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策略 〔*〕
刘 勇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 全球化带来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审时度势地调整策略以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总体来看，中国策略是以科学的治理理念为价值导向；以有效的国家治理为客观条件；以变革治理规则为现实基础；以改革和构建治理制度为有效平台；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目标。这五个部分是紧密连接、相互促进的，是理念与实践、显性与隐性、区域与全球等之间的交互融合。立足于这些策略，中国以自身独特的理念与实践促进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有效推进了全球治理变革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治理理念；国家治理；价值链治理；制度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当前，加强各国的多边合作以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日益成为所有主权国家必然面临的历史与现实抉择。事实一再证明，任何违背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的治理主体均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由此而产生的“退群”成本。无论是从文明型国家的历史角度看，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角度看，中国始终都是和平与发展的坚强主体，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面对全球化发展大趋势带来的全球权力格局的快速变动，中国基于维护人民幸福和人类福祉的考量，不断调整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中国理念、智慧和方案。
一、形塑共同的治理理念：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指出：“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2〕推动当前全球治理进程的有效发展，科学的理念是不可或缺的，且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是基于顶层理念设计而做出的，这不同于历史上国际权力格局转变是基于资本增殖需求的被动驱动。为有效回应“片面自利”的治理理念，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的现实诉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导向。
应当看到，地理大发现以来，面对日益加强的全球一体化趋势，部分主权国家奉行“片面自利”的治理理念，虽然其在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在“丛林法则”的制约下，各主权国家不得不通过贸易垄断、划分势力范围甚至是诉诸武力的方式来践行“自利”理念。然而这种方式往往是以牺牲他国以及他国人民的合法利益为前提，背后必然是“片面自利”的理念，谋求的只是自身片面利益的最大化。基于主要大国奉行“片面自利”理念而导致的二战悲剧，国际社会力图通过加强对话、签订国际条约、建立国际机构等方式打造一种相互制约的“规则”体系。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间由相互对抗逐渐走向相互联合，通过建立同盟关系等，共同致力于谋求在全球的更大利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新“洗牌”，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完全不同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更多的是体现维护大国的自身利益。21世纪以来，由于理念惯性、规则约束力有限等相关因素，“片面自利”的治理理念仍存在于国际社会，左右着部分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现实进程中的路径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了资本主义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片面自利”的理念和行径。当前，国际社会仍面临着“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3〕等多重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采取一系列“退群”举措，这些“片面自利”行为给国际社会尤其是给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说，“片面自利”理念导致国际社会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氛，进而使得持久、稳定的全球性合作难以形成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和复杂。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全球环境的大变革、大调整，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片面自利”理念既无法适应当前变化的全球环境，也无法有效满足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对于前者而言，集中表现为单边主义越来越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随着全球范围内交流的不断增多以及全球性问题复杂性的不断增强，单边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已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多边主义也日渐成为全球性合作的基本原则。对于后者而言，集中表现为国际社会对持久、稳定的全球性合作的现实需求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因此，“片面自利”理念必然会被唾弃。
由此可见，面对在全球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片面自利”理念所呈现出的种种不足，迫切需要提出新的治理理念。对此，中国结合自身定位和国际社会需求，把“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4〕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努力形塑一种建立在“合作共赢”基础之上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5〕，从而为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这种理念的指向在于：以谋求与他国的合作为保障，不以牺牲他国以及他国人民合法利益为前提；以努力推动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增长的同时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增长为目标，不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增长为归宿。通过这一理念所阐释的原则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着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6〕展开来说，“共商”理念就是倡导各个治理主体就共同面对的各类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进行对话与协商，以期实现双边和多边的战略性理解和支持。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多数治理主体对单边主义以及霸权主义行为进行批判，从而有效制约国际社会中的“片面自利”行为。对此，习近平曾指出：“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7〕“共建”理念就是倡导各个治理主体在面对各类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过程中，加强务实合作，构建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从过去的合作模式看，无论是建立在“中心—外围”架构上的霸权治理模式，还是建立在市场规约下的全球契约治理模式，本质上都是在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诉求仅仅是给予有限的回应。与之相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倡导对接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努力达成共同建设的合作意愿。“共享”理念就是反对单边利益论，倡导因合作发展而产生的权益由攸关国家所共同享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共享”并不是指均等的共享，而是建立在合作发展基础上的有差别的权益共享。这种理念旨在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共同体”意识，放弃任何形式的零和博弈思维和霸权主义行径。总之，中国“坚持共赢精神，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做到惠本国、利天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路子”〔8〕。
在1939年到1945年世界正处于战争期间，武器装备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飞行、导弹的控制需要应用动力学系统，而实物的检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促使了仿真技术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为了适应控制系统的市场,开始研究控制系统的仿真技术。随着控制系统鲁棒性及可靠性要求日益增加，这就需要研发团队对相应的产品进行速度、样式的模拟并进行测试，最终形成可靠产品。dSPACE的出现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二、推动至善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客观前提
尽管全球治理并非是国家治理在全球层面上的简单延伸，然而国家治理却是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前提。一个主权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是否能够有效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参与者。因此，中国要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当前的国际社会，超出主权国家范围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在此现实背景下，“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将自身的国家治理实践与全球治理任务相协调并相互促进，这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时代课题。”〔9〕因此，主权国家本身治理程度的高低与治理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这也是主权国家能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具体治理领域等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条件。比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于“全球治理基本上是恪守‘孤立主义’的战略思想的”〔10〕。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软实力的增长，美国自身的综合实力获得显著增长并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在此基础上，美国开始转向全球并谋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最为典型的就是构建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的全球治理网络。作为一个全球政治区域，欧洲为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二战后开始迈出谋求统一的步伐。随着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欧洲统一进程得以实质性推进。随着内部各国合作程度的加深，欧盟整体上提升了在多领域的治理能力。自此之后，经过内部整合的欧盟开始积极推动多边主义的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增强全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由此可见，不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其参与全球治理现实进程的前提均是自身治理效果的凸显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它们才能够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或区域集团都能够实现自身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对于也门、阿富汗等至今仍未摆脱战乱和绝对贫困的国家而言，由于其无法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就无法依托自身实力以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这些国家只能依据与自身权益攸关的行为体的权益诉求而被动地卷入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在二战后实现自身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开始谋求非洲的联合。经过多次的内部整合，建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于2002年改组成立非洲联盟。由于非洲大陆没有多个具有较强实力的国家主体，非洲依托非洲联盟有效推进了地区治理机制的构建。然而，由于非洲国家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从而使得非盟这一区域集团至今难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较大的影响力。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国家治理程度已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因此，现实的问题已不再是中国是否需要参与全球治理，而是中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很显然，中国若想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就需要不断推进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11〕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水平。而对于中国来说，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其一，推进治理经验的转化。中国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提炼自身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指导。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在全球治理经验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经验支撑。其二，推进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其国家治理水平的强弱直接规约着全球治理能力的高低。因此，中国须坚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认真贯彻“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努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自身实力获得实质性的提升，才能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实力支撑。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现实进程的“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12〕。其三，打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除了自身内部的着力因素之外，中国还需要充分利用各种双边平台或多边平台，与其他主权国家以及区域性集团就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对话和合作，从而为提升自身的治理水平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权益诉求、参与意愿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要想开展更为有效的对话与合作，还需要对不同治理主体做出清晰的辨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总之，“外交是一国目标、意志、实力向外部的投射，而国内是外交投射的基地。”〔13〕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源自于中国自身治理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提升则主要源自于治理经验的转化、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
结束语:综上所述,我们通过进行对比实验发现对于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病患进行子宫动脉和髂骨内动脉结扎手术的手术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运用此技术救治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病患,以减小病患的危险系数。我国对于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症状的治疗应该注重病患的安全性,尽量减小手术后病患发生并发症的几率,立足于提升病患的生活水平,切实为病患谋利益。未来我国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的治疗方法还有完善空间,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升我国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的救治水平。
三、促进协同的价值链治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现实基础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全球价值链是将绝大部分治理主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密切联系的最为重要的治理工具。因此，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必然涉及到各主权国家的发展命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在继续参与现有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应主动对其加以变革，积极打造以产业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从而为中国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奠定一个更为合理的价值链基础。
当前的全球价值链是二战结束后，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得以形成的。由于各个主权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以及权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其必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并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构成部分的等级式全球价值链得以形成并发展至今。这种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精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从建立伊始就带有浓厚的不平等和剥削色彩。其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依托自身的经济实力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并通过工农业之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等的“剪刀差”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动能，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较大的发展阻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这种等级式全球价值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冲击。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冲击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变得越发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北—南”这种单线的价值链条，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改变之前只能选择与发达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必须认识到，当前发达国家仍具备很强的科技竞争力，仍是价值链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建立在科技含量较低基础上的“南—南”价值链条即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难以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等级式价值链产生决定性变革的影响。即使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科技实力方面获得长足进步，也难以改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无法摆脱等级式全球价值链剥削的现实状态，从而造成了南北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给全球治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发展利益诉求是主权国家的基本需求，因此等级式全球价值链不仅很难消灭，而且仍以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趋势向前发展，这一趋势在全球产业链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在当前的全球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14〕
武隆县在20世纪末大量引进波尔山羊种公羊与本地板角山羊杂交，深受养殖户欢迎。在2010年开始又从四川引进大量的金堂黑山羊，从实际生产调查发现，效果比较理想。
对于这一等级式全球价值链，中国应努力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作，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15〕。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16〕为了变革等级式的全球价值链，使之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理性选择就是依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强与其他主权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推动形成以产业为主体的新型全球价值链。这种价值链主要由不同产业所组成的价值链条而构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均无法在所有的产业价值链条上占据着优势位置，这为“探索后发国家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实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17〕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使后发国家能够大大降低由于发达国家的剥削而经常遭受的损失。此外，这一新型价值链能够“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18〕。比如，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努力打造一条新的产业价值链。在这条链条上，资本供给国与资本需求国并不直接进行对话，而是通过亚投行这一“中介环节”实现对接，在保障资本输出国获得一定资本利润的同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为资本需求国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除主权国家外，中国要构建以产业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还需不断培植和引入新的合作力量，即各类跨国公司以及东道国的本土公司。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公司可以就不同产业开展有效的对话与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当看到，打造这一新的全球价值链不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其必然会经过一个较长且曲折的历程。因此，中国在加强与这些公司对话与合作的同时，还需要借助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强自身的科技实力，在全球产业的更多领域掌握更强的技术性话语权，推动中国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向高端迈进，从而增强中国推动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变革实力。此外，从长期来看，这种产业式全球价值链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全球价值链的潜在长期发展收益不是自动获得的”〔19〕。因此，中国需要在发展收益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起主动地去“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确立新定位，构筑新优势”〔20〕。
四、完善有效的制度治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支撑平台
原使用简易倒车平台尺寸为6.0 m×1.5m，大小与钢板路基箱相同，但由于通行的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属大吨位车辆，重车总质量最高可达35～40 t，由于车辆对简易倒车平台的覆盖面积相对较小，车辆在简易倒车平台上通行时平台稳定性较差。现对简易倒车平台进行优化改进，将其宽度增加至2.4 m，增加车辆对平台的覆盖面，从而提高车辆通行时平台的稳定性。路基箱棱角去除后，卸料时稳定性有明显提高，两侧采用镂空设计便于清扫，质量适中挖机移动方便。改进型卸料平台如图3所示。
〔8〕习近平：《新起点 新愿景 新动力——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17日。
〔13〕庞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国际制度竞争已“成为大国权力政治的崭新内容”〔23〕。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中，需要从制度层面采取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将向全球社会表明中国是以“制度”而非“战争”的方式谋求自身权益，中国在通过合理化制度理念和实践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倡导“世界各国一同参与到全球化时代新制度的探索当中来”〔24〕。具体而言，中国所采取的制度措施如下：其一，在全球层面上努力推进现有治理制度的改革。之所以是改革而不是构建，是因为构建和维持全球性治理制度这一公共产品需要耗费较高的成本。中国虽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就军事、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而言，并不具备全球领先优势。因此，相比较而言，改革现有全球性治理制度的成本较低，且能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推进全球性治理制度朝着更有利于保障全球公平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其二，在区域层面推进治理制度的构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其必然有着自身特有的权益诉求，也必然会选择通过构建新的治理制度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但是，中国倡导的治理制度是努力谋求共同发展，而非仅仅构建一种片面自利性的治理制度。对此，中国需要加强与现有区域性治理制度以及其他全球性治理制度间的融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寻求不同治理制度间的最大公约数，以此来提高新制度与原有制度间的契合度。此外，在降低相关国家的制度性参与成本的同时，提升新制度的治理有效性。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就是中国在区域层面进行制度构建与制度对话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基于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合作需求，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域内国家搭建了一个新型的制度平台；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开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对话与合作。从而有效推动了区域性治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目标追求
长期以来，由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而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种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将增进人类福祉作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诉求，倡导发展应当依靠各国人民、发展成果应当由各国人民共享。
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而言，随着科学技术和交往实践的深入发展，各主权国家在全球层面以及区域层面上的交往必然日益频繁。尽管不同的主权国家会因为意识形态、发展目标等方面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权益诉求，但“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25〕。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因此这一治理体系必然是资本增殖的政治保障，而绝非是增进人民福祉的政治安排。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其一，导致贫富鸿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拉大。这既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鸿沟不断扩大，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的资本家与普通工人间贫富差距的加剧。前者使得全球化的发展方向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进而使得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后者进一步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使其在面对各类治理议题时往往采取片面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倒退行为。其二，导致零和博弈思维，甚至是冷战思维盛行。市场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赢利能力的大小。然而，一定时期的世界市场是有限的，而资本增殖却是无限的。为了夺取更大的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同资本间往往会开展零和竞争，甚至不惜发动局部战争。这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不信任感蔓延，从而难以实现广泛且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其三，导致人本身只是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客体，而非社会发展的目标主体。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发展的动力源自于资本增殖，其目标也是为了资本增殖。因此，在这一体系中资本成了主体，而人本身却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可再生工具，其必然导致人本身的物质和感情需求不会得到过多观照，更不用说得到充分的满足了。
注释：
六、总 结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策略是建立在对当前国际社会现实和当代国内发展样态综合考量基础之上的。通过实施这些策略，中国不断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在满足自身诉求的同时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本”就是维护人民的发展权益，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末”就是为了实现“本”而做出的具体的策略性安排。总之，面对当前不断增多且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作出及时的反映以及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而作为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要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承担起引领全球发展的时代责任，积极谋求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多种策略来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31〕
与此同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根深才能树大，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必须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的实力基础及发展诉求之上。无论采取何种参与策略，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福祉。当前，中国实力已经实现了较大提升，且显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依据是世界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及其战略关系，中国离所谓“世界历史民族”要求的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国要实现“世界历史民族”的雄心壮志，还有很长的路要努力攀登。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进程中，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治理体系下的“霸权逻辑”和“资本逻辑”，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倡导和引领国际社会践行“共同体逻辑”和“人民逻辑”。
面对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中国基于增进人类福祉的立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倡议。这一倡议坚持人民中心论，即一切活动均是从人本身出发并最终回归到人本身，从而推动人类“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6〕。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性倡议所揭示的是人类进步应该超越资本主义治理体系所主导下的“资本逻辑”。具体而言，其一，这一倡议注重全球不同地区间的平衡，努力谋求共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有的主权国家无论强弱大小均是平等的。为了缩小全球范围内的贫富鸿沟，中国主张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等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为此，中国倡导“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27〕，反对任何形式的发展以牺牲他国合法发展权益为前提。其二，这一倡议主张竞合博弈，注重加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现象，其中只有良性的竞争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效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竞合博弈，是在不否定竞争的同时更加强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实现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良性竞争。对此，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践行这一竞合博弈，推动沿线国家间的良性竞争发展。这一发展策略“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28〕。其三，这一倡议突出人的主体性，强调全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福祉。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大势，中国主动加强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29〕这一举措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对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进而缩小全球的贫富鸿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愿意“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30〕来实现共享发展，从而最终增进人类福祉。
无论裂隙位于哪个位置，边坡安全系数总是随着裂隙深度的增加而较小的。膨胀土边坡在经历干湿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胀缩变形，而由于土体表面和内部含水率不一致导致其胀缩程度不一致，土体胀缩不均，于是产生裂隙。当裂隙底部成为新的蒸发面以后，以上过程又会重复发生，导致裂隙不断扩展、深入。降雨初期，雨水因土体出现的短暂疏水性而在地表累积，一旦形成积水，雨水会优先沿着裂隙侧壁入渗[21]，汇聚在裂隙底部，之后入渗至土体内部。因此，裂隙的深度直接控制了膨胀土边坡内部的饱和区范围。深度越大，降雨后沿着裂隙进入膨胀土边坡的雨水越多，形成的饱和区域越大，对膨胀土边坡的稳定性越不利。
〔2〕〔5〕〔12〕〔14〕〔25〕〔2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523、442、203、538、543页。
以上，我们从传统家校共育的弊端入手，对如何实施互联网+家校共育实践模式展开了探究。互联网+家校共育是一种新方式、新平台，开启了家校共育的新时代。只有充分发挥互联网方便快捷的优势，做到家校之间随时随地沟通交流，才能使家校共育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3〕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
其实，蓝宝石和红宝石一样，同属于刚玉矿物的一种，是除了钻石以外地球上最硬的天然矿物，它们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都是颜色美丽的宝石级别刚玉。
〔4〕〔20〕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
2.5 流动人口分布 2016年上海市崇明区本地、流动人群肺结核年发病率分别为24.28/10万、18.82/10万，2017年分别为22.31/10万、15.12/10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表4)表明：两年本地、流动人群肺结核涂/培阳性率、涂/培阴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6〕靳诺等：《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员工直言不讳：工资有点低。可她不好意思提涨薪，一是工作量不重，二是知道公司业务情况不是很理想。思来想去，另谋高就。
本期“悦读·阅读”栏目，重点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表达。古代人民怎样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华民族代代传唱的诗歌是如何体现民族根基和灵魂，怎样理解唐朝的诗歌盛宴以及怎样阅读古代民歌和诗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曹旭，带领大家一起品味中国诗歌的源起、发展和历代诗歌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7〕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Corder（1974）将错误分析过程分为五个步骤：（1）收集学习者的语言样本；（2）错误识别；（3）错误描述；（4）错误解释；（5）错误评价。而后，他又将错误分为语言能力错误和语言使用错误两大类，并对错误进行补充，分为前系统性错误、系统性错误和后系统性错误。
〔9〕刘贞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式中:αe，i代表出口的 CET 份额参数，αde，i代表国内商品的份额参数，同理，αe，i+αde，i=1;Ei，t代表各部门对国际市场的供给(出口供给);Di，t代表各部门对国内市场的供给;Xi，t代表商品总供给;PE i，t代表各部门产品出口国内价格;PD i，t代表各部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价格;σm，i=1/(ρe，i－1)代表各部门出口商品和国内销售商品的CET转换弹性。
〔10〕刘伟、张辉主编：《全球治理：国际竞争与合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11〕《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
二战结束以来，制度已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现实进程发展的主要动力。当前的全球治理制度是由美国所主导建立起来的，其为恢复战后的全球和平与发展环境以及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发展动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不同地区基于各自的权益诉求建立起了各类区域性治理制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治理制度是建立在当时的权力格局基础之上的。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这些治理制度面临着诸多的现实困境，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治理失灵。具体而言，在全球层面，现有全球性治理制度面临代表性不足、责任错位、规范缺失、政策失灵等多重挑战。然而由于制度惯性以及主导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西方大国改革意愿较低，全球性治理制度已经无法有效满足由于全球权力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其他治理主体的权益诉求。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全球性治理制度，通过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增加国际制度间的积极互动、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重视顶层制度设计和建设更有效的基层制度等措施，从而增强全球性治理制度的实效性。〔21〕在区域层面，现有区域性治理制度是基于认同导向、发展导向、议题导向、安全导向等方面的共识进行构建的。但是，随着权力平衡、利益重塑、规范扩散等现实因素的出现，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区域性治理制度难以有效反映地区权力格局的现实变化，〔22〕进而使得其在处理相关议题以及应对相关挑战时的有效性不断降低。
〔15〕习近平：《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16〕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
如果说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一种隐性治理，那么，制度治理就是建立在这种隐性治理基础上的显性治理。当前，全球性以及区域性的治理制度均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无法有效反映全球权力格局的现实变化。对此，中国需要依据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以及自身的发展实力来推进全球性治理制度的改革以及区域性治理制度的构建。
〔17〕秦升：《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回顾与展望》，《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36页。
〔19〕张辉、唐毓璇、易天：《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21〕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
〔22〕郑先武：《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
〔23〕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24〕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2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17页。
〔28〕陈岳、蒲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2页。
〔3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作者简介： 刘勇，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号：17JZD00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优势研究”(项目号：2017ZDIXM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03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治理理念论文; 国家治理论文; 价值链治理论文; 制度治理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