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社会中西经济周期性升降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中西论文,工业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学者均对前工业社会经济周期性升降问题展开过研究。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封建经济在运行中有起伏升降，他们以物价、人口的变化为根据，总结出11-13世纪为上升期，14-15世纪为下降期，16世纪又复上升，17世纪是下降期。他们主张这一变化的原动力是人口，被称为新人口论。中国传统经济的起伏被有的学者称为周期性危机，虽然也表现为物价、人口的变化，但多和王朝兴亡相关联。如果对二者进行深入研究，比较其相同与不同，可以更好地认识封建经济运行的模式。
一
西欧封建时代的历史学相对落后，其指导思想是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人类的尘世生活不过是赎罪过程。记载历史的大都是修道院中的一些修士，他们只知道修道院附近的若干史事，如果该修道院地位重要，则记载中就会有一些军国大事，否则就完全是地方琐事。①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和圭查尔第尼各自所写的《佛罗伦萨史》，也主要是一城一地之事，也不脱这种模式。西欧各国王朝更迭和中国的不同，一个王朝的家族绝嗣，可以从其他王国的王族中另选新君代替。有的王朝（如神圣罗马帝国）有名义上的选举制度，其王朝更迭更为频繁。所以王朝更换并不会引起政治、经济上的转变，而历史记载也不会以王朝更迭作为分期标准。富罗沙曾经说英国的国王，在两个英武之君间就有一个孱弱之主，并举爱德华一世和三世之间的爱德华二世为例。②不过这并无国王好坏和王朝治乱存在关系的意思。
19世纪是西方史学科学化的世纪。那时许多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给了史学以进步的依据和动力。对于中世纪史的分期，应该说是从经济史的研究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如李斯特写有《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指出各个国家的经济都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③喜尔得布兰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阶段（以物易物）；货币经济阶段，即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信用经济阶段。施穆勒又在这一分期上把货币经济阶段细分为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三个时期。④
真正提出封建经济分期的应是阿贝尔。他发现13-20世纪欧洲各国的农产品价格有一个大致相同幅度的起伏升降过程。于是他追寻这一过程形成的原因，起初以为这是由货币供应的多少造成的，后来吸收了马尔萨斯的消费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理论和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学说，归之于人口论的解释。⑤阿贝尔根据农产品价格的起伏，划分出西欧中世纪时期经济发展的曲线，即11-13世纪是一个上升时期，14-15世纪是下降时期，16世纪又是上升期，17-18世纪中期是下降期，18世纪中期又复上升。
波斯坦等对这些现象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波斯坦认为，11-13世纪，英国人口不断增加，新垦地不断开发，耕地面积增加，人口增多，对粮食需求日多，因此粮价上涨，但工资却在下跌。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垦，距离近便而又肥沃的土地大都已开垦完毕，人们转而开垦边远贫瘠的土地，土地越来越少，份地越来越小，地价不断上升，无地少地农民涌现。这时原有的耕地肥力递减，新垦地也因贫瘠而产量不高，于是“人口过剩”，现有的耕地养活不了这么多的人口，他们生活水平下降，无力结婚，稍遇天灾人祸则死亡相继。于是人口的增长自然停止，从14世纪开始逐渐减少，不久爆发了黑死病，人口更剧烈下降，劳动力短缺，有地而无人耕，大片土地抛荒，出现了“荒废的村落”，于是工资上升，农产品价格下降，经营农业不利，农业也进入了衰退期。经过缓慢、曲折的发展，人口和土地又取得了平衡，于是人口、农业又复发展，经济进入了上升时期。⑥
波斯坦综合土地、人口、物价等方面的关系，建立了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理论核心是人口，隐含人口是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思想，被称为新人口论。凡·巴斯也是依照人口论模式来写西欧农业史的。他认为19世纪以前，农业的发展过程即是土地与人口的脆弱平衡，这时农业技术和人口增长相比，不仅不能上升，反而下降，故人口增长往往导致饥荒。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是马尔萨斯主义式的。⑦凡·巴斯将西欧农业史分期为：农业繁荣(1150-1300)，农业严重衰退(1300-1450)，农业轻微恢复(1450-1550)，农业繁荣(1550-1650)，农业轻微衰退(1650-1750)，农业繁荣(1750-1850)。⑧另外，拉杜里用法国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农村经济发展，证明马尔萨斯主义的成立。拉杜里以法国的朗格多克地区为例，研究该地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即近代早期农业的发展变化，他把它细分为四个阶段，不过实际上也就是以1600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扩展阶段；到1600年进入成熟阶段，人口增长减速，生活下降，到1680年后经济即告衰退。⑨
对于上述概括，当然存在不同看法。如14、15世纪的衰退是否是封建主义危机，17世纪是否衰退、是否也是危机等。奇波拉认为16世纪不能笼统地称为黄金时代，而17世纪也不是危机重重。⑩可是在他的经济史著作中，仍然使用了这一经济的起伏模式。沃勒斯坦虽然也指出17世纪危机的许多争论，而且他也不是探讨经济史的长期趋势问题，不过他仍然使用了这些阶段划分来叙述自己的世界体系。(11)布罗代尔倾向于认为这一周期运动是存在的，而且认为“人口增长堪称是一股‘原动力’”。(12)他也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经济扩展意味着社会危机，甚至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他明确指出，当生产高涨时，群众的生活状况反而是出人意料地坏。而当危机出现时，群众生活却改善，不过他指出，这是以前一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为代价的。(13)
西方学者总结这一长时段的发展变化，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人口一方是需求，农业一方则是供给。而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就反映这供需二者的矛盾。供大于求，粮价下跌；求大于供，粮价上升。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所以也随着人口的多少呈反比变化。由于他们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出发分析问题的，所以他们观察的起点便是物价，而划分经济起伏曲线的根据首先也是物价的变化，这一点阿贝尔在他的书中一开始便说明，他是从找寻物价变动的原因而进行研究的，在否定了物价升降的货币原因后，就采取了人口说。(14)波斯坦也是一样，否定了物价的货币原因而采人口说。可是人口的升降和农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15)凡·巴斯也以为，随着农业的繁荣，人口便会增加，而这种需求的上升自会使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人口增加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这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大量劳动力也会促使需要劳动力的农业发展。相反，农业衰退往往是人口减少的结果。因为劳动力缺乏，所以实际工资相对要高，农产品价格下跌，需要劳动力的垦殖等活动也会不再进行。(16)但是，要把西欧、甚或整个欧洲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变化，根据物价、人口等指标整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各地区差异显著。但是这一阶段的工资并没有下降，而是上升，甚至实际工资也是上升的，这是因为此时经济特别繁荣的缘故。(17)凡·巴斯估计的实际工资也是上升的。(18)这和前面所引波斯坦工资下降的说法便不一致。于是才有刚才说的两次危机的不同认识。凡·巴斯经过整理，列出了从15世纪开始的这一长时段农业扩张与衰退两个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社会特征，现把它简化为表所载内容。(19)
这些特征当然并不是在各地都完全一致。在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2卷中，明钦顿即强调欧洲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为：16世纪时人口增长和接连几次饥荒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工业品价格上升较慢，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到17世纪，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农产品价格下降，工资保持不变，所以人们可以用同样的货币买到更多的食品。至于生活是否提高，明钦顿特别强调贫富差别的存在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清苦。(20)可见西方学者在判断封建经济起伏升降的时间上是比较一致的，但在判断经济上升与下降的各种标志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二
中国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分期与社会历史发展周期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很早以来就有王朝兴亡治乱的观念，尧、舜、禹、汤、文、武被认为是治世，桀、纣被认为是乱世，战国时期的孟子已经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以后的王朝兴亡更与君王的好坏、历史的治乱相联系，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周期，是循环往复的周期。李四光从中国的内战计算出一种周期。他的内战的定义主要是疆域性的，即发生于现在中国疆域之内的战争，种族、文化的差异是次要的。所以他把农民起义、封建王朝战争、对匈奴、鲜卑等的战争都算做内战。这样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每5年为一单位，然后画出历史的治乱轨迹。他计算出中国每800年大约为一周期。第一个周期是秦至隋的重新统一，第二个周期是从隋统一至明的重新统一，第三个周期是明、清时期，还没有结束。每一个周期的前期，时间约为540年，是政治统一安定、文化发展的治世，包括两汉、唐和北宋、明清三时期，然后就是少数民族入侵，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最后被迫迁都。至于形成周期的原因，李四光没有回答，他只是说有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作用，还需研究。(21)雷海宗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为古典中国，是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第二周从淝水之战开始，已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中国，长江、珠江流域日见重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每一周之内，可分为五期，大体是以朝代为分野的。(22)他们二人偏重于从政治、文化方面看问题，分期仍然是以朝代为中心的。
傅筑夫从经济上总结中国历史的特征，指出中国经济史上的周期与政治上王朝盛衰的周期基本一致，即王朝统一时一般即为经济上升时期，而王朝衰落、内乱外患频仍即为经济衰败期。他具体指出东汉末至隋文帝统一(184-589)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经济衰落期，以后有120余年的经济繁荣，到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经济又进入200年之久的衰落期，直到北宋统一(979)，经济才又发展。北宋时期(960-1127)中国经济大发达，但辽、金、元相继入侵，引起中国北方大破坏，南宋(1127-1279)150多年经济也得到发展。但元朝(1279-1368)中国经济又陷入衰退。此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沿着平缓的上升曲线，慢慢地向前发展，明清之际虽然有破坏，但并不严重。(23)胡如雷对中国经济史的周期性危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和生产过程的个体性，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它的周期性危机的社会根源。土地兼并使自耕农和佃农破产，使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对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于是往往爆发农民起义。经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打击，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缓和下来，于是生产又得以发展前进，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胡氏认为这一种危机“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是世界史上仅见的”。(24)胡氏的学说比傅的解释有更多的理论性，但也基本上是以王朝盛衰的周期为周期的。王守稼在对中国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研究中，提到了人口的问题，认为王朝初年，劳动力因死亡、流失而缺乏，于是鼓励繁殖人口，开垦荒地，发展经济。但人口的增长快于生产的增长，不久相对人口过剩出现，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绝对人口过剩，更加剧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人口大起大落与封建经济的大起大落基本一致，即他的人口起落和王朝的盛衰也是一致的。(25)宁可把中国封建经济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他认为人口不仅受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且也对社会发展、生产发展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他同意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生产周期性危机的理论，指出中国历史上每个强大的王朝，如汉、唐、宋、明、清等，初期人口迅速增长，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增长停滞，新旧王朝交替时人口急剧下降。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不同，表现为生产萎缩，有时会达一二百年之久。危机时期的表现是人口的停滞与下降，农业人口相对过剩，农业以外人口相对增加，所以工商业繁荣有时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经济衰退的表现。(26)这些论述提出了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但还缺乏具体的量化论证。
中国历史的周期性，费正清和拉铁摩尔对之也有过论述。(27)不过他们也基本上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亡周期，拉铁摩尔还谈到产生这种周期的原因，不只是统治的好坏，也涉及经济和游牧民族入侵等。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历史受到西方学者更大的关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把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欧洲人口、物价等联系起来，并且还试图寻求同样的起伏升降规律。在讨论到17世纪的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也探讨东方、亚洲是否存在17世纪危机或总危机。由于危机的概念十分驳杂，而且也被到处滥用，所以在东亚、东南亚，可以说都存在危机，其标志是人口下降、财政困难、货币（铜钱）短缺、王朝危亡等。(28)还有人想把14、15世纪的危机也和中国联系起来，主要是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和货币短缺方面来证明的。(29)
施坚雅也研究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周期。他根据城市大小布局把整个中国划分为9个大区，每个大区有一个中心城市，城市是所谓核心区，而远离城市的腹地就是边缘区，大城市还连接着中小城市。他认为各大区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而它们之间是不同步的，至于王朝的周期和大区的周期就更不同步了。(30)他举出华北大区8-13世纪的周期：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发展，到10-11世纪达到盛期，随即进入衰落期，1126年金人攻下开封，次年北宋灭亡，1194年黄河改道，大灾，接着是元攻金，华北大受破坏。1232年开封鼠疫，次年为元军所陷。整个13世纪，华北陷入了严重的衰落期。可是东南沿海区（包括今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13世纪却继续发展，14世纪才逐渐下降。(31)郝若贝把施坚雅的模式加以修改，如他把华北细分为东、北两部分，把岭南也分为三部分。他认为各大区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定居、发展、衰落、平衡。随着人口的多寡和耕地的开垦与否，中心和边缘在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速度。(32)郝若贝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阶段，似乎以人口多寡为其重要原因。他和施坚雅一样，强调城市的作用，所以经济发展是围绕着城市而展开的，他把洛阳、开封的建都看成华北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曹树基根据清代的实际资料，验证施坚雅模式，指出他的模式从史料到理论都有问题。(33)中国历史上地域广大，经济发展肯定不平衡，区域经济史研究会揭示出许多的不同来。但是要注意的是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也许更不平衡，如果它可以用人口、物价的起伏来说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那中国肯定也可以。吴承明指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一种方法，但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经济发展虽然不平衡，可是经济制度和政治、文化都是统一的，而且很早就有统一的市场。所以他不同意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和孤立性。(34)
近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有所深入。葛剑雄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变化出现过几次周期。人口从谷底开始，以较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以后增速减慢，人口逐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然后急剧下降，直到一个新的谷底。但这些周期没有同样长的时段，也没有同样的波动幅度，而且周期与周期之间也不一定是连续的。(35)葛剑雄强调用同样长的时段和同样的波动幅度来反映人口周期，这恐怕难以达到。但是，借助于人口的变化和我国初步的物价波动研究，我们看看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我们计划从宋朝开始，到清朝乾隆年间结束，大体与西欧10世纪到1750年的时段相符。
从宋朝立国开始，人口不断增加。吴松弟计算出，980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有687万户，约3710万人。到1109年（宋徽宗大观三年）这129年间，人口一直在上升，虽然上升的幅度有时不一，但年平均增长率为9.2‰，所以1109年为2088万户，人口约11275万人。12世纪开始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如中国北方地区在宋、金之际(1115-1130)的频繁战乱中，人口损失300余万户，约合其全部人口的40%。1234年，元灭金，更使人口由1207年的841万户减少到只有110万户，下降了87%，为历史上所罕见。南宋150余年间，人口在南方仍然增长，到1223年（宁宗嘉定十六年）是人口最多时期，估计有1450-1550万户，约8060万人。从1225-1276年，为元灭南宋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元朝改变了原来大肆屠杀的征服政策，所以人口损失不是特别大，还有人口1170余万户，而主要的人口损失在四川，因为四川对元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所以人口损失最多，达230余万户。(36)当然，史书所述在战乱中剧烈的人口下降，并非全部被消灭，而是包括了没有登记或者迁徙、逃亡的人口。还应该注意，有的人口损失估计可能过高，如元灭金时，北方人口下降了87%，即为一例。但无论如何，12、13世纪在中国是一个人口下降时期，这和西欧12、13世纪人口发展时期是完全不一致的。与此同时，在中国，这一人口下降时期也没有西欧那样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上升的任何记载，有的只是死亡相继，生产大规模破坏，社会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形。(37)
古代人口和土地资源当然存在密切的关系。中国在汉、唐之间，人口没有超过六千万，就在这一数字上下徘徊。宋代突破1亿，说明宋代生产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但正如吴松弟指出，一直到宋代，中国北方的人口并没有超过汉代最高值，即三千万左右，而人口的增加都是开发南方的结果。(38)南方原是卑湿卤劣之地，经过开垦，成为适宜水稻生产的大片良田，而水稻比北方的粟、麦等都要高产，所以供养了更多的人口。南宋时期土地面积还没有北宋的一半，而人口高峰时达到八千万。在南宋境内，人口分布也不平均。“吴、越、闽、蜀地狭人众”，由于人口增加，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缩小，一般在十余亩至二十余亩之间，多者也不过三四十亩，未有超过五十亩的。而当时人估计，一个五口之家，须有田三十亩，方才可以维持生活。(39)所以也许可以说，在南宋的某些地方，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开始显露。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适度人口压力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仍然看到南宋的一派繁荣景象。(40)当然，什么是人口压力，以及历史上何时出现了人口压力，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许多不同意见。(41)
明代人口，一般认为何炳棣的研究比较准确，即1393（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口六千万。元朝最高峰时（至正初年，约1341年）人口九千万，元末战乱和灾荒造成不小损失。(42)以后人口呈上升趋势，到1600年左右，人口最多，为1.5亿或者1.2亿。(43)曹树基认为明代人口高峰为1630年（崇祯三年），有人口19250万，这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44)从人口史的角度，看不出14、15世纪的危机，不能和西欧的经济波动相比附。从1580年（万历八年）开始，明代即陷入接连不断的大旱、鼠疫、蝗灾等灾害之中，然后爆发民变、农民起义，接着是满族入侵、大战乱、大屠杀，到1644年，即明朝灭亡之年，人口损失四千万。(45)清朝初年，仍然战乱不断，有清军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屠杀，还有郑成功父子在台湾、东南沿海的割据，三藩之乱等，据统计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十七年(1678)，南方人口损失达两千万。(46)所以，从人口减少方面看，17世纪可以说是一种危机。但从市场、物价等方面看，吴承明认为并没有17世纪危机。(47)以后中国人口在清代前半期一直上升，到1812年（嘉庆十七年）达三亿六千万。人口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有美洲的作物传入，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供应没有产生大的问题。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归纳出：中国的人口，10-12世纪初是上升时期，12世纪初—13世纪以至14世纪是下降时期，15-16世纪是上升时期，17世纪是下降时期，18-19世纪中期是上升时期。
中国历史上的物价，也有全汉昇、彭信威、梁庚尧、吴承明等的研究，不过应该说，它还只能是每个朝代的数字，做跨朝代的比较还不成熟。我们就从宋代开始。宋代物价不断上升，彭信威认为北宋一百多年间，物价上涨了一倍。(48)南宋的物价也是上升的。
全汉昇指出，北宋的物价变动有四个时期，即从北宋开国至真宗末年(960-1022)是物价下降时期；西夏战争开始后导致物价上升，时当仁、英二宗时代(1022-1067)；王安石变法又引起物价下降，约略为神宗、哲宗时代(1068-1100)；到了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宗时代(1101-1127)，物价又复上涨。(49)全汉昇只给出每个时期物价如米、绢等的例子，但是没有计算出平均值。彭信威估计北宋初的七八十年间，物价至贱，西夏战争起，财政困难，实行货币贬值，所以物价上涨；至和年间(1054-1056)西夏战争结束，物价逐渐平复。到了北宋末年，物价又复上涨。(50)他并且计算出每十年的平均米价。(51)从他的价格表看，也基本反映他们二人估计的价格波动趋势是一样的。
南宋的物价，有梁庚尧估算的江、浙米价长期变动趋势：自建炎(1127-1130)初到绍兴(1131-1162)中叶，正值抗金战争，国势艰难，米价较北宋末年为高，每升30文至60文；绍兴末至庆元(1195-1200)，米价下跌，每升12文至20余文；第三时期为庆元至端平(1234-1236)，米价再度上涨，每升40文至80文；到南宋末年(1238-1279)，米价飞涨，达每升200文至500文。(52)我们再引彭信威所做的每公石米价表，二者趋势也类似。(53)
明代的货币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银的使用。本来金、银在唐、宋时已经具有货币功能，但因为量小，所以流通不多。明初规定钞、钱兼行，但因为国家滥发宝钞，钞不断贬值，不久即不能使用。而这时正好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于是白银成为明代的正式货币，我们可以用白银来表示当时的物价。有全汉昇做的明代江南每石米价表。(54)彭信威计算的价格有多种，我们只选取两种：一种从洪武到崇祯历朝的每公石米价，一种是以每50年为单位，从14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前半期的每公石平均价。(55)吴承明也有根据全汉昇等研究结果做出的明代米价表，(56)因为差别不大，此处从略。综合来看，明代米价呈不断上升趋势。这样的涨价，似乎就不可以用人口增加来做解释。因为明代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如前所引，明初人口又下降至六千万，后来人口极盛时也不过一亿多（曹树基计算出的人口，因为包含少数民族等所以偏多），和宋代不相上下。所以需求并没有大的增长。这时物价的不断上升，应该归因于流通中白银的增加。(57)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白银计算，和宋代相比，明代的物价有大幅下降。明代的金价平均为宋、元的63%，米价为50%，而绢价只为38%。(58)这就是因为宋、元时不怎么使用的白银，到了明代，白银成为最主要的一般等价物，对它的需求激增，而白银的数量虽然比前朝有所增加，但和对它的需求来说仍然稀少，所以“钱重物轻”，物价下跌。(59)这也反映明代虽然政策上不重视商品经济，可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清代的米价资料较多，研究者也不少。今仍选取全汉异的清代中叶以前(1644-1795)江南米价表来统计。(60)清代上半期，经济逐渐发展，到18世纪可说是十分繁荣。这时人口可以说有一个爆炸性增长，从1亿跃升到3.5亿，但土地的开垦也不断进行，吴承明认为17世纪下半期土地开垦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所以人口才可以大幅增加。(61)由于人口增加，需求增加，所以粮食价格自然上升。乾隆末年比康熙中叶上涨了3倍。(62)
前贤估计的中国历代米价，基本趋势和人口的趋势相似，即在宋、明、清三代，从王朝初年起，人口逐渐上升，而米价也是逐渐上升的（中间的起伏忽略不计），这反映出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关系也许还可以使用。即人口一方是需求，农业生产一方是供给。人口不断增加，粮价也逐渐上涨。这和西欧的趋势一致。但中国人口的变化在王朝末年往往由于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流行，或者外族入侵，战争频仍，于是人口大量减少，到新的王朝才逐渐恢复上升。因此封建经济的变化，就仍和王朝盛衰紧密联系；与胡如雷、宁可的估计有一致性。
关于物价升降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也有初步的研究。全汉昇在论及北宋物价涨落时谈到人民生活问题。他认为960-1022年物价下降时，消费者可以丰衣足食，可是对于生产者——农民来说，却“谷贱伤农”，不过幸亏当时土地广大，物虽廉而产量多，买者觉其乐，卖者亦不觉其苦。可说物阜民丰。到了1023-1067年物价上升时期，官吏还衣食不足，小民则死损不少，只有滑商贪贾，乘时射利。1068-1100年物价下降时期，“钱荒”、粮食供过于求、“谷贱伤农”的呼声到处都是，工与农“独受其弊”，而消费者却从物价下降中得到好处。北宋末年，物价再次上涨时，得到好处的人就很少，大部分民众都深受其害了。(63)梁庚尧分析南宋米价涨落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时，也指出贫富差别对他们的影响很是不一样。无论米价上升或者下降，富人都可以从中捞取好处，而穷人却是深受其弊。(64)清代自康熙后期开始，人口不断增加，物价也不断上升，不过方行等的研究却证明，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时期内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并不是越来越下降。这些都和西欧粮价上涨、工资下降的模式不同。(65)
三
前工业时期中国、西欧社会经济发展都有波动起伏，但很难说有相同的周期。前已指出，西欧11-13世纪的经济是上升时期，可是中国12-13世纪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经济属于下降期，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尤其明显。14-15世纪的西欧是经济的下降期，中国的14-15世纪是明朝的前半期，虽然经济没有宋代活跃，可是相比13世纪西欧的大动乱、大破坏，还是一个经济恢复、发展的时期，说不上危机。(66)17世纪的中国和西欧倒都是政治混乱、经济下降的时代，但是吴承明先生否定中国的17世纪危机说。
西欧封建经济运动的解释是人口论，人口上升，自然要求供应增加，于是土地开辟，农产品增多，需求增加的压力使得粮食价格上涨，可是人口增加，也就是劳动力的增加，供求关系自然使得工资下降。这一假说的不足之处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西欧中世纪的农业生产落后，单位面积产量基本不变，农产品的增加只能依靠耕作更多的土地，实际上就是说农产品的供应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所以价格上升。如果农业技术改善或者土地开垦的速度很快，农产品大量增加，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那么依照供求规律，价格就会下降。所以农业生产、人口、物价的关系并非只有如波斯坦规定的一种可能性。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证实西欧中世纪的农业技术也有进步，凡·巴斯在前引表格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可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虽然农业生产率会有上升，但上升幅度微小且缓慢，改变不了人口和粮食的基本状态。人口论假说的第二个缺点，就是从供求关系出发估计人民的生活，他们主张经济上升时期因为工资下降，所以民众的生活反而变坏。其实当时大多数的农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工资升降不会对他们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现在还很难打破王朝体系做长时段的比较。如以上文北宋情况为例，则和西欧不同。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时，物价下降；大灾大变、生产破坏时，物价上升；而物价下降当然给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物价高涨使人民生活困苦。这样，前工业时期经济发展的表现，中、西不同。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发展、物价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上升，这才是太平盛世，怎么能说经济发展时期带来的是物价高涨、人民生活下降呢？可是西方的这一现象又是建立在计量的基础上的，经过了许多学者的细心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如何认识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萎缩，经济上升、下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布罗代尔指出，农业社会的经济周期是沿用工业社会的周期学说，并且可以成立。(67)只是现实的研究证明这种周期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频率，所以正确一点说它是一种起伏波动。欧洲的经济起伏的研究是从物价开始的，然后归结到人口上。即认为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根据人口的增减呈现波动的。波斯坦曾经问道，“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68)人口学家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有一种平衡机制，在农业社会中，这种平衡机制表现为，波动较大的死亡率控制着比较高、较为稳定的出生率。在正常情况下，死亡率比出生率低，人口倾向于增加。但是，灾难性的死亡高峰夺去了“多余”人口的生命，然后开始了新的循环。(69)人口为什么会发生波动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归因于资源的制约，即土地的生产力。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口与资源（当时主要是土地）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无论是马尔萨斯的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还是博斯鲁普的人口压力促使粮食增长，总之粮食不足和与之伴生的天灾人祸是人口从倾向于不断增加转向下降的原因。
中国宋、明、清三朝的长期经济起伏，如果从前面人口与物价的初步估计来考察，则和西欧有一致处。即都是人口不断上升，同时粮价也不断上升。可是这证明不了如布罗代尔所说的人口是发展原动力的观点。因为中国的人口升降同王朝兴亡有更大的关系。以人口论为基础建立的西欧封建社会发展节律可以说是从经济着眼的，对其他政治、社会、文化因素都不太注意。其实封建时代生产力不够发达，经济力量相对有限，政治因素等也许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这也就是应该建立封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治世与乱世和政治动乱、战争、天灾紧密联系，而西欧经济的下降最为明显的也是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的破坏。中国史学传统上认为王朝兴亡治乱和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就反映了政治、战争破坏、天灾人祸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胡如雷提出的土地兼并导致生产下降、经济衰退的观点，估计到了生产关系的作用，但还需要多一些实证，如佃农的生产力为何不如自耕农；土地兼并如何使耕作粗放化；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标志还是生产萎缩的标志？已经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厉害，因为既有导致土地集中的因素，也有使土地分散的因素，这样发展的结果，中国历史长期、整体上形成地权分配的一种常态：即地主和农民占地的比率大体稳定，人们想象的地权不断集中的趋势实际上不存在。(70)
近年来李伯重、李中清等认为，人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产生像西欧那样的效应。中国的江南是人口密集之区，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宋到清前期，仍然不断提高，没有产生过密化现象；而且劳动力不是过剩，反而不足。(71)这也许是中国农业实行的是集约化生产，所以人口更能体现出作为生产力的一面，而不是消费者的一面。也许就是因为中国的集约化农业生产的特点，导致了和西方封建经济发展的不同表现。这还需要更详细和全面的论证。
判定前工业社会经济上升与下降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是物价、人口、生活水平；还是王朝的兴亡治乱；还是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和与之相反的情况。而经济在发展中为什么要上下波动，造成这一波动的原因又是什么，都还可以说是未知之物。也许比较研究能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国古代史如果在这方面加以深入研究，定能做出许多结论，有助于对世界历史规律的认识。
注释：
①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5-290页；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东北师大历史系等单位合译，油印本，1985年，第35-39页。Paris Matthew,Grand Chronicle,vols.1-3,New York:AMS Press,1968.J.Froissart,The Chronicle of England,France and Spain etc.,New York:E.P.Dutton,1908.
②J.Froissart,op.cit.,p.10.
③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5页。
④Е.В.Гутнова，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1870-1917，Москва，Выс，шк，1985，c.131.
⑤W.Abel,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From 13[th] to 20[th] Centurie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8,pp.3-4.
⑥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朗立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章，第7节。
⑦B.H.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 A.D.,London:Edward Arnold,1963,pp.11-13.
⑧Slicher van Bath,op.cit.,p.113.
⑨E.Le Roy Ladurie,The Peasants of Langudoc,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6,pp.290-295.
⑩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贝昱、张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页；C.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W.W.Norton,1994,p.232.
(11)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页；第2卷，第6页。
(12)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15、318页。
(13)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81-82页。
(14)W.Abel,op.cit.,"Introduction."
(15)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第52页。
(16)Slicher van Bath,op.cit.,p.116; W.Abel,op.cit.,p.92.
(17)W.Abel,op.cit.,pp.31-34.
(18)Slicher van Bath,op.cit.,p.106.
(19)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高德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2页。
(20)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79-83页。
(21)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李四光全集》第8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雷海宗：《断代问题和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3)参见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2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18页。
(25)王守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6)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光明日报》1982年6月21日。
(2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孙瑞芹、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5-78页；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1-351页。
(28)W.S.Atwell,"A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vol.24,no.4,1990,pp.661-682; N.Steensgaard,"The Seventeenth Crisis and the Unity of Eurasian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vol.24,no.4,1990,pp.683-697；还可参看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3页。
(29)William Atwell,"Time,Money and the Weather:Ming China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no.1 (Feb.2002),pp.83-113.
(30)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14页；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1)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第3-10页。
(32)R.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 (Dec.1982),pp.373,375.
(33)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3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35)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36)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9、374、383、366-368页。
(37)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第315-319页。
(38)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634-635页。
(39)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87页。
(40)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639-642页。
(41)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91页。
(42)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391页，曹树基调整为7千万，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43)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9页。
(4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281页。
(4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405-452页。
(4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4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37页。
(4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7页。
(49)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书院，1972年，第30页。
(5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43-445、451-457、465-467页。
(51)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7页，彭氏的数据包括两宋时期，采用二百多种记录，并且剔除了不正确的部分。不过许多是正史上的笼统记载，具体的数字较少。彭氏曾指出，英国13世纪有具体交易记录，如罗杰斯引用的13-14世纪140年间有七千多种小麦价格；中国的价格数字大多来自各朝实录和奏议等，是间接史料。但他认为如加以选择，也可以更好地反映物价的长期趋势，参见该书第702页；王仲荦搜集两宋期间粮价270多种，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参见氏著《金泥玉屑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52)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244-245页。
(53)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7页。
(54)参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香港：新亚书院，1976年，第186-187页。
(5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705页。
(56)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13页。
(5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7-711页。
(58)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第190页。
(59)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第207页。
(60)参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510-511页；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50-851页。
(61)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46页。
(62)洪璞研究江苏吴江县明清米价，其趋势与全国情况相似。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0-71页。
(63)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37、46、66、80等页。
(64)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246-256页。
(65)方行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下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5章；李中清等：《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和中国的现实》，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47页。
(66)有人认为明成祖时中国经济甚至起了引领14世纪欧亚经济走出困境的作用，但1440年后中国的经济也发生困难，1470年后才逐渐复兴，而衰落的原因就是明成祖对外开拓过甚。Atwell,op.cit.,p.95。
(67)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4页。
(68)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69)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黄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4页。
(70)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参见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7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33-344页；《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34-435页；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如赵冈即认为苏南乃人口过剩之区，参见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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