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业产业化的主要问题及其宏观制度性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产业化论文,根源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由此导致农业产业化运行成本较高，发展难度较大，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贡献亟待增强。本文旨在剖析农业产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探寻其制度性根源。
一、当前农业产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1.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严重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农业发展过分偏重于产中，对于产前、产后环节重视不足。由此，不仅割断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有机联系，也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链综合效益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以牛奶业为例，管理体制仍然主要是效仿前苏联的；养殖业归属农业部，乳品加工业列入轻工业，国内乳品流通归属商业部门，国际乳品归经贸委管理。许多方面还涉及计划、财政、金融、工商、税收等部门。本应有机联系的牛奶产业链，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导致有关部门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扯皮。目前，国内奶业竞争已相当激烈，奶源过剩问题已开始显现。但近年来，国内奶牛饲养及乳制品生产却迅速扩张，后来居上者仍大有人在。许多地方不顾饲养条件和成本限制，盲目发展奶牛饲养。与此同时，国外资本正强劲介入国内市场，世界排名前20名的乳业品牌，都在纷纷介入中国市场。可以预料，中国加入WTO 以后，国内市场对国外乳类企业的开放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不尽快改革奶业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届时，中国奶业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将无异于一个被绑少年同一个强壮的成人摔跤。显然，这种竞争的结果，对奶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是非常不利的。
2.政府行为不规范，增加了农业产业化的运行成本与风险
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慢，在农业产业化实践中，政府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还比较严重，甚至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事并不鲜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政府“越位”，对于农业产业化过度推动， 出现拔苗助长现象。许多地方不顾当地条件和市场需求，盲目追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高指标，甚至急于求成，对龙头企业和农户“拉郎配”。有的地方为了增强龙头企业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人为地将若干中小型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捏合在一起，希望借此“增强龙头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导致新组建的龙头企业内部貌合神离，内耗增加；有的甚至因此把原来好端端的中小型龙头企业“捏伤”和“捏死”，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户“辐而难射”，带动能力减弱。有些地方将“订单农业”的边界盲目外推，导致订单农业兑现难，加大农业产业化的运行风险。
（2）政府“错位”。政府与企业、市场的职责不清， 甚至用政府投资替代政府支持，导致重点龙头企业与一般龙头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其它产业化组织之间竞争地位不平等。在不少地方，政府对农户和龙头企业的自主权重视不够，通过行政命令搞“富民工程”，导致劳民伤财的后果。在多数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政府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不是表现在诸如改善发展环境等政府应该有所为的方面；而是表现在政府应该有所不为的领域，如较多地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推动龙头企业的加工、销售达到某种规模目标。
（3）政府“虚位”，发展农业产业化存在口号化倾向。 在许多地方，农业产业化是文山会海多，切实行动少；点子多，动作少；形象工程多，增收工程少。甚至在不少地方，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文件，都强调产业化要形成“本地特色”；但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地方与产业化有关的政策文件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此一来，这一次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极有可能变为下一次结构趋同的形成过程。
政府行为不规范，不仅增加了农业产业化的推进成本与风险，还会削弱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加入WTO以后，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政府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不仅会严重影响农业竞争力的提高，还会与WTO的运行规则产生矛盾， 引起日益增多的国家贸易冲突。
3.相关政策不完善，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1）政策调整滞后，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例，这是调整农业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方向。但是，现行的一些政策，往往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值税负太重，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征收增值税时，销项税的税率深加工按17％、初加工按13％计算，进项税抵扣统一按税率10％。如此一来，如果深加工、初加工企业从农民那里购进农产品作原料，即使不加工而直接用于销售，仍然需要按原料收购额分别交纳7％或3％的税。在许多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不仅税率低于一般加工业，其销项税与进项税的税率差也比较小。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情况正好相反。以徐州新沂市为例，该市在增值税抵扣后，一般加工企业的实际税率为4～5％，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实际税率则高达6～7％。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装备技术水平，低于冶金、化工、纺织等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负担相对较重，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策调整滞后，还表现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比如，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检疫体系不健全，不仅影响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实现，容易导致农产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将一些优质农产品排斥在市场之外；还会挫伤农民推进农产品优质化的积极性。又如，由于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标准不统一，农产品出口在经过国内有关部门检验后，还要经过国外有关部门的检验。这样不仅手续繁杂，效率低下；还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
（2）农业产业化的相关优惠政策落实难。最近几年来， 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龙头企业的积极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实践中仍有许多优惠政策落实难。甚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仍有一些地方由于财政拮据，对于龙头企业不仅没有按照相关政策实行税收减免，反而加大了税收征管力度。根据我们在河南省的调查，大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地处县乡，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当地农行有规模、无资金，使龙头企业能够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不能如期到位。如国家给予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迪集团的贷款贴息到达所在县的财政部门后，大多没有足额兑现。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倾向于上级政府出政策、下级政府出资金，是优惠政策落实难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4.资金支持不足，融资环境亟待改善
发展农业产业化，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甚至许多措施要取得成效，前提是投入能够达到临界规模。目前，各地发展农业产业化势头较足，资金需求较大。但是，对农业产业化的资金供给却难以满足需要。
（1）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支持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总量不足。 近年来，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导致农业产业化的资金缺口较大。以1998年为例，全国农村仅通过财政系统净流出的资金就高达851亿元。从邮政储蓄和金融系统来看，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四大国有银行都在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在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包括农业主产区，国有银行设在县以下的机构网点，都在加快撤并或上收进城。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没有贷款权。因此，在这些地区，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往往是存大于贷，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失。二是邮政储蓄只存不贷，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通道。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业务超常规迅速发展，到2001年8月，全国邮政储蓄余额累计已达5300多亿元，其中有64％来自县及县以下。邮政储蓄存款的大量增加，意味着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
（2）县乡负债严重，对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难有根本改善。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趋严重的乡村负债，成为妨碍政府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障碍。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乡村两级的负债总额已达400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每个村级负债20万元。 大量调查显示，乡镇负债的实际规模，可能还远远高于上述数据。以我们调查的江苏徐州市朱寨镇为例，该镇2000年共组织财政收入447.41万元，比上年增加11％，县财政给其补助285万元，镇级总财力732.41万元； 而该镇人员经费就需1002万元（其中教育经费占77.8％），基金会及国债服务部兑付需97万元；收支相抵后资金缺口366.59万元。如执行国家出台的对干部增资政策，全镇资金缺口达501.59万元。
在多数地方，县级财政的状况比乡镇稍好。但前几年乡镇财政恶化的趋势，在县级已开始显现。由于财政困难，目前全国2400多个县，已有1000多个不能正常地发工资。拖欠干部工资的事，在乡镇一级比较普遍，在县一级也有发展之势。有的地方反映，政府都知道要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但如果连干部的工资都难发，让政府拿钱来支持农村，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往往不很现实。县乡财政困难，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政府对于农业产业化的支持能力；另一方面，导致许多地方大量的贷款贴息和专项配套资金无从落实，以各种方式挤占支农资金的事甚至司空见惯。在不少地方，由于县乡严重负债，农技人员的工资和收入难以得到保障，由此往往导致农技人员大量改行，甚至使基层农技站、畜牧站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如此下去，科技兴农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也难以有效推进。
（3）农户、 龙头企业和其它产业化组织面临着比较突出的贷款难问题。最近几年，面对不断增大的要求缩减呆坏帐压力，国有银行的贷款行为变得更加谨慎。这固然适应金融改革的趋势，却也使银行信用社的“惜贷”问题迅速凸显，农户、龙头企业等产业化组织的贷款难问题日益突出。适应商业化改革的需要，银行信用社对信贷资金的投放，不仅更多地注意了安全，也较多地注意了效益；因此倾向于集中资金，重点支持优势地区、优势企业和优势农户，导致一般地区、一般企业和一般农户得到资金支持的难度相对增大。此外，近年来，开发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程度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业产业化的资金困难。
龙头企业贷款难，往往导致其技改资金难以落实，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严重缺乏，妨碍其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甚至影响企业和产业化的正常运行。在许多地方，银行为规避贷款风险，从严控制中长期贷款，导致不少龙头企业挤占流动资金搞技改，技改项目的规模和进程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地方反映，银行对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甚至没有达到1994年国家支持粮棉大县和两高一优农业示范区的水平。由于收购资金短缺，许多龙头企业要么只得到非银行金融企业或其它企业高利率拆借，拆借利率有时甚至高出银行同期利率的4～5倍；要么只得单方面撕毁同农民签定“订单”，减少农副产品收购量。由于资金缺乏，一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市场前景看好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无法实施，影响了企业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
（4）农村民间金融不受法律保护，运行不规范问题比较严重， 增加了农户和龙头企业的融资成本与风险。当前，在我国农村的绝大多数地区，民间金融基本上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但民间金融涉及的广度，往往要比正规金融高得多。根据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对浙江、安徽等七省21个县市365个农户的调查，在1996～1998年连续3年中，农户借款来自民间借贷的超过70％，来自农村信用社的不足20％。温铁军的一项调查也显示，1999年，在农户借贷资金来源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不足25％，而私人借款则高达近70％。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的调查，在河南省某村民间借贷的年利率高达36％。
（5）农户和龙头企业融资结构单一。到2000年， 全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仅65家，每个公司的平均总股本规模，仅相当于深沪两市整体平均水平的59％。这种状况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严重不对称。不仅如此，许多上市公司过分看重短期回报，对回收期较长的农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甚至将大量的募集资金转入非农领域，或参股证券公司、委托理财。
5.总体上农业产业化起点低、层次低、效益低，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弱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仍只处于初级阶段。农业产业化的实际进展与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要求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1 ）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的调整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具体表现是大路货多，名优特新产品少；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低档和劣质品多，高档和优质品少。近年来，许多农产品的出口频频受阻，与农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不无关系。以花卉业为例，由于品种和质量方面的问题，我国花卉种植面积是荷兰的近10倍，但产值和出口额仅分别相当于荷兰的1／6和几十分之一。
（2）农业结构调整尚难以有效改变结构趋同问题。 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农业区域分工的发展。但是，近年来，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粮食主产区，许多地方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都强调减粮扩经，导致新的区域分工不足。有的地方甚至不顾当地条件和市场需求，盲目跟风，形成新的结构趋同，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出现大起大落，实现结构升级困难重重。
（3）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程度低。目前，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6∶1；而发达国家高达3∶1。现有的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是初加工，许多初加工行业已经进入过剩，但仍在大量发展。而农产品深加工却严重发展不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以玉米为例，用于深加工的比重，美国约为20％，日本约占30％，而我国仅为9％左右。在美国，玉米可加工出2000～3000种产品，而我国只能加工出百余种。农产品加工业层次低，还表现为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农业产前、特别是产后环节的发展严重不足。如农产品的包装、储藏、运销、分级、保鲜等。
二、问题的宏观制度性根源
农业产业化所面临的上述主要问题，从表面上看，属于微观制度性问题；但如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根源多在宏观制度性方面。比如，当前，各地分散建龙头企业，导致龙头企业规模较小，结构趋同，企业无序竞争、相互压价的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因此“两败俱伤”，自己把自己挤垮了。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微观领域的企业组织和竞争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一个宏观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以实行分税制改革为主要内容，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特别是在省级以下，现行财税体制的运行仍然具有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各部门自求平衡的特征；甚至在某些方面，财税包干体制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就使财政包干体制下诸侯经济、地区攀比、划地为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低效率现象难以根本消除。各级政府为了尽可能地开拓财源，千方百计上项目、办企业，“招商引资”，甚至不惜为此大量举债。各地分散建龙头企业，就是这种现象在农业产业化实践中的体现。概括地说，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其宏观制度性根源主要有：
1.财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各级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往往尽可能地上收财权，下放事权。
上收财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收入，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到本级财政；二是自上而下地层层敛财，自行出台名目繁多的收费、集资和罚款项目，千方百计地向下广辟财源。下放事权要么是将那些需要投入多、难度大的事，向基层下放；要么是上级政府出政策，要下级政府出资金。省级政府是这样，市、县、乡政府也不例外。市学省、县学市、乡学县，如法炮制，结果必然是：越是基层，财政增支减收的压力越大，财政负担越重，甚至开支缺口问题越突出。这几年，为了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这些优惠政策所涉及的，往往是基层政府的利益调减。比如，在税收优惠上，往往要基层政府在地方税上开口子。在各级财政相对独立的背景下，下放事权往往导致三方面后果：一是各种各样的达标升级活动大量发生；二是地方政府为了抓好“面子”工作，城镇化建设盲目地向高标准看齐，增加农村基层的支出和负债；三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多数无人负责，或上、下级政府之间相互推诿。
2.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农村金融抑制难以根本缓解
90年代初中期，在全国各地大上项目的同时，对城市公共品的投资增加更快。期货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城镇化热、证券投资热、批发市场热、产权改革热，热浪翻滚，此起彼伏。在利益驱动下，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加剧了农业和农村的融资困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对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迅速给予了较高程度的关注。各大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普遍加强了对金融安全的监督和控制。鉴于部分地区农村合作基金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经营风险问题，清理整顿合作基金会，被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上述政策变化，在政策设计的初衷上都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导致了农村金融抑制有所加剧。此外，由于宏观环境和市场格局的迅速变化，加之当初的许多投资缺乏科学论证，90年代初中期形成的大量投资，至今仍有不少项目难以见效，甚至难以回收投资，变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银行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整顿的“一刀切”，也导致了大量潜在风险的显性化。90年代初中期形成的大量贷款，到90年代中后期已陆续进入回收期。这部分投资回收的困难，驱使银行信用社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控制，甚至大量的贷款被迫用于企业还旧债。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根据我们2001年4月的调查，该市农行系统现有31亿元存量贷款，但可用部分不足30％。2000年，新增贷款仅2.1亿元。
金融政策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农业产业化的融资困难。比如，当前，政府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主流思路是，按合作社原则改造信用社。许多国家为了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往往对其提供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我国的农村信用社相对于国有银行，虽然也能享受某些税收优惠；但是近年来，所能享受的优惠却有减少的趋势。以营业税为例，2001年以前，对农村信用社征收的营业税税率为6％，低于国有银行两个百分点； 从2001年开始，营业税税率国有银行降为6％，农村信用社降为5％，仅低于国有银行1个百分点。此外，在许多方面， 农村信用社还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比如，与邮政储蓄相比，农村信用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要低得多，前者是2.07％，后者是4.60％。在大多数地方，邮政储蓄可以用较高的利率，较为优惠的条件，吸收农村存款；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的能力要差得多。与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往往处于被金融政策遗忘的角落。政策性亏损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亏损的重要来源。如果不包括乡镇政府通过手段从信用社贷款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亏损也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前几年按照国家政策开展保值储蓄业务多支付的部分利息。1994—1997年间，农村信用社为此多支付利息143亿元，大部分形成亏损挂帐。 二是在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过程中，农村信用社从基金会接过来一部分不良贷款，其中估计不能回收的大约197亿元（李琨等，2001）。对于这部分政策性亏损， 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兼顾信用社利益、且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而商业银行为保值储蓄业务多支付的保值贴补息，已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予以核销。此外，四大国有银行历史上的呆坏帐，已由财政注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但农村信用社历史上的呆坏帐，却不能通过类似的办法予以解决。金融政策的不平等，使作为现阶段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产业化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
3.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交互作用，导致双重工业化、双重城市化对农业和农村资源的大量抽吸，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政策难以根本建立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原有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之外，又开辟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由于其后发性，农村工业开始资本原始积累的时间比较短，积累原始资本的任务相当繁重。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导致农村工业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迅速增加。近年来，农业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已大大减轻；但通过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农业为农村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仍然较重，在不少地方迅速加重，由此导致大量的农业和农村资源加速流向农村工业化。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物。双重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很自然地引发了双重城市化的加快推进。所谓双重城市化，就是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导的大中城市的迅速扩张，和以县乡等农村基层政府为主导的小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大中城市的迅速扩张所产生的巨大投入需求，一方面，容易刺激对农业和农村的资源抽吸；另一方面，容易形成排斥农村人口的倾向，排斥其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小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则容易从农村社区内部，为农业和农村资源向城镇的流失大开方便之门。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对城市化的认识误区、发达国家现代城市的示范影响，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往往导致用行政手段搞城市化，人为地撤县建市、撤地建市，把城市化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所有这些，会导致城市化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扩大城市化发展对资金和资源的需求，加剧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流失。
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乡经济的相互作用已显著增强。发展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都迫切需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出台。但是，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格局下形成的城乡分割、各自独立发展的政策，却迟迟得不到根本改变；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农村金融抑制和产业政策上的重城轻乡问题，仍然难以根本缓解。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实体化倾向，还加剧了城市与农村争资源、争市场、争就业岗位的冲突。这些因素对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的影响，有的是直接的；有的虽然间接，但不可轻视。比如，关闭“五小？、“十五小”企业，与农业产业化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其潜在影响仍然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五小”、“十五小”企业多在农村，多属乡镇企业；关闭这些企业，对农业和农村的冲击，比对城市和国有企业的冲击要大得多。实际上，有关部门在执行此项政策时，对于乡镇企业的执行力度也要大得多。这些企业的信贷资金大多是由农村信用社提供的。关闭这些企业，等于切断了这些企业之间、这些企业与其它企业之间、相关企业与银行信用社之间的资金循环关系。在关闭这些企业的过程中，如果操之过急或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容易导致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迅速增加，农村金融风险迅速积聚，甚至会使潜在风险显性化，弱化对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能力。
4.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不利于企业家阶层的成长
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一种“官本位”的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企业家本位”的经济。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日益居于中心地位；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又日益居于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中心地位。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起点低、层次低、效益低，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弱，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与缺乏适应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家有关。但是，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在总体上，“官本位”的影响还根深蒂固，以企业家为本位的发展环境还难以有效形成，适应产业化的企业家成长还缺乏良好的环境条件；甚至在多数地方，当企业家难还是一个突出问题。显然，在此环境下，农业产业化要改变起点低、层次低、效益低的状况并非易事。
三、简短的思考
从前文分析可见，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个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和制度转型的交叉时期。由于制度转型严重滞后于结构转型，导致结构转型难以得到制度转型的有效支持，成为妨碍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的深层障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农业产业化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制度创新问题：通过农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部制度创新，带动农业的内部制度创新；又通过农业的内部制度创新，促动农业的外部制度创新。要发展农业化，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加快制度创新作为长期的重要任务。
在农业产业化的起步和初级阶段，发展农业产业化所涉及的制度创新主要局限于微观领域；甚至农业产业化问题，基本上也可以简化为龙头企业和若干农户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对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继续加强微观制度创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偏重于微观领域进行制度创新的局限性也会迅速凸显。因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其根源多在宏观制度性方面。这些宏观制度性根源如果不消除，表层原因消除得再好，也是难以长久的。因此，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将制度创新的重点，由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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