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仁汗克布恩》史诗六个异文中程式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史诗论文,程式论文,仁汗克布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种观点
按照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提出的概念，程式是“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经常用来表达一个特定基本观念的一组词汇。”(注：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第65、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朝戈金对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式句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注：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第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详细地研究了冉皮勒《江格尔》中的程式，认为，“口传史诗传统中的诗人，是以程式的方式从事学习、创作和传播史诗的……歌手就像摆弄纸牌一样来组合和装配那些承袭自传统的‘部件’。这也就同时证明了，歌手不是靠着逐字逐句背诵，而是靠着掌握了口传诗歌的创作法则来演唱的。”(注：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第7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日本学者藤井麻湖对帕里和洛德提出的上述定义进行分析，认为“这个定义的一大特点是构成韵律的‘方法’和填充它的‘实体’混为一体。”(注：藤井麻湖：《传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史诗隐藏的主人公》，第204页，日本エデイタ—スク—ル出版部，2001年版。)她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有一种办法，就是应该把程式的概念更正为口头诗歌的构成“方法”，而按照这个方法被具体化的“实体”，即具体的表现应称作“程式表现”。(注：藤井麻湖：《传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史诗隐藏的主人公》，第205、206页，日本エデイタ—スク—ル出版部，2001年版。)然而，藤井麻湖按照这样的思路对蒙古史诗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大大出人意料。她说：“由于蒙古英雄叙事诗缺乏原来程式理论中的程式模型，因而叙说的基本单位的构成就变得不明确。”从而得出结论：“蒙古英雄史诗再生产所需的叙说基本单位——程式，在语言组织层面上不存在。”(注：藤井麻湖：《传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史诗隐藏的主人公》，第198、255页，日本エデイタ—スク—ル出版部，2001年版。)这就是说蒙古史诗中的口头诗歌，不是以“程式”的方法构成的。为什么呢?她认为，蒙古史诗在传承过程中强调“记忆力”，即强调“固定”，完全抵抗对文本的改变。而“程式的革新性在于‘创作’，即在于创作出新的东西。这与蒙古英雄史诗‘不得更改’的规定是相互抵触的。”于是她暗示，没有作为诗歌重新创作方法的程式，意味着蒙古史诗是以记忆的方法创作出来的，这样，蒙古英雄史诗就较少发生变异，从而保证了蒙古史诗原始的“隐喻结构”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注：藤井麻湖：《传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史诗隐藏的主人公》，第262、263页，日本エデイタ—スク—ル出版部，2001年版。)
那么，蒙古英雄史诗中是否存在作为创作方法的“程式”?其特点是什么?
下面，我们力图从《那仁汗克布恩》史诗诸异文的比较中回答这些问题。
二、蒙古史诗无“程式”说的批判
我们首先来讨论蒙古史诗究竟有没有程式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与对“程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藤井麻湖对帕里—洛德提出的程式概念的批判是有一些道理的。帕里—洛德提出的“程式”概念与其说是构成口头诗歌的方法，不如说是用口头诗歌的构成方法创作出来的诗句——“实体”。之所以出现把“方法”和“实体”混为一体的问题，是因为艺人演唱出来的具体诗句中两者被统一到一个实体中。在现象的层面上分清两者是困难的，只有在理论的层面上才能够区分它们。方法不可能独立于实体而存在，只能透过实体去捕捉构成它的方法，即便是这样，也无法把方法从实体中完全剥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里和洛德的定义基本反映了程式的本质特征。
但是，藤井麻湖说蒙古英雄史诗没有“程式”，是基于对“程式”的下述理解提出来的：“在南斯拉夫，‘程式’是由10音节所构成的一行，或者由4音节、6音节所构成的半行中的音节数组合类型。而高田ゴゼ歌的词语，可以用文化上同一的‘ヒトコト’来进行分节，因而这‘ヒトコト’就成为高田ゴゼ歌的‘程式’。”(注：藤井麻湖：《传
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史诗隐藏的主人公》，第218页，日本エデイタ— ス
ク—ル出版部，2001年版。)于是，藤井麻湖试图从蒙古英雄叙事诗中发现这样的“ 程
式”。也就是说，她试图从蒙古英雄叙事诗中寻找出能够普遍适用于整个蒙古英雄叙 事
诗创作的最基本的程式。
显然，这是徒劳的。问题出在藤井麻湖的分析本身。按照她的分析，程式是可以分解为构成程式的“方法”和填充它的“实体”的。它们是统一的整体。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实体”看作“内容”，这样，“方法”与“形式”就必然形成对应关系。这一对应关系告诉我们，有多少种“形式”就会有多少种“方法”。而蒙古叙事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构成它的“方法”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适用于整个蒙古英雄叙事诗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无异于寻找一种万能的“方法”或万能的“形式”。
这位学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她批判地接受了帕里和洛德提出的程式定义，却在蒙古史诗的分析中教条地运用了他们提出的南斯拉夫史诗中程式的构成单位。相比之下，可以认为，朝戈金根据帕里和洛德的定义对《江格尔》一个异文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蒙古史诗的实际。
在蒙古史诗语言的程式化问题上，现有的研究探讨的是它们的构成、重复上的特征和它们在史诗创作中的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在同一部史诗的多个异文之间的比较，史诗艺人在运用程式方面的特点还没有得到说明。我们在本论文中以《那仁汗克布恩》史诗的6个异文为例，探讨史诗艺人在演唱史诗时对程式的把握方式。
三、词语程式的特点
词语程式是最为丰富的。就蒙古史诗传统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统计过蒙古英雄史诗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程式。根据《那仁汗克布恩》6个异文中程式的分析和经验的判断，词语程式有以下几个最基本的特点。
1.特定的词语程式可以在特定史诗传统中的所有史诗演唱中多次重复出现，并且可能以完全相同的实体重复。因此，每一个词语程式在传统中都是极其稳定而少变化的。例如：
这个程式，不仅出现在许多史诗中，而且以完全同样的形式出现在750多年前问世的《蒙古秘史》中。同样的词语程式在一个艺人的一次演唱版本中，或者不同史诗艺人的不同场次、相同或不同史诗的演唱中出现时，其实体可以有数种不同的变化，但数量不是很多，且所表达的意义不发生变化：
个排比句式，其中[2]和[3]是更加相近的程式。对于前两个程式来说，[2]是它的最基本的形式，在许多史诗文本中它们以完全相同的实体出现。当然，也有把数词“六十”和“八十”换成“六十五”和“八十五”的(注：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05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我们同样把它看作基本形式。[3]是[2]的派生实体。
注释：
(11)巴·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卫拉特英雄史诗》，第58页，1997年，乌兰巴托。
注释：
(12)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03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3)陶·巴德玛、道尔巴整理《那仁汗克布恩》，第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就例[5]、例[6]和例[7]来说，最常见的是[5]，其次是[7]，而[6]则是仿造的实体。gerel和gegen都表示“光”，但表示的光的程度不同。前者表示强光，后者表示弱光。因此，例[5]和[7]无论从格律上，从选词的对称上，还是从词语搭配的合理上，都是无懈可击的。然而，例[6]与其他两例有所不同。虽然也是与“光”有关的程式，虽然在格律上很工整，但词语的选择和搭配不如其他两者好。不过，这个表现实体还是做到了合理的夸张。gegen是指相对弱的光亮，在这种光线下本来不可能穿针引线，而在此处，却成为可能。于是，达到了对美丽夫人的面颊上的光的极度夸张。
除了上述这些在多部史诗中出现时稍有变化的词语程式外，还有部分程式在整个传统中的任何一部史诗中出现时不发生任何变化。例如，当勇士的夫人在勇士们欢乐饮宴时发出敌人进犯的警报，这时，勇士总要骂夫人，并且骂话都是：
这是一个高度固定的程式实体，它在卫拉特史诗传统中没有其他的变体。
2.传统中的词语程式可以在一部史诗一个异文中，或者说在一个艺人的一次演唱中多次重复出现；与此同时，就表现某一个特定的意义时，史诗艺人有好多可供选择的程式实体。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就可一目了然。
在这里我们撇开与人物等有关的特性形容词不谈，就拿最一般的一些词语程式进行分析。
注释：
(14)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01，118，118，119，136，136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5)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23，149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1]barim bambal del-tei
茂密的鬃毛有的
toldui sira keger mori
黄骠骏马(注：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17，120，149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巴·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卫拉特英雄史诗》，第71，73，75，76，78，83，85，102，103，104，105，118，120，122页，1997年，乌兰巴托。)
例[9]和例[10]在额仁策异文中以完全相同的实体分别重复出现了6次和2次。例[11]在额仁策异文中出现5次，在科舍异文中13次出现，而在仅有801诗行的劳瑞异文中也出现了3次。
3.就一部史诗的多个异文而言，对有关人物、事物等史诗标志性内容的一些词语程式是尽量予以保留的。尤其是一部史诗中有关人物、马匹名字的特性形容词，不管它是在一个艺人的一次演唱中，或者在多个艺人的多次演唱中，都可能以完全相同的实体重复出现。例如：
注释：
(17)巴·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卫拉特英雄史诗》，第58，62～63，71，73，77～78，85页，1997年，乌兰巴托。
(18)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01，107，116，124，140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例[13]和例[14]都是用来形容北方孤独的伊尔盖的。例[13]在科舍异文中以完全相同的实体重复出现了6次，以这个实体中的前两行形式出现了一次(注：巴·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卫拉特英雄史诗》，第77页，1997年，乌兰巴托。)。而例[14]在额仁策异文中也以完全相同的实体重复出现了5次。例[13]和例[14]实际上完全是一样的程式实体。它们之间仅仅是把两个平行的诗句调换了位置
例[15]在额仁策异文、科舍异文、额仁策/道尔加拉异文、劳瑞异文中都以相同的实体出现。而[16]和[17]则在所有6种异文中以相同的实体出现。然而，由于史诗的传播媒介(口耳)本身的原因，即使是这样一些特性形容词，在相隔遥远的地方流传时难免还会出现一些变异。
4.正像帕里—洛德提出的那样，特定的词语程式是与一些特定的场景紧密相关的。一旦一个特定的场景出现，一些特定的词语程式就随之出现。例如，例[1]总是出现在描绘英雄的场景中；例[2]、[3]、[4]总出现在饮宴场景的描绘中；例[5]、[6]、[7]总出现在描绘英雄夫人或美丽姑娘的场景中；例[9]、[10]总出现在描绘英雄出征的场景中；例[12]总是出现在描绘交战的场景中，如此等等。
5.但是，在一个艺人对一部史诗的多次演唱中，或者多个艺人对同一部史诗的多次演唱中，除了对一些有关人物、事物的词语程式尽量予以保留外，对一般的词语程式的取舍显得非常自由。
我们先看一看几个例子：
注释：
(20)巴·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卫拉特英雄史诗》，第119页，1997年，乌兰巴托。
这是劳瑞异文对那仁汗宫殿的描绘。前两行是卫拉特史诗传统中频繁出现的对汗宫的描绘诗句。凡是要描绘汗宫，很多史诗艺人愿意选择这个程式实体，即便不用这个实体，也要用上它的程式来遣造其他类似的诗句。看一下例[19]的第3～4诗行，例[21]第3～4诗行，例[22]的第1～2诗行，就能够明白史诗艺人是怎样用一种程式创造出意义相同而用词不同的程式实体来。第三个诗行也是一个单独程式实体。只要看一
注释：
(21)巴·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卫拉特英雄史诗》，第56页，1997年，乌兰巴托。
这是科舍异文对那仁汗宫殿的描绘。与劳瑞异文中用一个程式两行诗来表现汗宫不同，这里出现了17行诗句4种程式。第1～4行是一种程式，其中前两行，在劳瑞异文中以完全相同的实体出现过。这两行是最基本的，没有一个民间艺人会不去描写蒙古包的哈那和木椽子而直接说到顶盖和天窗的。后两行是它相同词语程式相似实体的递加，基本程式经过递加而得到了扩展。第6～13行中的8行诗是属于一个程式的4个不同实体。第14～15诗行是一个程式实体。第16～17诗行是一个程式实体。这些都是我们在蒙古史诗，尤其是在卫拉特史诗传统中频频见到的程式或程式实体。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这些诗句或以稍微改变的实体或以完全相同的实体见于许多蒙古—卫拉特史诗作品中。
注释：
(22)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102、103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例[20]和例[21]，是额仁策异文对那仁汗宫殿的两段描绘。例[20]的三行属于两个程式。前两行诗在科舍异文中以完全相同的实体出现了。这是史诗最开端的时候史诗艺人对宫殿的描绘。尽管仅仅3行诗，却还是把这个宫殿的规模之大描绘了出来。或许是因为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艺人没有紧接着想起其他的诗句，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把对宫殿的交代和描绘放在其他地方更为合适，他没有继续往下描绘宫殿，而是进入了对英雄的介绍。在这里，他又找到了描绘宫殿的恰当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例[21]。在这里，艺人一口气慷慨地用上了他对宫殿描绘的一系列绝妙的诗句，共34个诗行(整理者分为28行，但其每两行一组形成的最后12个诗行中，将逢偶数的一行，拆分成两行)，属于5个程式。前4个诗行1个程式，2个实体；第5～6行1个程式，1个实体；第8行1个程式，1个实体；第9～16诗行1个程式，2个实体；第17～34诗行1个程式，6个实体。额仁策异文对那仁汗宫殿的描绘较科舍异文要细致得多，丰富得多。还有比这个更丰富的。请看：
注释：
(23)哲·曹劳、乌·扎格德苏伦编《西蒙古英雄史诗》，第2-3页，1966年，乌兰巴托。
一个程式的完全相同的两个实体。我们在这里没有抄录的部分是这样：紧接着第37～48行是1个程式的3个不同实体。第39～68行属于1个程式7个实体。
同样是描绘一个那仁汗的宫殿，劳瑞用了4行诗，科舍用了17行诗，额仁策用了34行诗，乔苏荣用了68行诗。乔苏荣的描绘是额仁策的2倍，是科舍的4倍，是劳瑞的17倍。但是所表达的思想是一个：那仁汗的汗宫之宏大和美丽。之所以出现描述方面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
首先，与艺人的演唱基础有关。主要是指艺人的天赋和是否受过专门训练。受过专门训练的艺人，在掌握词语程式的丰富程度上远比没有受过训练的艺人高。乔苏荣是极具天赋而又受过专门训练的著名史诗艺人，因此他描绘一个事物所能用的程式及所掌握的程式实体就比其他艺人多得多。额仁策和科舍，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但是他们的前几代人都是史诗艺人，尤其是他们的祖父是南部土尔扈特部王爷的专职史诗艺人，他们受过前辈的熏陶，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因此，他们的演唱也较其他人要精彩得多。
其次，与艺人演唱当时的客观条件有关。比如，是否有充足的演唱时间?是否忙着其他事情?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演唱的时间选择如何等等。如果他有其他事情，或者听众有其他事情，时间不充足，或者他的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他演唱时极有可能把本来可以唱出的那些描绘词舍弃，避繁就简，以缩短演唱时间。反之，则可能尽力发挥。
再次，与当时艺人的演唱状态有关。自己有天赋，也受过专门训练，状态好，兴致高，听众踊跃，客观条件也不错，他演唱出的诗句可能犹如以线串珠，一气呵成，一泻千里。在这样的状态下，艺人就可能像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的那样，以“大量的‘公用段落’，大量对居住地的描绘词、赞颂词、争吵和战争的描绘，以及丰富的诗法技巧的积累，会在需要时随时慷慨地运用他那些‘修饰’”(注：乌·扎格德苏伦编《蒙古英雄史诗原理》，第56页，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乌兰巴托。)的。反之，他就可能没有兴致发挥，也根本无法把那些程式即兴演唱出来。
以上三点至关重要。它们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就史诗演唱来说，那些描绘和修饰用的词语程式及其程式实体，都在史诗艺人的自由掌握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艺人对一部史诗的多次演唱中，或者多个艺人对同一部史诗的多次演唱中，除了对一些有关人物、事物的词语程式尽量予以保留外，对一般的词语程式的取舍显得非常自由。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语言表达层面上，蒙古—卫拉特史诗艺人完全是自由的和即兴的，尽管他运用的诗句和词语是多么定型的和在传统中多么频繁地出现。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一些事情。例如，为什么卫拉特蒙古史诗《那仁汗克布恩》的5个韵文体异文，在基本情节相当一致的情况下它们的长短，或者说诗行的多寡却相差甚远，分别为3190行、2800行、1962行、2211行和801行。最长的异文竟然是最短的异文的将近4倍。按照上面的分析，这是因为天赋、程式库存、状态等方面的不同，影响了艺人们即兴发挥的能力。仅此而已。
四、程式的运用特点的重要启示
我们从史诗演唱中程式的运用特点上得知，特定传统中的一个程式，就其在任何一次演唱中的表现来看，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程式一旦成为一个程式实体，这个实体可能就被固定了，其变化并不是很多。因此，它们在传统的任何一次演唱中被完全重复的可能性很高。但是，在史诗的演唱和流传过程中，史诗艺人们对它们却可以自由取舍。史诗艺人们在表现相同的情节、母题，描写相同的事物时，有选择词语程式的很大空间。程式实体的稳定性和对它们的自由取舍，使表现层面成为了史诗传承中看似最为稳定，实际上最为变化不定的层面。这与史诗演唱中基本场景和核心主题的稳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笔者关于基本场景和核心主题的特点另有专门论文以后发表)。这个对照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
史诗的故事和表现它的程式，在史诗的传承过程中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故事和程式之间可分离。由于一部史诗在一个艺人的每次演唱中，或多个艺人的演唱中，其用于表达的程式不时地发生着变化，所以，不能把史诗文本如同书面文学的文本那样看待。尤其是在探讨一部史诗作品的发展历史时，要想用史诗文本中出现的词语来说明什么，那是最不可靠的。然而，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这样的事情重复了无数次。
史诗的程式是在史诗这个体裁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是属于整个体裁传统的共同财富，而不是某一个史诗某一个异文所独有的。因此，程式(除了有关特定人物的程式)不能说明具体史诗作品的发展史，而只能反映体裁的发展史。它们更多具有文化史意义。程式和史诗故事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正好说明古老的表达形式可创作出新的史诗作品。新的史诗以古老的形式出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一部作品中，应区别对待故事和表达故事所用的语言；一个传统中，应区别对待体裁和体裁赖以生存的具体作品。我们的学术界在诸如《江格尔》产生时间等问题上相互争论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这些事实?应该反思。
注释：
《那仁汗克布恩》
史诗，是我国新疆和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人中广为流传的一部著名英雄史诗。其故事梗概如下(按乔苏荣异文)：那仁汗在山上打猎时发现一婴儿，他躺在杨树荫下，身上盖着桦树皮，树汁滴在婴儿嘴里，旁边有只猫头鹰在照看。这就是伊尔盖。那仁汗收养他并为此举行盛大的宴会。这时敌人进攻，与那仁汗进行了持久的战斗。伊尔盖增援那仁汗，但那仁汗却与敌人结义，反而要加害于他，伊尔盖被迫出走。伊尔盖逃到布尔汗乌兰汗家乡，与胡德尔-阿尔斯兰-策吉战斗，与之结义，并从他手中解救出布尔汗乌兰汗的国家。伊尔盖娶了布尔汗乌兰汗的女儿。伊尔盖回到那仁汗的国家，战胜了敌人，救了那仁汗夫妇。6个异文分别是：①1978年，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静县牧民额仁策处记录的异文；②1981年，托·巴德玛、道尔巴二人对上述额仁策异文和同一地区另一个艺人演唱的文本进行整理合并出的异文；③1987年，旦布尔加甫从额仁策之弟科舍那里录下的异文；④1987年，旦布尔加甫从占巴拉·劳瑞那里录的一个异文；⑤1995年，旦布尔加甫在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从罕达·巴登加甫那里录音和记录的散文体异文；⑥1957—1964年间，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该国科布多省乌梁海部人苏赫·乔苏荣口中记录的异文。在一部史诗的多个异文之间比较，是有原因的：一个史诗的多个异文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史诗在跨时空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并且它们能够映射整个传统，便于我们去探索其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