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伐战争论文,蒋介石论文,策略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至1927年的前期北伐战争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下由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其战略、策略的制订者有蒋介石、鲍罗廷、加仑、张静江、谭延闿、陈独秀等人。本文将着重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制订和执行有关战略、策略中的作用，借以推进对北伐战争和蒋介石其人的研究。至于二期北伐，将另文讨论。
关于北伐时机
发动战争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这一选择的正确与否，常常影响战争的胜负以至结局。
1925年12月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北伐，设想在次年8月克复武汉，年内打到北京。1926年1月4日，他发表演说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①6日，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乐观地宣布：“国民革命的成功，当不在远。”②2月24日，他向广东国民政府提出，早定北伐大计。
在北伐时机上，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苏共中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等人的意见相抵触。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成员复杂，经常摇摆；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权力过大，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③。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④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已见，争论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其后，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战而下。4月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同月20日，赴湘联络唐生智的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联络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⑤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在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人的一再催请下，军事委员会于5月29日会议决定，命第七军刻期出发援湘，北伐大计遂决。
尽管北伐已经见之于实际行动，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然并不一致。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⑥。这一时期，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认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他说：“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问题是防御吴佩孚南伐，防御反赤军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⑦。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⑧。9月13日，陈独秀又在答辩文章中说明，北伐时机成熟的标准是“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文章特别提出，当时孙中山的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⑨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牢固地掌握了领导权，中共的权力、活动受到限制，在这一情况下北伐，不能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工农大众，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关于仓促北伐的危险有一定见地。但是，1926年上半年，吴佩孚正集中力量在北方进攻国民军，无力南顾；湖南实力派唐生智又驱逐赵恒惕，倒向广州国民政府，因此，这一时机对保证北伐的军事胜利又是有利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各个击破与远交近攻
北伐前，中国存在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同时，在西南、东南、西北、中原等地还存在着若干军阀小集团。这些集团既彼此争斗，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勾结。如何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分化联络，确定打击的先后主次，是北伐出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1月11日日记云：“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⑩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仑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仑提出的北伐计划(11)。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12)，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防备江西。这就表明，蒋介石接受了加仑的“各个击破”战略。
根据“各个击破”战略，北伐的首攻目标是吴佩孚。为了与这一战略相配合，蒋介石和广州国民政府又采取远交近攻策略。
对孙传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初企图“收抚”，承认其地位，与之共同夹击吴佩孚；后来则企图使之保持中立。
孙传芳与吴佩孚同为直系，1925年10月，自任浙、苏、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旋又被吴佩孚委任为江苏都督。浙、苏等省是中国的富庶之区。孙传芳虽有进一步扩张地盘的野心，但最为重视的是保持现有势力范围。他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后，即多次派人赴粤“修好”。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孙传芳又向蒋介石提出，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福建与江西。蒋介石则要求孙传芳摆脱和吴佩孚的关系，倒向粤方，并以承认孙的“五省总司令”地位相许(13)。8月，蒋介石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要求孙有确切表示，或提出加入国民政府的具体条件(14)。8月下旬，何孙在南京会谈。何成浚提出：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则要求国民革命军退出湖南，将湖南作为南北缓冲地带(15)。会谈中，孙传芳表示，赞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16)，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谈判。孙传芳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但又同时声称：愿保持和平与中立。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17)。这些条件，广东国民政府当然也不能接受。
湘赣互为犄角。北伐军的作战特点是长驱直进，夺取大城市，自然不能不顾虑侧翼的安全。7月11日，北伐军克复长沙。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则主张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18)。会议结果，通过了唐、李主张(19)。9月5日，蒋介石在湘南郴州与加仑、白崇禧等会议，研究唐、李送来的意见书。加仑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仑的意见(20)。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21)。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仑、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22)。
蒋孙之间的谈判虽然未能取得成效，但它延缓了孙传芳援助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在湘鄂战场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对江西取守势，也保证了北伐军得以集中兵力，首先击溃吴佩孚军阀集团。
对于张作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采取“联盟”政策，力图离间奉系和吴佩孚、孙传芳的关系。
1926年7月，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大钊、李石曾等通过叶恭绰等人与张学良交涉，要求奉方断绝对吴佩孚的军火接济，并在广东国民政府和奉系之间建立反对吴佩孚的联盟(23)。同时，谭延闿也派杨丙赴奉联络。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杨对张作霖表示：“两家事实原无冲突，三角同盟，久有联络”，“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24)。8月17日，蒋介石又派蒋作宾赴奉，动员张作霖设法阻止吴佩孚率兵南下。奉系和吴佩孚虽有所谓“反赤联盟”，但吴的失败有利于奉系的扩张。因此，奉系同意和广东国民政府联合。9月，蒋作宾派汤荫棠携带致谭延闿密函南归，内称“此行已得圆满结果”(25)。下旬，蒋作宾南归，杨宇霆、张作霖分别致函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等人，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26)一时间，广东国民政府与奉系的关系似乎再次热烈起来。
奉系联络国民政府，目的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话虽说得很甜美，提出的条件却很苛刻。10月间，张作霖利用北伐军与孙传芳正在进行生死决斗的情况，通过杨丙向广州国民政府要求：1.承认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2.粤、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等十省归粤，苏、皖归奉；3.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27)。这些条件中，取消国民政府，听任奉系解决冯玉祥都是广东国民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也认为该条件“十分奸险，绝无容纳之余地”，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调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1.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奉方如不进攻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28)。
蒋介石非常关注和奉系联盟的情况。10月中旬，蒋介石估计江西战事即将结束，准备制订向长江下游进军，彻底消灭孙传芳集团的计划。他希望奉系出兵，夹击孙传芳。同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廷闿，要他们询问奉方“究能何时出兵入苏”，电称：“应催奉方从速对南京出兵，并表明此间非歼除孙传芳决不终止，望其同时夹击，则收效更速。”(29)12月7日，蒋介石、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会议，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30)。16日，蒋介石接杨丙函，得悉奉方“毅然与革命军为敌”的情况，估计与奉方的大战即将爆发。但是，为了首先消灭孙传芳集团，蒋介石仍然希望与奉方缓和。1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建议在奉方“有重要人员来商”时，派孙科、蒋作宾赴奉，以“缓和”两方关系(31)。
当时，奉系正积极向南扩张，企图从孙传芳、吴佩孚、靳云鹗等人的手中抢夺江浙、河南等地，因此，也想与国民革命军“缓和”。约在1927年1月间，杨宇霆邀李石曾会晤，声称：“奉军即入河南，解决吴、靳各部”，表示在占领武胜关后将与北伐军议和。杨并约李石曾与他同伴出京，转赴南方主持和议(32)。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出面劝说国民政府与奉方实行南北分治。李大钊表示，国民政府方面“极欲与奉方谋和平”，但是，他对奉方的和平诚意表示怀疑，询问日方“对奉天有没有把握使之不对南作战(33)？”
由于奉方胃口太大，要求太高，通过多渠道进行的对奉谈判最终都没有结果。1927年3月，李石曾曾说：“奉系军阀杨宇霆要与我们妥协，五六个月来派人来说话，也非止一次，但是条件终是做不到一路。我同守常君商量，有时大家都发笑。我屡次不愿理它了，倒是守常君几次嘱我与他委蛇。守常以为我们打仗，胜负未可定，把奉天和缓住了，亦很好。”(34)
尽管与奉方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张作霖也没有给予吴佩孚以实际援助。口头上，张作霖信誓旦旦，一再对吴佩孚表示，要共同讨赤，合作到底，并保证提供吴所急需的100万发子弹，实际上，却一再“延宕”、“敷衍”，吴佩孚连一粒子弹都没有得到(35)。1927年奉，张作霖又不顾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毅然派兵南下，强占了吴佩孚恃以再起的根据地河南。
国民革命军出师时，兵力约10万余人，实际作战兵力仅有5万人(36)。三大军阀集团的联合力量远远超过国民革命军，如果彼此联合，国民革命军将难以应付。根据情况，利用矛盾，远交近攻，将消灭三大军阀集团的任务分解为几个阶段，在打击第一阶段的敌人时，暂时与第二、第三阶段的敌人联盟，以利于各个击破，这一战略是正确的。
保护侧背，转战江西
按照北伐出师前的决策，第一步是打下武汉，第二步是进取河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但是，在8月27日占领汀泗桥之后，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部署。
8月27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31日，北伐军击溃吴军主力，占领贺胜桥。同日，蒋介石和加仑商量。加仑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处于矛盾状态(37)，其顾虑是：如果“取江西，必与孙传芳冲突，同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其长江势力，亦必出死力帮助孙传芳”；“如果放弃江西，一直进攻吴佩孚，先联络樊钟秀取得河南，再同国民军联络，抛弃长江下游，只向内地发展，这样做固然有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战线太长，江西、福建都可以从侧面进攻，很有后顾之忧，对于军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38)尽管如此，蒋介石决心已下(39)。9月2日，命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
这一决策的改变主要由于孙传芳态度的变化。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后，孙传芳一面与广东国民政府谈判，讨价还价，一面坐山观虎斗，准备在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的时候，出而收渔人之利。8月中旬，孙传芳觉得形势有利，又经杨文恺等劝说，决定出兵援赣(40)。同月下旬，孙部10余万人陆续到达赣北。月底，孙传芳任命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赣军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州；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41)。这样，不仅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威胁，而且进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的侧背也处于孙军的攻击目标之中。孙军随时可以截断北伐军和广东的联系，使之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长沙军事会议后，第八军的实力迅速扩充。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8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42)。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其后，在进攻武昌过程中，蒋介石和唐生智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至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43)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并于19日到达江西萍乡，开始指挥江西军事。
为了松懈孙传芳的作战意志，指挥江西军事期间，蒋介石一面部署进攻，一面继续与孙传芳谈判。孙传芳曾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同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等，要求孙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44)。加仑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1.浙江归国民革命军；2.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3.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45)。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坚持要求孙传芳首先确定撤兵日期，限于11月1日前答复(46)。至期，孙传芳没有回言，战事再起。11月8日，北伐军攻入南昌。11月9日，江西战役结束。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孙传芳率残军逃往长江下游。
蒋介石率军入赣，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这一改变有其战略需要。由于吴佩孚的主力大部已在贺胜桥被击溃，另一部分被包围于武昌城内，因此，这一改变没有影响战争局势。
围城强攻的教训
战争是两军军力的较量，着重点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中当然也要攻城掠地，但那应该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在敌人的有生力量还很强大，或者在条件还不具备时勉强攻城，都必然损兵折将，导致失败。
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有过两次围城强攻，导致失败的教训。
一次是1926年9月的武昌攻城战。
9月2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七军等开始进攻武昌。武昌城垣高大，易守难攻，进攻未能奏效。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仑等人到洪山麓视察。蒋介石自恃有东征时惠州攻城的经验，决定第二天拂晓，由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冲锋”，各军“跟着冲上去”(47)。第一军第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出师以后一直作为预备队。蒋介石此举，意在让自己的嫡系取得头功。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唐生智对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已丧失信心，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离前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48)。他训斥第二师师长刘峙说：“如不争气，不能见人！但使光荣得以维持，虽积尸叠城，亦所不恤！”(49)5日凌晨，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50)。各军奋勇队多次冲到城下，都被城上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刘峙唯恐其他部队已攻城得手，为抢夺头功，竟通报称，第二师第六团已攻进城内(51)。第四、第七军得讯后，调动预备队再次进攻，结果又付出许多伤亡。当日上午，蒋介石得到第二师入城消息，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后从白崇禧处得知，消息不确，“愁急不知所为”(52)。
北伐军两次攻击武昌失利，伤亡2000余人。9月5日，蒋介石和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前线视察后，也感到硬攻无望。6月，蒋介石和各军将领会议，决定以少数兵力在城外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较远的地区集结整顿。15日，北伐军发布封锁令，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实行长期围困。至10月10日，吴军发生内变，北伐军攻入城内，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胜利结束。
第二次是1926年9月和10月的南昌攻城战。
蒋介石决定进军江西后，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赣州、修水等地。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于9月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53)。当时，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北伐军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守敌很少，第六军军长程潜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于9月19日奇袭南昌得手。其后，敌军迅速由南北两面来攻。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旋即陷入包围，结果，第六军受到巨大损失。
10月9日，蒋介石以自湖北调来的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守敌退入城内固守。12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夜半爬城。当夜，第二师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二师秩序大乱。白崇禧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事先搭好的浮桥渡江，退往西岸(54)。此役，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55)。混战中，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悔恨地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不过，他并没有执行的意思，自己又补写了一句：“且观后效如何。”(56)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他一面决定调第四军及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来赣，一面与白崇禧、加仑重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10月下旬，日本军事专家称：“孙军精锐在沿南浔路，南昌只少数军队利用坚城而守，因此九江、南昌得以相互策应；南军不先向沿南浔路击破孙军精锐以断九江、南昌间之交通，而突然集大兵于南昌城下，久攻而疲，后援不断，敌人则由南浔路更番来援，甚易活动，因此，‘攻城’是南军失策之一云云。”(57)中共中央随即将日本专家的意见转告加仑，加仑、蒋介石等采纳了这一意见。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11月1日，总攻开始，南浔线及南昌郊外的孙军一一被击溃，南昌成了孤城，守军不战而降。
关于蒋介石进攻江西之役的经验，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总结说：蒋介石作战“注意攻城而不先击破敌人在南浔路之主力军，故牺牲极大，北伐军几有覆灭趋势，幸而挽救得快，尚能转败为胜。”(58)
顺流而下，继续追歼
江西之战结束后，北伐军的进军方向再次成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论的焦点。
加仑、鲍罗廷等一直不愿和帝国主义列强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反对向长江下游进军。中共中央赞同加仑等人的意见，主张为便于北伐军专力向北方发展，可以设法使长江下游地区的各军阀“分头独立”，“成为纷乱局面”，令“帝国主义无法为一致的对付”(59)。后来又曾主张守住武胜关以南，不轻易与孙传芳开衅，也不轻易进入河南，而以主要力量统一西南，准备进攻奉系的军力(60)。11月8日，蒋介石与加仑商量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加仑认为：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不仅“现在不是时候，并且危险”。加仑建议：利用夏超、周凤岐等地方武装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61)。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决定改变攻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意见，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进军，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62)。
北伐开始以后，蒋介石集党权、军权于一身，鲍罗廷和中共中央逐渐感到扶持和向蒋介石妥协的失策，力求削弱蒋介石的权力，于是有迎汪运动的展开，企图以蒋汪合作代替蒋介石的个人专权。自此，蒋介石即产生与左派分家，另立门户，分庭抗礼的想法。1926年12月迁都之争发生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更为强烈，向长江下游另谋发展的计划也就日渐具体了。
1927年1月1日至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邓演达认为此举是蒋介石“欲在东南别开局面的政治问题”，因此持反对态度。加仑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63)但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决定对河南吴佩孚部暂取守势，对浙江、江苏、安徽的孙传芳等部取攻势。会议同时决定：将北伐军分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东路军自闽赣入浙，占领浙江，进取上海，夹攻南京。中路军一部由赣东北进取南京，一部由鄂东北进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
江西之战中，孙传芳的主力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孙部在长江下游仍保有相当力量，而且，孙部的再生力量很强，经过一段时期，其战斗力即会得到恢复。北伐军沿京汉路北伐，孙传芳部仍可向江西、湖北发动进攻，从而斩断北伐军的南北联系。因而，蒋介石在江西战役之后，趁热打铁，向长江下游进军，除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外，从战略方面考察，可以追歼孙传芳军阀集团，不使其有喘息修整，卷土重来的时间。中共中央从反对到改取支持态度，正是基于后一方面的考虑。
不为遥制
战争中的形势瞬息万变，很难拘守某一既定的程序和方案。最高统帅既须有原则性，又须有灵活性，特别是赋予下级将领以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当下级将领远离主战场，独立作战时，不为遥制历来是兵家重视的一条原则。
9月初，在福建的周荫人接受孙传芳指示，宣布就任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积极企图进扰粤边，进而进攻广州。当时，国民革命军驻防潮州、梅县一带的军队，仅有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独立第四师等部，计枪6000支，炮8门，而周荫人所属张毅等部则有枪3万余支，机枪60余挺，炮20余门(64)。双方力量悬殊，因此，蒋介石确定作战方案时，力主稳健，要求采取攻势防御，不可急切进攻。9月1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其对周荫人声明：“如闽不派兵侵粤与赣，则闽、粤仍敦睦谊。”(65)但是，何应钦则认为，由于北伐军在鄂、赣节节胜利，周军士气已馁，又多为北方人，不善山战，更兼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因此致电蒋介石，详细罗列周军弱点，要求率师入闽作战。何的要求得到蒋介石同意，福建战役于是开始(66)。
北伐战争以军事打击为主，但是，也注重对敌军的策反。由于国共两方的共同作用，周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于10月8日在粤北蕉岭起义。接着，何应钦又在闽、粤交界的永定、松口取得胜利。15日，蒋介石电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指示何乘胜平定闽南。19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告以和加仑研究结果：“如我力能胜张毅，则速进取，否则暂守边境，以待赣局发展”，但蒋介石表示，相信以第一军之力，“必能胜周克闽，新开东南之局”(67)。20日，蒋三电何应钦，认为“此刻对闽作战，我已处于主动地位”，要求何“相机处理”(68)。当时，蒋介石正专注于江西战场，不可能深入地研究福建的情况并指挥作战，因此，只能要求何应钦“相机处理”。何应钦接电后，即积极部署，发兵入闽。周荫人部兵败如山倒。12日3日，东路军收复福州。
浙江之役与福建之役类似，也是不为遥制的成功战例。
1926年12月11日，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在衢州起义，奉命进攻富阳，掩护东路军主力进入浙江。当时，东路军主力还在福建，周凤岐部作战失利，孙军浙江总司令孟昭月进逼衢州。东路军入浙部队分电何应钦及蒋介石，要求迅速增援。何应钦电告白崇禧称，在不得已时，可以退守浙、赣边境仙霞岭之线，待本部主力到达后，再采取攻势。1927年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各将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衢州无险可守，为使东路军安全集中，必须占领严州以西地区。如等待闽中部队，不免坐失良机。会议期间，蒋介石来电告知：皖南陈调元、王普已表示与我合作，侧背威胁减轻，尽可全力对付当面之敌(69)。蒋介石还表示：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白崇禧自决(70)。白崇禧获得“自决”权后，即决定转守为攻，2月16日，击败孟昭月部，17日，收复杭州。白崇禧仅用了约20天时间，即占领整个浙江。孟部被打垮，使孙传芳联合奉鲁军，以浙江为基地实行反攻的计划彻底粉碎，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其所以胜利，原因很多，既和战争的性质、人心向背、国共合作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有关，也和战略、策略的运用得当有关。这一方面的历史经验，是近代中国军事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释：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③ Report o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and the Kuomintang,Early1926,C.M.Wilbur and J.L.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613-614.
④ Ploblems of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Japan,Leon Trotsky on China,Monad Press,New York,1976,PP.107-108.
⑤ 《赴湘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回粤》，1926年4月28日《申报》。
⑥ 《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⑦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
⑧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第163期。《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65页。
⑨ 《向导》第171期。
⑩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
(11)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则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88页。
(1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页。
(1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7页。
(14)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8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版。
(15) 《何成浚致谭延闿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1926年9月4日《申报》；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6) 《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1926年9月4日《申报》。
(17)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2第1编第4章。
(19)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2日，《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0)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5日。
(21) 《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6日，《近代稗海》第14辑，第54页。
(22)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2第1编第4章。
(23) 《陆山致畏公（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 《杨丙致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 谭延闿手抄《蒋作宾致谭延闿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6) 《杨宇霆致张静江等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第419、478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第408、419-420页。
(29)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65页。
(3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18页。
(3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3、52页。
(3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4页。
(3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31页。
(34)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35) 《于国翰致张学良电稿》（1926年10月1日）；参见《张景惠等复何恩溥电稿》（1926年10月11日），《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8、109页。
(36) 秦孝仪：《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33页。
(37)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68页。
(3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6页。
(39)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31日。
(40) 《何丰林致张作霖电》，《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第96页。
(41) 《孙传芳世电》，1926年9月19日《申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9页。
(4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29日。
(43)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
(44) 《特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45)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23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9、117页。
(46)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29日。
(47)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总103辑，第177页。
(48)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9月4日。
(49)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9月4日。
(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5页。
(51)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9月5日。
(5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9页。
(54)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第409页。
(55)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11日。
(56)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13日。
(5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10页。
(5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82页。
(59)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第150页。
(60)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6-337页。
(61) 《加同志报告》，《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28-29页。
(62)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41页。
(63) 陈铭枢：《我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15日。
(64)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汉口武汉印书馆1930年版，第19页。
(6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32页。
(66)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21-22页。
(67)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6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8页。
(69) 《北伐简史》，台湾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05页。
(70)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湾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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