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礼[1]2000年在《广东经济社会中级发展阶段的科技、教育、环境问题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重点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科技、教育、环境问题三个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把日本作为参照系，全面分析了日本在中级阶段科技、教育、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后，把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日本的中级阶段进行了对比，找到了科技、教育和环境方面制约广东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概念、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含义，经济社会中科技、教育、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本文展开论述提供了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分析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对科技、教育、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协调，日本各级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总结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第三部分以日本中级阶段发展为参照系，分析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级阶段与日本同一阶段存在的差距，并提出了消除差距，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薛泽洲[2]2004年在《中国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建国五十多年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部地区的经济同全国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上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在全国所占比重还比较小，人均水平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居于全国的中间和腹心位置，是全国区域关联度最强的地方，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枢纽，是全国范围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战略支点。因此，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不仅关乎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直接影响到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应当采取什么战略，如何加快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次以博士论文的形式比较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文章以层层递进的形式，综合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统计法、类比法、实证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法等方法，首先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现代化的基本理论、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世界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接着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和阐述了我国中部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方向，阐明中部地区的特点，以及在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探索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方向、道路和“空间”，进而提出了我国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战略构想和实施的五大基础保障，最后文章对我国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中的七个重要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围绕这些战略重点，探索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途径。文章认为，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它既需要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又需要正确的现代化战略，还需要发达国家和周边地区成功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对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指出，首先是发展不足；其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背离；再次，中部地区内部相互的经济联系较少，缺乏整体性和统一的基本框架。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连贯南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但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东西夹击”的严峻挑战和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文章认为，中部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需要克服的劣势也较为突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动力和后劲明显不足；产业结构层次较高，但结构转变机制和能力有待加强；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市场化水平以及外部资源的利用水平还不高。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是制定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客观基础。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要把握好以下五点：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给中部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科技进步加快条件下的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有利于加速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基本<WP=4>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中部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扩大内需和西部开发战略，明确了中部未来发展中内需主导的内需和外向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多方面分析中部地区未来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具体内容、阶段和步骤，以及对策措施。在判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迁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的前提下，文章指出，中部地区现代化的战略取向应当是：根据利用机遇、规避风险的原则，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开发、对经济结构的重构和对空间结构的重组，实现各种经济发展力量的整合，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区域经济自我发展机制，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崛起。文章分析认为，制定中部地区发展模式，既要考虑本区域的特点和条件，也取决于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变化。中部地区各省地域大，产业体系比较齐全，各地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不一致。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和国家发展战略大背景，中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模式总体上应该采取非均衡战略，并充分运用梯度和反梯度理论。在发展思路上，文章认为，中部地区应当突出发挥比较优势，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上来；确定一批国家重点支持的经济核心区，作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以知识经济为依托，实行跨越式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搞好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城市化为重点，促进都市经济圈的形成；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加快科技进步，实施“科技兴区”、“科技兴省”；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文章在分析中部地区相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中七个重大发展战略对策，包括：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科教兴国战略对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战略对策，城镇化战略对策，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对策，“走出去”战略对策和发展“三农”战略对策。
阎晓东[3]2005年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沿海地区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世界新一轮产业分工、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机遇。沿海地区也存在外源性经济大而不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人才的素质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困难与挑战。 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影响因素出发,重点研究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演进模式与发展战略选择、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劳动力市场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等关键环节。通过分析当前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沿海地区应突破雁形演进模式的束缚,实施竞争优势战略,通过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强沿海地区与内地的互补合作,促进沿海地区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左彦鹏[4]2016年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文中认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内涵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是关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关系到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名不副实",制约高职院校发展、影响高职教育内涵提升,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影响我国人才竞争力的提升。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为对象,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理论为指导,选取广东、山东、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为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开展调查和访谈。研究采用的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的"双师型"教师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主体,是被调查对象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认识与建议,共40个问题。访谈对象是来自高职院校商务英语、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电子、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双师型"教师。访谈提纲包括17个问题。本文共分五章。导论。本章首先着重阐述了选题的依据:国家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因素;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名不副实"。进而作者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通过本研究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通过系统研究来阐释和拓展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然后作者对国内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将我国研究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孕育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并总结了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特点;进而提出了关于我国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接着阐述了本研究的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以及方法、思路与进度。第一章从高职培养目标、教育教学特点、培养对象的特点、课程特点等方面界定其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确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并且在阐释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特征基础上,依据各类教育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文件,构建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主要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结构及其内涵,主要有高尚的"专业道德"、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娴熟的"专业能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第二章,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即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理论模型为指导,编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现状,通过对一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实证研究,真实地显现目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道德弱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理念不够先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不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服务质量不高。第三章主要探究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低下的原因。根据第二章的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讨论了国家政策、制度、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自身等方面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缺失;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不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前培养存在明显不足;高职院校自身原因;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个人原因,等等。第四章,在第三章原因分析基础上,主要论述了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策略。本研究提出了如下策略:构建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前培养制度;校企合作培养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不断谋求自我更新与提升。
阚丽丽[5]2008年在《东部沿海五省市新型工业化水平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工业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一个国家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贫弱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当代经济科技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能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基于此,党的十六大适时提出了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论断。这一论断是基于对国内外工业化经验教训的总结,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提出的,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研究探索适合于一定区域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既是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也是落实中央决策的具体行动。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同属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分别位于我国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三个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区位条件优越,发展速度快,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区域。近几年来五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居于全国前五位,总量占全国的近一半,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五省市的新型工业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把握各地区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实现程度及发展趋势,找出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五省市新型工业化的规律,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调控,更好的指导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对各省市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及比较分析的方法。论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两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一方面,阐述了工业化的主要观点及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另一方面,从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论、人力资本理论、信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这几方面论述了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并比较了新型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和中国传统工业化的区别。第二部分对鲁、苏、沪、浙、粤这五个东部沿海省市的基本省情和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概况进行了阐述和比较分析,并运用传统工业化阶段划分法对五省市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了判断。从总体上来判断,江苏、浙江和广东均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末阶段,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而山东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第三部分运用文献调查法、频度统计法结合专家咨询法,遵循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的原则,在指标数据可收集的前提下,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效益水平、集约化水平、生态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这七方面出发,构建了五省市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了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权重,并结合国内外研究确定了评价指标的标准值,同时构建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模型及定量判断划分标准。第四部分运用五省市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模型对沿海五省市2000-2005年新型工业化水平进行判定,得出新型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及排名,对五省市六年来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实现程度及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判定和比较分析,运用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成果,从七个方面对新型工业化各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各省市的优劣势。主要结论是:山东省新型工业化水平低于其它四省市,且发展速度是五省市中最慢的,处于新型工业化中级阶段初期。江苏省新型工业化水平位居五省市第四,年均增长速度慢于上海和浙江,处于新型工业化中级阶段。上海市新型工业化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与其他四省相比优势明显,已进入新型工业化高级末阶段,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浙江省新型工业化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位居五省市第三,处于新型工业化中级阶段。广东省新型工业化水平位居五省市第二,但与上海相比仍差距较大,且发展速度缓慢,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中级中期阶段。第五部分通过五省市新型工业化的比较分析,得出山东省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就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污染问题较严重;人口基数大且人力资源综合素质及利用率较低;科技实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信息化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针对山东省所存在的差距和问题,从长期和当期两方面提出了山东省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对策建议。长期对策:(1)在发展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2)以教育为发展基础,实施人才强省战略;(3)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4)以科技为发展动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期对策:(1)打造山东半岛现代制造业基地(2)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4)提高信息化水平,带动工业化跨越发展;(5)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6)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就业压力;(7)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8)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投资发展环境。
姚聪莉[6]2009年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国60年以来,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以资源的高投入为基础,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随着传统工业化道路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信息化时代这个大机遇和发达国家“先发优势”制约的挑战日益明显,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面对各种国际机遇和挑战冲击下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我国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论文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对于保证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与政策方向的正确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针对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相关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并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中工业化的资源利用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分析了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源环境约束下工业化发展的模型,进而对模型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在对改革30年我国工业化进程演进的特征分析基础上建立工业化指标体系,并利用指标体系对中国现阶段工业化的状态进行评价;在对我国资源环境状态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进而分析我国资源环境状态对工业化的约束;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的任务、方式、路径、结构和途径的转型一一做出分析,提出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调整工业结构、建立工业循环经济模式、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强化工业环境管理和建立生态工业体系。本论文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环境等三个方面提出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制度创新,并从产业政策等五个方面阐述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转型所需要的政策支持。本论文基于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这个现实国情,提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性。对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设计,同时将经济转型与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转型相结合,对于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结构、方式以及路径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徐向国[7]2006年在《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与测度体系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资源环境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研究成为一项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建国以来,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一大批资源型城市伴随着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而相继兴起,有1/4的资源型城市集中在东北地区,而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所占比重较大,数量居全国之首,在十三个市(地)级城市中有七个资源型城市,土地面积占全省的44.8%,经济总量为全省的40%,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主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相继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并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资源型城市如果单纯依靠比较优势,缺乏竞争优势,替代产业就难以持续发展,必须着眼于自身特点,选择适宜的转型模式,立足比较优势,才能使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查阅了国内外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自然资源、人口、国民经济的现状与特点,充分研究了国际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并对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等条件与国际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所处各种条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了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中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及转型进程要涉及的几种阶段。在这基础上首先提出了衡量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所处的阶段及成功的指标体系,并以伊春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提出了评价标准和方法。通过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及测度体系的研究,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特别是资源型城市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同时,使决策者能够及时了解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为城市的领导者进行城市转型决策提供方法上的支持。 基于以上目标,本论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取得了以下初步的研究成果: (1)根据对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形成规律和黑龙江省省情的分析,通过对国际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对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了比较,分析了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差距,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总体规划和对策。 (2)通过对城市化进程、经济市场化进程、现代化进程的综合研究,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与它们的关系,首次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的阶段划分,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并提出了转型最佳期的模型曲线图。 (3)通过对转型进程各阶段的研究,考虑到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测度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并首次采取专家打分和评议的办法确定了具体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每个指标的含义和重要性,形成了框架结构图。 (4)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数学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以伊春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与量化研究,形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的衡量标准。
邱白莉[8]2006年在《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教育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凸现，实现教育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建立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对评价教育现代化程度、引导教育现代化建设、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等有重要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现代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世界教育现代化关系的剖析，分析我国现阶段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及在现阶段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主要任务，初步确定现阶段教育现代化指标；通过国际比较和实证考察，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具体分析，确定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指标可能达到的水平。最后根据江苏教育发展现状，结合已有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建立一套在江苏全省范围内都适用的区县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也应是不断发展的。本研究所拟订的指标体系，仅仅是针对现阶段，特别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一特定时期所制订的。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指标体系将不断被修改，甚至是被推翻。
丁伟[9]2015年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著,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著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严士清[10]2012年在《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城乡隔离、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等的负面效应。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拨乱反正”之前,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不断强化,使城乡隔离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更为牢固。“拨乱反正”后中央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非正常的城乡人口“对流”被遏制、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究其原因,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因被绑定了多种社会管理功能,造成城乡隔离、导致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实施“自理口粮户口”政策以来,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放开、由点到面逐步地展开。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小城镇开始,接着大中城市进行多样化尝试,稍后省、自治区在其辖区内进行改革探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得到了改善。大中城市政府实施的落户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改革、实施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等措施,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向更广的区域。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统一城乡户口改革的推进,使其辖区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公民在身份标识上实现了统一,也加快了革除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的步伐；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部分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因没有当地户口而导致的工作、学习、子女教育上的困难,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加速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本文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特征。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分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两个演化阶段。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空间上隔离,称之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同“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所组成的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隔离及其福利待遇差异的矛盾。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国户籍制度遂演变为“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福利待遇不平等的矛盾。其次,根据户籍制度演变过程中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情况,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体系进行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和身份定格功能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是对居民居住、就业、接受义务教育、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户籍身份进行规定(划分),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身份定格功能从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两个方面对居民身份进行界定。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它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邦定提供了“接口”。所以,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不是“替罪羊”,而是发挥了“助手”或“帮凶”作用。显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从居民等级身份定格和居民空间身份定格两个方面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使中国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回归到一元户籍制度。第三,根据户籍制度改革中户籍结构变动情况,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分为“先三后一”型、“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和“合二为一”型四种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前期阶段出现的“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为有别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第三类户口形式。因此,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期为构建三元户籍结构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后期是将“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同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合并为城镇户口。这一改革阶段称为三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改革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构成,故称为“先三后一”型的改革路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三种路径,其中,城市落户制度改革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落户门槛,将农村人口转变城市户口,用二元户籍结构中的城市户口来消化吸收农村户口,最终实现二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形式称为“以一化二”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实行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是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建立新的“第三元户口”,同时规定“居住证转城市常住户口”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种通过第三元户籍形式使二元户籍结构向一元化过渡的改革实践,称为“三元过渡”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是在其辖区内将城乡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逐步实现所有居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将城乡两种户籍形式整合为一种,以实现户籍结构的一元化,故被称之为“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显然,省、自治区尺度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种路径区：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属于“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实行区域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则属于“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第四,分析小城镇、大中城市、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同路径的实施效果。小城镇采取的“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有效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小城镇户籍结构一元化的进程。但发达地区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这一改革路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特定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被迫叫停的事例。若向全国推广,必须谨慎行事。大中城市采取“合二为一”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对迅速推进辖区内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解决非本辖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同户籍人口福利待遇差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效果甚微。大中城市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能够部分解决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上的困难,让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又能避免因大量人口流入而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第五,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根据采用四种不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状况、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条件。“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户口福利承载量比外来人口户籍地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户口福利承载量同外来人口户籍地户口福利承载量迅速接近的城镇或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小,通过设置适当的落户门槛,能够推动辖区内户籍结构一元化的城市或城镇。“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外来人口数量少、统一辖区内的城乡户口能够迅速推进户籍结构的一元化进程的城市,或者外来人口数量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小的区域。“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大,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城市或区域。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两种措施,即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首先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乡城流动人口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增加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统筹的力度；建立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城市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动态机制,使农村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城市户口；不断增加大中城市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不断降低城市居住证转常住户口的门槛,有利于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户籍制度改革中,也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欠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因当地户口的社会福利承载量小,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采取“以一化二”的改革路径,以加速户籍制度一元化步伐。在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宜采用居住证制度或者居住证制度同积分入户相衔接的“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这样,既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又能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或城镇产生的巨大冲击；在特大城市及少数大城市,可以采取“多元居住证制度”以满足不同类型城市外来人口的迫切需求,为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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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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