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阻碍我国知识分子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新能力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我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近几年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创新取决于高素质人才潜能的充分发挥。创新人才的主体是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勿庸讳言，我国知识分子中不乏有一批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但是从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来看，多数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不强，创新热情不高，创新精神不足，创新能力不够，正如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强调指出的：我国“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即使到了20世纪末的最后一年（1999年度），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在世界上最主要的4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然列到了第25位，由此可见我国知识分子科技创新能力之一般。然而，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早在1988年12月法国《欧洲时报》就有这样的说法：“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现发明的国度》一书中说道：“现代世界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可能有半数以上源自中国”。美国人口学家也认为：“中国人的智商大大超过欧、美和日本人”。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国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呢？为什么我国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呢？
一、科技队伍出现断层，创新人才严重缺乏
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我们70年内不怕中国赶上日本，因为你们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缺乏……”如果说这位日本外交官的前一句话说得有点虚的话，那么，他的后一句话却言中了中国科技人才状况的实情。我们无须述说我国教育界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太少的状况，也不用赘述我国科技界优秀中青年带头人短缺的情形，我们只需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到2000年，我国42%以上的正、副教授和50%以上的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农艺师等将退休。全国100多万高级专门人才中，35岁以下的仅占11 %”。由此足见人才结构中新老交替、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断代现象之严重，断层期长达10—15年左右。
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出现断层，首先要归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批人且少培养了一代人，给我国今天带来的影响是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知识分子队伍出现断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的流失。人才流失的缺口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国留学的大多数人不回国，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物质待遇，是他们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据1997年1 月国家教委公布的数字：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然而，27万人员中只有9万余人学成回国。二是没有出国的， 也以各种渠道流向在华的外资企业，因为那里也有高薪的诱惑。
“文化大革命”摧残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迟缓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步伐和创新能力增长的速度，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人才的流失，因为，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21世纪，人才将逐渐从“成本”概念演变为“资本”概念，将成为比资金、物资等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本。现在国际间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竞争异常激烈，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为吸纳高层次人才调整政策。一些有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为争夺人才更是不惜代价。而我国不但不能吸引国外的科技人才为己服务，反而自己的人才大量流失，并且流失的大多是具有创新潜能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这种高层次知识分子人才的大量流失，更使我国知识分子人才青黄不接，与其说是削弱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创新实力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创新能力，还不如说是增强了外国（大多是发达国家）知识分子队伍的创新实力和外国在国际上的创新能力，拉大了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自然，我国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就显得十分乏力了。
二、R&D投入状况欠佳，创新资源先天不足
适当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从事创新活动的前提，也是该国保持强劲创新势头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对研究与开发投入的力度，主要体现在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两个方面。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每年一期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在1999年度各项指标排列中，我国仅两项指标位列前10名以内：“R&D （研究和开发）人员总数”和“企业R&D人员总数”均列第4位，可谓名列榜首，人力资源数量的确不少，但是人力资源素质却比较低下，“合格工程师可获得程度”一栏我国居倒数第1位， “合格信息技术人员可获得程度”我国居倒数第2位，“R&D人力资源综合状况排名第28位”。并且，从事研究与开发人员的比例也不适当，从研究开发人员所占比例角度看，据统计，各国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约占50%—70%，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大体各占20%左右，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资源配置。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仅占30%—40%，比例偏低；科研机构占30%以上，比例偏高。显然，我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开发人员之间的比例配置是不够合理的。人力资源素质的低下，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当然制约着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能力。
尽管我国研究与开发人员的投入总数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在财力的投入排列方面却名落孙山。就“R&D占GDP的比重”来看，1999年，我国居倒数第11位；在“人均研发经费”上，我国更是居倒数第7位。 就是比我国并不发达的印度1999年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0.86%，而我国1999年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却只有0.65%， 这个数字本身与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的“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1.5 %”的目标也相距甚远。1999年，美国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方面的投入达2470亿美元，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仅为70亿美元，可见我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与发达国家、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面的投入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自然，我国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就不能与这些国家同日而语了。
三、科技体制仍存弊端，创新道路十分不畅
投入固然不足，但我国知识分子科技创新水平低下的原因还不是一个“钱”字就能说得清的。不健全的科技体制给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带来了诸多制约因素。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科技界沿用了前苏联的科技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两大基本队伍。行政部门隶属的科研机构规模庞大，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存在着多头管理、不能协调等弊病，近20年来尽管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严重地妨碍着知识分子的科研和创新。
一是机构的重复建设，科研人员的冗多，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各自为政，缺乏横向联合与协作，造成了科研课题重复、分散，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成若干份，显得杯水车薪，投资的分散制约着知识分子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导致了极为有限的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在人员结构上，我国科研院所的在职人员中，科研人员、工程师仅占50%，大量的行政、服务人员被国家的皇粮养着，使有限的科研投入不是用在科研上而是用在“养人”上，因而科技知识分子的科研经费更显短缺。三是科研院所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影响着科技知识分子的科研和创新。在我国较老的一些大学、研究院所（当然也包括企业）中，亲戚关系、师生关系、老乡关系、同学关系盘根错节，异常复杂，互相交织，难解难分。不谙关系学的知识分子很难适应这种局面，不易获得科技创新的良好心境。四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领导在人事、用工等方面受制太多，在发现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合理使用和配置科技人才、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以及为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等方面考虑甚少，有用的人进不来，无用的人出不去，管理上难以做到科学化，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的状况就在所难免。五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缺乏约束机制，他们所在的机构是由政府投资设立的，他们的工资是由国家发给的，其科研项目是由国家立项审批的，科研成果是由国家审定的。国家既没有规定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科研，也没有规定每个知识分子至少必须完成多少科研任务，更没有规定至少要取得什么级别的科研成果才能领取国家的工资。这样，事业心强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拼命地干，取得丰硕的科研创新成果，事业心不强的知识分子可能懒懒散散，一事无成，也同样能领到国家的工资，照样活个潇洒。
四、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创新基础相对空虚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教育是科技之母，科技知识由教育传授，科技人才靠学校培养。要发展科技，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只有教育的土地肥沃了、根基扎实了，才会开出科技创新之花，结出科技创新之果。我国现行的教育尽管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21世纪的严重挑战面前，其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现代教育所应着力培养具有强大人格魅力和创造性才华的实践主体之间相距甚远。
在教育观念上，教育者往往把个性鲜明、独立性强、自信心强、喜欢标新立异的学生视为异己，将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老成持重等作为好学生的重要衡量标准，不利于学生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萌发强烈的创新欲望。在一些理工科大学中，还存在着“五重五轻”的现象：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业务，轻思想；重功利，轻素质。这一状况更不利于学生视野的开拓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教育结构上，中学的教育过早划分了文理科，冲击了全面发展的教育和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大学的教育分科更细，专业口径过窄，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思维的封闭和视野的狭窄。
在教育管理上，总体上还沿袭着改革之前的全国统一形式，无论课程设置，还是教材选定，学习评定方式，都过于强调同一性，忽视了地区的差异和多样性的选择。造成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知识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更不能迎合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
在教育内容上，课程体系结构单薄、松散、封闭、僵化，缺乏弹性，专业课过专，基础课面过窄，教育内容主要是以易于学生接受为标准的线性知识结构，基础不牢，知识支撑不稳，不利于学生的知识更新和对世界最新科技成果与其它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的学习吸收，忽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的发展。课程内容陈旧老化、更新周期长、速度慢、严重滞后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大多没有完全摆脱以知识传授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基本方式、以知识再现能力为终极目的的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体系的基本构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教师、教材、课堂”的“三中心”。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教学中普遍存在着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播，忽略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开发。
由于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培养模式单一、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管理过于集中，给学生带来了“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约束”等缺陷，削弱了学生们的个性发展，限制了个体创新潜能的充分发挥。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比诸国外，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相形见绌，技不如人。
五、市场经济发育不全，技术创新动力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产权不够明晰，体制还没理顺，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缺乏。
1.技术创新缺乏产权的推动 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伴随着一系列产权的转移，而产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主体最关注的问题，“能否建立起一套富有激励机制的产权制度，关系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形式是国有产权，产权的转移变化主要是经营权的不断变更，即国家委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再委托投资主管部门，各投资主管部门再委托企业，在这一串的委托代理中，各委托或受托主体只是代理人，与国有资产的增值和保值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受托人或委托人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用不着关心，对企业技术创新也就无所谓。
2.技术创新缺乏体制的拉动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由于体制没有理顺，技术创新主体错位，技术创新主体大多是国家的科研院所，本应属于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却位居次要地位，对技术创新既不愿意关心，也不愿意投入。基于技术创新主体的错位，加上技术创新成果转让缺乏中介组织，客观上形成作为技术创新供应者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作为技术创新需求者的企业在科技成果供需上结构性矛盾。一般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以基础性研究为主，往往是纯学术性探讨，追求的是理论上的突破；而企业需要的则是应用技术的开发。由此形成技术创新成果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基础科学成果供大于求，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供小于求。以致出现有成果的科研机构找不到买主，能够主宰市场的企业找不到所需科技成果的现象。
3.技术创新缺乏市场的牵动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技术创新的各个主体还没有充分地感受到市场的压力，还可在延续的计划经济中苟延残喘。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来说，目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的冲击，但是，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而不是市场，科研人员的投入主要依赖于财政也不是市场，市场的规律、规则和机制对其技术创新产主的激励作用不大。就企业而言，本来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处于主导地位，但我国的企业并非一定要依靠技术的创新求得生存和发展，它还可以依赖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低素质的人力资源，通过提供低质量数量型产品来弥补市场的空缺，获得生存甚至发展的机会，因而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功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难以发挥。
六、知识分子待遇过低，创新工作热情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作出了不少努力，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确实有所提高，尤其是近年来少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工资改革，令人们对知识分子多少产生了一些羡慕，但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还是远远不能反映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的价值，不说与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待遇相提并论，就连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知识分子待遇也无法比拟。据清华大学方惠坚教授和张宏涛教授的研究显示：1936年，我国大学教授的起点工资是技工起点工资的28.6倍，而最高工资之比是47.6倍，到1956年，教授的起点工资是技工起点工资的6.8倍，而最高工资之比是9.7倍。到1993年，教授的起点工资是技工起点工资的2.7倍，而最高工资之比是4.6倍。这组具体数字清晰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知识日益贬值的情形，难怪社会上曾经有人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如果说个别人出于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可以接受低收入来从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工作，但要奢盼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都有这样的创新热情，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一个真正的人才市场已经逐渐形成，许多外企、私营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收入已高出于在大学、科研单位或国有企业的知识分子工资的10倍或20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如果仍不启动利益机制，坚持物质利益原则，贯彻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各项政策，难以忍受清贫的知识分子就难免经不住高薪的诱惑，流向更能承认和反映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的地方，流到外企或民营企业去工作，这种流向形成一定的规模，并持续下去，对我国知识分子整体创新实力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此外，在少数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还存在着一种怪现象，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吃着国家的皇粮不说，而且还管着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知识分子，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是优先考虑教学科研一线知识分子的利益，而是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他们不是研究教学科研一线知识分子的需要、动机、思想、情绪、个性，而是官本位思想十分严重，自感自己的身份比教学科研一线的知识分子优越，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面前坐而论道、指手划脚，这样，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知识分子往往地位得不到尊重，利益得不到保证，需要得不到满足，个性得不到发挥，创新热情从何而来？这种情形甚至导致有的教师、科研人员拼命挤身于行政管理部门，知识分子的整体创新实力又何以增强呢？
七、合作交流范围有限，创新活力难免欠缺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科学原理是：任何一个系统，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物质、信息，才能健康地发展壮大。显然，开放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只有开放才能获得不断创新的活力，封闭必然窒息创新的生命，因此，走出科学技术研究的“象牙塔”，建立科学技术研究的“玻璃屋”，加强国内科技合作与交流、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是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方面，“知识爆炸”造成了隔行如隔山的局面，另一方面，学科和专业的交叉、渗透、转移，使许多边缘科学和横向科学异军突起，生气勃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从事创造性活动必须与人合作交流，以便把个人的有限能力综合成集体的巨大智力。正如英国戏剧家肖伯纳说的：“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每个人还是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每个人就有两个甚至多于两个的思想。”可是，在我国知识分子中，不少人群体意识较差，合作精神不强，习惯于搞个体科研。相互之间交流合作较少，难以在不同领域、不同智力结构以及其它因素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达到最佳的整体组合，发挥最大的创造效力，其创新活力差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科技创新事业的蓬勃发展，科学研究资源的日趋多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占有全部科技资源和学科优势，必须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取长补短，去获得自己所缺乏的资金、材料、仪器，特别是创新急需的信息和知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国家的创新投入，还是整体创新实力，都远不能适应创新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利用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渠道，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弥补开展创新研究在研究手段、信息、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努力将世界已经达到的创新水平作为我国创新工作的起跑点，促进我国创新水平与世界创新水平接轨。据李湘德同志在《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一文中报道：他所整理和组稿的124位院士中，有120位是出过国、进行过学习进修和交流的，约占96.8%。中国的院士们早年一方面在外国科研院所、大学学习进修，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结合中国的现状，研究和发现问题。院士们的发明、发现基本上在30—50岁之间，研究成果一般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和引起反响，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的科技人员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对促进我国的科学事业、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很难获得出国留学、进修、考察的机会，也没参加过国际会议，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仍不懂得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动态模糊不清，创新能力又从何谈起？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一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但也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的毛病，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较差，既不利于改进我国科技进步的“造血”机制，也不利于增强我国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
八、创新文化尚不完备，创新氛围遭受干扰
创新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创新欲望，敢于超越今天，敢于超越自我，敢冒风险，敢拼敢闯。为此，全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在科学上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逐步建立起鼓励在研究开发上冒险和容忍失败的文化”，鼓励创新人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样才有可能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甚至革命性的创新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容易扼杀有新意或根本性的创新。然而，目前这种鼓励创新的文化尚不完备，撇开社会上有人对善于异想天开的人看不惯，甚至对其讽刺挖苦不说，就连少数培养人才的教师自身的创新意识也并不强烈，创新精神并不饱满，有的人教学改革意识差，现代教育理论基础薄弱，对学术的新发展置若罔闻，教学方法陈旧，惯于应试教育，疏于能力培养，重于知识传授，轻于思想教育，只要求学生记笔记、背笔记，不欢迎、不鼓励学生的异议和新见解，只是充当着现代知识的搬运工，故步自封的教书匠，消磨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削弱和淹没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样的教师怎能有效地培养出创新人才呢？
良好的创新氛围是创新人才、一流成果产生的前提。目前创新氛围倍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干扰，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学风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学风问题，困扰着学术界和教育界，使不少知识分子并不显示出与其层次相应的素质，而且不良学风又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让许多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创新人才的青年流于一般。学风问题的突出表现是缺乏求实的态度和求是的精神，不重视学术的扎实基础，不讲究治学的深厚底蕴，追求于做表面文章，满足于浅尝辄止。受社会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之风的影响，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做学问想一举成名。与这种气氛相呼应的是：有的人出钱买文凭、买文章、买著作，作为自己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本；有的人动辄就著出或编出大部头著作或丛书，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精疲力竭，也难以领悟出其中“深厚”的学术价值；有的人承接科研课题不是靠学术优势，而是凭关系和活动能力，以致许多有实力、有工作条件而缺乏活动能力的人争取不到科研课题或项目；还有的鉴定会、论证会都是虚假的，实际上是请客吃饭，胡吹瞎吹，鉴定的成果级别与成果的实际水平相差甚远；有的课题评审组实际上是分钱组……这种日益浓厚的市场气氛，日渐淡化的学术风气，致使不少人的专业技术职称与其学识能力大相径庭，也使不少人得到的荣誉、奖励名不符实。这样的学术风气怎么鼓励我们的莘莘学子去开拓创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