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文学思想：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滥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8913（2000）04—0083—04
女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比如李清照、朱淑真等人，但她们的文学创作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她们的才华受到了男性文化的制约，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的女性意识，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女性话语。苏青认为“她们也是代男人立言的。但这也无足深怪，因为她们读的是男人的书，用的根本是男人所创造的文字呀，置身在从前的男人的社会中，女子是无法说出她们自己所要说的话的。”（注：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中华周报》第42期。）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对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往往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的，而女性也往往以男性的看法作为自己的看法。
由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以及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终于从男性文化的压迫下觉醒过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林徽茵、谢冰莹、丁玲等女作家的涌现以及她们的大量作品的问世便是这种觉醒的表现。她们的作品表达了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具有反对封建思想、追求合理人生的意义。但这种新思想的表达总是被淹没在强大的男性话语之中，并没有走出男性文化的框架，是女作家在运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写作，而不是真正的女性话语写作。比如，冰心的小说《两个家庭》，用对照的手法，写了两个家庭的不同结构、不同处境和不同结局，通过对照，提出了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当时思想认识的限制，冰心对于新型夫妻关系的建立以及妇女应该怎样解放等问题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冰心在小说中所倾心推崇的幸福家庭的女主人亚倩，并不是真正的新型家庭关系的榜样，而只不过是镀了一层薄薄的西方文明金粉的中国封建式的软弱空虚的贤妻良母。在冰心另一篇小说《冬儿姑娘》中的冬儿姑娘，干脆丧失了女性应有的温柔娴静的性格特征。她是个自小失去父亲，在母亲的辛苦操持下“眼泪拌着饭吃”长大的孩子，练就出一种勇敢、顽强、不畏强暴、敢作敢为的具有阳刚之气的男人性格。正因为如此，苏青才会对新文学具有一种深刻的体会：“对不住得很，也还是男人写给男人们看的，因为现在仍旧是男人的社会呀。虽然他们也谈到妇女问题。提倡男女平等，替我们要求什么独立啦，自由啦，但代想代说的话能否完全符合我们心底的要求，那可又是一件事了。所以我敢说，读这类文章读出来的女生，她们在思想上一定仍旧是男人的附庸。她们心中的是非标准紧跟着男人跑，不敢想男人们所想的，也不敢不想男人们所想的，什么都没有自己的主意。所以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注：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中华周报》第42期。）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男性从来不按照女性原有的形象来理解女性、认识女性，他们只是按照男性中心的文化模式来认定女性，他们眼中的女性和心中的女性并不是女性本身，而是他们期待中的女性，是他们的欲望对象。即使早期的现代女作家们对女性的认识、理解，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受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的影响，不由自主地去认定女人应该是什么。仿佛从来没有给女人以机会让她们说出女人的真实存在是什么样的生命存在，没有让她们说出自己真实的生命感受，总是有意无意地用男性中心的文化模式扭曲女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苏青的出现，才使真正的女性写作成为现实。苏青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摆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影响，勇敢地向男性话语进行挑战。“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合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注：苏青：《谈女人》，《天地》第6期。 ）苏青是站在一种与男性平视的位置上来说这番话的，多少有些让自认优越于女人的男人们失去了自信。她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的艰难处境，认识到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男性中心文化模式把女人造就成了男人世界的性对象，在女性的本真形象和虚假表象之间构成了一道屏障，既妨碍了男性认识女性，也妨碍了女性认识自己的本真形象。苏青毫无顾忌地摆脱了这一文化模式，勇敢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倾诉女性的心声，表达女性的情感和思想。她充分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和扭曲，当时的一些女作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压制和扭曲的存在。所以觉醒的苏青开始对女性本身进行阅读和思考，向社会顽强地吐露着自己的女性话语：“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我并不是说女子一世便只好做生理的奴隶，我是希望她们能够先满足自己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以后，再来享受其他所谓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吧！”（注：苏青：《第十一等人》，《中华周报》第15期。）苏青的女性话语，表现出独特的女人味，是对男性话语的反叛，是真正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写作，真正做到了女人写女人自己。“如果妇女一直是在男人的话语‘之内’活动，是一个总要回头求助其对立面的象征者的象征者，其对立象征者则消灭其特有的精神并且减弱或者窒息其不同凡响的声音，那她就该打乱这种‘内在’秩序，该炸毁它、扭曲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她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注：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苏青正是以她自己的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进行着一次对男性话语的成功突围。创办于沦陷区上海的文学杂志《天地》是一个真正由女性支配的媒体，集作者、编辑、社长于一身的苏青充分获得了一种女性话语权。并且苏青在《天地》发刊词中积极倡导女性写作，认为女性写作的优势在于“盖写文章以情感为主，而女子最重感情，此其宜于写作理由一；写文章无时间及地点之限制，不妨碍女子的家庭工作，此理由二；写文章最忌虚伪，而女子因社会地位不高，不必多所顾忌，写来自较率真，此理由三；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谈，此理由四；还有最后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理由，便是女子的负担较轻，著书非为稻梁谋，因此可以有感便写，无话拉倒，固不必如职业文人般有勉强为之痛苦也。”
苏青出生于浙江鄞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母亲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1933年18岁的苏青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学习期间，与富家子弟结婚，因怀孕而辍学，成了家庭妇女。苏青的丈夫当过律师，在上海沦陷时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但1942年冬失业，随后便放弃了养家的责任，与苏青离婚。在地主大家庭中生活过来的苏青，现在丧失了传统女性的位置，为了三个孩子，她被推向了社会。生存使她用笔倾述着女性的痛苦体验。苏青的写作是从1935年开始的，22岁的她在《论语》第67期上发表了处女作《生男与育女》。一开始就显示了她快人快语、泼辣大胆，言他人所不敢言的写作风格。“男人要老婆，而不要自己老婆替人塑老婆；苟将来科学的力量能使精卵会合时必男不女，则来日之“老婆”将供不应求矣。还是请上帝开个瓦窑，则既可预防公妻主义，且亦替女人受过，功德无量！”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影响的知识分子，苏青具备了传统女性所没有的审视能力和描述能力；作为结婚后重返家庭走生儿育女的传统老路，而一旦结婚又被迫离婚的经历，使她又具备了一种发言的立场和动力。
女性的解放，关键在于自身的解放。苏青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表现自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苏青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创作。“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注：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苏青从自己的经历取材，从身边的事实中取材， 这就使她的小说创作带有了自传性质。《结婚十年》，以苏青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写女主人公在结婚十年中几乎不曾过合理的生活，到头来还是离婚的命运，得出了生在这个世界上，嫁人也不好，不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的结论。苏青把矛头指向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及社会，以“我”为中心进行创作，女性话语在自传性作品中较真实地流露出来。“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注：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尽管当时的知识女性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了一定的自由， 但她们的生活空间和社会活动范围仍然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女性文学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窄的，因为作品的题材往往是由于作家本身的生活经验决定的。苏青的文学创作总爱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她的生活路线自然也比较狭窄，所看到的只是社会的某一方面。“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围较狭，因此取材也多不能广泛，因为作者总是爱拣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或事情来写，而且写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注：苏青：《女作家聚谈会》，载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但是， 题材的狭窄并没有减弱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反对封建礼教，张扬个性解放仍是苏青文学创作的普遍主题。她的自传性文学创作并不是以一种简单的个人感受和体验来图解女性解放思潮，而是象埃莱娜·西苏说的那样：“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注：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为了从边缘走向中心， 为了让世界听到女性主义的声音，苏青毫不掩饰自己的创作欲望：“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困难的地方，便是她所写的东西，容易给人们猜想到她自己身上去。关于这点，当然对于男作家也如此，只不过女作家常更加脸嫩，更加不敢放大胆量来描述便是了。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家说着的地方。”（注：苏青：《女作家聚谈会》，载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苏青的自传性作品真正做到了用女性的眼光去观察和认识生活，是一种女性自我心灵的外化和自我世界的拓展，最大限度地向社会传达着女性的心声、意愿和希望，描绘了一幅从未有过的真实的女性世界的图景，捍卫了女性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利，捍卫了女性的独立、自由、价值和人格。苏青话语所表现的女性真实世界的景观让更多的女性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女性同伴，让世界了解女性，使男性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女性。
庐隐、冰心等人并不是以女性作家的身份来关注女性的，她们是以探究者的身份来关注社会人生问题的，她们的探究与男性作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具有启蒙时代价值评判的共同特征，她们的话语趋同着男性中心文化的话语规范。苏青摆脱了历史的重负，回到了对女性自身的重新关注上，对性的关注使她的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女性话语时代。几千年以来，对于人类性活动的理解，都是站在一个极不公正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模式，它具体体现在男人对女人的性行为目的、性行为角色分配以及性交过程中，体现在被社会所规范的一夫一妻婚制、处女贞洁道德，以及女性性欲合乎所谓“礼教”的表达方式上，体现在男性对于高潮体验、对于性行为的情感性与精神性以及对于女性在人类性活动中所处地位，所具功能的态度上。这种男性中心的性模式不利于女性，也不利于人类性文明的建设，使人类的性活动弥散着一种男性霸权的气息。苏青要做的便是打破种统治了几千年的男性中心性模式，建立一种男女平等、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交流、共同拥有的性关系。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卖淫制度存在，对于女人是一种重大的威胁。从此男子可以逃避，藐视，以及忽略女人正当的爱情，终于使女人一律贬了身价，把自己当作商品看待，虽然在交易时有明价与黑市之别。”苏青笔下的男人在婚姻关系方面总是占尽了便宜，他们可以纳妾、嫖妓，可以在“文明”、“平等”、“自由”的口号下随意解除婚姻关系，往往掌握了世界就能享有女人。现实生活中她的外公、父亲、丈夫都是这类人，使得苏青在对他们的批判抨击中也掺杂着无奈的悲哀。在短篇小说《蛾》中，苏青塑造了一个充满性苦闷的女性形象。“她茫然站在房中央，瞧到是空虚，嗅到的是空虚，感到的也还是空虚。没有快乐，没有痛苦，什么也没有，黑暗的房间冷冰冰地，只有她一人承受无边的，永久的寂寞与空虚。“我要……！我要……！”我要……呀！”苏青细致地描写了小说女主人公的性心理和苦闷人生。女主人公在满足了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所感到的是“她此刻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份存在。欲望像火，人便像扑火的蛾，飞呀，飞呀，飞在火焰旁，赞美光明，崇拜热烈，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使得增加力气，勇于一扑罢了。”这正是造成女主人公性苦闷的源泉。苏青对女性性心理的感受是敏锐而深刻的，女性描写女性自己的心理，最能使人感动，她正是从男作家的短处方面努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苏青的散文中经常出现“性欲”、“月经”、“生理需要”等等词语，在她看来“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注：苏青：《谈性》，《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 367页。）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构成日常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她进一步认为：“只有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注：苏青：《谈性》，《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人类的性活动是生理性活动，更是情感性活动。在性行为活动中，情感活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在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代表意义，女人对于性行为活动大都要求有丰富的情感内蕴，性行为是性爱情感的表现形式，是爱情、关怀、顾念、亲密、喜爱的表现形式，没有情感的性行为没有意义。这些思想无不具有启蒙的意义，所以把苏青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家是无可厚非的。
凯特·米利特认为：“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面是对它的女性臣民所实施的经济上的控制。”（注：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在男权制下，女性的地位与她们在经济上的依赖密切相关。她们的社会地位常常具有暂时的和边缘的性质，是通过男人取得的。在“五四”运动以后改革了的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已经有了某些经济的权力。苏青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经济的独立是女性立身的关键，《结婚十年》对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描述了女性人格独立的艰难历程。“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运动尽管为受压迫的女性翻身解放追求个人幸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力量，但是要现实两性间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谈何容易，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负，经济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女性的经济独立还没有达到能够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为了谋生，为了经济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苏青曾干过编辑、秘书、教师等工作，经过和现实生活的一系列碰撞后，作为觉醒较早的知识分子，她在现实面前仍然摆脱不了对男人的依赖。“假使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互济之道，譬如说以性心理为例吧，男的勇敢，女的软弱，似乎更可以快活一些，倘若男女一样的勇敢，就兴趣全失的了。我有这样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注：苏青：《苏青与张爱玲对谈录》，载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因此苏青不得不把妇女解放中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降低为对女性人格的尊重。“我说只要男女同样做事就该同样被尊重，固不必定要争执所做事情的轻重，男人会当海军会造兵舰并不比女打字员高贵，就是管小孩处理家务的女人，也同样的出着劳力。”（注：苏青：《苏青与张爱玲对谈录》，载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这是苏青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尽管女性人格独立的问题在苏青这里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她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典型的女性主义特征，可以说这是苏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受好朋友苏青的影响，张爱玲成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家。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以及后来不断的各种革命政治运动，不仅使苏青的温情脉脉的女性主义文学呐喊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使这种呐喊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于是，本来就站在边缘的女性主义文学被强大的政治浪潮所淹没就不可避免。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浪潮。
【收稿日期】199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