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在浙江衢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衢州论文,浙江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徽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4-0120-05
明清时期徽商遍布全国各地，在推进商品流通和国内市场形成中曾起过巨大作用。他们“行贾四方”，江淮苏松杭嘉湖及沿长江运河诸地皆是他们重点活动的地方。但亦“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①。
徽歙比邻浙江，沿新安江出境首达浙江。胡适说：“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期间各都虽不各走一路，然亦有偏重。”②浙江是他们首选之地，然衢州却不处于徽歙出境必经之地，但亦多有徽商的踪影。本文揭题为徽商在浙江衢州，旨在论述衢州虽不如江淮营盐能获巨利，但也不拒可在衢州寻求利润，凡有利可图的地方皆可往也，此藉以说明徽商的经营理念：凡可营生之地皆应去也。其次，衢州为龙游商帮的发源地，二大商帮可以在一地友好相处，互动互进，共谋商计，藉此说明这二大商帮的文化心态：在竞争中融合。第三，在衢徽商，长期经营已注意到将资金投入生产事业，拓阔了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藉此说明徽商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第四，徽商将徽文化带到衢州，落地生根，藉以说明徽文化的适应能力及其顽强生命力。有鉴于此，本文的主旨以徽商在衢州，以此为特例来论证明清徽商的经营理念和文化心态。
一 徽商在衢州经营的行业
衢州是地处浙江中西部的一个州府，辖有江山、常山、开化、西安、龙游5县，经济相对滞后，而宋室南迁时，孔府南宗随之来衢并长期定居于此，因而儒学比较发达。地理形胜：“南际瓯越，北抵歙睦。”③“图经云：衢州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辏。……郡为往来孔道，无事听商贾之通行，有事据要害以防守。”④当地资源并不丰富，以产木材等山货为大宗，商业也不十分发达，“富商大贾则未有也”⑤。但“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⑥。“商贾徧天涯海角，资财颇饶。”⑦明隆万时任知县的万廷谦说：“龙丘之民，往往半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⑧“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谚曰遍地龙游。”⑨这一商人群体在隆万时已十分活跃，成群结队往外跑，而本地经商尚在其次，徽商得以乘隙长驱直入，在衢府安身立命，与龙游商人和睦相处，各自施展才能在商场上竞争。
徽商素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⑩。在衢州亦以四者为主要行业，此外也兼及纸业等。
盐业：
衢州本地不产盐，多从沿海产地输入，徽商首先看中这个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几乎垄断了整府的盐业。最有名的盐商为明万历天启间的郑鹤旸。他先营盐，后习儒，贾儒结合，著有《榖似巵言》，喜与官吏儒士交游，与天启时任首辅的叶向高相友善，叶特地为他写了有名的《新安里记》。休宁吴暲，幼从父在杭，及长“以盐荚来常（山）”(11)。歙县汪文俊，崇祯十四年在龙游龙回陈村营盐，其子时明、时须扩大到湖镇营盐。(12)
木业：
衢州山区多产木材，尤以优质建材的杉木为著。徽商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经营木材的贩销。他们采用了特殊的商业经营方式，称之为拚木或拚山。这是集管理、砍伐、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商业经营。开化是盛产杉木的县份，据崇祯《开化县志》载：“开田少土瘠，不足一邑之食，惟栽杉为生，姜漆次之，炭又次之。合姜漆、炭当杉利五之一，而惟正之供与养生送死之需尽在其中。曾闻诸故老，杉利盛时岁近十万，以故户鲜逋课，莅开者颇称易治。数十年来杉利大损，缘徽商之拚本微，吴下之行货滞，既缾而转罍耻，斯襟捉而肘见。而开人耕读之外，不业工商，则无俛给仰取之途。”(13)拚木需有巨资储备，并需长时间经营始能获利，也只有眼光远大、资金雄厚的徽商始能承担，所以一旦当“徽商之拚本微，吴下之行货滞”，就使开化的木植业无法维持下去。西安、常山亦多有山林为徽商所拚去。王恒在常山，拚丁氏山林，“用银一千五百两”(14)。婺源江恭埙，“尝购木开化”，有一次“购其木六百金”(15)。东鲁古狂生《醉醒石》写到徽商程君，“常在衢处等府采判（拚）木植，商贩浙东南直（隶）地方，因此常住开化”(16)。
茶业：
衢州茶产甚多，但不如徽茶松箩茶名气大，于是徽茶商就采用衢茶加工，打上松箩茶招牌贩销全国。明人蒋叔存曰：“茶出金村者，品不在天池（茶）下，但所产不多，作手稍劣。妇子携囊满摘而归，任意蒸焙，不按火候。缘邑人椎鲁，不屑市远之利，剩叶在山为徽人采去，细剪缓炒，充入松箩以取倍直。京师有精茶品者，每过予啜，深加赞赏，世称顾渚。”(17)
典业（质铺）：
休宁商善营典当。程廷柱“创立龙游典业、田庄，金华、兰溪两处盐务，游埠店业，吾乡丰口盐业”(18)。程氏兄弟4人，二弟廷柏在兰溪营油业，三弟廷梓长驻省城协调商务，四弟廷枢往来江汉行商，廷柱居长，统揽全局。4人配合默契，是一个成功的家族性商业集团。
除了茶、木、盐、典4大行业外，徽商精微观察，因地制宜，凡有利可图，都会跻身进去。常山“球川纸擅利一方”，“每数岁大造官纸，发价数千万两，下变货获财既沾溉膏，亦土人一利孔也。……徽商亦得为之买办”(19)。
在衢徽商人数不寡，穷乡僻壤皆有他们匆忙行旅的身影，表明徽商愿意离乡背井至各地经商。汪玄棕次子良楷，“居三衢，职交易”，“独就常山为市”(20)。
二 熟悉和适应环境，创造新的经营方式
徽商经商的理念首先是熟悉和适应环境，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选择适当的行业从事于商业活动。
衢州“居深山者每有竹木之利，居大川者必有鱼盐之饶，而居通都大邑者犹有货物屯聚居积贸迁之益，此三者常（山）皆无之”(21)。此亦为衢州基本乡情，只有山林竹木尚可利用开发，于是徽商就选择了经营木植业。
树木成林非一日之功，必须长期育林始能为之，这就需有较多资财的预付。徽商既已看中木植业，就深入深山老林勘察木材资源，实施拚木或拚山。拚者就是将整片山林收购过来，签订协议或契约，订明区域、年限、金额等，场主出卖划定的山场及木植给徽商，徽商成为拥有山林砍伐权的买主，而场主（卖方）出让的仅是山场上的木植，山场的土地所有权不变。也有个别地方一次性买断山场所有权，因为木植成长期较长，卖主不肯赎回，看来这两种方式皆可存在。王廷元先生称：“拚买林木，砍伐售卖”，仅是出让木植的经营权，并不涉及山林土地所有权。他说：“拚买林木，又称‘拚山’就是将已经成材的山林成片地包买下来，由买主伐木售卖，木材伐尽后，将山场交还卖方。”(22)这里未说明未成材的草木如何处理？归谁所有？徽商李迪“广买山材，木尽还山，自谓子孙无穷之利，工佣无虑数十人”(23)。这就属于“拚木”、“拚山”的方式。而胡“履吉，……尝于大鄣买山百有十亩，田地六十亩，矿山二十余亩，多召佣工相土树艺，家道因之日裕”(24)。这是属于买断山林土地所有权，当已不属于“拚”的范围。就拚木而言，徽商亦需有较大的资金和较多的人力投入，非一般商人所能承担，“徽多木商，……资本非巨万不可”(25)。雇用一批人进山砍伐、管理、装载、运输、销售，若李迪就率“工佣无虑数十人”之众，形成一条经营的流水线。至清代木业已有同业公会，规范木材出山、出行的规定。近我收藏到一份清同治间木业公会的文书，虽不属于徽商在衢州的活动，但此一文书具有普遍性意义，刊布于此，以供研究者参考（因文书很珍贵，不易看到）。
拚木是徽商的创造，将商业资本离开了土地或高利贷，投资于木植业的资源开发，扩拓了商业资本的发展道路，将山林资源进行整合，这对山区经济开发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都具有很大意义。因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建房、建工场（或作坊），间接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拚木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过分的拚木也有负面效应，因为有些徽商拚木只管商业运作，不管山林培育，而场主只图眼前利益，又缺乏长期造林、育林的资金，没有整体规划，急功近利，遂发生滥砍滥伐现象，破坏了生态，山场荒废。江山县就发生木材“青黄不接”现象。“而种植非易，凡已经鬻木之山，必另须签种开搧培养蓄籙以为后来之地，但其递年轻费工食之用，为数甚烦，且远者四五十年，近者二三十年，方可问价于人。今山主多贫，得木价即费尽，或废不复搧，荆棘蒙翳，木亦不长，如此者十室而九，则将来杉之利亦微矣。”(26)雍正时开化县也有如此现象。“迩来刁民残害，木植难留，未满廿载即行召拚，拚后亦多不复植，不惟富者日贫，即乡民亦无栽插拨搧撑放工食，度日愈艰，输将愈缺。”(27)乾隆时，“近年荒山难种者最多，兼之三四十年一拚，本大利微，出息不如前矣”(28)。滥砍、盗伐、盗拚现象也时有发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为保障山林资源合理开发和防止生态破坏，康熙二十七年和四十年江山县官曾多次发布《商贩拚木批详》文告，尽量规范“拚木”、“拚山”的管理和经营。
三 徽文化在衢州的传播与再生
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很深的地域，重礼仪，崇儒学，民风淳朴，宗亲友善，就是商人经商致富后，亦多乐善好施。他们每到一地就会把徽文化中积极因子播撒于各地。衢州又是孔府南宗所在地，同根同源的中原文化很快就会融合在一起，这也有利于徽商在衢州落地生根，并藉此能更有效地求发展。
盐商郑鹤旸在衢州营盐多年，其人儒雅，亦贾亦儒，结交社会名流。万历时东阁大学士叶向高与郑鹤旸友谊甚笃，为他撰写《新安里记》：
定阳之有新安里也，盖鹤旸郑子创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鹾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氏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邱垄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额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吏部殷君宗器与郑子同里，至戚相友善，尝为余言郑子性孝友，气谊敦笃，颇有郭有道、徐仲车遗风，且长材宏略，雅志经世，间有所论述亦不类经生家言，殆伟士也。余心识之久矣，及余司铎南雍，郑子以祠部儒士加授中翰，寓金陵，因久与之游益稔，其令德冰操，始终无间，尝出新著《榖似巵言》质余，余读之又知为博物善作，迪信殷君之言诚不诬也。谈次及新安里事，辄神往之，今蒙予告南归，取道定阳，亟命刺相访，获至新安里观焉。往余尝由新安趋陪京访吾邑宰汪君，见新安门第阀阅甲于江南，今兹闾闬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安故里云。昔人居拟丰邑，乐操南音，皆惓惓有首邱不忘之意，故君子之兹里之创也。微独俾新安人士咸知有本不可忘，亦将使闻其凤者，莫不安乡重土而荣怀邦族，其为功于世道人心尤未可量矣。余既稔郑子之为人，又嘉兹里之创之有合乎仁也，因为之记。(29)
这篇情文并茂的《新安里记》，赞扬郑鹤旸为“令德冰操”的“伟士”，“天性孝友，气谊敦笃”，“长材宏略，雅志经世”，撰著了“博物善作”的《榖似巵言》，非一般商贾者流，是儒化的徽州儒商。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30)万历时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少师兼太子太师，天启时任首辅。堂堂位崇权重的名士竟为一徽商撰文，表明晚明官、士、商的界限已淡化，高官可以为商人写评赞碑记，(31)徽商也可以进入主流社会，与高官名流交游，平起平坐，引为知己，而高官也并不因此有失身份。这一现象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表明晚明社会已进入一个蜕变时期。
透过《新安里记》不难看出徽商、徽人已在衢州成为一大人群。据郑瀛《文公祠记》：“明天启七年，徽商诸先辈捐资鬻地，建祠于城之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同事者十三姓，合业者二十九人。”(32)仅常山一地就有徽商十三姓之众，新安里就聚集了数十家徽人。歙县凌仲礼，“少随父游之龙游”，“名大噪江湖间”(33)。王友标，“出游衢闽两浙间”(34)。章正浩，“往衢州贸易，以信义著闻”(35)。余文彬，“贾于衢……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衢人德之”(36)。姚加全，“贾于衢之常山，……捐银三百助赈，浙江巡抚奏给九品”(37)。此外如吴暲、吴士圭等都曾在衢州经商。上列是有姓有名记载于史志族谱的徽商，当为少数，而未入载者应更多于此，可见徽商在衢为数甚众。
这些侨寓于衢的徽商，他们把徽文化的种子散播在这片土地上，并与衢府土著融于一体。如徽商重文化，喜读书，乐善好施，既感染了土著人氏，也获得了他们的好感。吴士圭，“休宁人，孝友谦让，多长者风，岁饥赈粥，冬寒舍衣，桥梁道路多所修葺，入籍常山，数十年乡评推重，知县诸举正宾别驾，王公题志洁行芳旌之”(38)。吴暲，“休宁人，……来常喜土风淳朴，遂入籍。性慷慨，好行其德，旱则施粥，冬尝给棉，设姜茶济贫，行事有足称者”(39)。江恭埙，“尝购木开化，……生平好纲鉴，市肆中亦手不释卷”(40)。
《新安里记》充分体现了徽人重宗族、崇尚乡情里谊的心态。郑鹤旸之所以将徽人聚集筑居于新安里，以示“不忘本”，正是为了叙乡情的方便，故叶向高誉之为“合乎仁”，这正是徽州宗族社会之流风遗俗也。郑姓本是新安望族，移居于衢州后亦喜常聚集于一起，故有“新安里”之辟也。
今之浙商已名播全国，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支商人队伍，其实不难发现浙商经营理念中亦多有传承明清徽商优良传统之处，如不怕艰苦、远走他乡、诚信等。故俞樾说：“浙商多徽人。”(41)其言甚妥，诚哉斯言！
注释：
①万历《祁门县志》卷4《风俗》；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
②《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
③弘治《衢州府志》卷1《形胜》，《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第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康熙《衢州府志》卷2，《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5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
⑤光绪《常山县志》卷21《风俗》。
⑥天启《衢州府志》卷16《政事志》，《中国方志丛书》第582册，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83年版。
⑦天启《衢州府志》首卷《龙游县治图》。
⑧《申明乡约保甲条规》。
⑨万历壬子《龙游县志》卷5《风俗》。
⑩陈去病：《五石脂》。
(11)雍正《常山县志》卷8《人物》。
(12)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志》。
(13)崇祯《开化县志》卷3《赋役志·物产》，《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按：这节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非常重要，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注意及此，尔后有几位学者曾对此史料进行研讨。但是他们当时均未见到此史料的原始形态，都是从雍正《浙江通志》卷106《物产》上转引过来，尽管《浙江通志》注明引自崇祯《开化县志》，但将二志核对一下，发现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古文献亦需尽可能找到原始出处，并进行细致核对。
(14)《详状公案》卷2《断强盗掳劫》，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15)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
(16)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4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7)崇祯《开化县志》卷1《舆地志》。
(18)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程廷柱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66页。下凡转引该书者不再一一注明，仅注原引书名。
(19)光绪《常山县志》卷21《风俗》、卷28《物产》。
(20)汪道昆：《太函集》卷39《再从叔十六府君传》、卷43《先伯父汪次公行状》。
(21)光绪《常山县志》卷28《物产》。
(22)王廷元、王世华：《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23)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明故处士兰田质斋李公墓志铭》。
(24)绩溪《金紫胡氏家谱》卷首上《秉祥公传》。
(25)《蛇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26)嘉庆《西安县志》卷21《物产》。
(27)雍正《开化县志》卷3《赋役志》。
(28)乾隆《开化县志》卷5《物产》。
(29)雍正《常山县志》卷10上《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6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光绪《常山县志》卷67《艺文·文集上》，《中国方志丛书》第209册，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75年版。
(30)《明史》第240卷《叶向高传》。
(31)参见拙文《晚明的高官与商人》，《光明日报》2004年3月23日。
(32)光绪《常山县志》卷67《艺文上》。
(33)凌应秋：《沙溪集略》卷4《文行》。
(34)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4。
(35)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
(36)嘉庆《绩溪县志》卷10。
(37)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尚义》。
(38)(39)雍正《常山县志》卷8《人物》。
(40)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
(41)《九九销夏录》卷10《浙江商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