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被称做“世界工厂”。在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作用显著增强，但政府仍是主导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3年以来，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部门强化了干预型产业政策运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为广泛、细致与直接，试图进一步主导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江飞涛，李晓萍，2010)；另一方面，地区对于工业投资的招商引资竞争加剧，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利用低价供地、压低资源价格、财政补贴等手段，推动本地工业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经济增长(陶然等，2009)。在这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下，政府推动了工业投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并成为驱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这种工业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广泛担忧。质疑者认为，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会导致制造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和资源使用的低效率(陶然等，2009；周黎安，2007)，另一方面还会在宏观经济层面导致消费与投资(储蓄)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柳庆刚，姚洋，2012)。 亦有研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具有合理性且可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2006)指出，中国工业企业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8—2005年期间快速增长，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税前)超过15%。宋国青等(2007)从微观角度估算了1978—2006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其计算结果表明，1998年之后资本总回报率强劲上升，到2006年已上升至20.3%。卢峰(2007)、单豪杰和师博(2008)、黄先海和杨君(2012)的测算结果基本支持宋国青等(2007)的结论。白重恩等(2007)、黄先海等(2011)研究得出的中国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趋势亦与以上研究的结论一致。这些研究表明1998年以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快速上升，到2006年前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升至比较高的水平，这隐含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中国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其驱动下的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本文将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争论，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着手展开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就资本产出效率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进而从中国工业发展的体制和模式这一深层次问题出发，详细解析增长动力减弱和效率恶化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方法与数据 1.增长来源的核算方法 增长核算的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统计资料直接给定生产函数中要素产出弹性的参数值，进而利用生产函数求出作为产出与投入之间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二是基于样本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来估算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和TFP。在获得了要素弹性和TFP的基础上，可进而估计各种投入和TFP对增长的贡献。由于缺乏包含足够样本数量的历史数据，本文在分析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时将采用第一种方法。为了克服其参数设置可靠性的问题，本文将对生产函数的设置进行探索性分析，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就不同的弹性设置进行模拟。而对于21世纪以来，即2001年之后的情况，本文将基于分省面板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并将其结果与前者相对照。具体而言，经Hausman检验，本文将生产函数计量模型设定为超越对数形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这种相对更为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有助于本文捕捉要素弹性的跨期变化。其具体的函数形式为：
式(1)中，K、L分别表示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存量；year为各个年份的虚拟变量集合，表示不同年份相对于2001年的技术水平，id为各个省份的虚拟变量集合，用于衡量不同省份的技术水平差异；各个系数β为待估参数；脚标i为省份标示，t为年份；
为误差项。为了克服模型的序列相关、截面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将采用DKSE(Driscoll-Kraay Standard Errors)估计。在上述估计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利用武鹏(2013)提供的方法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的因素展开量化分解。 2.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考察时段为1979—2012年。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中的工业增加值来度量工业部门的产出，并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该指标进行了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的平减，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工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两项。其中，劳动投入选用就业人员指标来度量，该组数据的得到经过以下过程：《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历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据，其为工业与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加总，为此，本文需要从中剔除建筑业就业人员部分——建筑业就业人员数据可由相关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建筑业”部分中查询得到。当然本文也注意到，劳动要素的合意度量应兼顾数量与质量，也即应以人力资本存量来代理劳动力数量指标。但基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对此，本文将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利用2001年后新发布的统计指标予以完善。① 由于没有逐年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资产清查，本文将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鉴于对该方法的介绍在既有文献中已较为常见，本文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将主要就指标来源予以说明。其中，1979年的基年资本存量可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本净值加总后直接得到，以当年价格计为2629.7亿元，经基于2000年价格的平减后为9089.1亿元；在投资流量方面，本文将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分地区的新增固定资产来度量；在折旧率方面，本文根据单豪杰(2008)的研究，将建筑的折旧率设置为8.12%，设备的折旧率设置为17.08%；投资价格指数本文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对于缺省的2005年以后部分，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替代。最后，经过价格平减处理，本文计算得出了基于2000年不变价格的工业部门资本存量。 (2)面板数据。本文的面板数据样本为中国2001—2011年30个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西藏自治区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缺失较多而未纳入本文的考察样本。2012年的分省数据统计未公布产出和劳动指标值，后续计算过程中本文将基于2001—2011年数据通过双指数平滑方法递推要素弹性。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项，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项。其中，分省的工业增加值在2008年以后未作统计，对此本文用邻近2007年的工业增加值率乘以数值缺失年份的工业总产值来获得工业增加值数据。②资本以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表示。固定资产总额在公开的统计资料中亦没有给出，本文根据下式加以计算：
劳动投入方面，受资料可得性的限制，现有利用公开统计资料的相关研究文献大多采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这一指标，这使得在计算过程中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被划入了TFP之中，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TFP的增长率。而含有较丰富人力资本相关度量指标的调查数据，往往受调查成本限制，缺乏广泛的地域覆盖性和跨越较长时期的连续性。对此，本文将利用各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近似代理各地区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并将其乘以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衡量总的劳动投入。 与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一样，工业增加值按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换算成了不变价格。上述所用到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3.数据初步展示 本文根据上述处理得到的中国工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以及由此加工得到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数据。为了形象展示逐年演进的情况，本文将三项产出投入指标的增速和人均产出、人均资本指标汇总制成了图1。
图1 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历年产出和要素投入的演进情况 根据图1的内容，本文可以直观地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规模成长非常迅速。工业增加值和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分别达10.71%和11.28%，从业人员数量虽然在1989年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通缩期间中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依然维持了3.48%的年均增长率。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扩大了24.92倍、29.61倍和1.99倍。②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资本深化特征。从业人员数增速较之工业增加值增速、资本存量增速的非常缓慢，使得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均呈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12年期间，两者分别扩大了7.67倍和9.24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动态转移过程，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力量尚未在现实中得到充分显示。理论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之初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起点——资本严重稀缺、技术水平普遍落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积极性和技术引进、模仿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进步。③2003年之后，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的增速越来越快于工业增加值和人均产出的增速，要素产出边际递减的约束日益显现。理论上，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随着逐渐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既往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途径改进TFP的空间日趋狭小；二是体制改革速度的放慢也限制了制度激励作用的持续发挥；三是体制扭曲背景下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为手段的招商引资竞争加剧，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利于效率的改进。进而，工业经济的TFP增速放缓，要素边际递减的力量随之显现。这从客观上也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已无法继续依赖于横向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而必须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为未来长期的持续较快发展提供支撑。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TFP的变动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CD生产函数对中国工业部门的TFP进行探索性的核算。具体地，本文将资本弹性α分别设置为0.25、0.30、0.40、0.50、0.60、0.75、0.90七组固定参数值进行了模拟。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是稀缺的，或者说资本是丰裕的。因此，资本价格下降极快，如孙文凯等(2010)比较了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资本回报率，发现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要低于上述两国，而资本回报率高于上述两国，因此本文取资本丰裕的美国的资本产出弹性0.25作为参数下限；综合郑京海等(2008)、Romer(1987)等研究，资本产出弹性在实证计量估计中有可能表现得很高，根据他们的实证结果本文将资本产出弹性的参数上限设置为0.90。为给上述参数值以比较的基准，本文依据要素等边际产出的原则将资本产出弹性设置为α*=k/(1+k)并进行了模拟。下面，本文将加权计算得出的中国工业部门1979—2012年TFP增速的模拟结果制作成了图2。其结果表明，弹性取值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工业增长核算影响较小，但其后，核算结果对弹性取值的敏感度不断增强。这说明，对于早期的数据可直接采用给定要素弹性的方式进行核算，但对于近期的数据则必须转而求之其他更为稳健的方法进行核算。
图2 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TFP增速的模拟 下面本文将展示2001—2012年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核算结果。在式(1)基础上本文估计得到表1。其中，所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R[2]和F检验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和效果较好。整体来看，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在2002—2009年间逐年递增，此后开始转为下降，这表明此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趋势已开始逆转。进一步地，如果将分省的权重考虑进来，技术进步的下降拐点还将出现得更早，具体可见表2。另外，资本平方项和劳动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取值接近，但由于物质资本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力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的产出弹性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即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速度加快。 2.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计算了中国改革以来资本、劳动和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其中2001年之前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设置为0.5。之后的要素弹性来源于对面板数据的估计。表2给出了具体计算结果。 由表2的内容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关于改革的争论和经济转型中的矛盾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十分剧烈，TFP也随之表现出极大地波动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平衡。第二阶段为1993—2002年，正值改革重启后第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到经济软着陆，工业部门的TFP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资本投入与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来源。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二轮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逐渐增强，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此时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资本投入在工业增长中的驱动作用不断强化，并成为驱动工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力量，年均贡献值高达10.83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高达94.3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乃至下降阻碍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年均贡献值为-0.05百分点，年均贡献率-4.08%；劳动投入的作用则逐渐趋于中性，年均贡献值为1.77百分点，年均贡献率14.02%。
(2)资本投入的扩张是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其重要性在近期有显著增强。30余年来，资本积累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45%，仅依靠投资驱动，中国工业经济便可实现年均5.59%的较快增长。从时间趋势看，投资对工业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整体上呈现一种上升趋势，尤其是自2003年以来，投资驱动作用的上升趋势明显加快。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2003年之前，投资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07%；而2003年之后，这一数字便大幅提升为94.30%。从长期看，投资比例的上升必然以消费比例的下降为代价，造成了产能持续扩大与内需不足之间的深刻矛盾，从需求角度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增长。 (3)劳动投入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其重要性在近期有所增强。30余年来，劳动投入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51%，其拉动中国工业经济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从时间趋势看，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一种U型趋势：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推动了工业发展，并顺利切入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依据表2计算，1979—1990年间，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62%。②改革开放中期，伴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工业产业结构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逐渐转变，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的推进，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大幅下降，1991—2003年间劳动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仅为3.65%。③近些年来，伴随着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和许多岗位劳动力供给的逐渐偏紧，劳动的边际产出出现较快提高，相应地，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在2003年后回升至14.02%。 (4)TFP进步贡献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近1/3的份额，但近年来其贡献率出现了快速下降趋势。1979—2002年期间，TFP进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高达47.34%，而其后的数年间，这一比例骤降为年均-4.08%。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最近一轮的增长周期中出现了逆转，由此前的效率与要素投入并驾齐驱、协同驱动转变为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驱动为主。需指出的是，TFP进步的减速乃至逆转，并不只是缘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足，还缘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4万亿元投资资金及由其撬动的10万亿元信贷，大部分投资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及国有工业企业，从而刺激了低效率工业行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横向扩张，对工业TFP产生了负面影响。 (5)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TFP未能实现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即使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扭曲资源配置结构、撬动资金投入实现产出较快增长，最终仍将在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约束下陷入停滞。如图3所示，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快速下降，降幅超过50%。目前，每单位资本投入仅能带来0.28单位的产出，这已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目前，这一下降趋势尚无扭转的迹象，中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已难再依靠高速增长的资本投入来维持下去。本文的这一结论与以往基于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文献在关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分析结论上有所差异。白重恩在2013年亦指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幅的下降，2012年仅为2.70%。
图3 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资本边际产出 在经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逐渐由效率与要素协同驱动向要素驱动逆转，全要素生产率急剧恶化，资本边际产出水平快速下降，资本积累比例提高与居民消费比例下降的矛盾愈发突出，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发展还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产业升级进程缓慢、传统竞争优势逐步丧失、过剩产能难以消化、自主创新能力长期不足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工业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迫切性日益凸显。 3.资本回报率、边际资本产出率与当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性 针对中国工业增长可持续性的分析，本文与基于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文献的主要分歧在于转折点的确定上。在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方面，本文对资本边际产出指标的测度表明，自新一轮景气周期伊始(2002年)，中国的工业资本边际产出即已转向下降通道，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早已初现端倪。但基于资本回报率指标的研究文献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转而下降。这会使人们直观上认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只是外部冲击所带来的周期性的暂时困难。然而，这种困难是由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其并不会伴随着危机的消退而得以克服，而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来加以根本解决。由此，本文有必要探讨两组指标出现差异的原因。
从公式上看，资本回报率(r)与资本边际产出(MPK)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剔除了折旧率(δ)和存货(i)。在资本和产出均运用了相似数据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的分歧将主要产生于资本产出弹性和存货方面。具体来看，相关文献在资本回报率的计算中常用资本的名义收入份额来代替资本弹性，而在资本的市场势力占优时，这样做会高估资本的实际回报率：①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较长时期内，过剩的劳动供给会降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加剧劳资双方市场势力的不平衡，即使在劳动力质量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劳动收入份额依然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大幅攀升；②地方政府在相互竞争过程中，通过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和廉价工业用地出让等形式的隐性补贴来吸引工业企业的进入，而这些补贴大多转化成了企业的资本利得；③2003年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后，工业用地除了以廉价出让形式给企业带来了隐性资本收益外，还通过土地资产价格的暴涨给工业企业带来了不菲的表外资产收益，甚至有的企业主营业务虽然亏损，但通过土地资产价格的膨胀依然可获得正的利润；④金融管制背景下的融资成本偏高和资金错配问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增加了私营工业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进而被动地推升了资本价格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引致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负债的扩张，即使在融资的单位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总的财务成本依然偏高，以上两点均推动了资本名义收入的提升；⑤由于劳动市场的竞争性致使经济景气主要带来了就业的扩张而非工资的同比上升，从而令回报率计算过程中的资本名义收入份额也有所提高。此外，伴随着市场经验的逐渐丰富、供应链管理的改善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中国工业部门的库存比例下降较快，这对资本回报率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总体来看，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回报率的上升主要来源于资本名义收入的膨胀，而不是实际产出效率的提升，由此，本文认为既有的资本回报率指标测度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工业部门资本产出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变化。比较而言，不变价格下的资本边际产出指标更适于在长期中反映工业部门资本产出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变化。 四、现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分析 1.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形成机理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要素投入)主导的增长动力机制根源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从计划与控制工业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变到让市场及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和工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与管制不断减弱。但是，2003年以来这一趋势发生逆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断强化(吴敬琏，2010)。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地方政府控制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重要性与价值急剧上升，这使得地方政府重新获取了干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微观经济的巨大能力。在现行财政体制和官员政绩考核晋升制度下，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强烈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冲动，同时各级政府掌握着工业经济发展中重要资源(土地、矿产与部分金融资本等)的配置权，各级政府利用这些重要资源，通过低价提供土地与矿产资源、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推动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增长方式随之形成。 在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增长方式下，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显著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进而使得工业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作用与地位都显著提升。同时，这种增长方式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碍工业经济的增长。这种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地方政府通过低价供地、税收优惠等补贴措施，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增长效率的恶化。对工业投资广泛的地区补贴性竞争导致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对工业经济的配置效率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地区之间广泛的补贴性竞争为低效率的企业生存甚至发展提供空间，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导致在跨企业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江飞涛等，2012)。②政府主导工业增长所需重要资源配置，导致工业部门配置效率低下。通过制定实施广泛干预微观经济的产业政策，政府主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在工业部门内部的配置。具体而言，政策部门从各个行业中挑选出需要重点发展的先进技术、新产品和先进工艺进行扶持，并挑选出落后的技术与工艺、落后的产品进行限制或直接强行淘汰。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超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片面追求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工艺，同时把本来具有市场需求的产品、适应性技术看做落后产品(技术)并加以淘汰，这就导致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政策部门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重要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尤其是在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石化等重要行业中，产业政策具有显著扶持大企业限制小企业的倾向，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这些行业中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严重受阻，这对于行业效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江飞涛，李晓萍，2012)。③政府主导工业增长的方式，造成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的扭曲，进而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一方面，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出口竞争力和过高比重的资源消耗产业；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还导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垄断性强的非贸易部门(以基础产业为主)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的贸易部门(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并存的二元结构，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后者(刘世锦，2011)，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却主要来源于后者。 综上所述，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使得资本投入对于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它又会恶化增长效率并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下降，从而形成了现阶段(资本)要素投入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2.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动力机制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探讨 本文第三部分已经指出，由于资本产出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恶化，当前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要素投入主导型的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在可持续性方面面临质疑。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动力机制的可持续性还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1)资源、环境越来越难以承载当前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这对资源、能源构成了极大的需求，但由于资源固有的储备量限制及其不可再生性，其生产能力愈发难以跟上需求扩张的步伐。目前，工业发展所需的45种主要矿产，中国只有一半种类能满足需求，一些主要矿产即将出现资源枯竭问题。当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下，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倾向于用牺牲环境的方式来降低工业企业成本、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进而促进本地区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依靠物质资源大量投入的发展过程中，高排放、重污染造成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2)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传统竞争优势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给当前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的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导致国内需求和投资失衡，即国内需求不足与产能相对过剩并存，投资驱动下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必须依赖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消化。然而，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高速增长越来越难以为继。由于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足和投入成本被人为压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长期固化于低生产成本、低价格以及庞大生产能力带来的规模经济。随着劳动成本、土地成本与环境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后发国家的发展觉醒，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市场，后发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低成本优势的挑战将日益严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则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的竞争方式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寻求和创造“正确的”产品或服务，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交易模式方面的创新，取代了过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与降低产品价格为主的竞争方式，成为企业之间最为重要的竞争形式，同时也成为国家间产业竞争力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李平等，2013)。在新的发展态势下，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形势，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格局难以延续，这就给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带来严峻挑战。 (3)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固化于中、低端，其增长的空间难以得到拓展。作为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中的承包者，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环节融入全球产业链。而在研发能力、设计能力以及品牌营运能力方面还难以和先进的跨国企业进行正面竞争，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也主要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获得的附加值比较低。中国在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仅仅是处于产业链相对低端的位置。而现阶段增长方式下，中国制造业多数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热衷于扩大生产规模，而吝于进行创新研发投资，这直接限制了中国制造业向高端环节的提升，进而导致工业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也难以得到拓展。 3.工业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面临的主要障碍 当前，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增长的动力机制迫切需要转换，转换的目标只能是以创新和效率驱动为特征的新增长方式，而市场与政府关系不顺是实现这种转换的主要障碍。迄今为止，市场机制是激励创新、推动效率提升、配置资源最为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则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此外，在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产业基础技术研发等公共领域，市场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而当前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下，政府替代市场主导重要要素资源及创新资源的配置，而疏于构建创新驱动、效率驱动所需的市场制度框架与外部环境。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位、政府的越位与缺位，正是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根本性缺陷的关键所在，并成为实现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 政府越位带来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导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既不利于激励创新、有效配置创新资源，也不利于效率的提升。关于政府主导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效率恶化问题，本节的第一部分已做详细的阐述。在此，主要论述政府越位对于创新带来的不利影响：①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与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问题，极不利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地方政府广泛的投资补贴诱发企业的寻租行为，严重影响企业在研究开发、技术工艺的改造升级以及市场开拓上的积极性和投入强度，进而对产业的动态效率产生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各种审批、核准与准入等管制政策的大量存在以及各种的政策性补贴的大量存在，对应的是总量巨大的政策租金，这诱使企业及其经营者将更多的精力配置于寻租活动，相应地减少了适应市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的努力，进而降低了整体工业经济体系的微观活力以及提升效率的动力(江飞涛，李晓萍，2012)。②政府部门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的方式，会扭曲企业创新行为，严重影响创新效率。李平等(2014)的研究指出，当前政策部门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的方式，实际上是代替市场、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选择创新投入的方向甚至具体技术路线。一方面使得企业等创新主体更多按照政策部门的选择来选择创新方向与技术路线，这会造成技术创新与市场脱节，甚至导致众多企业为获得产业政策支持在指定的技术路线上进行低水平、重复性的研发活动。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模式还会诱使企业为获取国家给予的研发经费与补贴，释放虚假信息申报各种政府资助，甚至诱发了政策部门的创租与经济主体的寻租行为，降低整个社会的创新效率。 政府缺位带来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政府为产业创新发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及市场环境方面进展相对缓慢。①土地、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产权体制不完善，土地、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缺陷。这是地方政府控制和配置重要资源的体制基础，它不仅降低了工业发展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还严重降低和抑制企业通过创新活动来获得利润的动力和努力。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缓慢。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优胜劣汰、激励创新与推动效率提升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目前，中国仍未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平竞争制度与市场环境，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不公平竞争与不正当竞争，极不利于激励创新与促进效率提升。③知识产权制度和执行机制中的根本缺陷依然存在。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无法得到正常收益回报，从而降低了企业创新的动力。④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市场发育不足，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这些既不利于工业发展中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不能适应产业创新发展的需要。⑤科研体制仍不完善。科技研究与市场、经济脱节问题突出，科技公共服务支撑体系不健全且整体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不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效率亟须提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极不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⑥生态与环境保护制度及其执行机制不健全。这使得工业发展中环境效率低下与环境效率提升缓慢，降低了环保技术、绿色制造技术发展及创新的压力与动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换，第一次大的转换是由1979—1992年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进步平衡贡献型增长机制，转换为1993—2002年资本投入与TFP进步并驾齐驱、共同驱动型增长机制，2003年以后则进一步转换为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要素投入)主导型的增长机制。 2003年以来，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产出效率急剧恶化。2003—2012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为-0.051个百分点，2008—2012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更是下降至-1.82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中国工业边际资本产出率亦持续快速下降，2002年中国工业边际资本产出率为0.61，2012年该值已下降至0.28。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工业边际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并非仅仅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2003—2007年期间，国民经济处于繁荣期，工业经济增速不断加快，与之背道而驰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边际资本产出率的急剧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减速的冲击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效率恶化趋势。这就意味着当前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增长方式与要素主导型的增长机制均是不可持续的。 政府推动投资高速增长进而驱动工业快速增长的方式，是当前要素主导驱动型增长动力机制形成的主要原因。它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效率的急剧恶化，以及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失衡与增长动力的快速弱化，这种增长方式给未来中国工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对于微观经济干预的强化、政府仍掌握和控制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是现阶段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工业增长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且成为当前实现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主要障碍。 2.政策与建议 当前，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关键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政府必须为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提供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激励创新、促进效率提升中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并在尊重市场机制及市场主体意愿的基础上积极作为，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度统一。 完善相应市场制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创新和推动效率改进最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①应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改变政府主导土地等重要资源配置的局面，让市场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改进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价格能充分反映稀缺程度与社会成本。②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与惩罚力度，强化司法保护力度；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体制。③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法律制度(如公司法、合同法等)及执行机制，建立完善的征信制度与社会征信体系。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的市场竞争能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不断改进市场的配置效率，并迫使企业不断创新与改进效率。①应调整产业政策取向，放弃“扶大限小”以及挑选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甚至特定技术、特定产品进行扶持的产业政策模式，将政策重点转为“放松管制与维护公平竞争”。②放松并逐渐取消不必要的审批、核准与准入，让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公平进入市场的权利。准入管理应仅局限在生态与环境保护、产品与生产安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③制定完善的公平竞争法。切实保障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并将地方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损害公平竞争的各类补贴及优惠政策与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列入可诉范围；公平税负与社会责任，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税负、社会责任要求方面能得到同等对待。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开展全方位的金融体制改革，将工业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充分反映到资金价格中去。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抑制低效率的粗放型投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抑制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就促进工业企业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而言，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快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二是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审批和准入管制，积极推进金融市场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如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发展能推动科技性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金融服务机构，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产业化进程。 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于基础科学研究、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对于企业在市场化运作基础上出于自主意愿的技术研发，通过财税政策予以普遍性的支持；对于支持创新的财政资金应进一步规范其分配使用程序，加强过程监管和事后评估，提高支持技术创新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建立全国性公共技术综合服务平台，这个服务平台是集创新供需信息收集、信息咨询、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强化现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考核与评估，加强其服务功能，促使其提升服务质量。 ①这主要是因为改革以来的统计口径沿用16岁—64岁人口受教育情况，而在这期间，16岁—2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伴随着升学率的提高而逐年快速下降，50岁、6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逐步退出劳动队伍，这使得既有数据来源会较大地低估人力资本的贡献，将人口结构变动因素混入生产核算过程。 ②这一估计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的误差，但鉴于工业增加值率的变动幅度较小，如2006年与2007年各省份工业增加值率相关系数高达0.986，估计结果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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