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论党内民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民主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5)03-0011-07
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是贯穿陈云革命人生的一个重要主张。他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已成为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陈云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深知党内民主对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和促进人民民主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他致力于探索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重视的重要思想。
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我们党深入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正确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个深刻而精辟的论断。这表明，我们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应当说，这个重要论断的提出，也凝聚了陈云一贯主张的、特别是在新时期着力阐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敏锐地看到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1940年3月，陈云在抗大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1]同年10月，他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的《关于纪律、民主、党员与非党员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民主可以充分发扬党员的积极性；可以反映下层意见，改善上层领导；可以使党员深刻了解党的路线，保持上下意见一致。”[2]
在这里，陈云把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特征提了出来，从而深刻说明了加强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中，就是以民主制作为建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恩格斯曾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3]共产党要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正因为这样，作为工人运动核心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就理所当然地把民主制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行为的一个准则。陈云正是从这样的认识高度，指明无产阶级政党是“最讲民主”的。同时，陈云还把加强党内民主作为党团结、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并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的保证条件提了出来。他从加强党的领导的角度，指出：“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因此，“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5]在他看来，只有交换意见，才能团结，也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陈云认为，党内不要怕争论，“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否则，在思想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执行党的决议案，“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陈云指出：“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6]
陈云还着重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执政的地位使党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比较容易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比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必然脱离甚至欺压群众，是民主的大敌，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展的最大障碍。
当党还只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时候，也就是在1939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党的二大上，陈云就特别着重地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7]1940年1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8]
陈云在党执掌全国性的政权以后，不断提醒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戒骄戒躁，充分认识执政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1954年2月，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出现，陈云指出，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家”。他认为，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和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有些人开始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随着官越做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种由革命到只想做官的变化，也就是一个由“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的演变过程。事实上，发生这种变化必然把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使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受到践踏和破坏，危及党的肌体和党的事业。因此，陈云严肃指出：“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9]
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这种严峻的考验，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是党的许多领导人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如刘少奇在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学员的讲话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人腐化，官僚化。”[10]周恩来在1957年4月也深刻指出：“我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11]
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记取历史上农民战争“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教训，并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2]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里，毛泽东把依靠群众、实行民主，作为避免人亡政息、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一条新路，这确是一个卓越而深刻的思想。这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作为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维护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有力的保证条件，如果不能搞好党内民主，势必会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民主。由此可见，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和发扬党内民主，不仅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人民民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这正如陈云在论述党内民主重要性时所说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他说，只要我们敢于并善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13]
由上可见，陈云把健全党内民主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
党的八大前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成为这时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陈云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并就执政条件下如何保证和发展党内民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保证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得到全面贯彻。陈云始终认为，我们的武器是组织和统一，这是党的力量所在。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为了使党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他十分强调全党必须贯彻“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保证，党就只能处在一种涣散无力的状态，就不可能完成党的任务。
同时，陈云又十分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也不可能形成党内真正的团结和统一。陈云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但是，“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14]这首先是指党内民主受到破坏，因而也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从这里可以看到，党内民主是否得到发扬，同党的事业是前进还是停滞甚至倒退，关系极大。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提出“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的正确主张。他说：“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15]这语近平实，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对于我们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指导意义。
陈云在高度重视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还指出党内民主的扩大必须是逐步的，不能急于求成，极端民主化倾向会危害党的事业，是不能允许的。在他看来，发扬党内民主，是为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目的而空谈抽象的民主，则是完全错误的。陈云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党内民主是必要的，但扩大民主应以有利于工作为限度。”[16]他还针对新时期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明确地说：“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17]
第二，要尊重和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内要允许讲话，允许讲不同意见，还要允许讲错话，允许保留自己的意见。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党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党内出现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庸俗作风。他说：“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话，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18]他还从领导的观点出发，提出“我们应该欢迎唱对台戏，希望人民多提意见”。“挨骂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从而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并改正错误。”[19]他还说：“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20]他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他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21]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也促使陈云在新时期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如何切实加强党内民主的问题。他提出了判断党内生活是否正常的一个标准，这就是：党内“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22]他一再强调：“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23]他在出席党的十一大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时，提议在“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这一条中，加上“保留意见”一句，会议接受这个意见。[24]他认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待不同意见应当采取的态度：“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25]
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既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得到的恢复和进步，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他殷切希望：“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一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总之，陈云期望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能够形成毛泽东提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26]
第三，要有积极而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表现，既要分清是非，又不要随意给人扣大帽子。陈云历来主张党内要有一种正气，既要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又要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包括反对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有勇于承事的精神，不要怕得罪人。共产党里要讲真理，怕得罪人，做‘两面光’，结果会两面得罪。”“不要怕争论，在争论中才能出真理。”[27]1953年在高岗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陈云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他说：“我把高岗和我说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28]在他看来，党内不允许存在那种庸俗的、无原则的作风。
陈云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但这种批评又必须是说理的，与人为善的。他在延安时期就对用什么方法使人敢说话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象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说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第二，少戴大帽子。如果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了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他说：“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29]后来他还说：“争论问题不要被感情所左右，要冷静区别与对方哪些意见一致，哪些不一致；要做实际工作，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左’或右的帽子，否则很容易伤感情，弄得不可生活。”[30]这些确是凝结着党内生活经验的至理名言。
在陈云的革命生涯中，既勇于自我批评，又善于开展批评。据回忆，在建国初期，陈云管经济工作的时候，外贸部、商业部有个别同志不那么心服，陈云正确的意见他们也不太赞成，明明做了决定，可是执行起来不照着决定办，结果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于是，有的同志就把这个错误上纲为“反对陈云同志”。陈云知道后表示：是非是应该分清楚的，但是说这几个同志反对他，他没有感觉到。他不赞成这样来批评这几个同志，更不赞成把反对他写在这几个同志的结论中。回忆者说：“陈云同志对别的同志一向持这种态度。在讨论哪个同志的错误的时候，他也提出批评，但他总是要讲，不要随便说人家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要说人家这个是反党，那个反社会主义，同志嘛，是非分清就行了。”[31]这确是为我们树立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特别是领导者正确对待下级错误的典范。
在新时期，陈云敏锐地指出，在当前党风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他说：“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他认为，对于这种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32]在这里，陈云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存在的一个更带本质性的问题，它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健全党内民主，要有制度保证。陈云十分重视党的制度的保证作用，强调党内生活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维护党规党法。他一再地说：“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33]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的并经实践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作机构。陈云在全会讲话中特别建议，“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强调“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34]
到了晚年，陈云更深切感到发扬党内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198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35]
陈云认为，党内民主，就是使党要有正常的党内生活。上述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若干重要思想，就体现了党内正常生活应有的状态。在新时期，拣云把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内民主，也就是正常的党内生活的目标提了出来。他特别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得很成功的会议，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他称赞这次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希望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他说：“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他强调指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的最大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36]
实践证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而只有正常的党内生活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机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十一二年间，陈云深入思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把党内民主提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正如陈云所说：“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这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理论中，有着明确的党内民主思想。他们筹建近代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明确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37]他们还特别强调，所有盟员在党内事务中一律平等，“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38]这些思想和原则，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相对于一般工人团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列宁是在反动势力高压的秘密状态下建党的，所以曾把集中制作为建党的唯一原则性思想，但即使这样，列宁也始终认为发扬民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在建党中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而保证了民主制的施行。列宁有十分活跃的党内民主思想，如他主张在保证党的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党员有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的自由；要保障党员“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思想斗争的权利”；要“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等等[39]。所以，陈云称赞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的七年间，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是生机勃勃的。陈云的这些思考，说明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仍是我们今天进行执政党建设的行动指南。
同时，陈云还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指出：“斯大林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40]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强化了高度集中的体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个人手里，个人崇拜盛行，颂扬之风炙热，使党内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这样做，不仅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损失。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内民主同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建党之后，在党章和一些决议中都有体现党内民主的规定，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和实践却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内民主同党的路线是相辅相成的。一般地说，路线正确，就会有正常的党内生活；路线错误，必然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为了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利用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搞家长制，压制不同意见，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为了强制推行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路线，竟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这两次错误导致的两次失败，以血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陈云曾回顾延安时期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这使全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41]应当说，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有着正常的民主生活。这时，领导人带头发扬民主，党内民主氛围浓厚，上下关系融洽。就拿毛泽东的理论著述来说，他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道：在延安，“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42]像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就经过党内的酝酿讨论。1939年6月21日，时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他感到：“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研究、深入，认真执行。”[43]他在这里所谓“粗枝大叶”，当指毛泽东同他谈过尚未写出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梗概，但他这时已理解这一理论的重要，因而提出了两个“要求”。同年底，毛泽东给吴玉章的信写道：“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这就是指已完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向党内征求意见。另外，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恶意攻击新民主主义理论，但也承认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论》交给政治局的同志看过。由上可见，毛泽东不仅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而且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不把个人意见强加给党。像这样的事例，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但是，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旦脱离了实际，在指导思想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时候，同样会出现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44]陈云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45]
这里还要指出，陈云在总结党内民主的历史经验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实行党内民主，首先党的高层领导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领导人要模范遵守党的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否则，党内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得不到保证。如果党员不能向党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人表达不同意见和进行民主讨论，不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民主监督，那么，党就会失去纠正党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错误的能力。这正如陈云说的：“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误就是大错。”[46]
陈云深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首先要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如果党内都没有民主，人民民主就会无从谈起。实践证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陈云把健全党内民主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是凝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他关于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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