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产权、公司治理三大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公司治理论文,性及论文,产权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L100，L200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上不断掀起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绩效状况对比研究的热潮。近20年来世界转轨经济体中大力推进的民营化浪潮为经济学家研究一些关键问题，诸如竞争是否比产权更重要，国有企业是否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多的治理障碍等，提供了可能。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没有为私有产权的优势提供完全令人信服的支持证据。正如Shirley与Walsh（2000）指出的那样，至少在理论上，人们尚未对私有产权与民营化的优势达成共识。
总的来说，在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绩效问题的争论中，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人们常称的竞争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激励不足。按照该观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引入产品市场竞争而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竞争可以促使公司减少管理层偷懒行为并降低产品成本，从而迫使国有企业改善绩效。另外，竞争可以向资产所有者提供关于成本和经理努力程度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资产所有者可以制定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对经理努力程度进行更加准确的评估（Lin，Cai和Li，1998；Yarrow，1986）。然而在转轨经济中，激烈的竞争也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譬如，Blanchard与Kremer（1997）认为，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竞争会导致违约行为的频繁发生。Ickes et al.（1995）认为，在转轨的初期阶段，过度的竞争尤其是来自于国外的竞争，会破坏社会资本网络并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前苏联的演变似乎支持了这种观点。总之。有关竞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理论上尚未得出明确一致的结论。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产权理论，它对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这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私营企业具有天然的绩效劣势。在有关的民营化理论的研究中，譬如，Boycko，Shleifer以及Vishny（1996）认为，政府官员通常会向国有企业施压，迫使其雇佣过多的劳动力。Krueger（1990）也指出，国有企业通常倾向于雇佣具有政府背景的人，而不是那些对工作最称职的人。也就是说，国有企业通常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转而追求诸如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以及政治稳定等社会和政治目标。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绩效劣势。例如，Vickers与Yarrow（1990）指出，正如国有企业一样，民营企业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因而，如果民营企业也存在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那么民营企业的运作效率比国有企业的运作效率低就是完全有可能的。Chang与Singh（1997）认为，既然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都面临官僚问题，且各自的监督机制都并不完善，那么民营企业并不一定较国有企业管理得更好。然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公司治理方面，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可能做得更好。Alchian（1965）认为，由于所有的公民都可以被看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国有企业的产权远比民营企业的产权更加分散，结果导致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且，由于公有股份难以流通，公有股东所面临的从公司业绩中获得的收益或损失额比民营股东小。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面临的有效监督就比民营企业面临的有效监督少。最近，Boardman与Vining（1992），以及Nellis（1994）认为，民营企业在企业监督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更加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以及以利润导向的监督者。另外，Kornai与Weibull（1983）认为，亏损国有企业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也就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会抑制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对企业进行高效运作的积极性。总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多的公司治理问题。我们将这种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效率问题的观点称为公司治理理论。
在很大的程度上，以上三种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效率关系的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对以上三种因素相对重要性做出实证研究。例如，如果发现竞争比产权对国有企业更加重要，那么在政策制定中过多强调产权改革就具有误导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对制定提高企业绩效的政策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除考察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之外，对竞争、产权改革以及公司治理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互补效应进行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实证研究文献方面，早期对产权与竞争效应的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混杂的。例如，Caves与Christiansen（1980）通过对公营和私营铁路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公营与私营公司间并不存在效率差异。基于对英国公司民营化前后绩效变化的调查数据，Yarrow（1986）发现市场结构对绩效的影响超过产权对绩效的影响。因而他认为，尽管民营企业通常在监督经理人员方面具有更大优势，但竞争和监管的环境仍然是构建经理人员激励的主要因素。相反，Davies（1971）发现在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中存在巨大的民营化优势。最近，Boardman与Vining（1989，1992）通过对大量企业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竞争性行业中，民营企业仍然要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Megginson、Nash及Randenborgh（1994）对民营化前后公司的绩效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任何情况下私有产权都有助于提高效率，而且这种效应在竞争市场中更加显著。Ros（1999）认为产权和市场结构都会对公司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但当采用不同的绩效指标时，产权效应略微更加稳定。Dewenter与Malatesta（2001）应用多国别、多年度、跨行业的大样本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盈利性远低于民营企业。
来自转轨经济国家的证据同样比较混杂。Earle与Estrin（1998）发现对于俄罗斯的民营化企业，产权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远远超过市场结构。然而，在一份对转轨经济体的调查研究中，Djankov与Murrell（2002）指出，除俄罗斯外，引入竞争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效应。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Li（1997）发现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与市场自由化有关。然而，所有的实证文献表明，尽管市场结构会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比产权的影响更大。
我国经济学者对竞争、产权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及它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总体来说，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改革是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关键（樊纲，1995；张维迎，1995）。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根源在于不公平竞争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预算软约束，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为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等，1995）。
实证方面，许多研究者指出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许小年（1997）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孙永祥、黄祖辉（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的增加，Tobin-Q值先是上升，当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达到50％后，Tobin-Q值开始下降。刘小玄（2004）对2001年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后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有明显的负作用，民营企业对于效率则有正面的作用。陈晓、江东（2000）则指出许小年的实证结果只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成立，而在竞争性较弱的行业不成立。这个结果说明产权改革的影响与行业的竞争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徐晓东、陈小悦（200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其公司业绩、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也不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最近，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2005）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
现有的大量研究都涉及到产权与竞争对公司效率的影响问题，而在产权和公司治理对效率的相对影响方面，目前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有关不同产权主体与治理机制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更少。（注：Groves，Hong，McMillan与Naughton（1994），Li（1997）提供了一些来自中国的证据，他们认为，即使是在国有产权的情况下，将管理层报酬与公司绩效进行挂钩（这是一个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会提高公司的生产率。Groves et al.（1995）也指出，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要受劳务市场的约束。Shirley与Nellis（1991）发现，软预算约束确实与国有企业的低绩效相关。）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将所有的三个重要变量——竞争、产权与公司治理，都引入到相关的分析之中，以弥补文献中的这种不足。我们估算了三种因素对效率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也考察了它们的相互作用。通过将相互作用项引入到我们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对三种因素间存在的替代性或互补性程度到底如何的问题做出回答。另外，我们特别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考察，以探究其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换言之，我们试图探究以下问题：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多的治理障碍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国有企业在哪些公司治理机制方面落后于民营企业？
我们的研究是在中国经济进行民营化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的。众所周知，自1978年中国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大量国有企业已经从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企业改制为产权结构更加分散的公司，民营产业从无到有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已超过整个经济总量的一半，（注：在Allan Zhang（2/24/2004）对中国民营产业所做的PricewaterhouseCoopers报告中提到，“今天，中国GDP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非国有部门创造的，将近一半是由国内民营企业创造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变迁历程为我们探讨效率问题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注：其中，Xu与Wang（1998），Bai，Liu，Lu，Song与Zhang（2004）就产权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前文发现国有股权会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或不太显著）的影响，而机构股东会对公司价值产生重大的正面效应；后文则发现在公司价值与政府产权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描述。我们分析了国有企业与其他性质企业的分布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定义了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及市场竞争三个变量。第三部分阐述了本研究中应用的实证分析模型。第四部分对主要实证结论进行了探讨。第五部分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公司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第六部分对本文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总结。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5大城市6个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996—2001年度的调查数据。5个城市分别是北京、重庆、广州、上海和武汉，6个行业则分别是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消费品、汽车及配件、服装纺织皮革、机械制造。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各个公司财务人员填写，主要包含公司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产权结构、资产、收益、成本及员工队伍。第二部分的问题则是与公司总经理的面对面交流，以获取在公司管理、运作结构以及改制方面的信息。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公司层面的数据，使得我们可以对上面论述的三种机制下的公司绩效进行相对精确的实证研究。
为进行实证研究，我们首先构造了竞争（competition）、产权（ownership）、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生产状况（firm production）及公司绩效（firm performance）等变量。对这些变量的详述如下：
公司生产状况与绩效变量：我们用销售额（sales）、就业人数（employment）与资本额（capital）3个变量来描述公司的生产状况，用增加值（value-added）与人均增加值（value-added per employee）两个变量来衡量公司绩效。（注：根据有关文献，我们也试用了其它诸如人均销售额及销售增幅等绩效变量，但发现受政府支持而拥有高销售额的国有企业，在样本区间内其盈利状况却为负的。因而，在我们的样本中采用有关附加值的变量是一个较好的指标。）
竞争变量：在回归分析中，除了引入行业及城市控制变量外，我们还选用了两个指标来衡量竞争。第一个是公司总经理认为与其主营业务具有竞争关系的竞争者的数量（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这个指标可以降低传统竞争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为衡量竞争水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变量。（注：公司自身的市场份额及进口产品比率是常用的衡量竞争的指标。但正如Djankov与Murrell（2002）指出，这两个变量分别与公司绩效和本土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我们用竞争者数量与进入成本作为衡量竞争的指标。）第二个指标是公司总经理认为会与其主要产品形成竞争的新进入者潜在的市场进入成本（entry cost）。生产率与进入成本之间应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因为进入成本越高，新进入者进入市场的难度就越高，从而市场竞争程度就越低，市场上现存企业的生产率也越低。
产权变量：我们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公司产权方面的详细信息，包括公司的法律形式（legal status）及股权比例（private-ownership share）。在研究中我们用法律形式和股权份额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司的产权结构。
我们将样本公司分成两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指那些改制前国家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企业。（注：这里应对本文所用的一些术语界定如下。在本文中，“民营化”是指国有企业引入其它性质的产权主体，而政府所用的术语则稍有不同，如国有企业“公司化”或“股份制改革”或“改制”。因此，在本文中，“民营化”与“改制”可以互用。）在总共736家样本公司中，有406家国有企业，330家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有266家企业已经被改制，另外的140家企业未进行改制。（注：在266家已被改制的国有企业中，一些企业在改制后其法律形式就变成了外资或民营/合伙制公司，因而在回归模型中，这些公司名义上的法律形式在改制前后是不一样的。）在非国有企业中，我们进一步将它们分为116家外资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以及214家民营/合伙制企业。不同产权属性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绩效进行对比。
除产权属性之外，我们还用民营化股权比例作为衡量产权结构的另一指标。许多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通常比国有企业表现的更好。（注：可参见Lin与Zhu（2001）。）然而，却很少有关于民营化程度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调查数据中有关私人和国家拥有股份的详细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民营股份和国家股份效应进行对比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验证民营化程度是否与较好的企业绩效相关。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提到的，文献中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对绩效进行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产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根据Anderson et.al.（2000）的研究，我们选择了公司成立年限、债务/权益比率和公司规模作为产权变量的工具变量以控制内生性问题。
公司治理变量：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提高公司绩效至关重要。我们从4个方面构建公司治理变量：股东大会（shareholder meeting）、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透明度（transparency）和管理决策（managerial decision）。下面我们对各个指标进行详细阐述。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股东大会与董事会被引进中国企业。为了估算它们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分别构建了股东大会指标和董事会指标。具体地说，股东大会指标的建立是基于问卷中两个相关问题：（1）公司是否建立了股东大会制度？（2）有关公司决策是由股东大会根据一股一票的原则做出的吗？董事会指标则涉及到问卷中的4个问题：（1）公司是否建立了董事会？（2）公司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任命，还是由政府任命？或者是由公司任命但要报政府批准？（3）公司CEO和董事长分别由不同的个人担任吗？（4）董事会成员中，非政府派驻的董事数量超过政府派驻的董事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我们为该问题赋值为1，否则为0。相应地，这两个指标的最大可能值分别为2和4。
为了测度公司的透明度状况，本文用公司是否存在外部审计这一指标来衡量。如果公司聘有外部审计师，则该指标值为1，否则为0。
最后，我们关注的是公司在做决策时的独立性问题。以前，中国的绝大部分公司都受政府的控制，从而在雇佣/解雇决策和商业运作决策中几乎没有自主权。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人事和商业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调查问卷向每个公司总经理都提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1）在制定重大商业决策时，你必须与政府当局进行协商吗？（2）在制定雇佣/解雇决策时，你必须与当地政府或劳动人事部门进行协商吗？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则认为公司在管理决策中具有充分自主权，如果只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则认为公司具有部分自主权。相应地，如果公司具有充分自主权，则对管理决策指标赋值为2，拥有部分自主权的公司赋值为1，其它则赋值为0。
将这4个子指标综合起来，我们构造了公司治理指数。相应地这一综合指数值分别为0—9不等。指数值较高的公司被认为具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将样本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数与那些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数略低，而标准差则较大。这表明，从整体上来看，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有关的理论分析认为，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公司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效率反过来又会促使公司治理的改善。（注：可参见Frydman，Gray，Hessel与Rapaczynski（1999）。）为了克服这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董事会规模及股东大会上拥有投票权的非国有股份比例作为公司治理指数的工具变量。（注：对这两个变量的选择受到了Himmelberg，Hubbard与Palia（1999）的启发。）
三、分析方法
研究产权、治理和竞争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已有实证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生产函数框架下，用竞争、产权、治理及其它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注：可参见Li（1997），Groves，Hong，McMillian及Naughton（1994）。）直接估算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另一种方法则是研究产权及其它变量对一系列绩效变量（如增加值、销售额、利润和就业人数）的影响。（注：可参见Claessens，Djankov与Pohl（1997），Frydman，Hessel与Rapaczynski（1999）。）鉴于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在本文中我们同时采用了两种方法。
具体来说，第一种方法的实证模型可描述如下：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βX[，it]+γZ[，it]+ε[，it]
（1）
其中i代表公司，t代表时间。Y[，it]表示i公司在t年度的产品附加值；K[，it]与L[，it]分别表示公司相应的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X[，it]代表一组市场竞争、产权和公司治理变量；Z[，it]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行业及年度虚拟变量。
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我们用公司总经理估算的竞争者数量和市场进入成本的倒数（均取对数）作为两个衡量竞争的指标。我们用民营股权的全部股份作为衡量产权的指标，同时也分别采用外资股权和民营及合伙股权作为各单独变量来衡量产权。对于治理变量，我们采用的是公司治理总指数，以及各个子指标（董事会指数、透明度指数、管理决策指数以及股东大会指数）。变量的符号和系数大小表示市场竞争、公司产权及公司治理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状况。我们预测所有的系数都应该是正的。
第二种方法的实证模型可描述如下：
y[，it]=α+βX[，it]+γZ[，it]+ε[，it]
（2）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公司i和时间t。y[，it]代表劳动力人均产品附加值。除了引入行业与年度虚拟变量外，我们还将公司规模这一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在回归方程（1）和（2）中我们也进行了控制固定效应（fixed-effect）分析与工具性变量（Ⅳ）分析。有关产权和公司治理变量的工具性变量已经在数据和变量定义部分作了阐述。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分析是为了解决回归分析中因无法观察到的公司特性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选择公司产权属性作为控制因素，以此解决由各特定产权类别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四、实证分析结论
（一）全要素生产率（TFP）回归分析
我们首先讨论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方程（1）得出的实证结果。（注：此处我们也加入了行业和城市虚拟变量以控制回归中特定行业及特定城市因素的影响，以及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回归中可能的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的影响。为简洁起见，我们在表格中省略了3个虚拟变量的系数。除非特殊说明，以下的回归分析均采取这种方式。）我们用资本和劳动作为两个主要投入要素对生产函数进行的最小二乘估计（OLS）结果见表1。我们同时引入了竞争、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变量作为TFP的附加解释变量。由于有两个竞争变量，由此得到的模型就分别被标为模型1和模型2。类似地，对于两个产权变量，我们分别将模型标注为模型3和模型4。模型5对应于用4个公司治理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表1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结果
回归变量：产品附加值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资本存量
0.3712[***]
0.2914[***] 0.3864[***] 0.3393[***] 0.3516[***] 0.3403[***]
（0.018）
（0.0199）
（0.017）
（0.017）
（0.017）
（0.017）
劳动力存量
0.5494[***]
0.5127[***] 0.5570[***] 0.5938[***] 0.5579[***] 0.5657[***]
（0.026）
（0.026）
（0.026）
（0.025）
（0.026）
（0.025）
竞争变量：
竞争者数量 0.0112
（0.013）
市场进入成本
-0.1553
（0.0159）
产权变量：
股权：民营股权份额（％）
0.0034[***]
（0.001）
法律属性：外资企业 0.6719[***]
（0.057）
民营及合作企业
0.1699[***]
（0.046）
公司治理变量（0—9）： 0.0913[***]
（0.007）
管理决策（0—2） 0.1371[***]
（0.028）
董事会（0—4） 0.1421[***]
（0.018）
透明度（0—1） 0.1028[***]
（0.05）
股东大会（0—2） -0.094[***]
（0.034）
斜率 2.2529[***]
1.5033[***] 1.9232[***] 2.0524[***] 2.2325[***] 2.259[**]
（0.162）
（0.149）
（0.160）
（0.155）
（0.145） （0.146）
回归观察值3489 3538 3624 3627 36273627
R[2]
0.549 0.566 0.557 0.570 0.571
0.575
注：1.***、**、*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率。
2.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表1的回归结果为3种因素的影响提供了3个重要的结论。首先，两个竞争变量，即每个公司面临的竞争对手的数量和其进入成本的倒数，都不具有显著性，而且只有竞争对手数量变量具有预期的正向效应。这个结果表明，按照该分析中所用的测量标准，竞争似乎并未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看起来似乎与竞争的观点不太一致，但却与一些有关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实证研究的混杂结论相符合。（注：可参见Djankov与Murrell（2002）的调查结果。）不过，我们认为，在解释这一结果时需要特别小心。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对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毫无意义，可能只是表明在调查期间（1996—2001）内这种关系比较微弱或者该变量没有充分反映市场竞争情况。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在缺乏高效的内部治理机制的情况下，竞争对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与竞争变量的结果相反，两个产权变量，即民营股权比例与其法律属性，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面效应。这个结果与产权理论的观点相一致，即国有企业中的激励不足现象是一个会严重降低其生产效率的基本问题。这一结论也为中国政府改变对国有企业的控股地位甚至全部民营化的努力提供了实证支持。
再次，公司治理总指数变量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这个结果为治理观点提供了支持。至于各个治理机制子指标，结果显示，管理决策指数、董事会以及透明度指数都具有正效应，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公司治理机制中唯一的例外是股东大会指数，该指数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尽管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研，我们猜想这可能是由于股东大会仍然流于形式，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中国企业的绩效而导致的。
以上的结论表明，当分别对3种因素进行独立考察时，产权和公司治理观点看起来与调查期间（1996—2001）的中国现实相一致。由于各种观点都只强调贡献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方面，因而对这些关键因素中的一些或全部联合起来进行考察，以探究上面的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结果：公司治理、产权与竞争对劳动生产率的联合效应
回归变量：产品附加值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资本存量
0.3777[***] 0.3787[***] 0.3431[***] 0.3421[***] 0.3572[***] 0.3597[***]
0.3483[***]
0.3525[***]
（0.018）
（0.018）
（0.018）
（0.018）
（0.017）
（0.017）
（0.018）
（0.018）
劳动力存量
0.5737[***] 0.5728[***] 0.5782[***] 0.5791[***] 0.5702[***] 0.5699[***]
0.5881[***]
0.5862[***]
（0.027）
（0.027）
（0.026）
（0.026）
（0.026）
（0.026）
（0.026）
（0.026）
竞争变量
-0.0041
0.04680.01150.0294
0.0139 0.0726[***]
（0.013）
（0.021）
（0.013）
（0.020） （0.013）
（0.023）
民营股权份额（％）
0.0032[***] 0.0057[***]
0.0019[***] 0.0036[***]
0.0016[***]
0.006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公司治理变量（0-9）
0.0928[***] 0.1058[***] 0.0834[***] 0.1065[***]
0.0860[***]
0.1059[***]
（0.007）
（0.013）
（0.007）
（0.011）
（0.008）
（0.015）
交互作用效应：
竞争[*]民营股权份额
-0.001[***] -0.0013[***]
（0.0003）
（0.0003）
竞争[*]公司治理
-0.0050
0.0021
（0.004） （0.004）
民营股权份额[*]公司治理-0.0005[***] -0.0006[***]
（0.002）
（0.001）
斜率 1.9241[***] 1.7882[***] 2.1510[***] 2.1043[***] 2.0553[***] 1.9623[***]
1.9984[***]
1.7456[***]
（0.172）
（0.178）
（0.157）
（0.162）
（0.156）
（0.159）
（0.167）
（0.178）
回归观察值 3486 3486 3489 3489 3624 3624
3486 3486
R[2]
0.554 0.5550.569 0.569 0.5720.5730 0.5690.5721
注：1.***、**、*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率。
2.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模型1和模型2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方程中将竞争和产权联合起来进行考察，并分别去掉或加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类似地，模型3和模型4对应着竞争和治理的联合，而模型5和模型6对应于产权和治理的联合。在模型7和模型8中，我们将3个因素都引入到回归之中。通过分析，得出了4个结论。第一，较高的民营股份比例和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生产率，而竞争变量依然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即使将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产权和公司治理因素仍然具有显著性。第二，竞争和民营股权比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产品市场的高强度竞争对提高民营化程度较低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换言之，产品市场竞争与民营化程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性，产品市场的高强度竞争对民营化程度较高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较少。（注：负的相互作用表明，对于民营化程度较高的公司来说，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低，但对国有企业影响很大。这意味着，竞争对国有企业比对民营企业有更大的约束力。这可能与以下观点相一致，即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方面，产品市场竞争为内部治理和管理提供了一种替代机制。）第三，民营股权比例与公司治理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此可做出类似的解释。第四，竞争与公司治理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互关系。相关性回归分析表明，单个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的观点对中国经历的快速增长的解释是不完全的。它们都只强调影响公司生产率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它可能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它们都很重要，因而都应得到重视。而且，尽管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正效应，它们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在相关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文献中，这个结论是很新颖的。
在回归方程（2）中，我们也用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人均增加值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与表2所列示的结果相一致。这表明，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也对公司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稳定性检验
我们通过3种方式对表2中的结论进行了稳定性检验。（注：我们也用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并且得出了与TFP回归类似的结论。）首先，我们对行业（或城市）增长率与公司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为此，我们在回归方程（1）和（2）中用行业销售额增长率的平均值估算的行业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替代了行业虚拟变量。类似地，我们用城市GDP增长率替代城市虚拟变量。这些回归中的系数都非常接近表2中模型7的结果。这些增长控制变量与的表2的关键结论一致：产权和公司治理对于改善中国企业绩效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来处理已经提到的产权和公司治理变量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注：在有关的民营化和企业改制文献中，这一问题也被称为选择误差或共生性问题（可参见Djankov与Murrell（2002）所作的一份优秀调查报告）。）也就是说，运作较好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换句话说，一些无法观测到的公司特征会对绩效和产权/治理变量同时产生影响。为克服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回归方程（1）和（2）中引入了工具变量分析。具体地说，我们应用公司成立年限、债务/权益比率和公司规模等变量作为产权变量的工具变量，而用董事会规模和在股东大会上具有投票权的非国有股份比例等变量作为公司治理变量的工具变量。除民营股权比例的系数较小但仍为正的外，其他系数基本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这表明我们从模型1得到的重要结论是相当稳健的。
再次，我们在回归方程（1）和（2）中进行了控制固定效应分析。在认为产权类别效应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对竞争和公司治理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当对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后，民营股权份额和公司治理指数依然都具有显著性。
概况地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生产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各单个公司治理机制子指标中，管理决策指数和董事会指数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外资股权比例相对于民营及合伙制股权比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三个机制的相互间有显著的替代作用。相反，我们并没有发现竞争对样本公司生产率的显著影响。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和下面即将阐述的，我们不能轻易得出竞争对中国公司生产率的影响较小的结论。
五、进一步的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对比
在这一节中，我们分别讨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果。（注：我们也应用员工人均增加值方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分析是为了进一步对不同产权类别公司中的竞争和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对比。弄清楚竞争和公司治理之间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产权、竞争和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渠道。
表3提供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结果。我们注意到，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系数比国有企业略高，这表明国有企业在利用其存量资本方面可能不那么有效。所有回归方程的R[2]也非常高。为简洁起见，我们同样省略了回归结果中的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的系数。
表3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结果：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回归变量：产品附加值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OLS
OLS 2SLS
OLS
OLS 2SLS
资本存量
0.2153[***]
0.2324[***]
0.2322[***]
0.3582[***]
0.3775[***]
0.3686[***]
（0.035）
（0.035）
（0.032）
（0.020）（0.021）
（0.021）
劳动力存量 0.6861[***]
0.6716[***]
0.6639[***]
0.5999[***]
0.5832[***]
0.5729[***]
（0.051）
（0.051）
（0.049）
（0.031）（0.031）
（0.030）
竞争变量
0.0722[***]
0.0642[*]0.0656 -0.0003 0.0186 0.0151
（0.025）
（0.033）
（0.048）
（0.015）（0.025）
（0.082）
公司治理变量（0—9）：
0.1337[***]
0.1398[***]
0.0709[***]
0.1128
（0.022）
（0.039）
（0.017）
（0.069）
管理决策（0—2）0.3235[***] 0.1036[***]
（0.095）
（0.031）
董事会（0—4）
0.0118
0.1341[***]
（0.052）
（0.021）
透明度（0—1）
0.08670.0652
（0.087）
（0.059）
股东大会（0—2）0.2264[***] -0.1880[***]
（0.068）
（0.040）
交互作用效应：
竞争[*]民营股权份额
竞争[*]公司治理 0.0005 0.0002 -0.0058-0.0052
（0.008）
（0.013）（0.005）
（0.020）
民营股权份额[*]公司治理
斜率2.5087[***]
2.3859[***]
2.4283[***]
1.9047[***]
1.8339[***]
1.7854[***]
（0.306）
（0.289）
（0.293）（0.192）
（0.198）
（0.280）
回归观察值
1170 1170 1170
2319
2319 2319
R[2] 0.5136 0.5091 0.509
0.6178 0.6102 0.6055
第一阶段回归
公司治理变量
R[2]
0.7898 0.3055
注：1.***、**、*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率。
2.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第一，在国有企业回归方程中，所有的竞争变量系数都是正的并且非常显著，而这些系数在非国有企业回归方程中都是负的但不显著。这个结果表明，竞争对国有企业意义更为重大。这可能是因为由于内部的治理问题，国有企业需要来自市场的更多压力以促使其提高生产率。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清晰的公司产权特征已足以构成促使其关注生产率的压力。这个结论与我们先前的结论一致，即在我们的回归方程中，竞争与产权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尽管公司治理指数的系数在两个回归方程中都非常显著，但该系数在国有企业回归方程中的值远远超过非国有企业回归方程中的值。事实上，这种差异都在1.4—2.4倍之间。这个发现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公司治理比在非国有企业中要重要的多。第三，在模型1中两种类型的公司中，我们发现，两个管理决策指数在生产函数回归中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然而，国有企业回归中的系数要超出非国有企业回归中的3倍。这突显了赋予两类公司管理决策自主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第四，董事会指数在两个回归中都具有正效应，但只在非国有企业回归中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董事会在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难以有效运作。第五，股东大会指数在国有企业回归中具有高度显著的正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回归中则具有高度显著的负效应。这个结果颇为令人困惑。这可能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股东大会并未发挥其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应有的作用。
六、结论
本文采用中国5大城市700多家公司的最新的调查数据，对三种有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绩效问题的不同理论——竞争、产权和公司治理理论，分别进行了考察。第一，我们对各种观点单独进行了考察。对于竞争因素，我们的发现是多重的。首先在调查期间（1996—2001）内，竞争的强度与公司绩效间只具有非常微弱的相关性。然而，对于国有企业这个子样本来说，我们发现竞争对于提高企业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产权因素，我们发现，民营股权比例或企业法律属性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发现是与产权理论观点相一致的，即激励不足是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产权结构改革对公司很有益处。对于治理因素，我们发现：（1）更加独立有效的董事会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2）更加独立、专业的管理决策有助于大幅提高公司绩效；（3）在披露相关信息方面更加透明的公司，通常都具有较好的绩效和较高的价值；（4）股东大会在中国企业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用以上4个机制构建的公司治理综合指数，始终对公司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
接着，我们对三个因素进行了联合考察。我们发现：（1）即使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回归，产权和公司治理因素依然非常显著；（2）竞争与民营股权比例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3）产权和治理之间同样存在显著替代性；（4）竞争与治理之间未发现存在替代性。这些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单个产权和治理因素都是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但由于它们都只强调公司绩效中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其他更加重要的方面，因而都是不完善的。换言之，两个都非常重要，因而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最后，我们考察了竞争和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我们发现，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在董事会和管理激励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我们进一步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于改善国有企业生产率具有重大作用。
我们的这些结论在一系列的检验中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包括控制各个行业和城市的特征，使用不同的绩效变量，对内生性问题的控制，以及对各行业和各城市子样本的分析。显然，我们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与产权支持者只提倡民营化和公司治理支持者只提倡改善治理结构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大民营化程度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提高中国企业生产率和价值是密不可分的，对国有企业尤其如此。今后的改革应同时朝这两个方向努力，仅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必然会导致不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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