能力。在人数较少、身份明确的直接交往中，交往理性容易发挥作用，随着交往规模的扩大，巧辩、煽动、操纵、极端话语、油腔滑调、无责漫谈等，都会导致公共性的破碎，导致交往的中断。

无论是罗尔斯还是哈贝马斯，都要求根据相同的理性达成共识。后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者打破了罗尔斯“只有一种公共理性”的观点，认为存在多元公共理性，因此，不应预设唯一公共或公正的观点；同时扩展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要求，主张包容分歧、冲突甚至超越理性的行为。无论是博曼的“持续性的合作”还是德雷泽克的“可操作性的意见”，都降低了协商共识的一致性程度。多元公共理性包容了多样的公共立场，在回应了多元诉求的同时，也使协商共识的达成无法保证。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多元公共理性能够达成共识，另一种情况是经过协商揭示出更大的分歧，不同观点之间更加分化。即使是博曼本人也承认，“一旦协商不再全然依赖单一共识理想，另一种形式的妥协就成了关于冲突的政治协商之目标：它显然是一种道德性的妥协”。[注] [美]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第一、教育扶贫。“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将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有就读高中、中专、大学的子女纳入补助范围，对在内地上学的大学生第一次的交通费进行补助，绝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学生因贫失学。笔者所在的学校就有皮山县的大学生在享受此类补助。目前贫困户家庭的大学生每年可以得到1 500元的地方补助。

开放而平等的对话、理性而自觉的沟通、超越私人利益的批评，这正是理性之公共性所在，然而，“公共理性不是一个既有的确定的东西，公共理性只是一种预设，一种需要追求的东西”。[注] 龚群：《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无论是重叠共识还是协商共识，都是对公共理性的一种道德性运用，是公共理性的“幻象”，从而使政治共识的达成带有不确定性。

(二)现实困境：“票决”共识的失灵

政治共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民主实践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将多数原则的投票作为达成政治共识的核心机制，即使是协商民主理论者也不反对或排斥投票，当通过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仍需要采取投票的方式，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民主形式。因此，西方政治实践中仍是“票决”共识。

中世纪末期，航海贸易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利益的追逐激发了社会活力，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力图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人们获得了思想解放，人的理性和价值被肯定。此时的理性不再是自然理性，也不是上帝理性，而是人的认识理性、主体理性，即人能够认识和把握规律并按照规律行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教会统治逐渐瓦解，封建等级制度崩溃，人们用理性破除了神性，西方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

1.多数：以量取胜的悖论。

2.重叠共识与协商共识：公共理性的“幻象”。

托克维尔(A. D. Tocqueville)在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数暴政”的问题。此时，他担心的是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因为按照多数原则，“穷人居于统治地位，富人总是战战兢兢，害怕穷人滥用自己的权力”。[注]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76页。 密尔(J. Mill)也对多数暴政保持警惕，他认为，按照多数原则，“受过教育的少数在代议制团体中可能根本没有发言人。有高度教养的社会成员，除了愿意牺牲自己的意见和看问题的方法，成为在知识上低于自己的人们的卑躬屈节的发言人的以外，甚至很少参加国会或州议会的竞选，因为他们很少有当选的可能”。[注] [英]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2-113页。 密尔担心的是普通民众对少数精英的暴政，为此，他还提出了“复投票制”作为补救措施，即让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享有两票以上的投票权。

然而，托克维尔和密尔担心的多数暴政并没有发生。一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们在法律地位和形式上是平等的，但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而且受到法律保护。二是因为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下，人们对权力的行使是间接的，“一旦人民为自己选出了代表，那他们就不再自由了”。[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戴光年译，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03、90页。 西方民主退化为精英政治，反而出现了以多数人名义行使无限权力的“少数暴政”。社会分化为掌权的少数人和无权的多数人，少数人掌握社会价值的分配权；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并非作为被统治者的多数人的代表，因为精英人物主要来自经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于是，以量取胜的多数原则出现了悖论，所谓的多数未必是真正的多数，共识未必是真正的共识。

2.投票：同质聚合的失效。

丘吉尔有句名言，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其中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指出了历史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无法割舍的血脉基因，更蕴含着破解各种难题的钥匙。”文化是一所高校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和血脉，高校校园文化对学生成长有着潜移默化、耳濡默染的效应，可以教化、培育和提高人的知识、素质和技能，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高职辅导员要时刻牢记高职教育目的与职能，自觉承担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责任，通过创建具有高职特色的文化，浸润、教化具有高职特质的专门人才。

近年来，以投票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因为多数原则的投票实质是单个个体偏好的叠加，适用于同质社会。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通过聚合的方式抵消差异、排除分歧以形成共识变得愈加困难。根据阿罗(K.J.Arrow)不可能定理，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不同的偏好，甲的偏好排序为A>B>C，乙的偏好排序为B>C>A，丙的偏好排序为C>A>B，投票结果将显示为A>B、B>C、C>A，会出现循环投票，也就是说，不可能达成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的结果，当人数和备选方案越多时，这种不可能性就越大。那么，多数原则的投票结果如何产生呢？如果某个操纵者想要备选方案A获选，只需让第一轮投票在备选方案B和C之间进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选项C就被剔除在外，然后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A自然就获选了。

李离想跟他一起，他已经学会了骑马射箭，父亲红着眼睛推他走：“将来我一个人殉这个国、这个皇帝就可以了，你活下去，大火烧过之后，要有新种子长出来！”万花谷？是父亲出去喝花酒时，听他的那帮狐朋狗友们讲的吧，他们说，在秦岭的万山中，另有一条隧道通向万花谷，白雪皑皑的明月夜，隧道的出口就会被发现。

其次，“金钱政治”导致代表性模糊。“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注]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阶级划线，西方政党与选民有稳定的对应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间阶层、专业团体等发展起来，从而打破了阶级投票的模式。为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欧洲多国政党都推出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要想推行政党的施政纲领，首先要在选举中获胜，而要在竞争中胜出，就需要大量金钱的注入。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奥巴马(B.Obama)和罗姆尼(W. Romney)募集的竞选经费均超过了10亿美元，2016年，希拉里募集的竞选经费也达到了10亿美元。这就使得政党和政党候选人要代表“双选区”的利益，即选民选区和“金钱选区”的利益，在当选之后，不仅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还要兑现对“金主”的承诺。

三、西方政治共识“双重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资本逻辑”导致“理性异化”

诊断标准：以美国儿童协会等制定的分泌性中耳炎相关标准作为本次研究的诊断标准[7]。（1）声导抗检测结果呈现为B或C型曲线；（2）耳镜下可见鼓膜明确内陷或外凸隆起或可见气泡、液体平面，色泽浅粉或暗红色，鼓气时鼓膜无活动度；（3）纯音测听结果为异常的患儿。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也就是说，资本逻辑是以资本的形成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逻辑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程，也支配着生产者，导致了国民理性的异化。就生产过程而言，人们追求的是“通过精确严密的计算和规划，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成本的大量节省，从而以一定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注] 郗戈：《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而在资本逻辑塑造下的生产者，则逐渐成为利己主义者和“单向度的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资本的扩张，这一逻辑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每个领域、行业和个人都选择“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各自的目的。

6.管理上的不平衡。随着社会市场领域不断伸展，干部职工舍家撇业，常年野外施工付出较多，特别是在远离亲人的艰苦环境情况下，个别党员干部出现了心里失衡，感觉劳动付出与得到的实际报酬不匹配，为了找回心里的平衡，个别人在经济上就出现了问题。

工具理性早已泛化到了政治领域，无论是宪政制度、选举制度，还是官僚制度，都是依据工具理性设计的产物。工具理性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减低行政成本，这正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基于此，政治主体往往会“单兵突进”，迷恋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这使政治过程表现出一种功利性。理性的异化在西方政治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赢得选票，政党和政党候选人会施展竞选策略迎合选民，一条小道消息会使竞争对手陷入舆论漩涡，虚假信息、政治谣言、不当的政治行为、没有兑现的承诺等，使政治生活失去了本来的目的，其结果不是民主的振兴，而是民主的倒退，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政治共识的基础。

(二)“制度缺陷”导致“统合断裂”

以当前的美国为例，[注] 刁大明：《失衡与分裂：美国难以走出的国家困境》，《求是》2017年第6期。 现实社会的状况打破了人们对理性共识的“幻象”。首先，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了社会不满。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5年，美国GDP增长率从-2.8%回升到2.4%，然而，人们对此并不满意，因为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次，产业结构失衡带来了社会风险。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地区日益衰败，甚至出现了“铁锈地带”，稳定工作的减少导致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阶层；另一方面，虚拟经济泡沫严重，虽然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但低专业化的服务岗位很容易被取代，一旦泡沫破裂，将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社会风险。再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美国每7个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富人的财富却日益增长，这也是“茶党”、“占领华尔街”和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

化工工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严格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据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莉军介绍，几年前，工业区曾为化工企业产生的废气废水扰民、污染环境而深感头痛。通过3年环境综合整治，工业区关停了44家小化工企业，使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呈现两升三降的良好态势，即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1%，税收年均增长17%；环境信访量年均下降36%，万元产值能耗年均下降13%，区域VOCs排放量比2016年下降17.6%。经过艰辛努力，通过执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工业区发展的环境问题。“对于化工园区来说，安全环保永远在路上。”孙莉军如是说。

首先，政党竞争导致“反对政治”盛行。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从制度设计来看，两党制或多党制有利于吸纳多元社会诉求，政党竞争有利于形成监督和制衡，进而提高执政水平。然而，从制度实践来看，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走向了极化。“一党出于本党或利益集团私利彻底反对另一党的所有政策议程，结果是两党激烈博弈、互不妥协，形成政治僵局。”[注] 刁大明：《失衡与分裂：美国难以走出的国家困境》，《求是》2017年第6期。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D. Trump)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互相攻讦，闹剧和丑闻不断，大选结果公布后，抗议活动持续发生。在施政过程中，政党之间也陷入了对峙状态。作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决定退出TPP、废除奥巴马医改，扫除民主党的政治遗产，而他本人所颁布的“限穆令”也由于多方反对暂停实施。来自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过多的行使否决权，导致很多法律和议案久拖不决，同时，受党争利益的影响，对于联邦法律或政策，州可能拖延时间、增加门槛等。“反对政治”的盛行，“使竞选中的施政承诺无法展开，使必要改革措施无法实施，国家实力随之相对衰弱”。[注] 汪波：《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比较与竞争》，《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党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的同时，党内分化也十分明显。以美国为例，在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内不仅有代表精英阶层的希拉里，还有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B. Sanders)的崛起，共和党内不仅有反建制派的特朗普，还有走中间路线的主流派。政党政治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使各方在很多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

“启蒙理性本来期望通过主体的觉醒与解放走出一条从神话到启蒙的道路，但其在瓦解了宗教秩序的同时，却日益演化为片面化、绝对化的工具理性；资本逻辑主宰下的工具理性膨胀为一种总体性，成为控制人类世界的绝对权力。”[注] 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人们显然意识到了理性异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与风险，开始寻求理性的公共性，试图通过公共理性弥合分化，化解风险，进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共识与秩序。然而，作为道德约束的公共理性并不可靠，工具理性仿佛无法停下的陀螺，仍发挥着支配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建立正是借助于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问题出在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也就是说，“理性的分裂和异化并不根植于理性本身，并不是理性本身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是根源于对理性的特定运用方式，根植于理性化所赖以发生的特定社会条件。正是由于理性化是在资本关系主宰一切的社会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所以必然被资本利用和歪曲，从而蒙上了异化的阴影”。[注] 郗戈：《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相对于传统二氧化铀燃料芯块，硅化铀燃料芯块的密度更大、导热系数更高，有助于提高燃料循环的经济性，以及提高非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裕量。铬涂层包壳的抗氧化性比锆包壳更好，并可减少氢气的产生，因此能够延长包壳寿命，增强耐磨性并增加安全裕量。

从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全民公投也无法保证人们能够达成共识。2016年，英国就“留欧”还是“脱欧”进行了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支持留欧者占48.1%，支持脱欧者占51.9%，虽然只有3.8%的差距，但按照多数原则，英国宣布脱欧。这一事件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公投结果公布后6小时，英国人搜索的前三大热门问题竟然是：脱欧意味着什么、欧盟是什么、欧盟有哪些国家”，[注] 刘仁营、肖娇：《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红旗文稿》2017年第1期。 当天就有人在英国议会网站发起二次公投请愿，随后的签名人数超过了400万，这正是人们长期政治冷漠的结果。二是统治阶级和资本集团大多支持留欧，受难民问题影响的民众大多支持脱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所有选区都选择了留欧，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选区都选择了脱欧，公投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的分裂。三是英国脱欧起到了示范作用，欧盟内部更加分化。可见，多数原则的投票结果，即使是全民公投的结果，也不能代表共识的达成。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投票只是确定输赢的机制，有时不但没有促进共识，反而加速了分化和冲突。

“金钱政治”导致了公共议程的扭曲、政治不平等的固化以及特殊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等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注]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无论是“反对政治”还是“金钱政治”，都降低了国家的统合能力。

四、对西方政治共识“双重困境”的反思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认为其政治模式具有普适性，并积极输出西方民主。然而，一方面，西方国家自身陷入了日益加深的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之中；另一方面，“移植”西方政治模式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也没能促进政治共识，反而出现了分裂和战争，甚至带来了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当多元、分歧甚至冲突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特征时，就意味着政治整合的必要性，而政治整合需要以一定的政治共识为基础。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西方国家能够克服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相反，从现实情况来看，西方社会的分化和分裂正在进一步加深，政治共识的达成变得越来越困难。基于对西方政治共识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认识：

(一)政治共识不是单纯的理性思辨问题

理性为形成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提供了沟通之道，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建立的思想基础。在西方政治共识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都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契约共识基于人的普遍理性，重叠共识、协商共识的达成需要公共理性的指引，政治共识似乎成为理性的人造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政治共识并不是单纯的理性思辨问题，更不是理性的“乌托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达致共识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对现实社会因素的考察，政治共识极易成为形而上学的理论玄思”。[注] 周显信、叶方兴：《政治共识：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现实社会是理性生发的土壤，只要资本逻辑支配社会运转，理性的异化就不可避免。同时，政治共识的达成还与权利、利益、信任、文化等密切相关。正如社群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公共理性来自于康德的道德自律的传统，实际上在个体进行选择之前，便已处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网络中，被塑造成社群自我” 。[注] 陈嘉明：《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多数暴政被少数暴政替代，投票成为确定输赢的机制，“票决共识”失灵，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缺陷有关。

政治共识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其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共同利益的形成过程。只有以全体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共识，如若不然，被制度边缘化的人们极易形成团结一致的亚群体，出现对现行政治的“反叛”。资本逻辑下，国家无法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国家发展的失衡。在此背景下，各方不可能以公共理性为指引、以公共利益为归依而达成政治共识。

在水产品加工中，常规的机械法去皮、脱鳞和脱卵膜等加工过程非常费时，有时还会对水产品的肌肉组织和营养成分造成损害。生物技术，特别是酶技术用于去皮、脱鳞、脱卵膜中，其反应温和，不需使用强机械力和强酸强碱，可以更好地保存水产组织的原有性状。

(二)政治共识不是单一的制度设计问题

西方国家“出现循环投票及与之相关的不稳定和专断，主要原因在于它把需要从多维度考虑的东西合成了单一的投票行为或者选择”。[注] [澳]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丁开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适用于同质社会，由于人们的偏好相对一致，因此，由多数来治理，代表多数的利益。然而，当前的西方社会已经走向了异质化，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教派，等等，同时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异质社会条件下的票决民主是危险的，尤其是在种族和教派冲突严重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国家，这将会进一步加剧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政治共识不断被消解。

从天目山镇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陈苏球） .................................................4-2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不能碰触的“政治正确”，从政府到舆论，从社区到个人，言必称“多元”。“对多元文化的扶持，对亚文化特色的防护和保留，以及对同化过程的抵制，都是必须以牺牲统一国家的共同性为代价的。”[注] 寇鸿顺：《当代西方共识民主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预计到2035年，美国非白人的数量将超过白人，人口结构会出现“多数少数化，少数多数化”的变化。在欧洲难民潮的影响下，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内，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白人。届时，政党竞争的结果不言而喻，这进一步加剧了白人的恐慌和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2017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反种族歧视者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把美国夺回来”、“你们不会取代我们”的口号，甚至出现了3K党、光头党和新纳粹组织的联合行动，这次骚乱不仅表明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引发了党派之间、白宫内部及白宫与媒体、商界之间的政治震荡。矛盾和冲突可以释放社会压力，成为社会安全阀，但过度的分歧或冲突会损伤社会统一，降低社会凝聚力，造成社会分裂。

社会的异质化使政党竞争进一步走向了极化和失序，反对政治、金钱政治盛行，“票决共识”失灵，西方国家已经无力继续“制造共识”。按照涂尔干(E.Durkheim)的观点，“缺乏手段与目的的一致不仅不会产生自由，反而会导致怨恨和冷漠：一场全体反对全体的战争。”[注] [美]李普赛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译者序。 “而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国家的设计，恰恰为这些混乱信号和矛盾诉求输入到国家政治系统之中提供了渠道，于是就必然发生政治共识的解体。西方前景如何，依照历史的经验，西方要走出这场共识分裂的可能十分渺茫。”[注] 范勇鹏：《当代西方政治无力继续“制造共识”》，《红旗文稿》2017年第13期。

五、结 语

本文主要回答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共识为何日益缩减”这一问题。研究发现，西方国家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存在“双重困境”：理论上，依靠理性达成共识并不可靠；实践中，投票成了确定输赢的机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导致了国民理性的异化，制度缺陷导致了“统合断裂”。从现实情况来看，西方国家很难克服政治共识的“双重困境”，政治分化和分裂正进一步加深。其实，政治共识既不是单一的理性思辨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中。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了对照，转型期的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共识。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同样面临如何运用理性、运用何种理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扩大，对金钱、物质、权力和效率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扩张。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系列成果，充分发挥了“社会水泥”的作用，凝聚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同时，中国坚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推进整体利益的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扶贫攻坚，“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正是最广泛政治共识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的不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此，投票并不是确定输赢的机制。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治共识的达成应是“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凝聚政治共识的核心机制。

（3）水冷塔底部出水温度T3由10（±2）℃降低至8（±1）℃，而且水冷塔底部出水温度较改造前更加稳定，从而降低冷冻机负荷，并使得冷冻机负荷跟踪调节范围缩小。冷冻机不启动的情况下，空气预冷系统冷却效果也能保证空冷塔出口温度维持在12（±2）℃，极大地降低了机组运行成本。

由于中西方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各自达成政治共识的路径有所不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应当弥合社会裂痕，探寻超越其政治共识“双重困境”的有效方式。对于中国而言，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不断创新，以更大的共识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于学界而言，应克服以往用“西方话语”研究中国问题的弊端，同时，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中国政治共识的研究，都不能只关注外在表象，而应从更深层的社会基础中寻找共识的答案。

The Double Dilemmas of Western Political Consensus and Its Reflection

Wei Zhirong ¹ ,Li Xiantao ²

(1.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22；2.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 266237)

[Key words ]political consensus；double dilemmas；rationality alienation；integration fracture

[Abstract ]Political consensu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and stability. The way of achieving political consensus in the West exists double dilemmas：in theory，rationality is unreliable；in practice，voting mechanism failure. The deep reasons are the capital logic leading to alienation of national rationality and the defect of regime leading to integration fracture. It is difficult for western countries to overcome the double dilemmas of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consensu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Political consensus is neither single reason speculation nor only system design problem，it roots in certain social basis，this point often be overlooked.

[作者简介 ] 魏志荣，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山东 济南 250022)、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李先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山东 青岛 266237)。

*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新媒体时代法治宣传创新研究 ”(项目号： 15 SFB2002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网络政治沟通促进共识研究 ”(项目号： J17 RA222 )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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