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格局与经典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论文,格局论文,命运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新世纪即将到来，中国的经典文化与经典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格局究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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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大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使思想文化领域获得空前解放。但中国毕竟是个积淀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文明古国，目前改革的实质便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而农业文化的顽固自闭与巨大惰性不断干扰和阻滞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时代落差。
首先，当我们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西方工业文明早已走出成长期，步入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时代。而工业文明也日益暴露出许多弊端。也就是说当中国社会终于确定了现代化目标时，这一目标却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自我革新的价值系统了。历史和时代的落差使当代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权威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其次，近年来卫星电视、影视制作、计算机应用等现代媒体工具在中国迅速普及，并很快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发展。但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系统内部的巨大落差：即物质文化的迅猛前进与精神文化的相对滞后。很多人已经享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但其思维、行为方式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伴随这两大落差的是后工业文化思潮的侵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此外高科技传播手段也为西方社会强制性的文化侵略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都使后工业文化进入中国成为可能。后工业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象征。与工业社会中大多数劳力从事摄取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的工作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服务行业成为支柱产业，信息技术成为各组织内部掌握权力的源泉和标志——技术不再与主体保持主客体关系，它已发展成为空前独立的自主系统，支配着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它是后工业社会的新意识形态。然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却并不具备滋生后工业文化的温床，因此后工业文化仅仅是以一种大文化背景、文化情绪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它是中国与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在共时状态下的文化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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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宽容。多元的生存模式、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禁止，而是被默许甚至鼓励。于是当传统文化、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化同时进入人们生活时，中国当代文化便形成了由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与后工业文化侵入所共同构成的“新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使原本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工业、后工业文明在中国呈现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
首先，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在中国过早地展开。西方理性至上的技术理性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曾促进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中国由于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使它在现代化伊始便出现了技术理性与“天人合一”精神的冲突。这冲突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着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异化，但同时也因对工业文明的拒斥而干扰着现代化进程。其次，当今西方一大批有识之士早已看到技术理性对人性的损害，因此他们号召返回自然与诗性的世界。这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似有某种契合，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观与以民主、科学为内涵，以对现代工业文明反思为前提的“返回诗性”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可人们却常常错误地将这二者等同起来，似乎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地具有谐调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文化功能。这种误解很容易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坐标以过去为价值导向。再次，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大众媒体迅速地发展起来。张艺谋、冯小刚等一大批导演在影视制作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制作意识，电视节目也摆脱了单一模式走向由电视剧、焦点新闻，综艺栏目组成的全方位视听系统。而面对众多有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家长特权正在消解，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强烈的后工业文化情绪。因为后工业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便是单一传媒中心与官方广电网络核心地位的动摇。节目播送者只要买下卫星的一段时间，便可得到遍及全国的有线电视网，然后向他选中的系统播送节目。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在后工业社会，“新艺术的各种技巧（主要是影视和现代绘画）缩小了观察者与视觉经验之间的心理和审美距离。”它们“按照新奇、轰动、同步、冲击来组织社会和审美反应。”（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1页。 ）结果接受者和艺术文本间的艺术张力被压缩到零度，经典艺术的创造精神与体验感悟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快感冲动和攫取欲望。它在客观上培养了一种大众化的审美习惯，同时也在消解着经典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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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的新文化格局内部充满了矛盾，也正是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作用下它才显示出与经典文化格局的不同之处。
新文化格局中涵有大众文化的当下快感性质。大众文化在消遣娱乐的过程中凭藉话语的诱惑力培养了消费者的情性。人们不再追求人性的意义与传统审美价值。放纵与宣泄成为大众文化的情感表征，在摇滚乐的狂响与嘶叫中，一切传统的艺术规则与社会规则都消失了。类像与复制也是新文化格局的一大特征。类像是指那些没有原作的摹本。照片、机械复制及大批量生产的成果都是类像，而非真正体现个人风格与创造精神的原作。在类像面前现实的真实感变得恍惚，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千篇一律的形式化世界当中。（注：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5页。 ）类像复制还将导致文化的快餐化制作，文化产品极可能堕落为捕风捉影的新闻写真，插科打诨的街头小报，从而失去文化产品特有的价值。在以当下享乐与瞬息快感为特征的大众传媒的诱惑下，历史的观念也在逐步淡化，并沦落为一大堆枯燥的文本、档案和历史照片。当前文化市场上很多历史读物如《老照片》、《旧报纸》、《红镜头》等，虽然固定住了历史的某个阶段和时刻，却并不能令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深邃，因为它们“把历史变成历史的形象，这种改变带给人们的感受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我们只有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82页。）。与这些历史画面的装订本相比，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或许更能唤起人们真实的历史主义情怀。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广告占据了一系列传媒网络，成为大众文化的权威话语。广告话语中潜藏着对欲望无限制的满足与追求，其乌托邦式的许诺麻痹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广告话语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将对精神世界的麻醉引入到消费市场当中，这便使纵深精神世界的过程变成了游戏理想、游戏人生的过程，而广告话语与艺术话语的联姻也造成艺术话语泛化。
新文化格局上述特点之形成，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导人文精神——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为中心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严重缺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担负人文精神阐释的人文科学也在大众文化的喧嚣声中走向边缘，而大众话语和大众文化价值却在不自觉的游离中获得了暂时的独立与自律。可是当代中国却迫切需要树立权威中心价值观，尽量减少不同价值观念与文化模式间的冲突，以保证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于是人文精神的高扬、中心价值主导地位的确立、迎接不同价值观与文化模式的挑战便成为经典文化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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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之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权威性文化才可能形成文化传统，而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也便具有了权威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权威则赋予这一活动以中心价值意义。下面我们选取经典文化中触觉最灵敏的文学来作一分析。
经典文学之经典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语言。经典文学特别强调文本在审美语用方面的范本价值，极力营构出一大批经典话语模式，如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规则；老舍、鲁迅的小说语言模式。二是母题层面，人类文明进程与民族文化积淀共同构建了文学的经典母题，如生与死、爱与恨、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三是创作手法与风格，经典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总结出系统的创作与风格理论，如典型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等。那么新文化格局中的经典文学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小说的新变最具有代表性。当代小说承受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小说内部实验意识不断增强，出现了很多诸如元小说、零度小说等实验小说；二是外部大众传媒艺术的挤压。当代影视业一方面与小说争夺观众和文化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又将小说降格为给视觉艺术提供参照的脚本，小说的艺术中心地位已经动摇，从主题到创作技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反英雄。经典小说侧重表现英雄人物、英雄主义。但新文化格局中小说（以下简称“新小说”）的主人公在命运面前却毫无英雄气派可言，他们不过是渺小、屈辱、无能的小人物。刘震云在《官人》《单位》中表现无所作为的平民化生活的同时，便有意识地表现了这种反英雄倾向。与反英雄倾向紧密相关的是反讽手法的运用——这一手法拆解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威价值。《一地鸡毛》在描写琐碎生活细节侵蚀个人意志与热情的同时，便借助反讽刻画了主角在权力中心的屈从状况。王朔在他那些坑蒙拐骗的故事里嘲弄一切中心与权威，也借助反讽拆毁了神圣的偶像。反讽在此标志着折衷主义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它使那些严肃神圣的原则性对立在语言的快感中化为乌有。反英雄倾向借重反讽远离意识形态、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从这一点来讲，它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新小说”主题的这一转变反映了新文化格局面临的窘境：旧的偶像与价值体系已被打破，而新的权威尚未确立，文化的严肃性和认真性业已丧失，大写的人变成了小写的人。反英雄充分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和处理生活的方式。
其次，重构并消解历史。在经典文学的写作规范里，作家总是承受着提高文本历史意义的巨大压力。经典现实主义通过强调历史的意义赋予现实以革命的本质。但“新小说”却企图改写并在改写中消解历史。池莉在《你是一条河》中讲述了五六十年代年轻寡妇辣辣带领一大群孩子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历程。那些在经典小说中茁壮成长的红领巾在池莉的笔下却像狗一样的活着。在小说中支持辣辣的仅仅是求生的本能，而不是历史神话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则将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演绎成一幕荒诞、暴虐的闹剧。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弥漫着宿命色彩、神秘气息。这表达出对历史的质疑和现实的不确定感受，也是对以往历史阐释的不信任。
再次是口语化。口语在经典小说当中仅仅是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技巧。而“新小说”在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口语化倾向。口语化倾向不仅打破了经典文学中人物语言的庄严与深沉，而且从结构上打破了叙述语言严密的组织性、秩序性。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高度净化和规范化其实隐含着对经典与权威的崇敬。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始终压制白话倾向，因为其中隐含着对传统文学观念、权威与传统秩序的颠覆。在口语化的叙述对话中，生活彻底抛弃了乌托邦冲动，进入了一个毫无诗意的散文化时代。它标志着由于文化格局的变迁，许多作家从追求形而上的思想升华开始转向深入生活的本真状态，也标志着一种平民化、大众化的价值观念正在悄然兴起。
暴力化倾向也是“新小说”的一大特征。莫言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粘稠的血腥气，总是徜徉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还有许多咒骂声。语言在莫言的随意摆弄下变成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坏小子”，它从经典小说的表达方式中挣脱出来，上窜下跳、煽风点火，使高大圣洁的经典小说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而丑陋的挑战者。但莫言绝不是在作无谓的梦呓。他对雄伟家族历史追述的动力似乎正来自于对现代文明深深的失望：技术理性为现代文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剥夺着人类自由和谐的本性。阿奈伊斯·宁评价小说《北回归线》“对客观实在的野蛮暴露像一股赋予人勃勃生机的热血汹涌而来，暴力和淫秽的东西完全保留下来，体现出伴随着创造性行为而来的神秘与痛苦”，小说的主旨“似乎是要淋漓尽致地流露某种激情悲苦的情绪。”（注：《北回归线·序》[美]亨利·米勒著。）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新小说”的暴力化倾向。
新文化格局中小说的种种变化不仅揭示出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传达出一种世俗化倾向——消遣娱乐、顺应潮流。就一种与经济民主化俱来的文化民主化趋势而言，这或许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新小说”对经典文化与文学的极端化背叛又导致了满足物欲、游戏人生、摈弃中心与责任价值观的生成，而这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需强调的是，在当代中国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新文化格局”中就不存在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则，就可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恰恰相反，树立以现代工业理性为基础，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人文精神正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小说”的出现正是一个有力的诘问，它期待着一个同样有力的回答：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下，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挺进中，诗人何为？人又将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