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生产者论文,结构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的意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大体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农民小生产者文化两部分互渗而成的。前者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官方文化，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构成中华民族的大传统；后者则是以社会心理、日常心态的形式存在的民间文化、下层文化，构成中华民族的小传统。长期以来，理论界只注重对系统化、理论化、意识形态化的官方文化的研究，只注重对典籍文化和中华民族大传统的研究，而往往忽视了对以社会文化心理的形式而存在的小生产者文化、民间文化、小传统的挖掘，尤其忽视了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国民性格的影响。尽管从事社会学（特别是农村社会学）、文学（民间文学、国民性问题）、历史学（特别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研究者，在进行自己领域的研究时，触及到了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层面，但表层的描述或实证研究居多，深入的理论分析较少，且激情多于理性，缺乏从哲学的高度和视野对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理性的分析、概括和提升。
从哲学史的发展看，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哲学，哲学主要是履行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于是，现代西方哲学进入了纯哲学问题的研究。例如，科学主义哲学研究纯逻辑问题、语言问题，人本主义哲学研究人的非理性问题、人类家园问题。但中国是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反对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而且，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潮、官僚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潮、极左思潮以及教条主义倾向，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和文化土壤，乃是落后的小生产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固和长期延续。因此，要批判和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反思和批判落后的小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在旧中国，小生产汪洋大海，至今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注：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到1990年7月1日零时止，我国人口已达11.6亿，农村人口8.37亿，占全国人口的73.77%，农村年出生人口为1974 万人，占全国出生人口的80%。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1993年第5期，第89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仍自觉不自觉地对现实的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着强烈的影响，它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深层次障碍。
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关注，也成为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真正启动、长足发展和最终完成都需要一种现代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对于现实的中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就是要从传统的、落后的、强大的、习惯了的小生产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关于这点，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班迪博士就曾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 5年版，第3页。）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美国的英格尔斯也曾深刻地指出：“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 页。）在现代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农业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滞后的一个部门，所以，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问题。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又是农民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转型才能完成。
研究的现状
国内学者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是与对“农民意识”、“中国国民性”等问题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一般是从以下四个方面触及和研究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是从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这方面最富有成果、最有影响的是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先生。费先生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其撰写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等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都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有系统、精深的研究和见解。但是，费先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多着重在“生态”层面上，即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而对“心态”层面的问题研究不太多，并且费先生对农民意识、农民文化心理的研究也多注重在实证的社会学的考察上。关于这点，费先生自己也谈到过：“我30年代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以来，所接触的问题还主要限于中国农民怎样解决他们基本物质需要的问题，通俗地说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也可以概括说是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的问题，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在我这一生中还有一段生存的时间，还是极愿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次，把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注：参见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 期，第12—13页。）事实上，破题和开路的工作费先生早已做过，问题在于如何把实证考察与理论探讨更进一步结合起来，以深化对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
二是从事民间文学、农民文学、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者。对于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是与对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学者列举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部分，其中很多就是基于落后的小生产而形成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国民性解剖得深刻的，当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以超乎常人的敏锐，以异常犀利的解剖刀， 以阿Q为模特儿， 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农民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劣根性”部分。近年来，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感兴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学者无计其数，但他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刻性、透彻性，无出鲁迅先生之右。
三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从事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小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他们试图把中华民族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相对分开，把官方典籍文化与民间心理文化相对分开，把儒家文化与儒学异端相对分开，并且主张从农民文化中反观中国传统典籍文化。任继愈先生等都有此主张，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理论的展开和说明。（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个中国：一方面是乡村里成千上万的农民社会，每个树木环绕的村庄和田舍都一成不变地固定在那里的土地上；另一方面是地主、儒生、商人和官吏们所构成的上层结构，这些有财产和地位的家庭居住在城垣围护的城镇中。）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系统的专著尚未见到。
四是从事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历史学家。这方面研究最富有成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程
先生。在《晚清乡土意识》一书中，程先生对农民的日常意识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他结合晚清社会出现的两大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对晚清时期的农民意识、乡土意识作了全面的考察和精深的研究，从而把农民运动理论、特别是农民意识理论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试图从哲学层面切入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周抗先生等。他们正慎重和艰难地从事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封建主义与小生产思想》课题的研究，现已出版和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如《时代的课题——清除封建主义、小生产思想》等。但这些关于小生产思想、小农意识等问题的哲学视野的研究，也还有深化的余地。
港台学者、海外华人也都非常重视对农民意识、农民文化心理等问题的研究，但大都与反思中国国民性、中华民族的性格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李亦园、杨国枢的《中国人的性格》，林语堂的《中国人》，何作人的《中国人的德性》，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书，都属于此类。港台学者一般是笼统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国民性格进行研究，较少注意到传统中国人中的各个阶层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性格，例如小生产者与非小生产者、农民与地主等文化心理结构和性格中的“殊相”部分。
国外学者对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的研究也较多，如前苏联社会学家G·H·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家埃费里特·M·罗吉斯的《乡村社会变迁》， 美国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等。但他们一般都是基于对本国农民、小生产者意识的研究，专门研究中国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多。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基本上属于实证的考察和研究。即使涉及到东方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问题，也大都没有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没有从小传统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当然，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对中西方两种农民、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材料和借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农民理论在经典作家的理论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经典作家主要侧重研究的是农民的政治态度以及建立工农联盟、改造小农等问题。虽然专门系统论述小农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文章不太多， 然而， 马克思在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经典作家中论述小农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最全面、最深刻、最集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是对当时法国小农意识的分析，但不失为是对“共相”意义上的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普遍揭示。因此，这篇文章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应作为我们探讨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基本的理论依据。此外，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许多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对小生产及其文化心理结构问题有许多经典的论述，这些都是我们深入探讨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参考资料和理论依据。经典作家列宁和毛泽东都是长期生活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度和环境里，都是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都面临着如何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难题和迫切任务。因此，农民理论，特别是改造小农的思想，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都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列宁晚年关于改造小农的一系列论述，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设想，都为我们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代转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和方法论指导。这些宝贵的思想主要见诸《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乌托邦》、《共青团的任务》等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阶级意识以及如何改造农民等问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例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和阶级意识的分析，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中对农民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平等观的实质和危害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农民宗教心理的概括，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思想的提出，以及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等著作中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构想，等等，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代转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思想材料。同时也在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正反面的经验教训。
研究的方法
要深化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将实证的社会学分析与哲学的理论探讨结合起来是探讨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比较有效的方法。具体研究时应注意把握两个维度。所谓“两个维度”，是指在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时，既要充分注意到在同一自然经济形态的价值体系中，分析比较农民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又要充分注意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价值体系中，分析比较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小生产者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者（如近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社会意识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按照其反映的层次高低可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基本的层面。小生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意识，基本上停留在社会心理的浅层次上。由于小生产者是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其文化心理活动游荡于主体的感受与意识之间，并且更多地是通过小生产主体的自我感受、感觉、情感体验、风俗习惯、民谚格言、自发信念与信仰等形式表现出来，很难上升为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的思想体系，成为典籍形态的文化。只有在社会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和心理倾向的知识分子（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等）以及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整合、提升农民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当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某些儒家“异端”思想家（如颜元、章太炎等）那里也有所反映。因此，传统的典籍文化的研究方法不足以达到揭示出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特质。而实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等亚文化层次上的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描述和实证考察，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易陷入流水帐式的记录，难以从宏观上驾驭和把握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要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必须把实证研究和哲学分析结合起来，重点在哲学层面上探讨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分析小生产者文化心理活动的运行轨迹。这就需要我国象当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一样，要针对小生产者这个特殊层的文化心理活动的特点，采取相应考察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要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潜意识的东西进行意识的描述。小生产者的日常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并不是自觉的和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内化在其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成为一种类似“集体表象”或“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这种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通常是通过各种民谚、民俗、传统习惯、民间巫术、民间宗教迷信等等表现出来，并且自发地支配着小生产者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对小生产者这些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民谚、民俗、传统习惯、民间巫术和宗教进行意识的分析和描述，才能拨开潜意识的迷雾，使小生产者的意识凸现出来，并使之明晰化。
其次，要对小生产者的日常语言、行为和动作进行发生学的研究和逻辑的分析，以透视小生产者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小生产者的日常语言、行为、动作受着小生产者不自觉、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支配，是小生产者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显层次的摄影和折射。而小生产者的日常语言、行为和动作又往往是非逻辑的、不系统的，甚至是前后相互矛盾的。通过对小生产者的日常语言、行为和动作进行发生学的研究，了解其日常语言、行为和动作发生过程、条件和机制，才能把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各种语言、行为和动作看作是一个系统，并且从整体上分析和把握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和逻辑进程，从而才能找到小生产者日常语言、行为动作与其文化心理结构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正确把握小生产者文化心理活动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轨迹。
再次，要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概括。由于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停留在社会心理的浅层次上，具有浓厚的自发朴素性、日常经验性、个体感受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小生产者在对客体进行对象意识和对主体进行自我意识时，更多是通过主体的自我感受、感觉、体验、领悟等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系统化、逻辑化、理论化的自觉意识的形式。因此，要研究小生产者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把握小生产者文化心理活动的运行轨迹，就必须对小生产者的日常感受、感觉、领悟、情感体验、自发信仰、迷信等非理性的心理活动进行理性的概括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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