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探析
周甄武a,b， 李荣荣a， 朱超君a
(合肥工业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合肥 230009)
摘 要：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是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有着严密的生成逻辑、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逻辑;思想内涵;理论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多个重大政治和外交场合提及、阐释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思想体系。相应地，学界始终给予极大关注，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尚待深究的地方，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等，本文试将在此方面作些探讨。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把握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是领会其思想内容的前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国内国际场合提到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达百次之多，涉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几十个国家、地区以及跨地区国家和组织[1]。纵观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间、场合和内容，可看出其中的逻辑。
首先，习近平是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由国内到国际来提出、倡导、阐释“命运共同体”的。从国内看，一是体现在用来发展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上。旨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十八大报告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二是体现在用来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旨在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他说：“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
从国际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涵摄由近及远的三个层次：其一是中国与他国构成“双边型”的命运共同体，如分别与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越南等构成的共同体。其二是中国与部分区域国家或周边国家构成“区域型”或“周边型”的命运共同体，如分别与非洲、亚太经合组织、周边、中阿(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构成的共同体。其三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习近平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以及在2017年年底在世界政党大会上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个层次的共同体。由此，国内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国际三个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一个由近及远的同心圆结构，其间关系可以用习近平这样的话来诠释：“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3]。
其次，习近平从现实社会、网络空间两个世界，由现实社会到网络空间提出、倡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前所述，习近平不仅在现实世界的多种场合提出、阐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还将其延伸到网络空间，提出、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14 年，他在给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2015 年访美四天四提网络安全与中美网络合作、同年 12 月在以“互连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2016年在以“创新驱动 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讲话、2017年在以“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等，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倡导先是在现实社会，然后又将其延伸到网络空间，再将两者统合起来加以凝练概括，最终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方略。
判定一思想的理论价值，主要看其在思想源流过程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方略，它的形成既有现实的基础，也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溯其源流，方能确定其地位，彰显其理论价值。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
逻辑与历史具有一致性，上述逻辑则体现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当中。循着这种逻辑，聚焦其形成过程中的节点，我们可以完整地把握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
但我知道，古意属于长相迷人的那类男人，因为这么多年来，康美娜同我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古意：他的英俊、他的多情、他的魅力……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总体上看，它统括多个领域，涵摄多个层次。首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统括了政治、安全、经济、文明和生态等多个领域思想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4]。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一步丰富了其内容。体现为：一是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即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作出努力；二是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即通过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五个方面来实现；三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预期实现五个方面目标，即建设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17年11月，在习近平所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对上述思想内涵进行凝练、概括，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至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正式确定下来，具体言之就是：一是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是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是在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是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是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5]。
总之，无论是利益共同体还是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它们不是三个独立的共同体，而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构的三个层次，其中，利益共同体为物质层面，处于基础地位；价值共同体为精神层面，起灵魂作用；责任共同体属实践层面，起践行作用，三者统一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有机整体。
二是价值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呈现。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共同体并不能保证稳固长久，因为利益(共同利益是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公约数)是在不断变动的，只有奠定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共同体才能保持稳固长久。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所在。那么，有没有人类的共同价值呢？对此，习近平给予了明确、肯定的回答，他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3]价值本质上是对利益的一种观念表达。利益是思想的基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人类追求共同利益，就必然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利益构成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尽管世界各国有着各自的特殊利益，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人类利益的“交汇点”也在不断增多，反映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价值凸显出来，正如有学者所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满足了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是价值共同体的前提；公平与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健康生存的需求，它们构成价值共同体的规范；民主与自由是世界政治秩序健康有序发展的需求，它们构成价值共同体的目标。”[16]
目前，最常用的钠电池电解液都是以碳酸酯作溶剂，NaPF6或NaClO4作钠盐，随着适当的FEC的加入，会在电极表面形成SEI膜进而有效的促进Na+嵌入，并抑制副反应的发生。但是，因为有机物具有可燃性，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引起电池燃烧甚至爆炸，导致其具有潜在的不安全隐患。
三是责任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层面的呈现。利益总是与危机、风险同在，正所谓利害相伴，福祸相随。全球化时代既促成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带来了全球性的问题。对于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面对，它要求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承担，共同面对，真正做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而不是置身于事外，或只顾自扫门前雪，甚至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层面就是责任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要义，一是要共同担责，共克时艰；二是要对责任区别对待，让责任与能力相匹配；三是大国要主动担责，发挥其作用。所谓大国，不在于其面积之大、经济实力之大，而在于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之大，责任之大。如习近平所言：“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8]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7]这种责任担当，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些重大举措，已落地生根，结出硕果，使许多国家人民受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中国不仅坚持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心打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而且还把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结起来，敞开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共享发展的机遇。上述种种表明，中国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说得多，做得更多，展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
其次，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涵摄利益、价值和责任等多个层次内容的有机整体。
一是利益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物质层面的呈现。“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构成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社会上不存在利益的真空，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利益是其他利益的基础[6]。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以此来观察研判社会发展大势。他说：“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7]“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8]正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间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生死与共、利害攸关的情势。共同利益的追求，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动力，也成为形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客观基础。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层次上看，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它处于基础层次。作为利益共同体，就是指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秉持共同的利益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9]“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10]当然，构建利益共同体，并不是让中国成为冤大头，蒙受利益损失，他国受益，而是要利益兼顾，互利互惠共赢。为此就需要确立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弘义于利。“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11]。一方面，“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底线，这就是“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2]。
胡长荣，1962年出生，江西省作协会员。曾在《诗刊》《诗神》《北京文学》《星星》《诗潮》《绿风》《飞天》《鸭绿江》《创作评谭》《星火》《江西日报》等全国100余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1000余篇（首）。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体的理论价值
再次，习近平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由理念到实践提出、阐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近些年来，随着习近平在多种国际场合的倡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响应，多次被写进联合国决议，进入国际话语体系。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不仅注重在国际上阐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更注重将其付诸实践，努力践行。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都是其推动这一战略构想的生动实践。
师:还有其他做法吗？如果从刚才点到直线的本原定义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先将点到直线上任意一点的距离表示出来，再求这个距离的最小值即可.要求距离最小值，那么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切入呢？(引出目标函数法)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的思想理论。用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来关照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者在价值追求上体现了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出一种价值追求，它着眼于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走向，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为基础，通过共商与共建，实现共享与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这种契合性表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下人类朝着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方向迈进的阶段性目标，是人类摆脱“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的过度环节，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发展。
但二手交易市场大多鱼龙混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二手交易市场应该从线下的“跳蚤市场”转型升级为线上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虽然在C2C和O2O商业模式的烘托下，不少这样的平台应运而生，但大多交易范围限制于本校，一个多校入驻系统化的大学生二手物品交易平台才符合时代发展，为广大大学生进行经济性消费带来极大便利。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机制即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国际分工、商品交换、相互依赖等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所推动，而且还揭示了其发展具有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性特征。世界历史发展至今天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世界历史”的开辟和形成时期，即商品全球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世界历史”的快速发展时期，即资本全球化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世界历史”的转型时期，即当今的新经济全球化阶段[18]。此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集中爆发，迅速产业化，不仅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现实交往的程度，彼此间相互依存度也大为增加。二是各种全球性的问题相继出现，既有传统安全的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社会风险程度空前增大，全球治理难度加大。上述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人类的利益、命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此种情形，我们怎么办，人类又该向何处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为此提供的解决方案。它的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担当，智慧贡献，而且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化、具体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构想，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是因为它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有别于西方文化长于分析和逻辑的特点，强调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把世界看成一个系统，注重其整体性、多样性、共生性、相关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包含的“公”“和”“合”“共”“同”等理念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的继承和弘扬，彰显出具有东方思维特征的中国智慧。例如它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等理念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追求“大同世界”的博大情怀；它将“和为贵”“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理念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倡导的尊重多样性，讲求包容性、注重平等性的重要主张；它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等交往处世之道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合作、互惠、共赢的国际交往准则；它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法自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理念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所倡导的尊崇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理。由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因子不仅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被继承下来，而且通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业已成为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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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neration Logic,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OU Zhenwua,b, LI Rongronga, ZHU Chaojuna
(a.School of Marxism； b.Institut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one of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 basic policy to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s form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and it has strict generation logic, ric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Key words :Xi Jinp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eneration logic;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value
收稿日期： 2018- 06- 25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计划项目(Szzzgjh1-1-2017-1)；合肥工业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专项招标课题(JS2018HGXJ0147)
作者简介： 周甄武(1966-)，男，安徽金寨人，教授,研究员,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9)02-0034-05
(责任编辑 刘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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