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成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效论文,国有银行论文,投资者论文,外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1)10-0029-10
2003-2010年国有银行改革，包括财务重组、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上市等重要步骤，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这种争论持续数年而且非常激烈，支持者宣称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能够改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引进国际银行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而反对者认为，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股贱卖，而且改善公司治理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技术的目标也不能实现。随着2008年底和2009年初禁售期结束后这些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的突然离场，争论也戛然而止，因为争论的结果似乎已不言自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9年2月26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农行在改革中需不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什么时候引进，引进谁，都要由他们自主做出商业决定。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在上海和香港成功上市，而之前并没有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国内到目前为止对此尚无完整的总结和中肯的评价，本文认为，对这件事进行全面回顾和分析是很有益处的。
一、国有银行改革中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思路的原因
在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中，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思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做法的借鉴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境外投资者始于1996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以1900万美元购买光大银行3.29%的股份，之后陆续有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引进了境外投资者，到建设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之前，已经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引进了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国际著名银行在内的境外投资者。[1]与当时的国有银行相比，这些股份制银行资产质量较好，经营效率较高，盈利较多，股份制银行引进外国资本的做法对正在苦苦寻觅改革之路的国有银行改革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交通银行的成功改制上市，其“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三步走战略对国有银行产生了直接的示范作用。①事实上，之后建行、中行和工行的改革也正是沿着交通银行“三步走”的路线图进行的。
(二)对国有银行以往改革进行总结后的又一次探索
我国对国有银行曾进行过多次改革，如成立政策性银行实现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分离；以城市分行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行长负责制，逐步下放业务经营、资金调配、留成利润支配、人员和内部机构设置等权限；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等。这些改革措施由于没有触及国有银行的根本体制而收效甚微。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历次改革进行反思，反思后的主要观点有两种：(1)国有银行低效的根源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制度；(2)国有银行低效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②于是，国有银行此次改革的着力点便集中于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此次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国家绝对控股，在此条件下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在国家绝对控股的条件下，其他少数股东如何能够形成对国家股的有效牵制，从而改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呢？由国内民间资本持有国有银行少数股份自然不行，因为持有少数股权的国内民间资本不能对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国家形成有效牵制，而且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信用社对国内资本开放所导致的混乱使人们对国内民间资本是否能够经营好银行抱着深深的怀疑。于是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身上，理由是，相对于内资而言，外资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抵抗力要大得多，因此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可能会(有人相信一定会)改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国有银行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三)银行监管部门的大力提倡
此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国有银行纷纷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大力提倡有很大关系。
2004年3月11日，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其中第五条规定：“两家试点银行应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两家试点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要增强资本实力，改善资本结构，还应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这里对两家试点的国有银行明确提出了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而且由于要求两家试点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所以事实上已经把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限定于国外的战略投资者。
2004年9月8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第八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2004国际投资论坛”上讲话时说：“欢迎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与商业的原则，与中资银行开展各种股权形式的合作”，“中资银行也迫切需要这种合作，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改革中都在积极寻找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合格的国际高管人才。对于新建的银行，如筹建中的天津渤海银行，我们也要求有富有经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从源头参与”。
2005年12月5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银监会始终积极鼓励吸引合格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中资银行改革重组”，“我们充分认识到引进外资银行的重要性。外资银行不仅为金融业带来了良性竞争，促进了产品的多元化和服务效率的改进，也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重组”。
2006年1月12日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七条第四项规定：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2006年12月28日，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将第七条第四项修改为“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战略投资者”。
2006年4月18日，银监会发布《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其中提到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五项标准，第四条是“战略投资者应当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这条要求实际也把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排除在外了。
二、国有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回顾
(一)中国建设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共引进了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两家外资战略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1.美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于2005年6月17日与美国银行签订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按协议，美国银行一方面花费25亿美元购进建设银行股份174.82亿股，价格为每股1.15元；另一方面在建行上市日，美国银行另花费5亿美元购入部分建设银行H股。两次购买后，美国银行持有建设银行股票191.33亿股。美国银行还获得了最高入股建行19.9%上限的权利。
2008年5月底，美国银行行使认购期权，③以每股2.42港元的价格购入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交割日，建设银行H股收于6.92港元，按此计算，美国银行将获得约270亿港元的账面收益。行权后，美国银行持有的建设银行H股股份数为251.32亿股，占建设银行已发行股份的比例约为10.75%。美国银行此次行权购入的60亿股在2011年8月29日之前不得转让。
2008年11月美国银行再次行使认购期权，以每股为2.46元人民币(约2.80港元)的价格从汇金公司购买195.80亿股建设银行H股。行权当日，建行H股收盘价为4.11港元，这样算来美国银行此次行权将带来257亿港元的账面收益。本次行权后，美国银行持有建行H股股份数为447.13亿股，占建行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19.13%。美国银行本次新购入的这195.80亿股锁定期到2011年8月29日结束。
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以股份配售方式售出56.2亿股建行H股股份，每股固定价格3.92港元，出售价值逾28亿美元。2005年美国银行入股建行的价格是1.32港元，此次出售建行股份，美国银行净赚18.85亿美元，投资回报率200%。而这一出售行为导致美银对建行持股比例降至16.6%。
2009年5月7日，美国银行所持建设银行135亿H股解禁，5月12日，美国银行以每股4.2港元出售135亿股建行H股，套现567亿港元(73亿美元)，净利润达388亿港元，回报率是220%。减持以后其持股比例降至10.95%。2010年11月，因无力参与建行配股，美银向建行第三大股东淡马锡出售17.9亿股建行配股权，所持股权在配股后被稀释至10.23%。截至2011年3月末，美国银行仍持有建行255.8亿股，占比10.23%，在2011年8月29日前未经建行书面同意不得转让。2011年8月29日，美银宣布以8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约130.77亿股建行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4.94元，转让后美国银行仍持有建行125.03亿股，占比5%。
2.淡马锡。2005年7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和淡马锡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亚洲金融”，后改名为富登金融)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淡马锡将通过亚洲金融在建设银行海外首次公开发行(IPO)时以公开发行价格认购10亿美元的股份，并将花费4亿美元，购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建设银行股份，两次购买后富登金融共拥有建行股份132.07亿股，占比5.88%。2010年参加建行配股方案，认购建行H股9.25亿股，配股价格为每股3.77元，于2010年末持有建行141.32亿股，占比为5.65%。2011年7月5日，淡马锡抛售了15.02亿股建行H股，抛售价介乎6.22～6.35港元，套现约95.38亿港元。在建行上市时，亚洲金融以每股2.35港元购入，淡马锡此次抛售可赚60亿港元。
(二)中国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情况
中国银行共引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淡马锡、瑞士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四家外资战略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1.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2005年8月18日，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RBSCHINA)签署战略性投资与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将出资总计31亿美元，购入中国银行股份209.42亿股，占10%的股权。其中苏格兰皇家银行将以现金16亿美元购入中行108亿股，其他由美林与李嘉诚各出资7.5亿美元。以上股份于2008年12月31日解禁。
苏格兰皇家银行2009年1月将中国银行H股全部抛售，套现约166亿元人民币(约24.3亿美元)。3年半时间净赚了8.3亿美元，累计增值51.9%。
2009年1月7日，李嘉诚旗下慈善基金抛售20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金额达到40.6亿港元。李嘉诚基金入股中行时的平均成本价约每股1.13元。照此计算，此次减持使该基金账面净获利最高达18亿元。抛售后李嘉诚基金仍持有30.67亿股，占比1.21%。至2011年6月30日，李嘉诚基金持有中国银行股份24.76亿股，占比0.88%。
2.淡马锡。2006年2月，淡马锡投资15.2亿美元，购得中国银行5%的股份，持股104.71亿股，这些股份于2008年12月31日解禁。此外，中行2006年6月上市时，淡马锡斥资5亿美元，以每股2.95港元的价格增持13.22亿股，这些股份于2007年6月解禁。
2007年11月底，淡马锡以每股4.09港元的价格抛售了其所持有的中行10.28亿股H股，套现44亿港元，对比之前不到每股3港元的入股价，这次交易可使淡马锡获利12.33亿港元的盈利。
2011年7月5日，淡马锡抛售了51.88亿股中行H股，每股抛售价介乎3.6-3.67港元，套现最多190.4亿港元，按最初入股中行的价格计算，本次抛售可赚130亿港元。减持后，淡马锡仍持有中行股份53.12亿股。
3.瑞士银行。瑞士银行2005年9月投资4.916亿美元购入中国银行33.78亿股，占总股权的比例为1.6%，所持中行股份限售期于2008年12月31日结束。2008年12月31日解禁当日，瑞银将其所持33.78亿股H股悉数抛售，获得资金8.08亿美元。瑞银在此交易中获利约3亿美元，回报率超60%。
4.亚洲开发银行。2005年10月10日中国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时宣布了战略投资协议：亚行将投资中行7500万美元，持有5.07亿股，持股比例0.24%，该股票禁售期于2008年12月31日结束。2011年6月30日，亚洲开发银行持有中行3.04亿股，占比0.11%。
(三)中国工商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情况
2006年1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和高盛投资团(包括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就战略投资与合作等有关内容签署协议。高盛投资团出资37.8亿美元入股工商银行，购入工行10%的股份，价格为每股1.25元。其中高盛集团以25.822亿美元认购工行164.76亿股股份，占工行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5.7506%，安联集团持股64.32亿股，占比1.93%；美国运通公司持12.76亿股，占比0.38%。
2009年4月28日，高盛集团首批股票解禁，6月4日，高盛将首批解禁的约30.3亿股工行港股股份出售，净赚110亿港元。2010年4月28日，高盛集团剩余的131.8亿股份全部解禁。2010年10月5日，高盛以平均每股5.74港元的价格出售约30.41亿股工行H股，套现174.56亿港元(约22.5亿美元)，获利超过123亿港元。减持后，高盛拥有工行H股的股份下降至约101.4亿股，占工行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2.91%。
2009年4月28日，德国安联集团有32.16亿股解除锁定，当日安联集团通过私募配售方式转让给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投资者，安联集团此次交易大约可带来利润90亿港元。安联集团剩余股份于2009年10月20日解除锁定期。2010年2月、4月和7月份安联集团分别减持工行股票10亿股、3亿股和3亿股，共获得账面利润7.3亿欧元。
2009年4月28日美国运通公司将于当日解除锁定的6.38亿股工行H股，以每股3.86港元价格售出，粗略计算可获利17.8亿港元。剩余股份于2009年10月20日解除锁定期。2011年6月30日，美国运通持股6.38亿股，占比0.2%。
从以上国有银行近几年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当初我们作为“战略投资者”引进并且寄予厚望的外国投资者们，在禁售期后纷纷抛售脱身，完成其向财务投资者的转变。其原因值得我们好好分析。
三、外国“战略投资者”蜕变为“财务投资者”的原因
(一)财务投资者冒充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银行
当初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时，有些财务投资者冒充战略投资者进入到国有银行中，禁售期一过，这些财务投资者纷纷套现，露出其本来面目。由于种种原因，此次国有银行改革中，外资战略投资者都是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中国国有银行的股票，如美国银行入股建行的价格是每股1.15元(建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2.35港元，2010年5月3日建行港股盘中价5.88元)；高盛投资集团入股工行的价格是每股1.22元(工行的发行价是3.12元，2007年1月4日盘中价6.77元)。入股价格和发行价格的过大差距，导致外国投资者只要入股国有银行，将来就能依靠股价的飙升获取丰厚的利润，加大了外国财务投资者冒充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银行的冲动。当时国有银行改革中把引进一定比例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当作上市的一个必须条件，于是急于上市的国有银行就饥不择食，忽略了对战略投资者真实性的严格审核。一是有些“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过低，④如：亚洲开发银行持股中行比例0.24%，瑞士银行持股中行比例1.6%，安联集团持股工行比例1.93%，美国运通公司持股工行比例0.38%。这么小的持股比例怎么能和公司形成共同战略利益，怎么能有效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呢？前汇丰CEO艾尔敦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评价是：“持股超过50%才能真正对银行管理负责”。二是引进过程中，一些“战略投资者”都尽量避免持股比例过大，⑤而且很多战略投资者对在董事会有没有席位并不关心。⑥这些行为不符合真正的战略投资者的正常行为逻辑，战略投资者应该非常关心自己在公司的话语权，应该愿意持有公司更多的股份，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见贯彻到公司管理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公司的利益。三是国有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很多都不是国际上的大商业银行，而是财务投资者。以中国银行为例，其投资额最大的并不是银行，而是一家政府型投资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与淡马锡一起参股中国银行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并不以银行业务闻名而是以投资策略闻名，其出资的资本构成中，有一半来自于以国际财务投资者著称的香港李嘉诚基金和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而其真正出资的16亿美元，则主要来自于投资于西班牙国际银行的股权转让。同样参股中国银行的瑞银集团出资的主要目的则是为获得承销商资格。至于投资于中国工商银行的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其投机色彩则更为明显。不知道这些并不主要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投资者，能教给国有银行多少产品开发、市场营销、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技术。
(二)中外资双方的战略合作没有达到一定深度
事实上，在近几年外资金融机构纷纷抛售国有银行股票时，合作深度、广度领先的汇丰和交行的关系就比较稳定。汇丰银行持股交通银行19.9%，接近银监会20%的上限，同时持股比例接近第一大股东。⑦汇丰在交通银行的董事会占据两个席位，还有权在交通银行的管理高层占据一个职位。与之相比，四大国有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则持股比例较低，而且与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相差过于悬殊。如：中国工商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中，持股比例最大的高盛集团在2006年12月31日持股比例为4.9%，而同期工行控股的国家股(包括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持股比例为70.6%。苏格兰皇家银行持有中国银行股份约5%，第一大股东汇金公司持股约70%。持股比例过低，使战略投资者在公司收益中比例过低，战略投资者很难与公司形成同舟共济的战略关系，从而主观上缺少把公司管好的动力；而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差别过大，则使得战略投资者在公司治理和决策中话语权过于轻微，客观上缺少改善公司经营的能力。总的来说，在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后的几年里，战略投资者和中方的合作是零散的、停留在表面的，并没有给国有银行经营管理带来更实质性的东西。
(三)外国投资者自身陷入财务危机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纷纷陷入财务危机，为了缓解自身资金压力，这些“战略投资者”纷纷减持在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例如：瑞士银行在禁售期结束后的当日将所持全部中行H股售出。有业内人士认为，瑞银急急忙忙在较低的价位套现，是因为其受次贷危机冲击较大流动性短缺所致。瑞银已经将其全资拥有的高达600亿美元的欠流通性证券与其他资产转让给瑞士央行，是否还有或者有多大的准坏账规模不得而知。中行发言人王兆文也表示(瑞银抛售中行股票)是对方“出了问题”。⑧关于美国银行减持建设银行股份的原因，建行发言人多次表示是美银“自身财务遇到较大困难”、“出于自身原因”。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银行由于收购美林证券陷入大幅亏损的陷阱，管理层承受巨大压力，不得不努力出售资产平衡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美国银行也表示减持建行股份主要原因在于自身财务困难，并一再声明，将毫不动摇地维持和发展与中国建设银行的战略合作关系。瑞银欧洲银行研究团队联席主管克拉奇利认为，中资银行H股遭外资股东大规模抛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外资股东对于自身发展的重新定位。克拉奇利认为，就苏格兰皇家银行而言，近期刚获得英国政府救援并更换了首席执行官，其发展定位为本国国内市场，也收缩了他们之前扩张出去的业务。
四、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效果分析
在此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国外战略投资者曾被寄予厚望：希望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能够提升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随着股票禁售期的结束和战略投资者的纷纷抛售脱身，我们有必要对此次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进行客观的分析。
(一)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国际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中资银行曾经是完全陌生的。海外媒体渲染性极强的舆论，使国有银行的效率低、治理结构不透明、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技术上已经破产的概念根深蒂固。引进战略投资者，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这些为外国投资者熟悉、信任的大型机构的参与，特别是作为股东持有中国的银行的股份和参与中国的银行的管理，达到传导对中资银行认知，增加对中资银行信心的目的。[3]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将对熟悉的机构的信任转化为对中国的银行的信任的效果。事实证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参与大大改善了中国银行业的形象，所有的国际评级公司都认为，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是他们提高中国银行业评级或维持对中国银行业积极和稳定展望的重要原因。[4]
(二)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的目的并未达到
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之后一般也都签订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所谓技术援助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高深，而只是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核心的管理和技术几乎全不涉及。穆迪投资在其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经验。德意志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Norbert Walter对于国内银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发表看法时说：“所谓经验必须在本地获得，资本市场的经验必须在市场实践中获得”。[5]吴志峰(2009)指出，无论银行管理还是产品技术，都必须与本土政策环境、文化氛围和市场条件相匹配，再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和产品技术，也必须根据本土条件作相应的改造。对经营银行来说，更重要的是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如果有了健全的银行制度框架，即使没有战略投资者，我们同样会发展出一套优秀的管理机制和先进的产品技术。[6]
(三)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后，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并未得到根本性提高
我国国有银行之所以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有者的虚置。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来源于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如果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即使搭建了“三会一层”的形式、完整的公司治理架构，也不可能有效运作。此次国有银行改革，虽然引进了外国战略投资者，但国家股依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外国战略投资者由于所持股份过少，很难对银行决策产生有效影响，四大国有银行依然紧紧掌握在国家——实际上是国家的代理人：银行的各级经营者手中，国有银行经营中依然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7]王一江、田国强(2004)指出，“只要仍按照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改革思路来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就不可能改善外部竞争环境及内部治理结构，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效率问题”。[8]国外也为我们提供了类似案例，东欧国家在第一次银行改革中，在保持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引进战略投资者，结果并不成功，银行绩效没有提高。据了解，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已经存在股东大会职能弱化，一些本应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力集中于董事会，而董事会治理机制混乱、内部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问题较为普遍。
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大量引进是2003-2010年国有银行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当时曾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现在随着外国战略投资者获取丰厚利润后的纷纷离去，这件事似乎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但其中很多东西还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注释：
①交通银行是我国第五大银行，第一大股东是财政部，具有准国有银行的性质，与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有更多的相似性。
②持公司治理论观点的人还没有认识到：公司治理是由产权结构决定的，拥有了人格化的产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自然会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博弈中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人格化产权主体，存在所有者事实上虚置的问题，即使建立了形式上完整的公司治理架构，也不可能真正有效运作。
③根据与汇金公司于2005年6月17日签订的《股份及期权认购协议》。
④按照银监会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标准：战略投资者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要派驻董事。按此标准，国有银行引进的很多外国投资者并不符合标准。
⑤如苏格兰皇家银行与中国银行谈判开始，就极力要求不购买太高比例的股权或进一步增持股票，于是选择了与美林国际或李嘉诚共同投资的变通之道。
⑥如美洲银行董事长肯尼斯·D·刘易斯说，“我们拥有1个席位、2个席位还是3个席位，这都不是关键问题。”
⑦交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财政部在2007年6月30日持股比例是20.36%，同一时间汇丰所持交行比例为18.6%。
⑧2009年1月5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