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理论研究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新论”系列新书发布会暨中国民主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研讨会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书系四位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曙光、北京大学教授徐湘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学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卫民和王炳权等，围绕“民主新论”书系提出和阐释的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和讨论。 话语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由民主概念主导的范式中，中国的政治实践被置于民主的对立面，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因为有异于西方多党竞争体制，而不断地面临合法性的追问。然而，与观念中的自由民主模式高奏凯歌相反，在实践中，自由民主模式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危机本质上是由自由民主观念对集团利益的推崇、对资本民主的迷信和对国家基础能力的忽视造成的。中国民主模式以特有的整体意识、底层关怀和政府责任，在制度和文化层面构成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对冲和超越，并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治理绩效。遗憾的是，中国民主实践的成功并没有获得有效的观念表达，而西方民主实践的危机也没有获得有效的观念反思。 中国民主观念表达和西方民主观念反思的缺失，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共同呼唤民主观念的变革和民主理论的更新。正是基于时代对新的民主理论的需要，“民主新论”书系应运而生。该书系包括四本书，分别是杨光斌的《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比较历史视野下的民主与国家治理》、曾毅的《政体新论：破解民主一非民主二元政体观的迷思》、张飞岸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杨光斌等著《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 建构民主话语权 在研讨会上，赵剑英社长兼总编辑重点谈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系的意图。他认为，话语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话语权之争。长期以来，西方的各种民主理论、思想、概念垄断了国际话语权，占据着中国思想市场，中国形象因而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建构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权，直接关系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正是基于当代中国面临的这一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以杨光斌为主的学术团队合作推出了“民主新论”书系，期望共同为推动中国民主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杨光斌教授代表研究团队讲述了“民主新论”书系的创作初衷。在他看来，政治学话语体系面临着重构问题。理由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同，人文学科关注的是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具有恒定性，而社会科学要回答许多现实问题。因此，当社会发生变化时，产生于特定语境下的知识体系、概念也要发生变化，“变”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常态。今天，虽然不能武断地说基于美国经验建构的政治学已经过时，但是学界确实存在政治学亟须知识转型的问题。“当前西方社会科学面临总体性危机，它既不能准确回答自己的体制性问题，也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发展，更别提理论指导现实。知识转型的切入点在哪？现实问题就是知识革命的动力。”他进一步举例说，现在流行的民主观念在于自由权利，它的实现形式就是“党争民主”，将“党争民主”视为甄别标准，并试图借此来推进民主化实践。正是在这样的民主观念指导下，中国往往被视为“非民主国家”、“无民主的国家”。驳斥这种错误思潮并不难。乌克兰的悲剧、泰国动乱以及“阿拉伯之冬”等，均说明了以“党争民主”为核心的西式民主祸患无穷。这就需要民主理论的知识革命。 民主理论的新见解 民主研究是比较政治中的核心话题，寻求社会科学知识的突破点要从研究民主开始。现在很多人讲“常识”，常识有很多类型，有旧常识，有新常识，而这套书试图发现一些新常识，即那些尚未被人认识到的“常在道理”，尤其是《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和《政体新论：破解民主—非民主二元政体观的迷思》两部著作，作者运用大量文献资料，跨越纵深历史，从宏大的结构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进行了大胆的范式更新式尝试。 张曙光教授认为，书系提出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命题。中国的思想理论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学者必须有所担当、有所作为。而这套书一方面解放思想，试图从学术视角提供“民主新知”；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既有经验的分析，又有学理的论证，理论资源涵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及西学的，虽然带有论战批评的语气，但得出的结论相对公允、客观。 《政体新论：破解民主—非民主二元政体观的迷思》一书力图打破政体观的二元论或者二分法，重新建构起多元论的政体观。政体是一种权力分布模式，而且是动态的权力分布模式，不能简单用二分法或线性思维(诸如进步—落后、民主—威权)去概括。联邦制—单一制、议会制—总统制、民主制—威权制、计划—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一些二分法政体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不仅有局限性，而且会束缚人的思维。在解释政体时至少应该包括高阶的政治权力、低阶的公民权利，以及深刻改变社会结构的资本权力。范式就像一个万花筒，横看成岭侧成峰，以不同范式看待世界则结论完全不同。书中提出，应该把二战以后的自由民主范式，至少推到之前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历史阶段。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一书关切的话题是，价值上是公共善的民主，为何向别处推广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是民主化的方向错了，还是民主不值得追求，抑或是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出了问题？作者认为，在问题之外，学者做研究还需有身份意识，也可以说是立场问题。首先，中国人研究民主，一定要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其次，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民主，一定是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最后，从人类面临的困境出发，民主还要能为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人类世界变得更公正合理提供便利。带着这样的问题和立场去审视自由民主范式和民主化进程，就会发现自由民主范式的最大问题是用“自由”架空了“民主”，民主化被看作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这一范式存在两个误导：第一，只看到市场与民主的相关性，忽视了市场的反民主性；第二，将权力仅仅看作一种政治权力，忽视了作为经济形式的权力的存在，民主问题变成了反国家问题。反国家的民主理论必然会削弱国家能力，引发国家治理危机。 《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一书，提出了相对于“党争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以国家治理为目标的民主观念和实践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单维度的选举论，演变为21世纪之后国家建设语境下民主形式多元化的多维度论，自由、自治、法治、分权、参与、协商等，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或“原本形态”。该书系研究发现，1978年至今，每十年就有主导性的民主形式出现，比如选举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等，这一变迁也昭示了民主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及中国政治内在的民主性。未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是“可治理的民主”，建构的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即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回到中国”的民主理论研究 民主是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但在中国，很多人喊民主却不研究民主，结果导致流行的民主理论和民主观念都是西式民主，而西式民主在实践上的问题有目共睹。 史卫民研究员表示，书系的出版，表现了学者对支撑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逻辑的关注。但是，民主是一个复杂问题，杨光斌教授提出的“党争民主”、“民本民主”、“治理民主”等概念值得深思。提出民主概念没有错，但是有些概念的使用，恐怕还要进一步地进行研究和讨论。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几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也值得人们进一步讨论与认真研究。 李景治教授肯定了该学术团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首先，在比较政治视野中谈论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较好尝试。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我们构建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是世界政治科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话语体系并不另类，它包含在世界话语体系之中，要与其他话语体系交互对话。其次，从中国实践出发去阐释中国道路也是中国学者应做的工作。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西方的逻辑来评判中国行不通。中国已经崛起，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世界各国的政治学界不能回避，需要对之进行研究。若没有这种研究，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就是空中楼阁。最后，民主话语建构的前提是反思，“民主新论”书系对自由民主进行了深度反思，并对民主化实践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这些为中国民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也体现了书系作者本身的理论自信。 许耀桐教授从学术特点、学术价值、学术影响三个层面探讨了书系出版的意义。首先，这套书立足于中国的民主研究，“回到中国”是这套书的学术旨趣，是其牢固的支撑点。这套书比较适合于理论学习，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该怎样辨识民主，什么是中国民主，在中国如何搞民主。其次，这套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阐述了过去被西方忽视的三个重大问题：民主模式是多样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民主要注重治理，要讲治理的有效性：破除了对西方民主的迷思，解构了西方世界流行的政体二元论，揭示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性质。最后，这套书客观、理性地把西方民主从神坛上请下来，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中国民主的优势在哪，西方民主的缺陷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社会科学之文化自觉，可谓方兴未艾。政治问题始终是思想学术的核心问题，它牵一发而动全身。人文社会科学全部的思考最终见诸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学之文化自觉，意义最为重大。”姚中秋教授表示，书系展示了作者所理解的“中国”，在当下的、实践的中国之外、之前，还应关注一个历史的中国。换言之，从“道”的高度探讨“回到中国”的政治学前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大转型，最终历史会回到其“常道”。对于政治学来说，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握中国社会治理之“常道”。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体，有责任、也有能力发展出一种比西方政治理论更普遍的理论。中国的读书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可以基于中国之道，从最根本处重新思考政治和社会治理的问题。 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深受国内外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西方民主的衰落和中国崛起而进入学术领域的深层探索。秦宣教授提出，在这一关注过程中，中国学界初步形成了如下共识：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背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值得研究，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政治发展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二是西方的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也很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更难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未来做出准确预测。三是中国学者必须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也就是从“去中国化”转向“回归中国”。中国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进行话语体系创新，是每位学者的共同责任。同时，创新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第三，中国不平稳的民主素质。第四，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该书系的作者已经关注到此类问题，关注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国际环境和独特的中国国情，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国民主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民主的优势，突破了以往关于民主政治研究只重视“解构”而忽视“建构”的研究范式，在普及常识中澄清了以往民主研究中人们的一些糊涂认识，有利于树立中国民主道路自信，也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使命感驱使的民主理论研究 刘学军教授满怀深情地说，该书系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责任之作，只有有历史担当的人，才敢进行与众不同、有历史方向感的研究。新思想肯定会面对反对的声音，也肯定会存在不足之处，但中国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建设恰恰需要这样的作品。 徐湘林教授认为，杨光斌教授为丛书写的长篇序言是一种呐喊，是焦虑中的呐喊。近年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种焦虑，社会在焦虑，知识界也在焦虑，他把其称之为“转型的焦虑”。杨光斌教授似乎也有对中国政治学界现状的一种焦虑，他认为，中国政治学一直没有摆脱学术上的自卑感，中国社会科学起步晚，对国外的理论观点和价值观过于迷信。这种呐喊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或本土人文关怀的本土学者的一种呐喊，而这四本专著为这种呐喊做了学术上的诠释。 徐湘林教授则建议，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向或者重点应该是有本土关怀，其焦点应是中国国情和发展状态及其前景。党中央一直在提中国要建立一流的智库，这是对知识界的新挑战，因为目前中国的知识界还不具备大量的、符合标准的、有相关专业训练的学者和专家，很多学者对具体问题怎么分析、如何预测、提什么解决方案并不擅长。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思想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社会权力中的一种权力，它与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一起，共同构成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国家权力。因此，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构成，不能单纯地从价值层面去讨论孰是孰非，必须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应该有一个落脚点，它是一种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该文明实体的政治经济现状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精神部分。为此，首先要从原先故步自封或者被禁锢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唤起人们的本土意识，唤起人们对本土人文的关怀。 王炳权研究员认为，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民主制度、民主模式有着必然联系，为此需要有责任感的学者从理论上去研究、去提炼。“民主新论”书系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顶层设计作出了理论贡献，适时提供了关于民主问题的“理论新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于民主问题的观念更新。比如，对在政体问题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解构，具有较大的学术冲击力。另外，书系强调民主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方面。作者强调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意味着，单纯强调观念上的教条远远不够。主动从一个“窠臼”中走出来的最大体现是，将自己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