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库车县民族关系调查与试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车县论文,新疆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5558（2007）02—0013—10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仍充斥着冲突与暴力。在当今世界范围的各种冲突中，民族冲突已成为最主要的形式。世界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民族国家，因此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是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根据2000年的统计，新疆各民族总人口为18,494,100人，其中维吾尔族（8,256,661人）和汉族（7,023,910人）合计共占新疆总人口的82％以上。① 因此，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新疆局势稳定的关键。
近十余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关系的状况，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调查和研究报告。
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我们“新疆民族关系”课题组于2003年初开始本课题的研究，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新疆民族关系的现状做出独立的评估。我们首先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仅我们查阅到的近五年来在国外和香港的英文杂志上发表的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就有15篇以上，至于涉及此问题的论文则多达200篇以上。归纳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简要介绍如下。
国外学者有关的研究大多为民族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具体的研究报告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角度和观点：
1.有学者认为，在考察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关系时，不应对所有的人一概而论。维吾尔族中不同阶层的人对国家认同及与汉族人的关系是明显不同的，其中商人阶层往往有比较多的国家认同的观念，与汉族人交往较多，关系也较好。（Rudelson Juston 1997）②
2.也有的学者主要从维汉两族间的通婚率、经济与文化的差别等角度评价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这种关系的背景。（Moneyhon Matthew D2004; Mamet Rizvan2005）③
3.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新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占有资源方面存在竞争的关系，并提出所谓汉族移民和“内部殖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Dorian,James P1997; Dru Gladney2002）④
4.在对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关系的评估方面，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两个民族的整合度较低，有人甚至提出两个民族互相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偏见。（Bovingdon Gardner2002; Herbert S.Yee2003）⑤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过去曾以历史的视角为重点，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则大多属于民族学、社会学和政治的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角度可以归纳如下：
1.在分析维汉两个民族的关系时，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感在民族关系中有重要影响。有学者通过量化的分析，提出维吾尔族有比汉族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⑥
2.有学者通过在个别社区进行的对比调查提出，维汉两个民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同时还提出在有些地区，两个民族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异，并特别指出经济差异有时会引起两个民族间的矛盾。⑦
3.有不少学者试图寻找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因，其中主要有政治权力在各民族间的分享问题，⑧ 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⑨ 东西部地区特别是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⑩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动宣传和颠覆活动等问题。
综观以往国内外学界在新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新疆局势和民族关系的评估、看法有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各人所依据的资料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分析问题的角度与理论也不同。国外学者在资料的使用上或多或少存在不够准确、全面甚至比较片面的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较多，实地调查的资料较少，特别是缺少比较全面的量化调查和统计的材料，于是分析的视角和结论也就迥异。
二、我们的研究方法
我们决定主要采用问卷调查、量化统计的方法，辅以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经过一年的文献与问卷的准备和实地的试调查，我们于2004年暑假和2005年上半年，在新疆的两市四县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库车县就是我们调查的四县之一。我们在新疆共发放问卷2400份，按要求完成并收回2094份，合格率87.25％。 在合格问卷中，汉文问卷270份，占12.89％，维文问卷占87.11％。访谈86人，以维吾尔族居多。
本文以在库车县的调查为例，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现状进行评估和分析，也希望以此与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展开对话和讨论。
问卷设计思路与抽样方法：
我们的问卷主要涉及民族认同感、民族间交往互动、掌握异民族语言状况、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对一些政策实施效果的看法、对干群关系和周边环境的评价等方面，设计出两种文字的三种问卷，各四十多个问题。问卷经过小范围试调查，多次讨论、反复酝酿修改而定稿。
我们的调查对象为17岁以上（在校大学生有的17岁）的维汉族男女，调查点的选择主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根据维吾尔族的分布比例，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库车县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位于天山中部之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在北纬40°49′～42°38′，东经82°34′～84°25′之间，地处阿克苏地区最东部，东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为邻，是进入南疆的交通要道。全县面积15,379平方公里。截至2004年底，总人口为414,060人，其中80％以上为农村人口。全县的维吾尔族363,055人，占总人口的87.68％；汉族48,108人，占11.62％。
我们选取了库车镇的两个点——热斯坦街道和解放路社区，又选了乌恰镇、伊西哈拉镇、玉奇吾斯塘乡、牙哈镇和乌尊镇等五个乡镇。各乡镇各发放问卷50份，由维吾尔族调查员对维吾尔族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对库车镇的两个调查点各发放问卷70份，其中20份是针对民考汉的维吾尔族的，60份是针对汉族的汉文问卷。最后合格问卷为汉文56份，民考汉汉文7份，维文306份，共计369份，合格率为94.62％。
在城镇，做市民的抽样先选择社区或居委会，再按门牌号每隔5户抽一个样本。在农村，每个乡至少选取两个大队，再在两个大队中各选取两个生产小组。因为职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指标，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农民以外的其他职业，每隔5户选取一个样本进行调查。
三、库车县民族关系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下，我们根据问卷统计的结果，从认同问题、整合程度和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结果的介绍与分析。
1.认同问题：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认同
民族意识根源于民族间的差别，它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利益的相同性等相联系，对民族关系影响巨大。因此我们首先分别考察了当地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对国家、民族、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国家认同是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前提条件。每个民族只有使自己的民族意识与祖国的意识和谐一致，才能促进国家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否则，就会减小凝聚力和向心力。
表一显示，汉族与维吾尔族对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认同表示“非常自豪”和“自豪”的比例不同。从数据上看，维吾尔族对这三个层次的认同都很强，分别为98.7％、98.4％和99.4％，这表明在维吾尔族中国家认同感没有因为民族认同感强而削弱，三种认同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汉族对国家的认同较强（92.8％），对地域的认同次之（60.8％），对民族的认同最低，不到一半（44.6％），甚至有50.0％的汉族回答“没想过”。由比较可以看出，当地维吾尔族的民族与地域认同感都明显高于汉族。
当国家、民族、家庭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孰轻孰重呢？即该优先考虑哪方面的利益？为此我们设计了一道排序题。
由表二看出，79.9％的维吾尔族把“国家”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前，选择同一个顺序的汉族为82.1％，比维吾尔族高2.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近80％的维吾尔族会把国家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选择“没想过”的维吾尔族高达8.0％， 这也很符合实情，因为很多世代生活在新疆绿洲上的维吾尔族人很少会想这么高深的问题。
从以上两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都很强，近80％的维吾尔族在不同的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会以国家利益为重。
2.从两个民族的整合程度看民族关系
两个民族之间的整合程度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整合度越高，说明两个民族的关系越好。这可以从居住格局，与异民族的交往情况以及对异族通婚的态度等几个方面考察。
（1）居住格局
库车县的汉族与维吾尔族呈大聚居、小杂居的居住格局，城镇人口主要分布在县城，乡村人口90％以上为维吾尔族。县城东南部的新城区建设较晚，县委和县政府等较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及其家属院、商品房主要在新城区，这里已逐渐成为县城的中心地带。新城区是一个维汉杂居区，汉族人口相对较多，是汉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库车县老城区主要是维吾尔族的私人世袭房产区，90％以上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全县的汉族主要分布在新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各乡镇政府所在地。因此，新城区和城乡结合部这些维汉杂居地成为我们调查的重点。
（2）相互间是否信任
要想彼此和睦相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表三显示，认为对方可信的人（“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总和）占大多数。其中维吾尔族被调查者（74.1％）比汉族（55.4％）高18.7个百分点。
（3）跨民族的交友情况
跨民族的交友情况可以反映两民族的交往程度。库车县各乡村的维吾尔族人除国家干部以外，很少有机会跟汉族接触，更谈不上交友了。因此，我们在此只考查维汉杂居地库车镇的情况。
表四显示，没有汉族朋友的维吾尔族（56.6％）大大高于没有维吾尔族朋友的汉族（17.9％），同时在拥有异民族朋友的数量分布上也有差异。汉族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异族朋友的比例（71.4％）比维吾尔族（36.1％）高近一倍——35.3个百分点。这是由于语言、职业的差异，人们与异族交往的机会明显不同，两族交往中汉族的异族交往率较高。汉族调查对象都在新城区，这里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所在地，精通双语的人比较集中，语言交流的障碍较小，再加上工作需要，维汉两个民族交往的机会较多，交友的机会也相对增加。
（4）对族际通婚的态度
族际通婚率是反映两个民族或族群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维汉通婚率较低，仅有0.56％。但族际实际通婚率与对通婚的态度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因此我们在问卷中专门考查了“通婚态度”。
从表五可以看出，对族际通婚持否定态度的维吾尔族被调查者（36.1％）大大高于汉族被调查者的比例（7.1％），高出五倍以上。因为这里主要是维吾尔族聚居区，那些与汉族通婚的维吾尔族在生活上会有很多不便。但认为可以与汉族通婚的维吾尔族人同样也是36.1％，我们认为，在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并不算低。
（5）对民族关系的评价
如表六所示，认为维汉关系“很好”的维吾尔族被调查者（36.1％）比汉族被调查者（19.6％）高近一倍，认为关系“一般”的汉族被调查者（76.8％）比维吾尔族被调查者（56.9％）高近20％。两者相加，被调查者中认为“好”和“一般”的共占93％以上，也就是说，维汉被调查者总体来说对目前的状况比较满意。可见，目前当地的民族关系较好。据我们在当地的访谈可知，不少维汉族人之间在年节时相互走动，遇到困难时也能从异族朋友那里得到帮助。
同时，访谈也发现，抽样数据与人们的实际态度有一定差距。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问题比较敏感，大多数人只求和平共处，进一步相互融合的期望值都不太高。
总之，从信任度来看，双方大多能够信任对方。从异族交往来看，在维汉杂居区异族交往比较频繁，当遇到困难时能够相互帮助，但很难融入对方的深层交际网络中。从跨族通婚情况看，当地维汉两族通婚率较低，而影响因素主要是语言、习俗和宗教的差异等。与不平静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三股恶势力”在新疆制造的恐怖活动较多，对当地维汉民族的关系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相比，目前两族关系处于良好时期，不过从人们对以往两族关系的美好回忆中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维汉关系更为理想。绝大多数被访者对目前的维汉民族关系持肯定态度。
3.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分析
民族关系往往是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很多居民之间的各种矛盾都被简单地归纳为民族矛盾，个别人对政府干部或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不满也往往被提升到民族矛盾的高度。为了了解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我们特意考查了人们对干群关系、相关政策以及社会现状的评价等。
（1）干群关系
正如民族地区的其他矛盾一样，干群矛盾如解决不好，也会明显影响维汉民族关系。
表七显示，认为干群关系“很好”的维吾尔族（42.2％）明显比汉族（16.1％）比例高。同样，在问及对两个民族的干部是否勤勉可信、是否能为百姓干实事、是否尊重当地群众时，维吾尔族被调查者中持肯定态度的都比汉族高，同时维吾尔族对本民族干部的认可度更高。
但访谈中发现维吾尔族农民往往对干部的负面意见较多，人们的不满往往通过各种事例陈述出来，例如瞎指挥损害农民利益，统得过死、干涉过多，办事不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谋取私利，干群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等等。
（2）相关政策
我们考查了维吾尔族对来自内地支援新疆建设的汉族移民的态度。有78.9％的被调查者都表示“欢迎”，持相反态度的仅占被调查者的5.4％。由访谈得知， 持反对态度的维吾尔族主要基于对汉族的最初印象。最先进入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往往是那些内地来疆务工或务农人员，他们吃苦耐劳，但同时一些人不懂得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例如，夏天有些汉族男子经常光着膀子在外面跑，这一点为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所难以容忍。同时在就业市场，汉族的非农业人口就业率明显高于维吾尔族，类似情况多少影响了当地维吾尔族对汉族移民的态度。
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效果如何？表八显示，“实施了但有问题”的比例最高（维族47.0％，汉族52.7％），认为“不知道”的被调查者占五分之一以上。人们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从理论上说很好，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弊端，例如，很多维吾尔族农民因不通汉语而无法进城，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一次县城，说明基层农村的汉语教学条件较差。另外，在城里很多商品缺乏详细的维吾尔语说明书。又如，当地基础教育是用维吾尔语授课，可是维吾尔语的课外参考书较少，专业技术方面的丛书也较少，明显影响了维吾尔族群众知识面的扩展。也有一些干部认为，政府部门任用维吾尔族干部过分看重汉语水平高低，而不是实际能力大小。
此外，就“降低少数民族学生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政策有助于民族平等吗？”我们进行了调查。
由表九看出，近三分之二的维吾尔族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64.1％），比汉族（28.6％）高出35.5个百分点；持否定态度的汉族被调查者（44.6％）明显高于维吾尔族（16.3％）。这说明三分之二以上的汉族被调查者对这一政策是不太赞同的。持肯定态度的被调查者认为，与汉族学生的起点不同，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专业的前提是先掌握汉语，如果平等竞争，就很难考上大学，这一政策能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而持否定态度的被调查者认为，降低录取分数线会降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和他们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民族发展。
以上从移民、语言、考学优惠等方面对政策的评价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出发点很好，但在政策的实施中有不少偏误和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
（3）社会现状
关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我们做了如下的调查。
由表十可见，半数以上的维吾尔族（53.0％）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这比汉族（42.9％）高出10.1个百分点。持肯定态度（“快”和“差不多”）的比例两族差不多（维汉分别为83.4％和80.4％）。看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其中半数左右的人认为提高得“快”。
我们又进一步考查了不同职业者的态度。其中认为提高“快”的顺位排列依次是退休干部（71.4％）、国家干部（65.0％）、商人（61.3％）、知识分子（61.1％）、农民（45.4％）和工人（29.4％），这说明当地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有区别的，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提高幅度相对较小。
表十一显示，维吾尔族被调查者（48.2％）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满意”的比率比汉族（5.4％）高，而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汉族（46.4 ％）高于维吾尔族（17.3％）。这说明汉族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度低于维吾尔族。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各自所比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与外界接触少，通常只是跟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对比，而当地汉族人习惯于将自己跟内地人作横向比较。
分职业看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认为“满意”的顺序依次为退休干部（71.4％）、商人（64.5％）、知识分子（50.0％）、农民（40.6％）、国家干部（20.0％）和工人（11.8％）。其中工人的生活水平与满意度呈正相关，而国家干部虽然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快，但是满意度较低。看来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和满意度不是正相关关系。
那么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又怎样？
表十二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汉族被访者对当地治安状况感到“满意”，而维吾尔族感到“很满意”的比例就达到29.7％，再加上“满意”的比例，可高达79.2％，是汉族被访者的三倍。可见维吾尔族比汉族居民对治安状况更满意。但也可以看出，80％以上的汉族居民对治安状况也是满意或基本满意的，说明当地是安定的。
同样，在问及“您认为新疆目前稳定吗？”时，持肯定态度的维吾尔族人高达70.6％，汉族人却低于这个比例，不到40％。此外，维吾尔族被访者的回答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以上两点说明，主要是汉族对当地治安状况满意度稍低，但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的维汉群众都对当地的社会治安基本满意，维吾尔族更倾向于认为治安较好并且新疆稳定。
当我们问及新疆不稳定的原因时，数据显示，“不稳定”的归因排序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认为不稳定的原因依次是“贫富差距大”（21.4％）、“收入少物价高”（16.4％）和“民族矛盾突出”（13.7％）；乡村为“民族矛盾突出”（17.3％）、“政府考虑百姓利益少”（16.4％）和“收入少物价高”（15.2％）。由此看来，城镇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生活水平和民族矛盾；而乡村表现为民族矛盾，政府考虑百姓利益少和生活水平。
四、库车县民族关系的特点、问题及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疆独分裂势力活动频繁，影响到民族关系，与之相比，在世纪之交，人们普遍认为维汉关系处于一个良好时期，因此，当地民族关系有如下特点：
1.敏感性。民族关系是一个“敏感指数”，它往往是民族杂居区各种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如果各方面利益协调得好，即为“民族关系好”；否则，只要某一方面利益协调不好，就会影响大局。
2.误差。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使得人们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当地干部认为，对此问题的调查相当于检查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事关稳定大局。有些人不愿配合，有些人简单应付，只说一些自己认为“安全”的话。在一般百姓中，也有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顾虑较多，害怕回答“错误”会招来麻烦。因此如仅做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可能与事实还是有一定差距，必须结合访谈和观察进行综合分析。
3.滞后性。许多人并不一定能比较客观地判断民族关系的好坏，因为每个人进行比较的参照系数不同。有人是与上世纪50～60年代相比，也有人是与前些年相比，还有人是与其他地区相比。这是因为每个人判断民族关系的好坏往往是相对于某时某地而言的，与个人经历有关。一些个别的偶发事件，会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是恶性冲突事件，就会增加不安全感，需要长时间的消化和愈合。而且不少人会因为个别人之间的冲突而扩大为对不同民族的偏见和成见。
4.复杂性。家族势力、宗教信仰的差别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交织，使得民族关系增加了复杂性。乡村的维吾尔族安土重迁，交往范围比较狭小，在选拔基层干部、宗教人士和确定扶贫对象时，家族势力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是利用宗教和家族影响散布言论，激化民族之间的矛盾，把不能明辨是非的同情者拉入民族分裂主义的阵营中。同时，有些人之间或小群体之间的矛盾往往被个别人夸大为民族矛盾。
5.少数人决定基调。事实上，在对民族关系进行评论时，影响最大的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和普通市民，而是一些地方精英——中基层干部和部分知识分子、宗教人士。他们的意见对本民族多数群众影响巨大，往往能决定当地民族关系的基调。
注释：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01新疆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② Rudelson Juston“Oasis Identity: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③ Moneyhon Matthew D“Taming China's Wild West:Ethnic Conflict in Xinjiang”Peace,Conflict and Development,2004,5,July.Mamet Rizvan“Ethnic Intermarriage in Beijing and Xinjiang,1990”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2005,36,2,Spring.
④ Dorian,James P“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China:Emerging Energy,Economic and Ethnic Relations”Central Asia Survey,1997,4 Dec.
Dru Gladney“Making Culture Matter:Symbolic,Spatial and Social Boundaries Between Uyghurs and Han Chinese”Asian Ethnicity,2002,3.2,Sept.
⑤ Bovingdon Gardner“The not-so-silent Majority:Uyghur Resistance to Han Rule in Xinjiang”Modern China,Vol.28.no.1,Jan 2002.Herbert S.Yee“Ethnic Relations in Xinjiang:A survey of UYgur- Han relations in Urumqi”,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3,12(36),Augu.431～452.
⑥ 吉平、高丙中．新疆维汉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A].潘乃谷、马戎．边区开发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3～259.
⑦ 李建新、蒋丽蕴．新疆维汉关系研究——吐鲁番艾丁湖乡调查[A].潘乃谷、马戎、周星．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1～106.周正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Z].新疆大学内部资料．1998.
⑧ 唐鸣．国家权力分享和分配中的民族关系及其处理[J].党政干部论坛，2003,(4).
⑨ 邓成明．试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J].求索，2001,(1).
⑩ 唐鸣．地区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与民族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的经济原因[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