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贵州建省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是贵州的战略地位所决定。贵州建省在贵州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贵州 省
元代分全国为腹里及十一行中书省，今贵州之地，当时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实为三省毗连的极边之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始为一省，成为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之一。有明一代，除北京、南京而外，建立省一级行政区的只有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广（包括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而东北三省、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均未有省区建置。
贵州建省之初，幅员狭小，仅有1宣慰司、8府、3州，即贵州宣慰司并思州、镇远、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思南、石阡、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八府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境的三分之一。建省63年即成化十二年（1476年）始增设程番府（后改贵阳府），弘治七年（1494年）开设都匀府，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分播州地置平越民府，次年升安顺州为安顺府。终明之世，贵州有10府、9州、14县，约相当于今贵州面积的2/3。是时，乌撒和遵义二军民府尚属四川，荔波县及黔西南部分地区属广西，天柱县及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属湖广，直到清雍正三年至五年间才拨属贵州。
“地广人稀”是明代贵州的一个显著特点，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辖18卫2所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司府有“民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军民合计不过51万多丁口。
由于地狭民稀，经济不发达，“纳粮不多，军卫屯田所贮，不支半年”，因而财政窘逼。据查，全省每年所征军卫屯科粮及府州田赋，通共不足20万石，入不敷出，不得不仰给川、湖、云南协济。湖广每年坐派解纳贵州粮米12.24万石，四川解纳10.97万石，另由播州、乌撒、乌蒙、镇雄、东川诸府交纳3.17万石，通计为25.91万石，约占贵州财政收入的60%。故明代志书说：“贵州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全省赋税不如中州一大郡”，“诸所应用，大半仰给川湖”。
若按土地、人口和赋税条件，贵州本不足以建省，然终究列为13布政司之一，而且在此后500余年相沿不改，其中有极深刻的原因。贵州建省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是它的战略地位，尽管历代省区累有分合，而贵州依然不变。自贵州建省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影响极为深远。本文拟从建省原因和建省后贵州的发展两方面来阐明贵州建省的历史意义。
一
综观全国形势，自唐宋以来，江南经济迅速赶上北方，西南地区也有较大进步。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两湖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云南则是南诏、大理崛起，广西亦为边防重地。元代武功极盛，势力达于西南边疆，在西南设置行省和推行土司制度，但元朝仅存80余年，统治未能深入。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国势日强，自然要着手经营西南，谋图加强对西南的统治和云南边防的巩固，于是看重贵州的战略地位，把它视为连接湖广、四川、云南、广西纽带，使西南结成一个整体。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高耸于四川盆地、两湖丘陵和广西丘陵之间，境内山岭重叠，形势十分险要。从地理位置上看，贵州东临荆楚，西接云南，北倚四川，南濒广西，南来北往，东出西进，莫不以贵州为冲要，实为“西南之奥区”。明初在元代大兴“站赤”（驿道）的基础上，大力修整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及川黔滇诸驿道，四条驿道干线在贵州形成十字交叉，致使贵州成为西南交通的重要枢纽，在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说：“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飘驰葭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噤吭且为我所益矣！所谓以攻则疆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对此，田雯在《黔书》中特别强调：“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国家数十年来，亦知荒落之壤无可供天府之藏，犹且日仰济于他省，縻金钱而不惜，怀柔之道固如是也。”可见，明清两代在贵州设省，主要是从战略形势着眼。
贵州对于云南，尤其重要。云南远在西南边陲，自爨氏称霸以来，长期自雄一隅，唐有南诏，宋有大理，元朝虽有行省之设，但情况复杂，边防并未巩固。明朝建立以后，云南仍在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统治之下，自恃地险路遥，不肯投降。朱元璋为使全国统一，从洪武二年（1369年）起，七次遣使往云南招谕，但均无功而还，竟至杀害使者。针对梁王的顽固态度，待全国形势稳定以后，便决定用武力平定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朱元璋谕文武大臣；“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孳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置隐匿，在所必讨。”然其用兵，无论取道湖广或巴蜀，势必都以贵州为喉襟，于是确定“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方针。经过一番精心劈划，九月初一日，朱元璋在奉天门谕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石副将军西平侯沭英等：“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军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旅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官兵径趋大理，先声已震，势将瓦解。”
为了稳定后方，孤立梁王，朱元璋首先遣人诏谕贵州土司，争取他们的支持。就在九月初一日，遣使赍敕符谕播州宣慰使杨铿：“今大将南征，多用战骑，尔当以马二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又谕金筑安抚司长官密定：“尔密定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战，甚诚可嘉，故特遣使往谕。侯班师之日，重劳尔功。”贵州各土司深明大义，或献马，或纳粮，或出兵，以播州宣慰司2万士兵为开路先锋，往征云南。
九月二十六日，傅友德兵至湖广，先遣平凉侯费聚领兵直奔普定，分据要害，堵住云南出口。继又分遣都督胡海洋帅偏师5万由永宁（今四川叙永）趋乌撒（今贵州威宁），与主力于曲靖会合。十二月二十一日，傅友德等率大军自辰、沅进入贵州，过偏桥（今施秉），据贵阳，克普定（今安顺），下普安（今盘县），云南震恐。梁王闻讯，即刻派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10万驻防曲靖。十二月二十六日，傅友德军至曲靖城下，逼梁王决战，败达里麻于白右江，乘胜入昆明，占大理，云南一举平定。由此可见，夺取云南，必重贵州。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十四日，攻克云南的捷报至京，朱元璋遣使谕傅友德等：“比得报，知云南已克。然其区处布置，尚烦计虑”，最使他感到忧虑的是，“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当时，霭翠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在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大，且因其为彝族，与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普定、普安土司声息相通，若霭翠不尽服，势必造成中梗。一旦贵州发生变乱，即令占领了云南，而粮道中断，后援不继，明军在云南必然势孤，“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所以，要巩固其在云南的统治，必须全力稳住贵州，首先取得霭翠等的支持，解除后顾之忧。正是因为镇守云南、巩固边防必须以贵州为后盾，所以在云南平定后31年即建立贵州布政司。
建贵州布政司的目的，是为了“开一线以通云南，郭子章《黔记》说：“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在这里，驿道具有特殊意义，发号施令，通达边情，调兵遣将、运输粮秣、接送官员、进京朝觐及运送滇铜，均以驿道畅通为先决条件。贵州为：“驿道所经”，控扼云南的进出，由湖广通往云南和由四川进入云南的驿道都必须经过贵州。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实际上是由湘黔驿道和滇黔驿道组成，在平溪（今玉屏）入境西行，中经镇远、偏桥（今施秉）、兴隆（今黄平）、清平（今凯里）、新添（今贵定）、龙里、贵阳、威清（今清镇）、平坝、普定（今安顺）、安庄（今镇宁）、关岭、尾酒（今晴隆）、新兴（今兴仁），在亦资孔（今盘县边境）入云南境。川滇黔驿道，自四川永宁（今叙永）开始，西南经赤水（今毕节赤水河）、层台、毕节、乌撒（今威宁）、黑张（今赫章）入云南境。在贵州的各驿道中，以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为大动脉，运输最为繁忙，而川黔滇驿道亦是重要路径。万历间，贵州巡抚王缉、巡按马呈图在《移云南协济议》中写道：“查得贵州驿站，万历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终止，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以十分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只及三分。至于上六卫、西四卫各驿站不过数千，尽皆云南过客，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可见，驿道对于云南，事关重大。
为了确立云南道路的畅通，在驿道沿线设立卫所，派兵保护，这可从卫所的布置上明显看出。贵州卫和贵州前卫设在贵阳，拱卫都司，控扼四条驿道。贵阳以西的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定六卫，史称“上六卫”，驻守黔滇驿道。贵阳以东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六卫，史称“下六卫”，除都匀卫在黔桂驿道上而外，其余均在湘黔驿道上。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史称“边六卫”，分布在湘黔边境以扼入黔孔道。西北一线乌撒、毕节、赤水、永宁四卫，史称“西四卫”，驻守川黔滇驿道。鉴于贵州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卫所最为密集，全省共24卫，当时，地面辽阔的四川，总共只设立17卫、23所，云南地处边陲，亦不过20卫、20所。广西的卫所远不如贵州之多，仅10卫、22所。至于地跨两湖的湖广，虽有27卫，而其中平溪等6卫却设在贵州。如此布置，在于关系西南全局和云南边防。
由于战略上的需要，稳固贵州，势在必行，为此，朱元璋在贵州采取了以下几个重要措施：第一、大兴屯田，令卫所官兵“屯田自赡”以足军粮，又令商人召民垦种以粮换取盐引，还以“移民实边”的办法招徕民户，于是，军屯、商屯、民屯勃兴起来，为贵州建省奠定经济基础。第二、贵州是土司集中的区域，要安定贵州必须安抚土司，于是将元朝所置300余处蛮夷长官司加以归并、改置，设立贵州、播州、思州、思南4宣慰司及9安抚司、94长官司，“以土官治土民”，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因此，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的改流便成为贵州建省的开端。第三、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元璋制定了“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的“安边”政策，大力推行儒学教育，辅以佛、道，目的在于“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使少数民族“归顺朝庭”。作好了这些准备，贵州省的建立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贵州建省后，它在战略上的地位更显得重要。万历年间的“平播之役”和天启年间的“奢安事变”，波及西南，使朝廷为之震惊，以数省兵力方使战事平息。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退到西南，与永历王朝联合，致使贵州成为抗清中心。护国战争由滇、黔发起，影响全国形势。在红军长征中，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转战贵州，抢渡乌江、四渡赤水，召开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抗日战争中，贵州成为祖国的大后方，并成为西南公路运输的交通枢钮。解放战争中，进军大西南，首先夺取贵州，然后北上四川，西取云南。本世纪60年代，中央把贵州列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区之一，在贵州建立航空、航天和无线电通讯基地，并使贵州成为西南铁路的枢钮，更显示贵州在战略上的突出地位。随着建设的发展与科技进步，贵州的资源将获得巨大开发，成为全国的能源矿产、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国家“公园省”。
二
在贵州历史上，贵州省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贵州由三省的极边之地一变而为省级行政区，事实上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不仅结束了几省政令不一，相互推诿、相互肘制的局面，而且，有关贵州的事宜，和其他12布政司一样，被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引起重视。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渗透，“土流并治”逐渐向着流官一端偏转，土司的壁垒一个个被打破，流官统治日益扩大，治理上渐渐“比同中州”，缩小与内地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讲，贵州省建立的过程，实际上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永乐十一年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以其地分设思州、镇远、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思南、石阡、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8府，以此作为建省的开端。万历二十九年，将播州宣慰司改流，分设遵义、平越二军民府。崇祯三年（1631年），以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氏亲辖地置开州、贵阳府亲辖地及敷勇、镇西2卫。其间，州县多以土司改置，例如：改普安安抚司为普安州，改福禄永从长官司为永从县，改施秉长官司为施秉县，改麻哈长官司为麻哈县，改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为独山州，改思印江长官司为印江县，改清平长官司为清平县，改镇远金容金达长官司为镇远县，以程番等13长官司地置定番州，改铜仁长官司为铜仁县，改真安州长安司为真安州，改播州长官司为遵义县，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以容山长官司地置湄潭县，以瓮水、草塘二安抚司地置瓮安县，以余庆、白泥二长官司地置余庆县，以龙泉坪长官司地置龙泉县，以水德江长官司地置安化县，如此等等。这一过程，一直延续至清，如：顺治年间平马乃土司置普安县，康熙年间革除贵州宣慰司而分设大定、平远、黔西3府，又将乌撒土府改为威宁府，自雍正“改土归流”后，在未入职方的苗疆新开古州、八寨、丹江、清江、都江、台拱六厅，以后又增设归化、郎岱、长寨、松桃等厅，割广西泗城土司红水河以北之地入贵州建兴义府。
其次，自明代建省以来，贵州的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标志之一，是驿道的开通。驿站递铺的增设及府州县大道的开辟，使贵州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产生了三个重要后果：第一、把贵州纳入了全国的交通网络，无论到北京、南京或其他各省，都有驿道可通，这不仅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贵州的开发环境，既有利于人、财、物力的引进，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第二、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驿道干线在贵州交会，使贵州成为西南的咽喉重地，从而提高贵州在西南及全国的战略地位。第三、驿道和大道加强了贵州境内各地的联系，贵阳成了“万马归槽”的地方，因而能发挥其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中心幅射作用。标志之二，是由于大规模的移民，贵州人口急骤增长。在“移民就宽乡”的方针下，促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劳动力向地广人稀的地方流动，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现象。大批汉族移民迁来，这对“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说来，增加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加快了贵州开发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及川、湖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文化带进贵州，加大了开发力度。标志之三，是把本地传统的开发方式与全国接轨，沿着“中原式”的道路前进，改变了开发手段，因而把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牛耕及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农田水利的兴修、包谷、洋芋、蚕桑及其他新品种的引进，经济作物和蔬菜果树的栽培，人工造林的发展，给山地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金矿局、水银朱砂场局、冶铁所、杂造局、织造局的出现，外地工匠的源源进入，手工作坊的兴起，“中原式”建筑的发展，都标明贵州工矿建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城市商业的兴起，集市贸易的扩大，食盐运销和木材、土特产外运的发展，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都是建省以后出现的新面貌。
其三，贵州自建省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总的趋势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并使残存的奴隶制和原始公有制迅速瓦解。屯田是引起变革的一个重要基因，民屯和商屯采取了召民垦种收取地租的形式，军屯也以征收屯科粮的方式组织生产，特别是到了后期，屯田制度破坏，屯官侵吞公地，科田日益发展，逃散的军户转化为佃农、雇农，而屯地又吾民耕种。所以，自明代中叶以后，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周边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邻近四川的播州，地主制庄园迅速发展起来，仅杨氏土司就有庄田145处、茶园26处、蜡崖28处、猪场11处、鱼潭13处，召引当地土民及外来游民为佃户，这种情况在思南一带也有发生。从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废除开始，到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实行“编户齐民”、“计亩升科”，“召徕流民”，土地得以自由买卖，为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与清代的“摊丁入亩”，要求农民为贷币交纳赋税，促使地主经济蓬勃发展。经过明清两代的变革，封建地主所有制在贵州基本确立。
其四、自贵州开省以来，中原文化广为传播，人才不断涌现出来。明代儒学教育勃兴，府州县及卫所办起了官学，各地又办起了书院、社学和义学，农村中每有私塾。与此同时，在贵州“开科取士”，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明以前贵州著名的人物不多，而自建省以后，人才辈出，渐比中州，名臣若何腾蛟、丁宝桢、李端棻、黎庶昌，文学家若杨龙友、谢三秀、周渔璜、郑珍、莫友芝，理学家若孙应鳌、郑芝同，史学家若莫与俦、黄彭年，还有治水专家蔡棻、陈法等等。到了近代，更出现许多全国知名的人物，如革命先烈邓恩铭、周逸群、邝继勋、王若飞，龙大道，国民党军政人物何应钦、张道藩及谷氐三兄弟，文学家谢六逸，艺术家姚华、严寅亮，地质学家乐森琛、丁道衡，土壤学家熊毅，教育家黄齐生等。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悟道”成为王学的重要起点，并在贵州发展了一批王门后学。明未清初，中原丧乱，许多高僧和名士流入贵州，佛教禅宗鼎盛，对贵州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清代中叶，遵义的沙滩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区，涌现出一个以郑、莫、黎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维新变法时期，贵州思想活跃，在“公车上书”签名的600余人中，贵州人有80余名。以上事实说明，贵州建省，文教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