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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313.4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6-0111-05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摆脱落后状态，走上富强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事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近代时期日本教育事业的发达，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 经济迅速发展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教育事业发达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政府的引导、扶植和推动下，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机器工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扩大了国外市场，又得到了巨额赔款，使其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建立起来了。据统计，在甲午战争后的10年内，各个工业部门的公司数由2844家增加到8895家。[1](p.242)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的高潮，重工业的发展大大超过轻工业。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
近代时期日本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产生了进行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而且也为发展教育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必要性方面来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要求科学技术与之相适应，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都需要依靠教育。科学技术成果是由人发明创造出来的，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科技方面作出创造发明。每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包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科技工作者不仅必须具有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具有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只有这样，他才具备发明创造的能力。培养和造就这些科技工作者，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科技人才就不可能大批地成长起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它对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与此同时，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要求一般劳动者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够掌握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先进工艺和新式机器）。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成果发明创造出来之后，如果不应用于生产实践，它还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将它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之中，它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由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事生产实践的劳动者是否具有掌握和使用先进工艺和新式机器的能力，就成了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因此，一般劳动者也必须接受教育和培训，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
从可能性方面来说，经济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增加。据统计，日本的国民收入，1890年为2.36亿日元，1900年为7.36亿日元，1905年为12.33亿日元，1910年为20.51亿日元。[2](p.375)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必然带来这样的效果：一是使税收增加，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财力。这一点可从明治政府的财政预算收支情况中可以反映出来。据统计，1868年，政府收入为3310万日元，支出3050万日元；1870年，收入2100万日元，支出2010万日元；1880年，收入6340万日元，支出6310万日元；1890年，收入10650万日元，支出7310万日元；1900年，收入29590万日元，支出29280万日元；1910年，收入67290万日元，支出56920万日元。[2](pp.414-41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政府的收入大于支出。这种财政状况，表明政府具备向教育事业投入经费的条件。除了中央政府负担一部分教育经费外，地方各级政府还负担了大部分教育经费。[3](p.367)二是增强了私人办学的能力。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学校经费基本上由“设置者负担”。就是说，谁办的学校，由谁负担经费。除了国立和公立学校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负担经费外，私立学校则由私人负担经费。三是增强了国民对教育经费的负担能力。在各级各类学校上学的学生，也要交学费。虽然从1900年起，属于义务教育的小学不再收学费了，但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家长仍然需要负担学费、教科书费等教育费用。总之，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在近代时期的日本，如果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教育改革的成功，出现教育事业发达的局面。
二 有识之士倡导和参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行教育改革，培养急需人才，已经势在必行。一些有识之士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不仅大声疾呼，倡导发展教育事业，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投入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之中。对于近代日本教育事业发展来说，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身居要职的岩仓具视就提出“调查研究学制之事”，认为“皇国前途其根本在于兹，是为最大之事也”。[3](p.329)与此同时，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对发展教育事业极为关注。他在向天皇提出的《振兴普通教育实乃当务之急》的建议书中强调指出：“国家富强的基础在于人民的富强，当平民百姓尚未脱离无知贫弱之境地时，王政维新的美名终究也只能是徒有其名而已，对抗世界富强各国之目的也必然难以达到。因此，使平民百姓的知识进步，吸取文明各国之规则，逐步振兴全国学校，广泛普及教育，则是今日一大紧急任务。”[4](p.194)木户孝允不仅指出了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如何发展教育事业的具体主张。他说：“教育非自千万人中寻一二杰才，重点在推进千万人之知识水平，故普及小学乃当务之急。”[5](p.474)为了使教育得以普及，他认为无论是首都附近，或者是边远偏僻地区，都应该同等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在1871年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对欧美12个国家进行了考察和访问。这个使团的第三组，专门研究各国的教育状况。在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中，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田中不二麿等人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正如田中不二麿所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虽各不同，竭力于教育，则彼此皆出于一辙。”[6](p.586)回国之后，他们大力倡导以兴办教育为“立国之本”，主张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兴办各种实业学校。
木户孝允、田中不二麿不仅为发展教育事业大声疾呼，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教育工作。1874年1月，木户孝允同意兼任文部大臣，并大力帮助新岛襄创办同志社大学。田中不二麿作为赴欧美考察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理事官，于1873年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名为《理事功程》的书。这本书是他对美、英、法、德、俄、荷等国教育制度的考察报告。由于他特别赞赏美国的教育制度，因此于1876-1877年再次到美国去考察，回国后又出版了《美国学校法》一书。[7](pp.520-521)田中不二麿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对近代日本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谈到近代日本的教育事业时，不能不提到日本的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一个思想复杂、后来支持向外扩张的历史人物。但是，他的前期作为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创始人之一，曾经被誉为“日本伏尔泰”。[8](p.111)他本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庆应义塾（即庆应大学前身）等多所学校，同时撰写了不少著作。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9](p.11)他的《劝学篇》影响特别大。《劝学篇》共有17篇，于1872年至1876年陆续发表，风行日本全国。每篇发行20万册，全书总共销出340万册，当时日本平均每10人就有一册。[10](p.162-163)这一著作的主旨在于劝人努力学习。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说：“不习学问的人没有智识，没有智识的人就成了愚人。所以贤愚之别，乃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11](p.78)由于他注意培养人才，而且积极兴办学校，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明治初期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
三 政府高度重视
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反映出资产阶级对发展教育事业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光有他们的这种呼吁是远远不够的。近代日本教育事业的发达，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明治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政府接受了实行教育改革和推进教育事业的意见和建议，并且积极采取措施，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上和物质上的保证。
早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为了实现“文明开化”，就在《政体书》中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11](p.75)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明治政府在实行的各项改革中，把教育改革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上。1871年，政府设立文部省。次年，颁布了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法令《学制》。这个《学制》，重点是发展小学教育。它要求全国务必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2](p.97)根据《学制》和随后颁布的其他法令，在各地创办了大批新式小学。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先后实行了三年、四年和六年的义务教育制。据统计，义务教育就学率，甲午战争后达到60%以上，日俄战争后达到97.3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超过99%。[13](pp.326-327)由于小学教育的发展，使初等国民教育迅速得到了普及。
明治政府在大力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政府特别重视实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根据1899年颁布的法令，中等学校分为普通中学和职业专科学校两种。由于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为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培养了大批中级科技人才。为了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师资，明治政府除了在1886年颁布《师范教育令》规定师范学校体制外，还采取很多措施提高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例如，1896年颁布法令，规定凡是有5年教龄的小学教师，薪金增加15%，以后每5年加薪10%，以加到35%为限。1899年，政府又规定，教师任教15年以上，60岁以后可享受终身养老金。[13](pp.177-178)至于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高等学校，在近代时期也发展很快。据统计，1880年，日本只有1所大学，到1910年就已达到54所。[14](p.324)1910年，日本每1万人中，便有9.7名大学生。在当时来说，这个比率已基本上赶上了法国，超过英国和意大利，仅仅低于美国和德国。[13](p.177)
明治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法令推动教育改革（据统计，从1870年至1895年，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和规章就有30个之多，超过其他方面的改革法令[8](p.110)），更重要的是在财政上给教育事业投入大量的经费，使各类学校的发展能够得到物质上的保证。
近代时期，日本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885年为1.8%，1900年为2.1%，1910年为2.9%。[15](p.235)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总额，1885年占国家行政费用的12%，1900年占国家行政费用的9.8%。[16](p.431)公共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府县和市町村共同负担。起初，中央政府负担的经费占10%左右，府县占12%左右，市町村占70%-80%。后来，中央政府和府县的负担比重上升。自1895年起，中央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其比重逐渐增长，到1935年增至30%以上，府县负担也增至20%以上。[3](p.367)从具体数字来看，由国家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1873年为138.2万日元，人均0.04元；1885年为1090.1万日元，人均0.28元；1907年为6237.3万日元，人均1.32元。可见，1907年比1873年增长了33倍。[3](p.360)此后，教育经费还在增长。据统计，国立和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即所谓“公教育费”，1912年为9132.3万日元，1918年达到14296.6万日元。[3](p.360)这些数字表明，日本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确是舍得花钱的。
日本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还表现在对学校的经费补贴上。例如，1894年，为了奖励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颁布了《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这项法令规定，国库每年拿出15万日元来，专门用于充实和兴办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简易学校以及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员养成所。[8](p.169)这项法令极大地促进了实业教育的发展。到1912年，各类实业学校发展到519所，学生7万多人；实业补习学校达到7386所，学生34万余人。[13](p.176)
为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师和专家。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就聘请了美国新泽西格特格斯大学教授达维德·莫尔莱，到日本担任文部省的学监，指导教育改革。除了文部省专门聘请的外籍教师外，工部省聘请的外籍专家实际上也承担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教育任务。日本政府聘请的外籍专家和教师，薪金都很高。专家的薪金比日本政府高级官吏的薪俸多，一般要超过1/3甚至1/2。[4](p.237)从1868年到1872年，仅外籍教师的薪金，就占当时国家预算支出的3.98%。[16](p.425)1873年，在日本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中，支付外籍教师的费用为二十万零七十二元四钱七厘，占预算总额的14%。当时，外籍教师的月薪最高可达600元，而4年以后创办的东京大学（即东京帝国大学前身）的综理（校长）月薪只有400元。[17](p.20)这些事例，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四 全民关心和支持
发展教育是全民的事，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涉及千家万户。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才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近代时期日本教育的发达，也是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全社会对教育的关心和支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私人办学。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日本除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提供教育经费的国立和公立学校外，还有不少由私人投资兴办的私立学校。日本的私立学校，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创办和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有个人兴办的，也有私人联合创办的。各级私立学校的办学费用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1905年，在中等教育中为10.8%，在高等教育中为8%。[3](p.368)虽然这个比重并不很大，但是私立学校经费在整个教经费中的比重，后来还在不断增长；对于近代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其次，是企业办教育。近代时期的日本，作为正规学校教育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企业内部的职工教育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这种企业职工教育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培训企业内部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日本政府对企业教育十分重视，从1893年起，先后制定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等规章，使企业教育在学科设置、班级编定、学习期限等等方面，都逐步走上了正轨。近代时期，日本著名的企业学校有1895年钟渊纺织公司开办的职工学校、1990年小野田水泥公司开办的“小野田夜学会”、1910年八幡制铁所开办的“幼年工养成所”、1914年宇部铁工所开办的长门工业学校等。这些大企业的厂办职工学校，其教学水平与正规实业学校不相上下。企业学校是需要投入一笔教育经费的。虽然通过培训，掌握了技术的职工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资本家愿意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来，投入企业职工教育，这对于整个教育事业来说，无疑也是一种贡献。
最后，是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为了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大力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一方面，政府在1879年、1880年颁布的《教育令》中，强调接受教育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就如同国民有服兵役、纳税的义务一样。[18](p.244)因此，在推行国民义务教育时，在政策上曾采取过强制手段，对于不肯上学和不交学费的人，处以罚款。[3](p.333)据说，有不少县令亲自深入乡间，动员儿童上学；有的地方甚至还动用警察，强迫适龄儿童上学。[16](p.429)另一方面，政府也向国民宣传接受教育的好处。1872年颁布的《学制》中就明确宣布：“学问堪称立身之资本。”[12](p.97)有了学历，有了文化科技知识，才能有更多就业和提高工资待遇的条件和机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进入小学接受初等教育，乃至升入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进行深造，也就逐渐成为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自觉行动。人们不仅自己乐意接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也愿意拿出钱来供给自己的子女上学。大约1900年以后，才取消了有关小学收取学费的规定，甚至可以免费供应教科书。但是，在此之前，日本的国民义务教育还是要缴纳学费的。除了学费负担之外，学生家长们为了子女求学，还需要负担一些其他的费用，例如卫生保健费、走读交通费、补习费等。家长们拿出钱来供给子女上学，固然是属于每个家庭的私事，但是，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这又可以视为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支持。例如，日本从1872年《学制》颁布之时起进行近代教育改革，积极发展初等国民教育。经过短短三十多年，到1907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7.38%；[16](p.428)1919年，小学入学率上升到99%，[15](p.241)基本上普及了初等国民教育。这一成绩的取得，既是由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是国民积极支持的结果，表明家长们负起了教育子女的责任。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包括学生家长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关心和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