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扩张性政策导向促进经济复苏_买方市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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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回升的宏观扩张性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1-0012-08

研究已有的宏观扩张性政策效果需要区分所处的经济波动阶段。经济不景气阶段可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增长率下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经济止跌回升阶段。据我的观察,我国目前的经济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但迄今推动经济回升的力量不足。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宏观调控措施,我国经济可能在停滞阶段停留较长的时间。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因此,在这个阶段所确定的宏观政策就不能仅仅继续已有的阻止下滑的扩张性政策,有必要采用推动经济回升进入新的景气阶段的扩张性政策。本文重点考察在推动经济由停滞转向回升阶段拉动企业和居民需求的政策和体制安排。

一、以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方向的宏观政策取向

我国过去的经济长期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状态,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在增加供给(即所谓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近年来,面对由于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衰退的压力,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自然转到需求调节上来。现在需要在理论上作出解释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转向需求调节是长期性的政策选择还是短期性的政策选择,供给调节在今后还有没有地位。

在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的转变时,有必要将各种主要说明因素的作用作出区分,特别是准确地区分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和实行推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扩张需求政策的不同作用。

现有的一些论著只是从我国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的角度说明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的必要性。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属于体制性特征。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反映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作为体制性特征,这种转变只是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供给约束转到市场需求约束。它可以说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任务,但不能说明近年来出现的市场需求的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因而也不能成为政府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说明因素。

科尔内在分析短缺经济时指出,不能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过度需求”概念来描述短缺经济这种制度,因为在这种体制中,短缺现象是长期的。依此类推,同样也不能用总量需求不足这个宏观经济学概念来描述买方市场这种体制性状态。如果把这一概念用到宏观方面,那就和经济萧条、经济危机分不清楚,妨碍我们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从景气分析角度看,1998年以来的市场需求下降反映我国正处于经济不景气阶段。最明显的特点是1998年的出口增长率由1997年的20.9%陡降到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由1997年的10.2%陡降到6.8%,与此相联系,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8.8%降到7.8%。价格总水平截至1999年7月连续22个月的负增长。这种经济不景气的主要说明因素是宏观总需求的下降,其现实表现为通货紧缩。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以对付这种总需求严重下降为目标的。

将总需求下降同买方市场形成相区别十分必要,其意义在于:

首先,不能把所有的供过于求状况都归结为买方市场。宏观需求的紧缩也可能产生市场的供过于求。当前所出现的宏观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产品严重积压问题不属于买方市场的问题。因此解决宏观不平衡问题不是要改变买方市场格局,企图以克服买方市场的途径克服宏观不均衡问题,不但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总需求下降问题,还可能导致旧体制的复归。

其次,对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明确地区分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买方市场作为一种体制特征,对经济增长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通货紧缩和信贷萎缩等问题属于短期的宏观总量失衡问题。它不是体制性的,不会在长期起作用。因此,当前政府推行的扩大需求的政策属于短期性政策选择,尽管这个政策在实际中持续的时间并不短。

以上区分还说明:在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买方市场的特征将越来越明显,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将长期转向需求方面,但不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着重点放在政府推行的需求政策上。这就是说,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有多种路径,政府只是在宏观总需求下降时才需要出来推行扩张性需求政策,而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则是长期的。

在用转向买方市场来说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所进入的买方市场基础很脆弱:一方面我们是在人均GDP水平,也就是供给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进入买方市场的;另一方面买方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而我国目前尚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这意味着买方市场的属性尚不完全,经济行为者受需求约束的程度不如在完全的买方市场中那么强烈。这些会给当前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和强度打上不完全买方市场的烙印。

首先,既然我国是在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进入买方市场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个增加供给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所出现的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不在于供给太多,而在于需求不足。不是供给没有上升空间,而是现有的与整个收入水平相关的需求给供给增加提供的空间太狭窄。因此,当前和今后的宏观调控不是减少供给,而是通过增加收入和扩大需求来为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扩大需求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宏观总量不均衡问题,也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路径。

其次,既然买方市场不完全,推动经济增长就不能单纯依靠需求调节,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可忽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供给调节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学提供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公式,供给调节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减税减费的途径增加厂商的经营收入从而调动其增加供给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增加供给能力的主要路径是调整产业结构并使之不断升级。在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转换的难度大,即使转向了市场经济,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需求的自发调节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平衡和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少的。

以上两个方面的供给调节同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可以一致起来。一方面,以增加厂商收入为内容的供给政策反过来会成为扩大需求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要靠投资和消费需求结构来调节。因此,调节供给结构的产业政策应该在政府的需求及政府的需求管理中得到贯彻。所有这些表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必须贯彻调节供给的目标。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转变及政府的减税政策推动

根据宏观经济学关于三部门经济的分析,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三个:厂商、居民和政府。这三个主体进入GDP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从各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明确各自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对我们当前的研究特别重要。

就政府作用来说。在经济循环中,一般的情况是,由景气阶段转向不景气阶段可以说是市场的强制,而从不景气转向景气则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就像我国现阶段,政府推行扩张性政策拉动需求是必不可少的。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政府拉动需求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如何放到最大。必须明确,政府不仅仅是作为独立的要素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厂商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在拉动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应该是后者。

在GDP的总需求结构中,厂商的需求和居民的需求是其主体部分。这意味着,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需求再大,如果没有厂商和居民的积极响应,仍然不可能拉动得起经济增长。只有把厂商和居民的需求拉动起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由不景气到景气的转变。特别是在改革以来政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相对明显下降,而企业和居民掌握的国民收入相对明显上升的经济结构中,更是如此。

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来说明政府需求扩大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的效应。这是有条件的,其基础是不仅存在着尚未“充分就业”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扩大需求政策能够得到厂商和居民的积极响应。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只是在经济处于亢奋阶段时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能够得到厂商和居民的积极响应,但由此产生的不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乘数效应,而是总需求膨胀的乘数效应。而在经济处于不景气时,厂商和居民对政府扩大需求政策的响应程度很低,这就使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不能产生乘数效应。即使是如此,政府也不能丧失拉动厂商和居民需求的信心,放弃拉动厂商和居民需求的努力。原因很简单,光靠政府单枪匹马是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

宏观经济学中有挤出效应理论,该理论说明政府投资会挤出私人投资。在我国目前厂商和居民的需求都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还谈不上有这种挤出效应,但它起了替代效应。实际情况是,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和居民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主体作用。

厂商和居民在经济不景气阶段的需求不足的状况不能说明他们在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上对拉动经济增长不起作用。厂商和居民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减缓经济衰退和推动经济复苏起着决定性作用。各个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实践都表明,经济由不景气转向景气归根到底都是由厂商和居民的需求扩大推动的。

有人认为当前拉动需求的重点应是消费需求,原因是较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更易拉动,对增长的拉动力,消费需求较投资需求更大。我认为这种断言有片面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对拉动经济增长都是重要的,但在不同的阶段拉动需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侧重点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应该依所处的景气阶段而定。经济不景气可具体分为两个相连的阶段:一是经济下滑阶段,二是经济止滑后的停滞和开始转向复苏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拉动消费需求是侧重点,在后一个阶段,侧重点要转向拉动投资需求。

在经济由景气骤然转向不景气时,首先受打击的是厂商,其产品迅速在市场上形成积压,在当时的结构中拉动投资需求无疑会进一步加重积压,投资的边际收益明显下降。这时拉动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止跌起着明显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在前一阶段特别强调拉动消费需求是完全准确的,尽管没有将消费需求足够地拉动起来。

而在经济增长率止跌后,经济由不景气转向复苏并最终进入景气阶段,基本上是由厂商扩大投资推动的。在不景气阶段生产要素价格处于最低点,设备更新和投资的机会成本也最低。因此这个阶段成为大规模投资和设备更新的起点,恰恰是这种经济行为带动了经济复苏。而且,这个阶段也是结构调整的极好机会。原因是前一阶段的经济衰退本身已经暴露出了结构性问题,需要压缩的长线部门和新的经济成长阶段、成长部门也开始显露。这就可能提出结构调整的方向,结构调整便成为投资需求的重要拉动因素。

种种迹象表明,东南亚国家经济止跌回升,这种状况不仅可推动我国产品外需的扩大,还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我国厂商的投资信心。正因为如此,在现阶段,继续拉动消费需求是必要的,但重点需要转向拉动厂商的投资需求,其拉动效应可能要比拉动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增长效应更强。

从宏观政策取向分析,我国现行的调控政策基本上是为政府作为拉动需求的主体而设计的,即政府发行国债,政府扩大投资和购买。现在要使企业和居民成为拉动增长的主体,宏观调控政策就要作适当调整。根据以上分析,要使企业和居民成为现阶段扩大需求的主体,特别是要以扩大投资需求作为侧重点,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就是减税。对于税收调控手段缺乏的地方政府来说相应的调控手段是减费。现在企业负担不仅仅是银行利息负担,税收负担也很重,因而严重缺乏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积极性。实行有效的减税政策,不仅可增强厂商的投资能力,提高投资积极性,还可通过与减税相配套的有效的税收政策趁势调整结构。

三、居民收入弹性分析和对居民需求的分层次拉动

面对经济衰退的压力,许多地方试图以扩大消费品消费作为拉动需求的着重点,但是收效甚微。这种调控措施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居民的需求能力及相应的需求缺乏结构性分析。就居民的消费品需求来说,明显的结构性矛盾是:有消费能力的在一般消费品基本满足后没有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对消费品有消费愿望的低收入阶层没有消费能力。

统计分析表明,不同收入阶层对政府需求调控政策反应不一与各自的需求弹性不同相关。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是由高到低的次序,而这三个阶层的投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是由低到高的次序。既然不同收入阶层的需求对收入变动有不同的反应,就不能采取同一种调节方式来拉动需求。例如,统一增加收入不可能拉动所有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就提出了对不同收入阶层分层次调节的要求。

1.拉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品需求

目前我国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是农民、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这是人数较多的阶层。在这一阶层中,特别是农民,虽然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其对基本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大,收入的每一单位提高都可能产生较大的消费需求。因此拉动消费品消费需求的重点应该是这个阶层。

在城市拉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品消费需求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适当放慢企业下岗速度,加快再就业速度;二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拉动农民消费品消费需求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着力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克服农村消费的产业瓶颈。

2.拉动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和服务性消费需求

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是城市居民。调查分析发现,这部分居民消费需求有两个特征:

一是对消费品的需求较为稳定。原因是在城市居民那里基本上完成了由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替代老三件(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的消费结构的升级。这部分居民对家用电器之类消费品的需求主要是出于更新换代的需要,但需要有一种刺激(例如搬进新居)。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结构的再次升级即进入购买住宅和轿车阶段存在着断层。从居民现有的购买力看,要实现对住宅和轿车的需求,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储蓄,由此居民储蓄趋向提高。

二是消费重点转移,由消费品消费转向非消费品消费,包括教育消费、服务消费、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城市将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放在启动消费品需求上必然是事与愿违。企图以扩大消费品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可能。

针对中等收入阶层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特点,拉动其需求特别要强调以下两方面:

一是拉动住房消费需求。在基本消费品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后,住房需求恐怕是目前大部分中等收入居民的第一需求。而且,刺激起住房消费需求还可能拉动起装璜、装饰品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因此拉动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可以说是当前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环节。二是拉动居民教育消费需求。中等收入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开始重视发展方面的消费,特别是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现在扩大居民教育消费需求的困难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满足居民教育消费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换句话说,现在其他消费都是处于买方市场,只有教育消费还是处于卖方市场。教育只要有供给,就有消费需求。因此,拉动居民教育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是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教育资源的供给不应只靠政府,还要靠现有的教育机构挖掘潜力;不仅要加大政府的教育投资,还要积极鼓励多方面的民间投资。

3.拉动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需求

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低。这个阶层居民固然有追求豪华生活方式的需求,但其消费需求弹性不会像前两个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那么敏感。因此拉动消费需求不能指望这个阶层。其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同中等收入阶层相同之处在于舍得在接受教育(本人及子女)方面的投资。

居民不仅有消费需求,也有投资需求。因此,对居民不只是要拉动其消费需求,还要拉动其投资需求。统计分析表明,较其他阶层,高收入者投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高。因此拉动这个阶层需求的途径除了与中等收入阶层一样,为其接受教育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外,最主要的是扩大其投资需求,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投资空间,创造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要为其扩大投资提供激励机制。

四、以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为导向拉动企业需求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进入危机阶段后,经济的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危机前的经济高涨所潜伏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危机阶段强制地进行调整;二是技术结构的调整。经济进入危机阶段,更提供了进行技术结构调整并进而推进产业升级的机会。

我国没有出现像东南亚国家那样的危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或者说是不景气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推动经济复苏并转向景气阶段;另一方面加大经济调整的力度,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解决在这个经济周期中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尽量不把结构性矛盾带到下一个经济周期,而且通过经济调整,为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增长培植后劲。因此当前拉动企业需求的投资需求不能孤立,必须同结构调整结合进行。

1.充分拉动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需求

前一时期经济下滑未见底,市场前景不明,厂商投资信心不足,因而投资需求不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经济下滑已经到达谷底,经济复苏的曙光开始显现,这时企业理应恢复信心,扩大投资需求。这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而在现实中,企业的投资信心并没有恢复,投资需求没有明显扩大。这种状况不及时扭转,经济停滞的时间会继续延长。因此,拉动企业投资需求是当务之急。

从1998年以来,面对经济衰退的压力,政府推行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的主要方面是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对阻止经济增长率下滑起了重要作用。现在面对的宏观调控目标是推动止跌后的经济回升,要使企业成为扩大投资需求的主体,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力似嫌不足。原因是,从产业部门的关联度考察,基础设施投资所形成的前向联系较强,但后向联系较弱。拉动广大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靠后向联系长的投资项目带动。前一阶段,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没有得到企业的积极响应,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种考虑,当前扩大投资需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需求,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是企业需求,主要领域是技术改造的投资。后一个领域的投资需求将越来越重要。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技术改造的机会主要不在景气阶段,而在不景气阶段。经济繁荣期给厂商提供开足马力生产的信息,面对市场的刺激,企业无暇顾及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个时期进行改造和更新所需要的要素价格昂贵,还在于生产停顿下来进行改造和更新的机会成本太大。进入不景气阶段后,企业间的生存竞争加剧,形成技术改造的压力;市场疲软,为技术改造而暂时缩小生产规模的机会成本小;生产要素价格便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物质基础。这种大规模的新投资无疑是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经济才可能走出危机,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拉动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需求的必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第一,现在的企业的技术水准普遍偏低,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因此技术改造的市场很大。第二,从投资项目的关联度看,无论是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都很长,就是说,技术改造的投资较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强得多。第三,基础设施投资许多企业实际上是插不上手的,技术改造投资几乎所有企业都有机会。因此,政府拉动投资需求的重点转向技术改造投资,有可能得到企业的普遍响应。

拉动企业技术改造需要得到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和减费。主要包括:降低以至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抵免所得税的政策;在清理各项企业收费的基础上,取消各种影响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积极性的行政性收费;对企业必要的技术改造贷款项目,政府提供贴息。货币政策主体现在对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

2.将扩大的投资需求纳入结构调整的轨道

由当前所处的经济不景气阶段的经济运行目标决定,扩大投资需求和结构调整必须结合在一起。就是说,扩大的投资需求必须纳入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轨道。

我们当前所要拉动的投资需求应该是结构性的,拉动的需求必须是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充分依靠市场力量压缩长线部门淘汰落后企业。一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严重的长线部门,一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部门,在不景气阶段遇到严重的市场实现困难。这是迫使这些部门压缩生产能力的市场强制。在这样一些部门中的企业不是扩大需求的问题,而是依据市场调节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的问题,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企业退出这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部门。企业结构调整也是这样,不景气阶段市场缩小后,企业间的竞争加剧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重组。这正是市场力量强制地进行优胜劣汰调整,由此实现企业结构的优化。显然,拉动企业需求作为宏观调控措施应该与市场作用方向相一致。需要拉动投资需求的应该是有发展前景的部门和优势企业,而不是应该压缩的长线部门和需要淘汰的企业,尤其需要支持和扶持由优势企业发动的企业重组。这种结构性拉动需求的目标是,尽可能不把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低效率落后企业带到新的增长周期。

其次,在制造业部门积极培植新的产业生长点。现在我国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这只是指现有的制造业产品不能适合目前市场的需要,决不意味着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没有新的需求。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植新的产业生长点,使之成为推动下一个经济周期增长的基础。产业生长点的选择主要有如下路径:一是在现有产业部门中选择和培植优势产品。选择标准包括:有市场前景,有较高科技含量,在上个增长周期中具有较大消费潜力。二是发展高科技产业。

第三,重视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投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服务业投资。当前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趋向稳定,居民增加的消费需求将逐步转向住房消费、教育和发展方面的消费、与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服务消费。当前的居民消费需求拉不动也同服务产业发展滞后相关。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不能仅仅限于制造业结构,应该是更大范围的调整,特别是要使住宅业、教育产业、交通通讯业和包括旅游、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发展。许多陷入困境的制造业企业也可以从转向服务业中找到生路。二是生产服务业投资。这里的主要机会是高科技服务业投资。我国目前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落后,不仅落后在数量上,还落后在其技术水准上。特别是知识密集的金融、通讯、信息、商贸、咨询等中介性服务部门发展极为缓慢。因此,当前拉动投资需求不仅是要使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还要积极推动其高科技和高知识化。

第四,积极利用国外资源推动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开放型经济。现在这个推动力我们不但不能轻易放弃,还要继续利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我国制造业进入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技术改造的技术标准应该定位在国际最新技术上。这种技术固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开发,但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开发成本不见得比引进低,更何况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个时间问题。特别是我国的企业在生产替代进口品时更需要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二是引入国外高科技产业。依据产业升级的目标,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是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固然包含国内企业将国内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但不能排斥积极引进国外高科技产业。我国开放型经济基础极好的地区,引进外资不能停留在利用资金上,引进高科技产业应成为开放型经济的重点。其中不仅包括高科技的制造业,还应该包括高科技的服务业。与此相应,利用外资的鼓励政策应作适当调整。

收稿日期:199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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