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贵财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日比，三日赋。”同是说诗因何前者与后者次序完全颠倒，在凡事都讲究等级次序的古代中国必然有其原因。笔者试图通过自己的近来翻阅的资料以及心中所得略作探讨，从社会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诗品序》；《毛诗序》；赋；比 ； 兴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Yxm2015098。
《毛诗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诗序》的作者据传是子夏，然而并无确凿的证据，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千古公案。但是无论是谁，出于先秦已成定论，这也就给我们探求原因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的依据。
一 源流关系
我国诗歌的繁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也有了诗国的美誉。然而诗歌的起源至今为止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也有像鲁迅、朱光潜这样的大师对此问题的精辟见解，终是不能让所有人信服。但是大家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诗歌是情感的产物，当内心有情感需要表达时，诗歌便应运而生了。《毛诗序》中关于“风”的解释过于附会教化，固然不能作为“风”的原始意义来考量。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写道:“……言其本源，‘风’者，土风也、风谣也(《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夫天子省风以作乐’，应劭注:“风”，土地风俗也' )，今语所谓地方民歌也。”这应该是最接近“风”的原始意义的。民歌作为大众口头文艺，产生于文字产生之前这是毋庸置疑的。故而说他早于宫廷乐曲歌词的“雅”与宗庙祭祀舞曲的“颂”是完全站得住的脚的。
朱光潜先生说:“我们最原始、最切身的经验就是自己的活动以及它所生的情感, 我们最原始的推知事物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活动和情感, 来测知我以外一切人物的活动和情感。……”故而，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阶级压迫没有出现，人们的思想之中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尊者讳为长者隐等这样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在其宣泄感情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遮掩的了，随意而发，随心而唱，自然天成，这就是六义中的“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情感的表达不断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如阶级的出现，统治阶层的阉割政策；伦理道德观念的产生；思维的复杂化等等，以至于随意而发，随心而唱的原始形态遭到了破坏，情感的表达逐渐的趋于隐晦，这也就是比兴的产生。
既然比兴同为隐晦的表达手段，那么如何区分必然成为了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关于比兴的区别历代都有人作出解释，如刘勰、钟嵘等。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朱熹的解释。但是这解释还是不能够让大家很直观的区分二者。虽然两者很难区分但是按照刘勰的说法，“比显而兴隐”却是共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与“比”相比，“兴”是要隐晦些，如果与“赋”相比的话，那就是“赋”显而“比”隐了。既然“‘比’显而‘兴’隐”，那么“比”的思维方式一定比“兴”的思维方式简。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逻辑，“比”应该在“兴”之先。
由此而言，也可说明赋比兴三者的顺序由来。
二 社会功用
就起源流而论，赋比兴之顺序固然已经顺理成章。而后对于三者，尤其是排在首位的赋在后来的政治交往中更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是比兴所不能及的，然而后世赋诗也必然要借助比兴，让这种联想能够被听诗者所运用，才能赋诗成功。
赋诗是贵族卿士阶层的必要素质之一，应对筹策，大政外交，皆不可缺。孔颖达疏曰：“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士大夫们由其眼中所见，或者心中所感发而为诗。除却自己赋诗来表情达意外，更为普遍的是“用诗”。换言之也就是旧瓶装新酒。根据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而择取相应诗歌。以《左传》引诗为例，《左传》共引《诗》221处，其中属于前者的只有寥寥几处，大多都是 属于后一种情况。而按照引《诗》、作诗发生的场合看，外交宴飨场合37处，本国国内论说、劝谏场合55 处，评价、议论场合32 处，著者主观评价的特殊场合45 处。简而言之，主要是宴飨、劝谏、评论等场合，这些都可归之于政治交往。
《论语》有言曰：“不学诗，无以言”；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学《诗》而能“达政”、“专对”的说法正是针对《诗》在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中的意义而言。《论语正义》疏之曰: “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诸侯之政也。古者使适四方有会同之事，皆赋诗以见意。”此话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诗》本身就是政治生活的记录；二是在在外交场合，政治家的往往通过通过《诗》的运用来表明己方的观点、态度、立场。这两点强调了《诗》在内涵( 内容) 与功能上对政治生活的意义。
相对于赋诗者而言的另一方，则为听诗观赋一方。听诗者的理解直接关乎到赋诗者的意思能够得到真确的传达。如果说赋诗者的赋诗主要依赖“兴”而起赋，那么，诗六义中的“比”便是“听赋与回应”这一环节得以可能的依据。由此看来，“比”与“兴”则是为“赋”服务的。诚如《春秋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安定赖于赋诗言志为形式的外交成败。故而站在社会功用的角度而言，赋的地位要高于比与兴。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源流关系还是社会功用方面来看，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赋比兴的排序都是经过大浪淘沙之后的定论，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1] 阮元.十三经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 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 钱锺书.管锥编:第1 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作者简介：查贵财（1989—），男，河南许昌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
论文作者:查贵财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3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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