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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协调工作是很重要的，特别要处理好几个主要关系。
一、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调工作，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和理顺好各种矛盾的关系，根本目的是使行政机关发挥最佳效能。在处理众多的矛盾过程中，全局与局部的矛盾是经常遇到的。如何处理？总的要求是：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将矛盾的各方引到全局的高度，正确认识各自与全局的关系，摆正局部与全局的位置，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获得社会的最佳效益。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当前，正在深入展开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必然伴随着政策的重大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既是体制的转轨，也是利益的调整，这就势必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等方面的矛盾。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认真观察、研究与全局利益直接冲突的各种矛盾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引导各方以全局的眼光审视局部，从宏观的高度把握微观，切实摆正位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合理的政策，从而达到全局统帅局部，局部服从全局；全局照顾到局部，局部服从于全局的目的。
在政策制定的协调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的矛盾。因为涉及到切身利益，往往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其特殊性。协调时就要审时度势，把握住全局与局部的分寸，从各方的分歧意见中，寻找出合理的共同点，形成共识。胸中有全局，才能走好“一盘棋”。协调工作抓住了主要矛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二、处理好原理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只有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才能使协调工作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正确的方向，也是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要把握好的尺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法规，把党和国家有关行政管理的方针、政策条文化、具体化、法制化。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任务、权限，以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行政的程序法规，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规定了基本的原则、适宜的步骤和程序。按此办理，行政活动就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在协调过程中必须依法行政，严格按政策、规定办事，切忌主观臆断、自定标准，或作无原则的调和、让步，偏离原则。
现在，仍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不良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执行者从地方、部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而有关部门执法又不严，对违法乱纪者没有依法予以应有的惩处。二是上级领导部门制定的政策、法律、法令、法规，限于主客观的原因，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有“空子”可钻。因此，在协调过程中要执行好政策、法规，必须注意“两严、一灵活”。“两严”，即制定政策、法规一定要严密，执行政策、法规要严肃。“一灵活”，就是在严格执行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搞点“变通”，这个“变通”的结合点，要把握好一个正确的“度”，即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若超过了这个“度”，就变成无原则了，这是不对的，也是于工作不利的。如何灵活？一是执行政策、法规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要尽最大可能用足、用好政策，既不能偏离政策轨道，又不能思想僵化，生搬硬套，搞得很死。三是在与部门、单位协调时，在不违背大的政策前提下，也可作些必要的调整，求大同，存小异，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形式，求得政策、法规的坚决贯彻。
三、处理好权力和责任的关系
实验证明，协调权威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协调效果的理想与否，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件事情，协调了几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情况也没有什么进展，不仅使协调缺乏严肃性，浪费精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工作。列宁曾经指出：“每个机关的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尺度，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切实立即完成所有经其办理的事情”。因此，必须使政策制定中的协调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
我认为，要解决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关键要使之统一。最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要有相应的职权。在进行协调过程中，有许多事情固然要商量办事，但没有一定的“指令”也是不行的。因此，必须赋予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只有这样，才能得令而行。使权、责统一起来，这样的协调，才会更好地解决问题。二是要出于公心，秉公办事。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称职的人民“公仆”。有了权力，不认真办事也不行。若己身不正，判事不公，滥用权力，不仅不能提高权威，反而会损害威信，丧失权威。三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认真负责。所谓协调者，理顺关系处理矛盾也。若是责任性不强，“园肩”不担担子，什么责任也不负，什么事情也不认真办，遇到矛盾绕道走，人民是反感的。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听取不同意见，乐于处理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
如何提高协调的权威呢？首先，必须处事公正，要求明确，切实可行。协调方案如果不公道，脱离实际，被协调的各方就会不听不信，不好操作，当然，更谈不上落到实处。因此，拿出的意见，一定要考虑是否公正、合理、合法，并作出合理而恰当的预测，融操作性于协调方案之中。比如：制定的协调意见，要注意提法的正确，实施的要求应明确，有质与量的规定，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归谁管”、“怎么管”，都要讲得十分清楚。文字的表达，必须准确、精炼、严密，逻辑性强，没有“空子”可钻，切忌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让人捉摸不定，难于执行。
其次，要狠抓落实，一抓到底，见到实效。通过协调将原先分歧的意见趋于一致，统一了认识，应该说问题是解决了，但只是解决了一半，更重要的一半还是要落实，见到成效。否则，就会失去协调的意义。所以，决定一旦形成，就要严格执行，贯彻到底。既不能朝令夕改，也不允许拖着不办或随意变更。要加强对执行进程的追踪，采取有力的督促措施，抓住不放，直至见到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协调的权威，进而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政策执行的高效率。
四、处理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
要搞好协调，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科学的方法是由正确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就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协调方法。如果不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协调就不可能尊重科学，深入实际，苦下功夫，由表及里，弃伪存真，去粗存精，从中抽出正确的观点。当然，也就无法贯彻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如果缺乏唯物史观的理论修养，在协调过程中，就有可能会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不商量办事，甚至盛气凌人，以“领导”自居，命令、指挥他人，这样做势必会引起协调对象的心理不平衡，甚至反感，结果非但不能协调好，反而会引起新的矛盾。人生观对协调方法同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严重，往往从“我”字出发，力图达到“我”的目的，协调中势必不去考虑对方的各种情况和可能，不体谅被协调各方的各种“难处”，结果也不可能协调好。因此，要讲究科学的协调方法，协调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树立一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主动积极的协调。那么，如何注意协调方法的科学性呢？一是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比如：关系全局的事，要全力以赴，抓住不放；迫在眉睫的事，要当机立断，先行解决；始料未及、突发性的事件，要认真考虑，沉着应付，妥善处理；涉及到几个单位的事情，就得全面权衡，抓住主要环节，合理处置；有些事看来并不小，其实未必需要花很大力气的。总之，无论何种情况都需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按照轻重缓急行之。二是要刚柔相济，各及其所。在协调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比较多，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实际困难，是认识问题，要做思想工作；是困难问题，要寻找克服办法，不能一刀切。有些部门可能会强调自身的利益而不服从协调，或者消极对待。对此，切不可急躁从事，更不能针锋相对，而必须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所谓“刚”，即坚持原则，对一些无原则的扯皮，不顾大局的无理取闹，该批评的要批评。尤其对某些情况已很清楚的事情，应该果断地提出处理意见，切不可当断不断，优柔寡断，使问题久拖不决，影响大局。所谓“柔”，即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要沉着冷静，仔细观察，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做细致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统一认识为止。三是要因事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其实，在社会实践中，需要协调的事项，可以说，很多很复杂，但经过分析，确实有简有繁，有大有小。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或会议、或行文、或个别交谈、或座谈等等。采用哪一种形式为佳，可灵活运用，视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来讲，需要协调的问题，事先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范围宜小不宜大，人数宜少不宜多，方式宜简不宜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