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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因素分类，又称5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ffm），是目前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可的一个人格结构理论。 该模型包括5个广泛的维度，即外倾性、宜人性、公正性、情绪稳定性一神经质和开放性或智。近二年，已有学者把这一模型介绍到我国。我们综述了“大五”的由来、发现和验证，以及一些跨文化研究和应用。文中还指出其尚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它们是：第一，需要有精确的术语描述出每个因素的特点；第二，非英语、非西方国家和词汇研究工作仍需尽快推动；第三，目前对“大五”因素分类的外部效度及应用仍很少重视。
一、“大五”因素的一致性描述
本世纪70、80年代，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大五”因素分类并未得到普遍的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素命名及含义的混乱状态。在提到“大五”时，我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大五’？”或“谁的‘大五’？”。几位重要的5因素倡导者，如Tupes和 Christal（1961）、Norman（1963）、Digman（1981）、Goldberg （1989 ）、McCrae和 Costa（1985 ）和John（1990 ）都有他们自己的“大五”（John，1990）〔1〕。例如，因素Ⅲ就有公正性、依赖性、从众、慎重、 任务兴趣、成就欲等多种描述，而因素V则被命名为文化、 智慧或对经验的开放性。John认为，因研究者研究的特质变量不一样，他们由此抽取的因素结构理应有差异，但事实上，各种5 因素模型之间有更多的共同性， 因素命名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因素本身的差异〔1〕。
针对上述问题， John （1989 ）、 Formy Duval 等（1995 ）和Johnson（1993）做了如下研究， 力图给“大五”因素一个准确的命名和统一的描述。John（1989）〔1〕用一较为简单的方法来证明各种5因素模型间其实具有很多共同特征。其程序是：10名研究生作为评判者在充分理解和熟悉5因素模型每一维度的意义之基础上，以Gough的形容词检查表（ACL，1983）所包括的300个术语作为标准描述语，要求评定者独立地把每一术语归入它所属的在5因素中的一个范围。结果有112个术语被一致地归类，形成了对5个因素统一且本质性的界定。随后， 这些原型特质术语在自我报告和他人评定中得到验证，它们都清晰地界定了“大五”因素。从这一分类系统还可概括出每一维度下属的层面因素，每一层面包括的则是具体的特质术语。 把这一系统与用于测量5 因素的NEO人格量表（McCrae & Costa，1985、1989）作比较， 发现两者的一致性效度较高。例如，因素Ⅰ由5个层面和14个特质术语组成， 即活动水平（主动、精力充沛），支配性（自信、专横、坚强），社交性（开朗、爱交际、健谈），抑制表达（冒险、坦率、骚动、夸耀）和正情绪（热情、有勇气）。这5个层面与NEO第一个因素外倾性的6 个层面量表中的5个很相似，它们是活动性、自我肯定、活跃、 刺激寻求和正情绪。 Formy Duval等（1995）〔2〕 用相信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们所用的评判者是500名大学生，结果支持了John的研究结论。 在与NEO量表的比较中，两者在第5因素开放性之间的一致性偏低，这可能是因为在ACL表中属于开放性因素的特质术语很有限， 而且这一因素很难概念化和命名。
至于5个因素的命名，John（1990）〔1〕指出了传统名称的许多缺点，而最好的命名仍未确定。他建议用罗马数字或McCrae所用的词首字母来替代，这比用一个单词来命名要好，可使我们唤起每一因素代表的广泛意义。他的重新命名是：
E：外倾，充满活力，热情（Ⅰ）
A：宜人，利他，有感染力（Ⅱ）
C：公正，克制，拘谨（Ⅲ）
N：神经质，消极情感，敏觉 （Ⅳ）
O：开放，创造性，思路新（Ⅴ）
Johnson（1993）〔3〕认为，关于5因素模型的争议主要表现在， 首先，每一具体的人格结构及特质术语应放在5 因素模型中的哪个位置？其次，颇有歧义的5个特质，即正情绪、从众、野心、冲动和智慧， 究竟怎样来决定和解释？由此又产生了5因素解释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因素Ⅱ宜人性是指同意他人的倾向，还是悦人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因素Ⅲ公正性的核心是抑制冲动，还是组织性、目的性？第三个焦点是因素V是解释为文化，还是对经验的开放性？Johnson的研究试图用“大五”维度周环（AB5C，Hofstee等，1992 ）来澄清这些争议。Johnson认为二级因素负荷也是解释5因素模型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用AB5C方法，这可获得5 因素中每一特质术语（包括一级和二级负荷）的标准名称码，从而可比较不同的5因素模型之间的差异， 以帮助我们解决关于5因素模型的分歧。研究所用的数据库是 Goldberg（1992 ）、 Hogan（1981）、McCrae & Costa（1987）及Norman（1963）的4种量表过去测量5因素得到的数据。用AB5C方法，经FORTRAN程序处理，获得了5因素所包括的137个特质术语的AB5C名称码以及5因素本身的AB5C 名称码。例如，“分析性”这一人格术语的AB5C名称是：V+Ⅲ+， 意指分析性首要负载于因素V，次要负载于因素Ⅲ。 “恭顺”这一特质的名称是Ⅱ+Ⅰ－，意指恭顺主要在因素Ⅱ上有正的负荷，其次在因素Ⅰ上有负的载荷。研究结果发现，一些特质在不同的5 因素模型中的编码很一致，如“公平”这一术语在每种样本中的名称码均为Ⅰ+Ⅲ+；而一些特质在各种模型中的编码却不同，如“精力充沛”就有Ⅰ+Ⅱ+，Ⅰ+Ⅲ+，Ⅰ+Ⅴ+，Ⅲ+Ⅰ+以及Ⅳ+Ⅰ+多种名称码。 此外， 还发现AB5C的单纯因素较少（21%，如“健谈”的名称码是Ⅰ+Ⅰ+），而更多的因素是AB5C混合型（85%，如“令人愉悦”的名称是Ⅰ+Ⅱ+）。这些结果即可作为解释研究者之间分歧的根据，如“高兴”这一特质属于正情绪，用Ⅰ+Ⅱ+名称码的研究者把它解释为因素Ⅰ的特质，而用Ⅱ+Ⅰ+名称码的研究者则把它解释为因素Ⅱ的特质。其中，几个有岐义的因素其AB5C名称码是：正情绪是Ⅰ+Ⅱ+或Ⅱ+Ⅲ+的混合，从众是Ⅲ+，Ⅰ－和Ⅴ－的混合，野心是Ⅲ+Ⅰ+的混合，智慧是Ⅴ+Ⅲ+的混合，冲动是Ⅲ－，Ⅱ－，Ⅰ+和Ⅴ+的混合。而5 个广泛因素的名称码是：因素Ⅰ在4种5因素量表中有3 个获得了单纯的Ⅰ+Ⅰ+名称码，仅有AcCrae和Costa的因素Ⅰ是Ⅰ+Ⅱ+名称码。因素Ⅱ有3个量表是Ⅱ+Ⅳ+名称码，仅有McCrae和Costa的因素Ⅱ是Ⅱ+Ⅰ+名称码。 因素Ⅲ在Norman 和 Goldberg 的量表中是单纯的Ⅲ+Ⅲ+十名称码。在 Hogan 和Johnson量表中的名称码是Ⅲ+Ⅴ+。因素Ⅳ在4种量表中的名称码均为Ⅳ+Ⅱ+，表明了4 种模型都显示了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的联系。 因素Ⅴ在3个量表中的名称码是Ⅴ+Ⅲ+，而McCrae和Costa 的因素Ⅴ的名称码则是Ⅴ+Ⅰ+。 从以上结果， 研究者总结了几点推论：第一， 用AB5C名称码可发现不同5因素模型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第二，各个研究者对因素的解释是基于因素转轴，而他们决定旋转的策略是武断的；第三，5个因素之间是相关的，而不是完全正交；第四， 相对少的单纯特质术语应能刻画每一个因素的核心特征。例如单纯的Ⅰ+Ⅰ+名称码的特质有外倾性、率直、游戏式爱情、社交性、健谈和坦率。故建议因素Ⅰ用社会交往来命名（social communicativeness）。据此， 其余4因素的命名是：因素Ⅱ， 温和（softness）； 因素Ⅲ，强制（constraint ）； 因素 Ⅵ， 逃避负性情感（freedom From
negative affect）；和因素Ⅴ，创造性（creativity）〔3〕。
二、非英语、非西方国家的人格维度研究
在西方国家，对英语的大量研究以及对与英语很相近的荷兰语和德语的研究都验证了“大五”因素结构的存在。此外，这一模型在其它语言和文化中的一致性是判断其稳健性和普通性的另一重要指标〔2〕。 70年代以来，非英语、非西方国家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5 因素模型的跨文化研究。Norman（1963）的特质评定量表被用到菲律宾（Guthrie &Bennett，1971），日本（Bong等，1975）以及香港（Bond，1979）， 研究结果是前4个因素与Norman的发现很一致〔2〕。测量“大五”因素的NEO人格量表（McCrae & Costa，1985，1989）已有德国、葡萄牙、 中国、南朝鲜、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当地译本。McCrae和Costa把NEO在这些国家的测量结果与美国的资料作比较，发现5 因素的一致性系数在0.94～0.96之间〔4〕。
跨文化研究有两种互补的研究取向，即共性研究（etic study）和特性研究（emicstudy）。前者强调文化的普遍性， 后者强调文化的特殊性、本土性，结合两种取向，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在人格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用强加共性（imposeetic）的方法，即把某一文化的标准化人格测验翻译转化到另一文化，这两项研究就属于这一范畴。此法尽管方便可行，却因它缺乏跨文化研究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公平性而受到批评。一方面，翻译西方的量表不一定能传递西方文化的完整意义；另一方面，特定文化背景下独有的人格结构得不到体现。Berry（1980）认为，跨文化研究必须考虑3种等值——功能上、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等值，而强加共性方法不能恰当地处理这3种等值。 因此，要验证“大五”因素在非西方国家的普遍性，或发现各种文化背景下人格结构的独特性，还须结合共性、特性原则，借鉴“大五”模型的研究方法，在对当地语言作词汇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特定文化的人格维度和具有普遍性的人格维度，并编制本土化的人格量表。近几年，一些非西方国家，已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
在香港，Ping chung cheung等（1992）〔5〕运用本土化的方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格文献作了内容分析，并与中国大学生晤谈，还让他们完成一个简短的人格结构问卷，由此获得了178个特质项目库， 施测于300个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 数据分析后建构了多特质人格量表（MTPI）。该量表由122个项目组成， 包括了特定文化和共性文化的特质项目。其中，大量的项目反映了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量表共有态度、信仰、典型行为和情感反应4个维度。随后，研究者把MTPI 施测于四个地区（大陆、香港、台湾、美国）的中国人，试图遴选出更多的本土人格因素，寻找中国人人格的中心特质和边缘特质。结果获得了19个因素丛类，考察其中平均数得出四类中国人的共同特质是值得信赖的、有原则的、忍耐、责任感强、自我控制、反对性自由。这表明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内化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人格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中国人的中心特质可概括为中庸和自我原则。因四个地区社会环境的不同，四类中国人人格结构也表现出在边缘特质上的差异。研究者把19个丛类进行高阶因素分析，还发现了与“大五”结构模型相似的5个高阶因素。 杨国枢与彭迈克（Yang & Bong，1984、1990）〔1〕采用特性共性相结合的本土化研究方法，获得了4到5个主要因素，与Norman的“大五”因素相比较发现，两个因素与“大五”有对应的相关，其余的3 个因素则与“大五”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
在菲律宾，Katigbak和Church等（1989、1996）〔1〕〔6〕用本土化方法发现和确证了菲律宾人格维度，共6个因素，即责任心、 社会潜能、情绪控制、关心他人、开放性和主观幸福感。这一研究的新意在于把菲律宾维度和西方的5因素模型联系起来，结合探索性因素分析、 追求最大方差旋转、验证性因素分析及回归和联合因素分析等多种方法，共同考察跨文化人格结构的普遍性和独特性。研究者认为，多种分析方法的运用将减弱人格的文化差异是由于因素旋转的武断性或过于严格的拟合标准导致的可能性，有助于证明人格跨文化差异的本质。研究结果表明，菲律宾维度与“大五”因素结构有较高的相关。
在印度，Narayanan等（1995）〔7〕用两种特性研究取向，定量的自由描述方法和定性的关键事件技术，以考察印度本土化的人格维度。前者用主成份因素分析获得了5个因素，后者用内容分析也归纳出5个因素，两者之间的结果很一致，5 个因素均与西方的“大五”因素相似。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大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稳健性。研究还发现印度的人格维度与“大五”因素在因素大小和排序上存在的差异，印度的人格维度中最大的因素是宜人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其余3个维度的特质描述词较少。
上述这些特性共性相结合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建立本土化维度时，收集术语的程度不系统，而且一些词表中包含了部分英语中译来的术语，难以确定其代表性。所以，以特性原则为指导的词汇研究应积极开展起来。王登峰等（1995）〔8 〕做了一项中国人人格的词汇研究，从《现代汉语词典》及日常用语中挑出了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术语1542个，将这结果做为系统研究中国人人格维度的起点。
三、“大五”因素模型的应用研究
“大五”因素模型主要在大学生及成年人样本中得到确证。如果把它广泛应用到其它群体和其它领域，那将进一步检验其外部效度，并且体现了“大五”的实践意义。近年来，5因素模型的应用表现在：
1.临床心理方面：5 因素模型可为治疗家提供对病人人格的全面了解，有效地注意和利用病人人格方面的特点，选择或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和估计预后〔4〕。Bagby等（1995）〔9 〕报道了因素Ⅳ神经质可能是重度抑郁的易感性因素， 而因素Ⅰ外倾性能较好地预测治疗效果。 Miller（1991）④的研究表明，低神经质得分和高公正性得分均与较好的治疗效果有关，而低公正性的病人常因不能坚持所布置的作业或脱诊较多而影响疗效。对这类病人， 治疗家应将重点放在调动他们的治疗动机上。高宜人性得分者信任和顺从治疗家，低宜人性得分者则对一切持怀疑和对立态度。Shea曾报道外倾型的抑郁者对强调人际作用的心理治疗的反应优于抗抑郁剂，而内向型的抑郁者则相反〔4〕。 要求病人自我表达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治疗形式并不适合于低外倾者。高开放性者对一些非传统的治疗形式（如想像技术）反映较好，低开放性者则更适合于生物反馈，情感支持和常识性建议〔4〕。
2.健康心理方面：许多证据表明，NEO 人格量表中的公正性因素与良好的健康习惯呈正相关〔4〕。而Marshall（1994）的研究得出， 外倾性、神经质、宜人性均与健康心理有关，而公正性与开放性则在健康心理中显得不重要〔10〕。Costa和McCrae（1980）〔11 〕的研究表明外倾性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神经质则导致负性情绪。Bai 等人（1984）的研究发现NEO人格量表中的N5 （冲动性）因素能有效地预测冠心病戒烟6个月后的复吸率〔4〕。A 型行为与冠心病的关系目前主要集中在敌意这一变量上，然而对两者关系颇有争议。采用5 因素模型有助于对敌意与冠心病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如根据NEO 人格量表的结构，敌意有两种，一种是愤怒式敌意（N2 ）， 另一种是对立性敌意（低A1），有研究表明对立性敌意而不是愤怒性敌意对冠心病有预测价值〔 4〕。
3.职业、管理和工业心理方面：Schmit（1993）〔12〕的研究探讨了5因素模型在人事选择中的应用， 结果发现在求职人员样本中“大五”因素结构并未得到验证，其中只有因素Ⅲ公正性与人事选择相关很大。Costa（1984 ）认为外倾性和开放性是职业与工业心理的两个重要因素。例如，调查和艺术兴趣与开放性呈正相关，传统化兴趣与开放性呈负相关。社会和事业方面的兴趣均与外倾性有关，社会兴趣还与宜人性有关〔4〕。Piedont等人的研究表明高公正性者被一致性地评为优秀雇员。个体在公正性层面量表上的差异可用于预测不同方面的工作成绩和表现。〔4〕
4.发展心理方面：John（1994）的研究表明高公正性、高开放性的青少年具有好的学业成就，低公正性、低宜人性的青少年有较多的违法行为。高外倾性与低宜人性、低公正性相结合的青少年表现为与外界发生冲突的行为问题，高神经质、低公正性则表现出内心冲突造成的问题〔4〕。这些发现显示出根据5因素的剖面特征有可能预测上述行为，最终设计出适当的干预措施。
四、简评
5 因素模型是由西方一批特质心理学家基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探索所创立的人格结构理论。近年来，该模型又重新成为国际人格心理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热点课题。关于它的综述（John，1990；Digman，1990；McCrae & John，1992；Goldberg，1993）一致表明，这5个因素在某一抽象的水平上代表了人格特质的总体，其普遍性、稳健性已在自我报告和他人评定，词汇研究和问卷测量，各种样本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和分析方法的大量研究中得到验证。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人格结构的无政府状态，大大推进了人格理论研究的进程。因素模型出现后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是人格心理学中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Gldberg，1992）。现在人格心理学界已普遍认可这一模型， 并把它作为人格描述和评估的基本框架。尽管5 因素模型已逐步得到承认并运用于许多实践领域，
但仍有一些心理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
主要有Eysenck、Cattell、Shadel、Block、Kroger等。批评的焦点问题是：
1.对因素分析的质疑。Block（1995）〔13〕认为， “大五”是建立在词汇假设和因素分析假设上的，但因素分析的局限性，如旋转决策的武断性，因素解释的模糊性等问题还未得以重视。E.P.Cattell （1993）〔13〕认为，大多数“大五”研究者都把5 个因素看作是互不相关的正交因子而使用正交旋转法，但事实上，5个因素之间是相关的， 应使用斜交旋转。
2.词汇假设的不当。Eysenck（1993）、Block（1995）〔13〕等认为，词汇研究采用的是自然语言中的世俗概念而非科学概念，而世俗概念不能保证涵盖和表达一些精细而复杂的个别差异和人格特质。 Zuckerman就发现神经质这一因素在自然语言中的描述词很少， 但它实质上是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Shadel（1993）〔13〕认为，自然语言术语的人格分类概括的是观察者对人格的知觉，这有别于存在于每一个体大脑中的心理结构。此外，特质术语在使用时常因多种原因而表现出随意性，传统的意义模糊不清。故对他人进行特质评定时应依赖智慧、成熟、公正的个体。用大学生或非专业人员作评定显得不妥当。
3.问卷假设的缺点。Block认为，McCrae和Costa的NEO 人格量表依存于对16PF的因素分析，其中的层面量表来源于自身的思考，理论和实证基础并不坚实〔13〕。Eysenck 认为“大五”没有一内在的人格理论作指导，是一想象的奇异产物〔13 〕。 Parkeyt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NEO作检验，呈现了拟合程度较差〔13〕。
4.因素命名、数量、含义上的不一致。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一些研究者对5因素的统一描述所做的研究。但这一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经常提及的5因素模型就有好几个，如McCrae和Costa的FFM、 Goldberg的FFM和Zurkerman的FFM。在因素的数量上，E.P.Cattell认为5 个因素太少〔13〕。而Eysenck则认为5个因素太多，3个因素足够〔13〕。 在跨文化考验中，因素的数量从4个到7～8个不等。 对因素含义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尤其是第5个因素，分岐很大。
因此，这些批评家主张研究者不要受5因素模型的束缚， 不能过份依赖因素分析。要结合其它的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以世俗的概念为基础，抽象出适合专家学者的科学概念，整合个体内、个体间的研究，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数量、结构、含义上均一致的人格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