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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频仍，一时间中国企业成为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萧条和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来看中国企业好像具有了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但是主要由企业竞争力组成的中国的竞争力在世界竞争力评估权威机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２００３－２００４》的排名，中国当年的成长竞争力指标比上一年度下滑了４位。如何认识这种现实的反差呢？
国际产业链挤压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
始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外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各地区之间对引资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地方具有较大的引资热情是因为他能够有效解决本地的就业和税收问题，并在长期的唯ＧＤＰ发展观下是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引资具有较大的外部性，一个地区的外资企业对国内其他企业市场的挤占对引资的地区来说是一个不用负担的外部成本。这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引资竞争。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利用其管理制度和技术的优势，吸收了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环境和对消费者保护不够严格等因素降低生产成本，迅速扩大出口，成为目前大量的“中国制造”的主要供给主体和争端制造的主体。世界范围内大量的“中国制造”只是标明生产的原产地是中国，而制造的企业主体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据报道，２００４年１－１１月，上海外贸出口“同比增长４９．７８％。”外资企业“占同期外贸出口净增总额的７５％。”２００３年外资公司的出口占了整个中国出口的５５％。朗讯门所暴露出来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关系网传统，苏丹红事件中跨国公司对中国消费者权益的漠视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质上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这一能力取决于企业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特别是其产业链中的地位与权力。而这种地位与权力，来源于企业所垄断的生产要素与经营要素。现代产业链由投资、研发、制造与营销四大环节组成，相应地形成了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制造中心与营销中心。其中，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掌握三种垄断性生产经营要素：资本、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和市场营销网络，从而共同控制着整个产业链，而其被控制对象则是制造业。这三种要素决定了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权，而制造业是其中消耗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最多，分割剩余价值最少的部门。
于是，由上述各个环节所组成的产业链，构成了分割剩余价值的“市场权力结构”：掌握垄断资本的金融中心和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研发中心，构成这一权力结构中最强大的部分，分割最多的剩余价值。而掌握市场网络的营销中心控制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路径，也拥有重要的剩余价值分配权。制造业拥有的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最弱。而处于产业链最底层的低端制造中心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微薄的部门，其生产经营所得几乎只能维持其生存所需。生产力体系中这种产业链的国际化，产生了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市场中企业权力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其先发优势，掌握着巨额国际垄断资本和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把持着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由此掌握着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决定权——归根到底，掌握着剩余价值的优先分割权。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大多处于高资源消耗、低利润回报的低端制造环节中。在国际产业结构中，中国目前不仅缺乏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研发中心和国际营销中心，而且也没有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
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和国际市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使其沿着低端制造业、低劳动力价格、高资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方向来增加产值和获取利润。低工资、低资源价格和低环保成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沿此路径的发展，将会使我国企业更加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部门，构成恶性循环。
关系网传统与中国企业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不仅由横向的国际产业链所决定，而且由企业生长的文化传统、企业在该文化传统中所走过的历程来决定。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及其导致的腐败现象，使某些中国企业陷入了利用行政权力来营利的“路径依赖”。它成为某些企业通过扭曲的市场秩序获得所谓“竞争力”，它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
中国传统文明的编织关系网的偏好，容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关系网能够有效地把网络以外的竞争者排除在外，由此形成不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其消极影响是：
首先，这种路径依赖产生了对企业创造力的误导，对技术创新的冷落。人们的智力资源主要被用于创立和营造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用于市场创新与技术创新，以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领导人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企业经营与创新上，而是用于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途径上。企业的财力相当大的部分不是用于引进先进技术专利、培育人员的技能和创新才能等增强长期竞争力的项目上，而是用于经营关系网上。这种对企业内部资源的不正当使用，必将导致企业长期竞争力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其次，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对土地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滥用。市场机制本来具有剥夺劣质企业使用资源的权利，而事实上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市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逆向淘汰机制，劣质企业可能会驱逐优秀企业，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基础——自然环境和社会公共环境，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依靠这种关系网带来的企业的虚假“竞争力”，只有在扭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使企业赢得暂时性利益。随着我国市场的逐步开放，随着ＷＴＯ规定的开放进程逐步兑现，这些企业将日益面临严峻的国际市场竞争。
旧有模式中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极限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相对滞后，是中国企业的上述路径依赖——对国际资本和国内关系网的依赖的表现。在中国经济总量还未形成对国际市场特别巨大的冲击，国际市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低价格中国产品的情况下，造成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中国企业竞争力相对落后并存。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一是中国企业继续沿着牺牲资源与环境、维持劳动力低成本的路径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将达到极限水平，不能支持中国总体经济的繁荣；因为在企业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高速发展，将使我国的原材料与能源消耗达到惊人的水平；环境污染的积累性恶化，将使我国许多地区的生活质量与生产环境不断下降，这种状况将不能允许我国一些严重污染企业继续生产下去；低工资导致工人的自愿失业和工人长期无法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导致结构性失业。这两种失业将使人力资源极其丰富的我国，也将面临着劳动力资源使用上的极限。二是由此所引发的国际贸易纠纷加剧会遏制中国企业以这种模式进行扩张。主要因为大量进口重要资源会形成对国际资源价格的巨大冲击，从而会影响其他进口国的利益，一些大国有可能对中国采取各种遏制措施，对我国的和平崛起构成障碍。
因此，中国许多企业已经快要到了不能继续依赖过去的发展路径发展下去的时候。这种发展路径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高速发展迟早将会达到极限。
打破路径依赖，探索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新路径
上述路径依赖——由国际产业链决定的对“两低两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由关系网文化传统产生的对依靠权力系统来经营企业的路径依赖正在将许多企业逼入危机，迫使企业必须“阻断旧路，开拓新途”。
１．寻找企业竞争力提高的新理论
如上所述，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能够借助本国的政治强势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实现扩张，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引资竞争使这种扩张变为现实。这些跨国企业在市场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在软环境方面有着符合市场规则的惯例和习俗。此外，跨国企业依托本国的政治强势和经济强势所制定的有利于西方跨国企业的游戏规则，通过跨国企业在全球获得高额利润来巩固这样的强势。在企业和政府的互动中，政府为企业扩张的后盾，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开市场，而跨国企业通过经济优势在各国掠取利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这些跨国公司由于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进行不公平的角力，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被规则捆住了手脚，而跨国企业却可以垄断规则的解释权来牟利。新制度经济学等自由主义学派所鼓吹的小的政府是好的政府既是符合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因为他们的企业已经不需要政府保护，又通过雄辩的理论劝说心存疑虑的发展中国家放心地打开大门供跨国企业来占领市场。他们在试图向发展中国家推销他们的理论的时候，在试图“踢掉使他们达到顶峰的梯子”，但他们这些理论的全球扩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对本国弱小的民族企业进行保护的话，不借助国家力量进行资源整合，组建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那么，本国企业的幼芽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其演化和竞争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利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导致的绩效不高的情况，夸大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上的失误，使政府在管理上心存疑惧而无所适从。政府的确在管理的角度、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效率上应该转换和提升，但绝不等于有了问题就可以撒手不管，这是问题的不同方面。因此，在理论上寻求企业发展的新的路径成为当务之急。
２．实践中阻断旧路，开拓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新途径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在上述发展极限尚未到来之际，政府应当设立种种制度，逐步制止企业沿着旧的路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使企业获得新生。如：改革吏制，切断官商关系网，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为步入法治化轨道；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取缔诸侯经济。在此基础上，推行科学发展观，实施以下措施：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严格控制土地审批制度，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政策，使土地不再成为一般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第二，以人为本，制定并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使低工资、低福利、低生产安全保障不再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在新的产业链中开拓新途。中国企业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正确路径，归根到底是实施科学发展观，走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这条路径的最重要特征有三条：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系统，二是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三是延伸中国企业资本向全球的发展空间。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企业联合开发。现在我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是由国际合作造成的，而是由合作不充分造成的。加入了ＷＴＯ以后，开放的深化所带来的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通道”的意义在下降，外资企业也逐渐由合资和合作变为外资独营，造成了内外资企业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由于合作不充分，我国企业内部还是“纯中国化”，企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人力、自然资源等清一色的中国化，容易与他国企业间发生“零和博弈”关系，因而容易受到他国制裁与国际产业链的挤压。一个企业在资本构成、技术、人员以及所采用的自然资源上，越是国际化，就越容易避免国际风险，因为对它的制裁直接危害制裁国本身的利益。因此，要确立我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新的地位，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摆脱对旧的发展路径的依赖，我国企业应当加强和世界各国优秀企业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