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效率：基本涵义与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所有权论文,效率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1)02-0093-06
一、问题的提出
所有权制度是一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所有权效率高低决定着一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率。在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不同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结果是，一些国家得以持续繁荣和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则长期陷于停滞和落后（诺斯，1973,1981）。因此，撇开所有权制度意识形态的成分，研究所有权效率问题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产权的公平性，而西方产权经济学侧重于产权的效率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2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探索有效所有权制度的过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从最初的承包制、租赁制到建立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基于为建立有效所有权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在20世纪70-90年代中叶，我国乡镇企业之所以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就是因为，这种所有权制度具有较高的效率。近年来，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迅猛发展，同样在于国家在政策、法律法规上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提高了私有产权的效率，从而刺激企业家和个人进行投资和经营。
当然，我国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还不高，还存在许多影响所有权效率的因素。研究所有权效率问题，对于我们澄清认识，统一思想，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有效所有权制度，既富有意义又具有挑战性。
二、所有权效率的涵义
1.西方学者关于所有权和效率关系的观点
产权和效率问题是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的贡献之一，是把经济学的注意力引向了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一项初始的所有权安排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正的交易费用，一项初始的所有权安排不仅会带来财富的不同分配，而且还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这里，一项初始的所有权安排旨在消除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将外部性内化，从而使经济单位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私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产权经济学大师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人们如何受益和受损的权利，产权帮助人们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产权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各种激励机制，使外部性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内部化（德姆塞茨，1988）。由此，外部性构成产权起源和演变的基础，人们不能离开外部性而抽象地谈论产权效率，比较其优劣，并据此来配置产权。德姆塞茨还分析了所有权的具体形式：社区所有权(Communal ownership)、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并得出由于私人所有权能使所有者获得排除他人分享成果的权利，可以节约地利用资源，由此也就使得大量外部成本得到了内部化（而共有财产则导致了巨大的外部性），成本和收益都集中于所有者一人，这就会刺激他更有效地去利用资源（德姆塞茨，1988）。由此观之，在德姆塞茨看来，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在于内化外部性，从而形成对行为的激励，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有效所有权的具体形式则是私有产权。
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代表、新经济史学家诺斯，在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所有权效率和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联系起来，并指出，一种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刺激的所有权结构——一组使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所有权，才是实质性的（诺斯，1973,1981）。
2.所有权效率的涵义
所谓所有权效率，是指不同的所有权安排（包括基本制度和实现方式）下资源配置的效率。一般来说，所有权效率首先是对资源所有者而言的效率，但是所有权效率也是宏观的概念。一国所有权效率高低，会在国民财富增长速度上得到反映，在经济社会进步程度上得到反映。
所有权效率的高低，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其一是收益能力，即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关系。私人收益率是资源所有者参与经济活动的盈亏程度，社会收益率则是社会从私人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或损失。理论上讲，如果不存在外部的或“第三者”的干预，资源利用的社会收益率应该等于私人收益率，或者说，私人收益没有任何“渗漏”，这时的所有权效率就是高的；反之，私人收益率越是小于社会收益率，所有权效率越低。
其二是激励能力。在所有权关系极其简单的情况下，即资源的所有者、使用者与收益者集中于一体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关系也包含着产权的激励能力。但是，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与资源利用有关的经济主体，都因所有权的不同实现方式，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或收益权。利益相关者以其特有的方式，评价劳动付出与收益的相关性，从而决定进一步劳动付出的程度，两者相关度越高，激励程度越高。
其三是组织能力。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管理方式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不改变资源所有关系的条件下，通过资产组织方式（如母子公司制）和企业内部组织方式（如事业部制、期权激励），可以提高所有权的效率。
由此可见，所有权效率的高低，与一种所有权包含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没有直接或内在的关系，关键在于，在一个既定的所有权架构下，能否充分实现资源利用相关者的利益，能否有效地对资源利用相关者进行组织，或者说，能否有效地克服有关因素对所有权效率实现的影响。
三、影响所有权效率的因素
1.外部性和搭便车是影响所有权效率的最基本因素
(1)外部性与所有权效率。外部性是由有益或有害效应转化而来的，并且总会有某个人或某些人因此效应而得益或受损。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一些费用和收益不被资源利用者考虑在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有效利用资源的动力，导致效率的损失。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个人努力的私人收益将低于社会收益，其中有一部分收益被别人或社会无偿占有了，个人通常会减少产出，尽管这种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有利；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个人的私人成本将低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超过社会收益，经济单位通常会增加产出，尽管这种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不利。可见，无论哪种形式的外部性都导致了效率的损失和低效所有权的产生。在承包经营方式下，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通常并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投资，而是靠拼设备、拼能耗来获取利润最大化。他们并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以及企业在未来市场中的竞争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尽管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投资可能会造福于“后代”即产生正的外部性，厂长经理在承包期间却不能因此而得益。理性承包人的行为并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公有产权因此而缺乏效率。而在公司制下，虽然仍然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经营者还会利用信息优势，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产生一定的外部性。但是，由于企业外部企业家市场的作用和内部激励机制的作用，这种外部性受到了有效控制。
(2)搭便车与所有权效率。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集团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搭便车行为表现为免费使用某些资源，免费使用别人的创新成果，甚至把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代价（成本）转嫁给产权界定不清的部门和他人。搭便车行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只要存在搭便车行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会不一致，经济单位就缺乏激励和创新，有效所有权就不能形成。
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的低下。这些搭便车行为表现为：(1)经营者搭便车行为。在我国目前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下，国有产权缺乏真正的代表对其保值增值负责，存在所谓的“所有者虚位”现象，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得以利用其信息优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函数的不一致，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经营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高的在职消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旅游，甚至弄虚作假欺骗所有者，等等。经营者的搭便车行为侵蚀了国有产权的利益，国有资产流失就在所难免。(2)职工的搭便车行为。根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观点(1972)，国有企业生产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如果监督管理无力就会出现工人偷懒、搭便车。职工搭便车破坏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所有权效率必然降低。(3)主管部门的搭便车行为。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实际上是各级政府所有，政府凭借其所有者身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府主管部门通常借助于评比、达标、赞助、集资、摊派等活动从中捞取好处，许多优势企业都被这些“婆婆”管怕了、“吃”垮了。(4)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目前，国有资源配置还存在行政性配置方式，资产在企业之间可以无偿划拨，母子公司之间资产可以无偿转让等，使得一些企业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客观上助长了企业搭便车行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吃国家财政和银行的大锅饭，以及现在吃股民的大锅饭，都是企业搭便车行为。此外，个体私营企业还通过与国有企业“合作”，进行不等价交换、不正当交易；达到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国有产权的目的。
2.国家（政府）行为与所有权效率
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从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发展格局的角度指出，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国家最终对所有权效率负责，而所有权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因此，我们分析所有权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不能离开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1)统计者的偏好与无效或低效所有权的形成。诺斯认为，统计者通过为选民提供特殊的服务——“公正”和“保护”来达到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计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权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框架内制定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完全有效的所有权结构。然而，这两个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建立有效率的所有权，可能并不会有利于统治者的个人财富最大化，而有利于统治者获取最大收入的所有权安排常常又是缺乏效率的。近代西班牙历史上，国王阿尔方斯十世为了获得财政收入，为羊主团规定了一系列垄断性特权和土地政策。结果，发展有效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在几个世纪里一直遭到反对（诺斯，1973,1981）。
(2)统计者偏好的多元性与低效或无效所有权的形成。统治者的偏好是一个包括财富最大化在内的多元函数。除了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外，统治者可能还会关心他在国际上的威望及其他效用。随着统治者财富的增加，其财富的边际效用会降低，而其他商品如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的边际效用则会不断提高。这样，统治者就可能会倡导一种以牺牲所有权效率为代价的其他制度安排，如加强军事力量。结果，所有权的效率受到影响，经济停止增长。
(3)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与低效所有权。制度变迁（包括产权这一重要制度）常常会引起社会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这一变迁的受害者得不到补偿，他们将会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而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本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勿庸置疑，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原则，它们还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规模、地位及与政府的关系。
(4)政府官僚体制效率与所有权效率。统治者的目标需要其代理人去实现，但统治者的效用函数和作为代理人官僚的效用函数并不一致，这也会产生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特别是在集权制的国家，官员们将通过制造管制和许可证即寻租，以抓住贿赂权，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这种寻租行为加重了所有权人的负担，侵害了所有权人的利益，甚至还会影响正常的生产活动。统治者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即使统治者愿意安排有效率的制度。
值得提及的是，如果官僚机构过分臃肿，则不仅会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所有权人的负担，减少再生产投入资金，同时还会影响制度运行效率，增加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结果也导致了无效率的所有权。
在我国，政府行为导致公有产权效率低下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1)政府部门直接控制企业形成的政企不分；(2)政府利用行政性手段配置资源，导致生产者没有竞争的压力。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代表，由于缺乏有效监督经营者的外部信息，为了保障国有产权的利益，只能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控制“内部人控制”。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存在以下弊端：第一，政府官员的收益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为国有资产负责的内在动力不强；第二，政府官员不一定具有管理和经营国有资产的能力，他们的参与，无论在选择企业管理者还是在企业的重大决策方面，都可能出现失误，从而影响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第三，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国有资产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其利益的工具，这就有可能损害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率，这又内在地要求政企必须分开。
3.市场因素对所有权效率的影响
(1)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与低效所有权。市场竞争越充分，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和发明，而垄断只能带来低效率。近代西班牙赋予羊主团各种垄断特权，虽然增加了王室的收入来源，但是，提高社会收益率的土地所有权迟迟没有建立。研究结果表明，英国私有化后的企业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效益有了显著提高，而在垄断市场上效益改善不明显；前苏联的国有企业从原先的计划垄断走向了市场垄断，由于始终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企业效益也没有因私有化而得到提高，反而下降了。这说明，企业效益，即使是在私有产权状况下，也会因市场竞争程度不同而不同。超产权论认为，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市场竞争越充分，企业提高效益的努力程度就越高（刘芍佳，李骥，1998）。换句话说，公有产权要有效率，其前提条件是市场的充分竞争。
(2)市场竞争秩序与所有权效率。市场竞争必须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来维护，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都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影响所有权效率（林毅夫，2000）。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经济就会陷入混乱，就会缺乏效率。没有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私有产权也必然没有效率。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所有权的效率也同样得不到保证。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市场效率的重要源泉。但是，如果没有强烈的外部制约，“败德”行为就会导致商业风险和银行风险，降低所有权的效率。
4.企业组织结构对所有权效率的影响
(1)委托—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与低效所有权。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效用函数的不一致，代理人往往利用信息优势，以“偷懒”或“机会主义”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从而降低所有权的效率。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都已成为影响所有权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巴林银行的里森事件和我国国企中普遍存在的“59岁现象”，就是代理人损害所有权的例子。
(2)企业内部产权结构与所有权效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不同，经营绩效可能会有所差别。企业产权结构不同主要表现为谁拥有对剩余的索取权。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提出的“剩余索取论”认为，在团队生产方式下，如果团队产出在所有团队成员之间分配，每个成员都有偷懒的积极性，个人最优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团队最优。为了解决团队成员的偷懒问题，就得引入一个监督者，考虑到监督者本身也会偷懒，就应当让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这样，企业的绩效就会提高。由于私有制中的资本家（财产所有者）拥有剩余索取权，他最具利己动机去监督企业经营者，所以私有制企业效率最高。但是，这种情况只能适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古典企业。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下，所有权和控制权普遍分离，所有者即使有利己动机也不能很好地监督企业经营者（高鸿业，1995）。
剩余索取权论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如何激励企业的经营者。过去我们缺乏对经营者的物质刺激，通常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结果经营者的“隐性”和“灰色”收入较多，这不仅没有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反而影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实行经理承包制，经理人员实际上已经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包括合同规定的显性剩余和超过合同规定的隐性剩余。这种剩余索取权随着改革的进行已经从政府转移到了企业内部，从而形成了对经营者一定程度的激励。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职工所得占利润的比例对效率有着明显的负效应，而厂长的可支配剩余份额对效率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国家占有的份额表现为不显著的负效应（刘小玄，1995）。可见，剩余索取权的不同，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确实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影响所有权效率的种种因素。从中可以看出，低效或无效所有权的形成，既有来自产权内部“固有”因素的作用，也有来自外部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制定提高所有权效率的措施，首先要找准影响所有权效率的因素，然后对症下药。从总体上看我国存在所有权效率低下的问题，从基础性的原因入手，在全社会倡导尊重所有权并采取有效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界定所有权、科学地建立所有权关系、科学地形成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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