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女作家论”的性别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茅盾论文,性别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11-0057-04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茅盾在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中，先后写下了《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女作家丁玲》、《庐隐论》、《冰心论》及《落华生论》等文章，形成了“作家论”的批评文体。其间，他引入阶级分析的方法，形成了注重时代、社会的变动以及作家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以革命的、政治的、时代的要求来评析作家、作品的基本特征①。这一特征既体现在他针对男性作家作品展开的评论中，也体现于他的“女作家论”。
茅盾通常依据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点，判断一个作家对社会思潮的接受或拒绝。对女作家的创作也做如是观。他曾在《庐隐论》中谈到自己与瞿菊农考察庐隐《曼丽》集和《海滨故人》集的着眼点之不同，直言“瞿先生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感情表现的方式”，而“我们则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的题材”。这是因为：“一位作家在某一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中也可以部分的看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评价作家作品时，茅盾对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他指出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题材的范围很仄狭”，而对其早期所写《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等小说予以好评。尽管相比之下，前者显然更为丰满自然，后一类在艺术上则缺乏琢磨，粗糙生涩。茅盾评价说：“虽然这几篇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文章中，“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这句话不止一次出现，从一个侧面映衬出茅盾所赞许的创作姿态。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他同样首先关注作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向。文章一开始就比较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丁玲是一个被“五四”唤醒、从封建氛围中冲出来的“叛逆的青年女性”；早期的她有着“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其间，自然隐含着当时的丁玲还未走进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之意。茅盾显然不是一般地着眼于丁玲的创作历程和作品的社会内涵，而是自觉关注阶级因素和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而她笔下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则是叛逆的个人主义者以及“‘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在对丁玲其后的创作进行评论时，茅盾同样特别注意她的作品是否“更有意识地想把握着时代”。
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大家，茅盾对几位女作家创作倾向的把握和分析不乏精到见解，其间渗透了一定的性别因素。这种因素在茅盾的“女作家论”中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与多种因素特别是时代政治方面的因素糅合在一起。
“女作家论”均写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这段时间里，左翼文学活动中阶级意识凸显。不少作家、批评家怀着急切的政治诉求，在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高度注重政治功利性，以适应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及社会运动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茅盾本着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得失的宗旨，对批评对象做出了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作家群的出现可谓引人瞩目。茅盾选择冰心、庐隐和丁玲作为“作家论”的批评对象。这一选择与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有着密切关联。不难看出，这几位女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某些共性：首先，她们都是时代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女作家。其次，她们几位均有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之作。冰心、庐隐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作者，对社会题材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丁玲30年代初成为“左联”成员后，政治色彩尤为浓郁。此外，这三位女作家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受时代风潮和个人因素的影响，题材和主题都曾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转折性变化。而茅盾一系列“作家论”写作的意图，原本就在于“总结与发扬‘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寻找新兴文学更切实的发展之路”②。
在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具体分析时，茅盾对文学社会功能的片面理解以及两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隔膜使其认知受到局限。冰心创作于20年代的《繁星》、《春水》以及《往事》等作品，原本出自一个年轻女性的独特体验。其中有对理想和幻梦的抒写，也有对自身的开掘以及对社会的期待。但是，茅盾似乎颇难理解这位女作家在文字中呈现出来的情感世界和梦想世界。他在《冰心论》中以“三部曲”的方式把握冰心的创作道路，对冰心继早期创作“问题小说”反映“‘人间的’悲喜剧”之后，转而“从‘问题’面前逃走”，幻想“人间只有同情和爱恋，互助和匡扶”(《往事集·自序》)表示了相当的不屑，认为这是舍现实而取理想，“遥想天边的彩霞，忘记了身旁的棘刺”，对于正在激烈进行中的社会变革采取了一种“躲避”的态度。他批评冰心“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人生观”以及“爱的哲学”，认为她以“爱”去解释社会人生“一无是处”。年轻女性单纯的情感和美好的想象，在这里被看做“一天到晚穿着的防风雨的‘橡皮衣’”。因为在茅盾看来，离开了对现实的表现，“所谓‘理想’，结果将成为空想”，“所谓‘讴歌’，将只是欺诓；所谓‘慰安’，将只是揶揄了”！他还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在所有‘五四’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③
茅盾对冰心这样有影响的女作家无法摆脱天真与单纯、真正加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中，满怀真诚的关切和焦虑。这种焦虑与传统文化对女性文学活动的理解有关。富于才情的女性往往被看做脆弱多思，倾于浪漫幻想，以狭隘的个人情感生活为中心。这种认知隐含在茅盾的评论中，客观上构成了他所推重的文学的社会性、工具性的对照物，其价值自然偏于负面。正因如此，当他看到冰心1931年写的短篇小说《分》，开始以“严肃的人生的观察”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时，充满欣喜和期待，嘱望她“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
传统社会文化男性本位的总体格局否定了具有差异性的另一性别的平等存在，女性在文化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受到压制和贬抑。这一性别意识形态无形中影响到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活动的各层面。茅盾也未能脱身其外。“五四”女性时所流露出来的性别意识，其内涵是复杂的，有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杂糅的特点，而力倡妇女解放同时又极富文学感悟力的茅盾，在就女作家的创作做出评价时，对此虽有触及，却未能进一步开掘。他无形中受制于根深蒂固的男性本位意识，对刚刚走出封建传统禁锢的女作家的精神境遇缺乏更为深入的体察；文学为社会运动服务的理念，也妨碍了他更多地从其他方面思考。
在庐隐创作的评论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明显。对庐隐早期创作的题材选取和主题倾向，茅盾是认同的。因为作者对社会政治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关注。然而当庐隐的创作更多地进入女性生活领域时，他便颇感遗憾了：“我们读了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跟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庐隐也改变了方向。”“她告诉我们的，只是一句话：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茅盾虽认识到庐隐创作中“这一串的‘现身说法’也有其社会的意义。因为这也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但他的落脚点却是：“我们很替庐隐可惜，因为她的作品就在这一点上停滞。”本来，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完全可以表现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境遇，这种题材的艺术表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具意义和价值。对此，茅盾并不曾完全忽略和否定。但他对庐隐一段时间里较多热衷于女性题材，未能给予同情的理解。他认为庐隐的“停滞”是因为对时代的漠视，其原因在于她回到了自身。也就是说，那个曾投入战斗的庐隐成了顾影自怜的女人，她满身的“社会运动的热气”演化为个人遭际的苦闷悲观。在这一判断中潜在发生作用的，既有左翼批评的政治尺度，也有男性本位意识。批评者面对一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女性的性别命运已经有了痛切体验的女作家，并没有考虑是否需要从性别生存的实际出发调整其评价尺度。男性中心意识和政治观念一道，在文学批评中对身处社会转型期、内蕴十分丰富的女性人生体验实施了“覆盖”。
《女作家丁玲》中有关丁玲创作的评论，同样不曾充分注意性别境遇对作家创作面貌可能产生的内在影响。文中对丁玲在选择取母亲姓氏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男女平等思想是肯定的，同时就作家对“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形象的塑造以及在此过程中进行的有关“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书写，也给予了较高评价。但他随后断言：“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进而认为《韦护》显示了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更有意识地想把握着时代”；这两部以“革命与恋爱”为题材的小说，都是“作者努力想表现这时代以及前进的斗争者”的。对30年代初丁玲《水》中描写遭逢水灾的农民群众的反抗，茅盾尤为赞许，称之“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由此，《莎菲女士的日记》之类着力描写女性生活和精神体验的作品被置于与丁玲思想“前进”之后的创作相对照的位置，其间价值判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尽管茅盾做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但同时也隐现出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漠视。
事实上，茅盾的性别观念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早在1919年，茅盾就开始对妇女问题进行思考。他曾在文章中指出：“欲求妇女的解放。先求有解放的妇女。”“现在要解放，就是要恢复这人的权利，使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成个堂堂底人，并肩儿立在社会上，不分个你高我低。”之后又撰文进一步完善这一观点，认为妇女应该与男人享有相同的自由，“有绝对的身体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资格”④。1921年，在《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发表的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早期新女性观的核心理念——“女性的自觉”。在他看来，“女性的自觉”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关键。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茅盾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新女性”形象。不过正如有学者在分析《蚀》、《虹》等早期创作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时所指出的，茅盾的深层文化心理确似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比如，在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中，茅盾一再号召人们“尊重伊们的意志”，“还伊们的自由”。那么，所谓“伊们的意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意志？它来自女性自我的觉醒还是某种外在力量的赋予？⑤在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中，茅盾的回答是前者；而在其文学批评中，给人的印象又往往倾向于后者。
《庐隐论》中，当茅盾为一个早年带着“社会运动热气”的女作家的“停滞”而遗憾时，忘却了考察这种转变是否与“女性的自觉”有一定关联。庐隐最初的创作是社会浪潮推动的产物。透过其早期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思想和创作上热情而稚嫩的庐隐。面对社会变革的震荡，她从中吸收创作的养分，却还无法深刻理解这场变革的内涵和意义。而在《或人的悲哀》等作品之后，庐隐逐渐放弃了直接关乎社会运动的题材，开始更多地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写女性那颗“禁不住挑拨的心”，用茅盾的话说就是写“自叙传”，做“现身说法”。强大的政治理念和潜在的男性本位思维促使他过度追求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忽略了历史发展特定阶段在性别问题上女性创作所承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使命。
《冰心论》同样包含性别观念的内在冲突。围绕冰心的创作经历，茅盾将其思想、艺术的发展具体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然而，在他对作家创作的时代性、社会性加以理解和把握时，他并没有以女性为主体思考性别问题。于是，他对冰心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明确表示了不满，因为这一时期的冰心创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定历史阶段女作家在创作中表现“自我”所具有的性别文化意义，在这里又一次被忽略。
茅盾在“女作家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女性创作的关注以及基本倾向，与他的生理、心理和成长环境的影响有关。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茅盾对女性有着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从他积极提倡妇女解放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小说创作中众多鲜活的新女性形象身上可见一斑。原因之一是茅盾身上比较多地带有传统的所谓“女性气质”。比如他性格中有着多愁善感、细腻温婉的一面。相对于很多男性的争强好斗，他偏于懦弱，更富同情心，愿意接近并关怀弱者。甚至他的体格与相貌也给人偏于清秀乃至弱不禁风之感。以至于当年美国记者斯沫特莱在看到他的照片时曾感叹：“Like a young lady.”⑥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促使茅盾在生活中更愿意接近女性，也更容易同情女性在旧时代遭逢的不幸命运，关注她们的努力和抗争。
从自传中可以看到，7岁那年，幼小的茅盾心灵里便有了一个难以抹去的少妇形象——新婚的舅母。他曾在一篇题为《犯梦》的作文中描绘舅母的形象。晚年在文字中又时或以“新娘子”代称舅母，甚至在结尾处直呼“宝珠”之名。而他的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中，恰恰出现了一个叫做“宝珠”的少妇。此外，舅舅家的表嫂也令茅盾难以忘怀。这个表嫂自进门之日起，便成为他心目中女性的理想形象。晚年的茅盾还清楚地记得表嫂的美貌、性情和仪态。这些令茅盾迷恋的成年女性是善良、妩媚、成熟、端庄的化身，完全符合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她们的身影扎根在茅盾心里，影响着他在创作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不过，茅盾笔下的女性是复杂的生命体。《动摇》、《幻灭》等小说在描写某些“新女性”的外貌时，颇为突出她们的性感：这些女主人公往往有着张扬的气质和富于诱惑力的美貌，其眼神、嘴唇、腰肢、胸脯、身体的曲线和说话的声音无不散发女性的魅力。她们中的一些人在性享受中沉沦，摒弃爱情追随欲望，热衷于“颠倒所有的男人”，保持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优势。用《动摇》中孙舞阳的话说就是：“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但她们对男性又有着成熟女人的母性，比如孙舞阳会以类似哄孩子的口吻劝说方罗兰维持婚姻，章秋柳也关心着张曼青的感情状况(《追求》)。另一方面，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又与狂飙突进的时代和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时代的急剧变革是女性突破家庭、社会以及传统观念束缚的最好时机。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这方面也成为一种样板，昭示着女性应当依靠自己的奋斗赢得解放，不能等着别人来解放自己，更不能做男人的附庸。“新女性”的个性特征，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自身性别观念的复杂性。作为时代要求的积极回应者，茅盾有着妇女解放的明确追求；但他又无形中受到传统文化熏陶下生成的性别意识和审美趣味的支配。两者之间的交汇和碰撞，无形中渗透在文学创作中，也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
与此同时，文坛潮流的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1923年，在倡导“革命文学”的邓中夏、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下，茅盾发表了题为《“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的文章，主张文学在社会实际中发挥作用，唤醒民众并给予他们力量和支持。1925年，受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文学的影响，他又写下《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成为“五四”之后中国文坛比较系统地论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第一篇文章。在其后的《告有志研究文学者》和《文学者的新使命》等文中，茅盾将文学活动与中国文学运动和创作的实践结合起来。这些文章明显受到来自苏联文艺界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30年代，作为“左联”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与批评家之一，茅盾思想上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愈加严重。他曾发表《五四运动的检讨》、《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等文，将文学的功利性进一步夸大，要求文学创作一定要选取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相关的题材与主题，反映工农生活及其抗争，从而成为“工农大众的教科书”。在此前后的“作家论”写作，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不过，茅盾在高度重视文学创作的时代性和政治性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清醒。
综上，从性别角度观之，茅盾对庐隐、冰心、丁玲等女作家的论述在取得一定成绩、给后人以启发的同时，无形中受到时代政治和男性本位意识的影响，未能充分考虑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两性之间的隔膜以及不自觉的男性本位意识与强大的政治理念相结合，使之在对女作家创作进行评价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盲视或偏见。他真诚提倡、热情鼓励“女性的自觉”，却又在“女作家论”中对经由“女性的自觉”生成的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在创作中的多样展现及其独特价值缺乏理解，一些时候对女性文本做出了不完全恰当的批评。这种局限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传统性别意识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普遍渗透，提示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两性之间平等的文化空间的建构，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注释：
①参见温儒敏：《论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文体》，《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②温儒敏：《论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文体》，《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③茅盾：《冰心论》，《文学》三卷二期，1934年8月。
④茅盾：《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妇女杂志》5卷11号，1919年11月15日。
⑤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⑥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