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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1)01-0079-05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是近代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英国传统的经济与商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864年对《谷物法》的废除。自此，英国打破最后的关税壁垒，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关于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的实现，人们通常集中于研究围绕《谷物法》废除所展开的矛盾与斗争，而忽略了英国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19世纪20年代哈斯基森的关税改革。本文试图对这一史实进行考察，阐明其在英国经济与商业政策变革过程中的地位。
一、哈斯基森改革的历史背景
反法战争的胜利，给英国社会及历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此，英国与法国争夺商业与殖民霸权的长期较量真正划上了句号，法国降为二等国家，英国实现了其“进一步扩展在东方的贸易和夺取世界各地战略据点的目标”（注：W.D.Hussey,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1500-196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144.），不仅将战争中占领的法、西、荷等国海外殖民地的大部分据为己有，而且成为傲视欧洲群雄、独享海上霸权的世界级强国。
然而，战争对英国国内的影响却是双重的。长达23年的对法战争加速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当19世纪开始时，不列颠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与贸易国。”（注：D.Thompson,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63.）但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与社会的动荡，立即不可遏止地弥漫开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普遍的贫困与不满已遍布全国，社会矛盾在迅速激化。一些人将贫困与骚动产生的原因归之于战争；一些人将其归之于机器时代的到来；一些人抱怨农作物的收成不好；更多的人抱怨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政策。各种激进主义的主张被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应运而生。这一切都表明，英国正处于改革的前夜。
威廉·哈斯基森是19世纪初期英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1770年出生，青少年时代在巴黎度过。与乔治·坎宁相识后成为终生的挚友，并在仕途上相互提携。拿破仑战争期间，哈斯基森两次在财政部任职，并显现在处理经济事务的才能。1810年，他发表《货币的贬值》一文，该文为他赢得贸易与金融专家的声誉。1819年，他成为财政委员会成员，为利物浦内阁充当经济事务顾问。1822年，乔治·坎宁接替自杀身亡的卡斯尔累担任外交大臣，哈斯基森遂于次年就任商务大臣。与此同时，罗伯特·皮尔也担任了内务大臣。
坎宁、哈斯基森和皮尔都是托利党内的自由派，尤其是称自己为亚当·斯密学生的哈斯基森。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初期到20年代，英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哈斯基森在天主教徒权利、议会改革等重大问题上，都始终持自由主义立场，他的自由贸易主张与倾向更是“尽人皆知”（注：Marcus R.P.Dorman,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2 London,1904,P.297.）。他和坎宁、皮尔几乎同时进入内阁，并分别掌管了英国外交、内政以及商业贸易大权，并非偶然，这既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与呼唤，也标志着改革时代的来临。似乎是历史选择了哈斯基森，使其成为英国从传统商业政策向自由主义政策转变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英国传统商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对外贸易的高度垄断与保护主义。当代法国学者帕斯卡·萨兰认为：“保护主义是国家强制权力的表现。……任何时代，各政府都试图控制贸易，保护本国经济，抵制外部竞争。”（注：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107页。）他在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历史考察时指出：近代以来，“随着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者统治经济理论，……保护主义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注：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109页。）萨兰的分析与判断符合历史的真实。
早在17世纪中期，英国就开始实施垄断性商业与贸易政策，并因此与当时的强国荷兰在几十年间三次开战。在重商主义国策指导下，英国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上展开长期激烈争夺，用战争手段赢得了海上霸权，建立起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并逐步形成一套高度垄断的贸易保护体系，它包括垄断海运业的《航海条例》，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旧殖民制度”，以及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凭借强大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保护性贸易政策为英国攫取了最大限度的商业利益，因此，它的历史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100年后，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这种垄断性商业政策开始不断遭到抨击。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最伟大的旗手，到18世纪末，他的自由贸易主张在英国政界已产生一定影响，小皮特等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斯密的学生。然而，传统商业政策并未在自由主义思想冲击下崩溃，小皮特本人虽然从1783年起就担任首相，但他在反法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面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反对，只是设法对当时通行的关税水平进行了适度的削减。”（注：James S.Olson and Robert Shadle(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1 Greenword Press,1996,P.442.）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垄断与保护依然是英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英国议会不仅固守着《航海条例》，而且在1815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传统商业政策下的关税体制似乎不可动摇。
事实上，对19世纪初的许多英国人来说，放弃垄断与保护，实行开放性的自由贸易，其好处并非不证自明。例如，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曾反对废除《谷物法》，认为这是“冒着摧毁英国社会农业基础的危险，去实现可能证明仅仅是暂时的商业利益，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注：Andrew Gamble,Britain in Decline,London,1981,P.50.）显然，在当时的英国，与政治上的激进和保守相对应，实际上存在着赞成和反对自由贸易两股对立的思潮。
二、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
哈斯基森走马上任，首先面对的是在国内招致怨声的《谷物法》，和激起各国与英国关税战的《航海条例》。
1815年《谷物法》是英国议会不顾新兴工业地区的激烈反对和抗议通过的。它规定只有当国内粮食价格超过每夸脱80先令时，才允许从国外进口谷物。显然，该法令保护的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利益，这些人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粮价高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害怕战争结束后欧洲传统谷物出口国家的廉价粮食涌入英国，因此强烈要求政府对农业实行保护。《谷物法》的实施保证了土地贵族的巨大利润，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与投机之风的盛行，使工资劳动者和城市居民深受其害。失业与贫困带来购买力的低下与消费需求不足，直接损害了制造业阶级的利益，并最终导致商业的停滞。与此同时，《谷物法》还招致欧洲国家的关税报复，其结果是“既增加了国内生产的成本，也限制了英国工业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注：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1996,P.334.）
《航海条例》是自查理二世以来英帝国内垄断性贸易政策的基石，它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不利之处，首先是使制造业阶级无法以最便宜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英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其次是造成欧洲国家愈演愈烈的关税报复。
根据查理二世时代的法令，所有亚洲、非洲、美洲及欧洲的货物，只有用英国船员指挥和驾驶的英国船只运输才能进入英国，否则就被课以极高的关税。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前的100多年间，《航海条例》的各项禁令基本上得到顺利执行。美国独立后，立即开始对英国船只运输的货物征收同样高的进口关税，结果，两国的船队不得不装载压舱物横渡大西洋。这种关税战的直接后果是商品运输成本的增加，消费者因此不得不支付双倍的运费。到1815年，两国终于放弃对双方都不利的关税战，相互给对方以优惠关税。之后，荷兰、葡萄牙、普鲁士等欧洲国家纷纷仿效，强烈要求英国给予同样的优惠，并都以提高对英国船只的关税作为手段。因此，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英国一直处于与欧洲国家激烈的关税纠纷中。
此时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进入突飞猛进阶段，急需扩张国际市场，而传统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显然已成了工商业发展的桎梏。作为一个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政治家，哈斯基森早已敏锐地捕捉到困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所在。他认为：“开放性贸易，尤其是对一个富裕和繁荣的国家，比任何形式的垄断都要有价值的多。”（注：Huskisson,Speeches,Vol.2P.321.）因此，必须对“旧的、没有希望的”商业政策，进行大力改革，其中：制定新贸易政策，调整已过时的通商法规，修正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满足英国制造业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获取廉价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在哈斯基森进入内阁前，政府内的自由派人士对传统商业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1820年，伦敦商人首先向议会请愿，要求实现自由贸易。同年，政府开始就对外贸易问题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关税调整。1821年，英国降低了针对波罗的海国家木材的高额关税。1822年，修改了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谷物法》，放宽了允许外国谷物进口的标准。同年，商务部将《航海条例》中大部分限制条款予以废除。
哈斯基森上任后，为彻底消除与欧洲国家的贸易纠纷，立即向议会提出《互惠关税法案》，建议对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不论用何种船只运输，一律征收同等关税并实行税后退款。该法案终于以75票对15票被下院通过。起初，《互惠关税法案》受到英国国内商船主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海运业的垄断权因此被剥夺。然而，法案实施后英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大大补偿了他们的损失，各种不满很快消散。
在努力与各国建立贸易互惠关系的同时，哈斯基森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自由主义商业政策。从1823年到1825年，他先后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外国生丝输入英国的禁令，调整降低了全部的商品进口关税。特别是1825年，哈斯基森对《航海条例》继续作出重大修订，宣布向所有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开放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作出相同的让步。1827年，再次修订《谷物法》，进一步降低了允许谷物进口的价格标准。
哈斯基森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它既遭到托利党内部保守派和国内保护主义者的反对，又遇上经济萧条的冲击。1825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许多人将危机造成的困境归咎于政府的改革。对此，哈斯基森的同代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国家所有最能干的人都与他意见一致，而人民大众则被说服，认为他的计划非常有害。”（注：The Greville Memoirs,edited by Lytton Strachey and Roger Fulford,Vol.2,London,1938,P.47.）
哈斯基森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与信念，多次在议会中发表演讲，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三次，分别为“自由贸易制度对丝织业的影响”(1826·2)、“联合王国的航海状况”(1826·5)、“英国船运业利益的状况”(1827·5)。哈斯基森认为：随着美国的独立与荷兰的衰落，英国旧的航海条例和与之相关联的歧视性关税，已成为无用和阻碍之物。而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及岛国的自然条件，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原料与食品的供应愈来愈依赖国外市场，因此，只有更多地依靠工业技术的霸权，而不是用人为手段增加贸易，才真正符合英国的利益。在演讲中，他充分阐述了拥有海上霸权和工业霸权给英国带来的巨大优势，并不无远见地指出：在这种前提下，进行贸易与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不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相反，改革所带来的外国商品的竞争，会更加刺激英国经济的发展（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2,London,1940,P.390.）。
历史验证了哈斯基森的预见，经济危机过去后，后对改革的议论逐渐平息。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到1828年哈斯基森离开内阁时，保护主义的坚冰已被打破，关税政策改革的成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对哈斯基森改革的评价
（一）哈斯基森改革廓清了英国通往自由贸易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由于个人性格和托利党内派系斗争等原因，哈斯基森的政治生命只显现出短暂的辉煌（注：1827年8月坎宁在任首相几个月后病逝，哈斯基森在威灵顿内阁中改任陆军与殖民大臣，1828年因关系不睦去职。）。哈斯基森担任商务大臣只有5年时间，但整个19世纪20年代英国大刀阔斧的商业与关税政策改革，主要是在他的任内进行的。他在贸易与财政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和大胆举措，为英国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变革，走向自由贸易，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当1830年哈斯基森去世时，他的同时代人写道：“在议会内，也许在议会外，没有人对金融、商业、贸易、殖民地事务像他那样精通。因此，他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注：Lucy Brown,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 Trade Movement,Oxford,1958,P.1.）
对于哈斯基森改革的历史地位，不少英国学者评价甚高。几乎所有涉及英国走向自由贸易进程的著作，都必提哈斯基森改革的成就。有人甚至认为：当哈斯基森接任商务大臣一职时，“英国历史便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注：Marcus R.P.Dorman,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2.London,1904,P.297.）。著名历史学家菲德豪斯则指出：“从1830年起，不列颠帝国即成为自由贸易国家。”（注：D.K.Fie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Macmillan,1982,P.242.）这个判断虽有些过于乐观，因为英国完全成为自由贸易国家，是在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之后，但正是哈斯基森所进行的商业与关税政策改革，廓清了英国通往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其开拓性地位与重要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二）哈斯基森改革是19世纪2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是以日趋走向自由主义的形象载入编年史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实行改革成为许多人的共识，甚至一些原先十分保守的人，也开始转变立场。例如首相利物浦(1812-1827)，从1820年起就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多次在议会演讲中表示赞同降低关税、放宽谷物进口限制等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保守主义仍有很大势力，但自由主义思想及改革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一批自由派人物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与政治抱负。当哈斯基森进行关税政策改革之时，皮尔也在大力推行司法制度改革，他取消了200多项过时的刑法，免除了100多种死刑罪。此外，还建立了警察队伍，废止了实施多年的“禁止结社法”，使工会组织合法化。在外交领域，坎宁则更加引人注目，上任伊始就打出自由主义旗号，与“神圣同盟”分道扬镳，公开支持西属拉美的独立运动，率先承认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与之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从而为英国工业品进入和占领拉丁美洲市场开辟了道路。坎宁推行的与欧洲列强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同时期英国迅速扩大对外贸易的经济需求，而哈斯基森和皮尔所推行的改革，则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形象。换言之，这一时期英国各个领域的改革是相互呼应的。
（三）哈斯基森改革的历史局限。
哈斯基森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信奉者，他认识到：鼓励与扶持制造业的发展是增强国家财政实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哈斯基森所有改善贸易关系、放宽贸易限制、取消过时禁令的改革措施，无不围绕着促进国内制造业及对外贸易发展的目标。可以说，哈斯基森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然而，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只能在客观现实许可的范围内行动，不可能超越时代太远，哈斯基森的改革也同样如此。他本来打算尽可能实行开放性贸易，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例如，由于兰开郡工厂主的激烈反对，哈斯基森被迫放弃废除机器出口禁令的打算。英国对机器出口的限制又持续了20年，直到1843年才最终取消。
哈斯基森改革无疑是对英国传统贸易政策与原则的背离，但就其实际影响和范围来说，还很有限。例如，《航海条例》虽做了较大的修订，但其内容实际上只对拥有大规模商船船队的国家才有意义，英国商船仍然占有世界航运业的大部分份额；在欧洲国家出产的物品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列入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出产国和出口国船只运输的清单；《航海条例》中有关禁令的取消与放宽，也只限于美洲和欧洲国家，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商品的限制依然如故。
此外，哈斯基森虽然是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先锋，却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他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抱有很强的“帝国精神”。因此，19世纪20年代英国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没有触动或削弱帝国内部关税优惠的原则，殖民地出产的物品，如加拿大的木材与小麦，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蔗糖与咖啡，以及开普殖民地的红酒等，都继续享受英国的优惠关税。当美国对英国的帝国内部关税优惠政策表示不满，要求给予同样的待遇时，哈斯基森毫不让步，认为这是“一个在独立的国家之间商业关系中闻所未闻的借口，就象英国要求美国对西印度群岛的糖或甜酒，在进入纽约时给予和路易斯安那的出产物相同条件与关税一样没有道理。”（注：Huskisson Speeches,Vol,2 P.315.）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木材进口税，哈斯基森也拒绝做进一步削减，理由是将会损害加拿大的木材贸易。尽管波罗的海国家的木材要比加拿大木材更适于造船，但他仍然认为，加拿大木材“产自我们自己的殖民地，用我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因而对大不列颠是最有价值的贸易。”（注：HuskissonSpeeches,Vol,2 P.362.）哈斯基森保护殖民地利益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对传统商业贸易政策的改革，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扩张，也将英国对殖民地两百年的垄断贸易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尽管因历史的局限，哈斯基森没有也不可能使英国完全走上自由贸易的坦途，但他已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英国以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哈斯基森改革理应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