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政治思想中的美国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美国论文,情结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是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虽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纯粹的学问家几乎是不存在的，胡适也自然不能幸免。正如他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所说：“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早就放弃了。”（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集》，47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因此，胡适在立下“不谈政治”誓言后不久，便“忍不住”加入了政论的战团。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胡适思想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影响颇深，甚至到今天还余波未尽。
胡适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学术思想一样，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同时，由于其思想形成与定型，主要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政治思想中的深深的美国情结。
美国的空间：胡适政治思想的定型
胡适的思想萌芽于上海求学时期，定型于美国留学之时。在上海时期，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胡适与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读《天演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下，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青年人的心和血。”（注：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编：《胡适自传》，46-47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而梁启超的《新民说》“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出我们最缺乏而最须补采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分利，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注：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编：《胡适自传》，46-47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
上述两段文字，在胡适的《四十自述》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可见严复、梁启超的书，象对当时的青年一样，对胡适影响至深，上海六年，去了胡适乡气可掬的中学生模样，使在私塾的诗书中熏陶出来的他，浸染了大都市的气息，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在上海这一新思潮新风气的荟萃之地，逐步走向思想成熟。
1910年，胡适通过庚款考试，与当时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的思想的留学生们一样，负笈西行，幻想寻找救国真理，拯救中国于危亡之中。来自传统而沉闷的中国社会的胡适对大洋彼岸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浓郁的兴趣。这时的胡适首先醉心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他自己叙述了这段经历：“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他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胡适潜心于政治与哲学，以致于放弃初来美国时所选定的农学专业，转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哲学。而美国的政治氛围，一次大战前美国国内弥漫的厌战情绪，和平主义思潮，更强化了他在上海时期形成的改良主义倾向，胡适将这种思想和改良主义倾向与他早年童蒙时的“恕道”和“不争”结合在一起。
最能体现胡适这种思想的，是他在中日订立“二十一条”时所发出的一封《为爱国的理智请愿：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当时，中国留学生们视“二十一条”为国耻，更有人提出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在一片情绪化的热潮中，胡适却出奇的理智：
恐怕我们都完全失去了理智，都发了疯。……同胞们、在这危急的时刻，冲动起来是绝对无益的。任何冲动，任何堂而皇之的慷慨悲歌，任何耸人听闻的建议都从未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在我看来，此时此刻，在这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这些学生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职责，那就是去学习。让我们不要被报上的一派混乱喧嚣冲昏了头脑而抛弃了我们庄严的使命，让我们冷静、泰然、坚定的致力于学习，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祖国能度过这场危机——我相信她能，我们建设她改良她——或是必要的话，我们就应当把它从死亡中带回新生！
同胞们，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我们的正确选择！（注：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6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在国事危殆的时刻，胡适能如此从容论道，在当时实为罕见。他的观点在当时被斥为“不爱国的胡说八道”。但从他另外的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观点的基础。他在1914年12月写的《论充足的国防》一文中写道：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完也，世界和平终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计也。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他所提出的救国之策是救国于根本，而这种救国方式，决非革命式的，而是缓慢平稳的，“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在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时矣，不可缓矣。”（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纵观胡适此时的政治观，为其以后的社会改良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也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
救国在于寻找救国的根本办法，这种思想并非胡适的独创，近代中国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在跨越爱国冲动阶段后也做过这样深层次的思考。我们从胡适的自述和日记中，很难找到诸如鲁迅在日本看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表情木然这样的影片而受到的精神上的刺激。我们只能间接地从胡适的日记中找到这样一段话：“吾尝谓绮色佳为‘第二故乡’，……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幄所自为，与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尤可念者，则绮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余之于绮，虽无市民之关系，而得与其间政事、俗尚、宗教、教育之得失，故余自视几如绮之一分子矣。”（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说明胡适政治思想的形成，是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中，潜移默化的。
美国给予了胡适广泛的思想空间，正是在美国的七年，使胡适的思想，及其政治思想从上海时期的萌芽状态走向了定型。
在中国的实验：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
要谈胡适的政治思想，不能不谈被胡适称为“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是把这些问题与不相干的各种考虑剥离开，使其孤立。并且当这些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时，就准备去抓住另一系列新问题。人生在它看来只是一套问题，而不是一桩莫测高深的神秘事情。它把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而处理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终极”或“宗教”问题。这种哲学思想在美国发展起来。它体现了美国民众的世界观，为美国人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了哲学依据。胡适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为：“天下无有通常之真理，但有特别之真理耳，凡思想无他，皆以解决某某问题而已。人行遇溪水则思堆石作梁，横木作桥；遇火则思出险之法；失道则思问道。思想之道，不外于此。思想所以处境，随境地而易，不能预悬一通常泛论，而求在适用也。”（注：《胡适作品集》第3集，59页。）
胡适是否掌握乃师杜威先生的精髓仍有待探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胡适对实用主义最感兴趣的是它的方法论，他认为杜威哲学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以解决我们特别问题，一是“历史的方法”，即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是通过历史背景，所以发生的原因及最终的结果来评判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二是“实验的方法”，即注意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强调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而一切学说与理想也须用实践加以试验。（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
实用主义对胡适影响深远，他用从实用主义中总结出的“科学方法”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他对中国政治的见解，概括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一主张中，而“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政治思想上的具体体现：“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正在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是实行我的试验主义。”（注：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96-99页。）而“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这就是胡适最基本的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层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体。改良思想与胡适取自美国的实用主义互为补充，这种观点，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极大的影响。
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的民主社会制度，对胡适影响至深，他主张政治改良，在中国建立一个“好人政府”。1922年5月，胡适联合了一大批国内政治、教育界的人物，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
（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用人等等，因为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三）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注：《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27-34页。）
很明显，这三个基本要求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中国版本。是也是当时许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进行点滴改良的一个步骤。
作为美国式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胡适自然对国民党的独裁表示不满。1935年，他针对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专制，写道：“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中，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赞助的。”“今日有许多求治过急的人，梦想领袖独裁，是不但不能得着党外的同情，还可以引起党内的破裂与内讧的。”“党内的人应该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党外的人也应该明白中山先生手创的政党是以民主宪政为最高理想的”。（注：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信仰》，《大公报》，1935年2月13日。）
这段话近似责难，实是规劝，这也是胡适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既要争取民主，又不能过于急进，须点滴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予以解决。这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
余波：胡适政治思想与中国现实
胡适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学术思想一样，其所涉及的每一领域，都有人提出异议，但我们却又不能忽视他的政治思想的存在。五十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后，胡适这个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了。但时隔三十年，对胡适的研究又再次成为热点。胡适的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是渊源于美国的。但渊源于美国的思想或思想方法，并不一定都应全盘否定。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所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在一定时期仍有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胡适政治思想的核心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提出之初，就有大量的拥趸，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作为当年争论的另一方，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射击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作。”（注：《胡适作品集》第4集，128页。）这表明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一说，并非不值得一提，他所指出的一些陋弊，在中国确实存在，很有研究的必要。至于说到“主义”，当时多数人对马列主义并无足够的认识，在这种诸子百家竟相争鸣的局面中，单把“少谈些主义”说成是针对马列主义的，也不免偏颇。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补充说明道：“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的名词，或只记得一个‘过激主义’名词，全不懂得这一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提这种的危险”（注：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作品集》，第四集，134页。）可见他并不反对研究学说和主义，他的文章也是从研究主义而来的。他所攻击的是不作研究，而拿各种主义来吓唬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青年学子中所引起的反响，在当时是极大的。而赞成胡适者，并不在少数。毛泽东在9月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其章程的第一条指出，“凡事或理已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主以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随后，列出了教育、政治、经济、外交、伦理道德等一百多个社会具体问题。毛泽东当时“很可能受了胡适的文中所提的‘凡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注：李锐：《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毛泽东》，《历史研究》1979年第五期。）而邓中夏将毛寄来的章程，刊登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这些对胡适的文章的反馈，可以看出，胡适的论点并非一开始就是孤立的。他在文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用的。
胡适的政治思想继承了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思想脉搏，并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政治思想作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与美国的文化精神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他把中国社会的变革推向了文化这一更深的层次，他要求打击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敌人，要建立一个治安的、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统一国家，要有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廉洁的行政、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交通、公共的救济事业、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这一切在当时，似乎是美国两次大战间繁荣时期的翻版，而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危亡，又不能允许一点一滴地来进行社会的改良，但胡适的政治思想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历史意义，他所提出的许多命题仍值得我们去研究。
试论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原因 曲广华 王富国
五四时期（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正是中国新旧思想交替、社会出现变革的时期。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改革思潮涌于社会。有些社会思想的鼓吹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便成立社团进行宣传和实践。因此，大量的社团组织涌现出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团繁荣兴盛的局面。
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遍布于全国各地，据粗略统计，大约有四百余个。它如此之多，遍布之广，决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
第一，是袁世凯窃国以来，人们对中国思想界封建复古逆流的憎恶和对军阀政治的失望，而产生的重新探索国家民族命运出路的结果。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与发展，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解放，他们为追求真理，改造社会，大胆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救世方案，为了宣传和实践，他们进行条理地组合，于是，各种社团组织悄然兴起。
第三，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时期，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复杂交错，促使人们感到有必要组织在一起，以增强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四，北京大学蔡元培主张的“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对五四时期社团的组建起到直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摘自《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
关于百团大战的重新评价 韩隆福
百团大战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也是曾经在历史上关系着彭德怀政治生命沉浮的一次重要战役。
长期以来，有些专家学者都认为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军的力量”，致使“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更为艰苦的阶段”，承受了敌人更大的压力，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直至1989年再版的《中国革命史纲》，仍认为百团大战“给八路军带来不利”，因为“当时日军正准备向国民党再发动一次较大的进攻，而恰在此时，百团大战打响，日寇立即以更大兵力压向敌后”，使“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都更加严重了”。这实际上是1945年康生在华北座谈会上集中火力攻击百团大战，否定彭德怀的翻版。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既有贬低百团大战之意，又有曲解国共合作之嫌，更违背了历史实际。
百团大战，既挫败了国民党消极抗战、不忘反共的政策，又坚持了全民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保卫了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寇进犯西安的企图和向西南、西北进攻灭亡中国的阴谋。
百团大战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确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这只能说明八路军、新四军为民族抗战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且很快度过了难关，得到了更快更大的发展。正是百团大战，才巩固了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和国民党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后方，因而从整体上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故百团大战从头到底实不存在“过早暴露”自己力量乃至是“战略性错误”的问题。彭德怀和百团大战都应该肯定，这才是历史的公正结论。
（摘自《衡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质疑 方小年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没有共同纲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科书都认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并把它视为不同于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特点之一。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并认为：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应该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能否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可以从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找到根据。
《抗战建国纲领》是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应该以经典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为依据。1938年5月，也就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政治纲领，不是讲的共同纲领，政治纲领与共同纲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1937年9月29日，即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一个星期，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关系》，指出“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强调“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很明显，毛泽东在同一篇著作中是把政治纲领和共同纲领交替使用的，政治纲领就是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是什么呢？在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发布之前，“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因为“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明明白白地说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共同纲领，为什么又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呢？当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时还没有得到国民党，包括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的赞同。当时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不得到国民党的赞同称不上是共同纲领。为了谋求为国共两党共同接受的纲领，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呼吁国民党“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敝党愿与贵党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其发表方式，或由各党派”各团体宣传拥护和遵守，均无不可”。当《抗战建国纲领》通过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4月18日立即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表明自己的立场，“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虽然没有共同纲领等语的明确表达，但“积极赞助”与“拥护”等语，就表明共产党对这个纲领的默许。
由上可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共同纲领的，这个纲领就是《抗战建国纲领》。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 柳建辉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的内容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传达给该校红卫兵的？
目前，对这个问题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高皋、严家其说：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这就等于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待红卫兵根本对立的态度公诸于众了。”这种说法虽没错，但该信内容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传达给红卫兵的？这些问题都交待不清，易造成复信当天即送到清华附中红卫兵中的印象。其二，王年一说：“8月1日，全会（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引者注）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万分。此后这封信在全国不胫而走。”苏采青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写了一封复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毛泽东的复信，首先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份重要的会议文件印发。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召见写信者的代表，给他们看了复信。这样，复信便在会内、会外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在会内，表示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只支持那些同红卫兵‘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在会外，毛泽东给红卫兵的复信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卜大华自述中说：“8月3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第二种说，不仅交待了毛泽东复信在党内上层公开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也说明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看到复信的时间和方式。但上述两种说法都未明确说毛泽东的复信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去，即清华附中在校红卫兵并未看到复信，没有说明复信内容是怎么被清华附中在校红卫兵知道的，又是怎样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的。
上述问题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和《毛主席的红卫兵》中的记载，得到了进一步补正。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刘岩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兴趣。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作为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执笔人和参加陈毅同志治丧活动全过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当时所见、所闻和所记载下来的东西，贡献出来，供有关方面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
对陈毅同志的评价上面没有人愿意定调。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治丧小组成员）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王迪康秘书长对我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在场的几位领导人确有难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风浪随时都有袭来的可能，对陈老总这样一位“浪尖”上的人物，评价高了或低了说不定都会带来风险。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任免干事，属于“群众”行列。那时搞政治运动有一条规矩，不准“矛头向下整群众”，我没有政治上的顾虑，所以我就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了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极，所以我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四名，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同志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罗玉明 张旺清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在部分国民党元老和部分黄埔将领的支持下，出任“讨逆军”总司令，力主武力讨伐西安。对此，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何应钦这样做，是为了炸死蒋介石或借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如何评价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行为，不仅涉及到对何应钦本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其他有关问题和有关人员的评价。
应该说，何应钦与其他主战派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为了营救蒋介石。12月13日，他在致龙云的电文中认为，应“先设法营救委座出险并镇压变乱”。这里说得很明白，营救蒋介石与镇压事变同步进行，12月24日，何应钦再电龙云，称：“中央决策已确定，目前急要之事，乃在委座早日回京主持大计”，“否则，旷持日久，众论纷纷，于营救委座与整饬纲纪两均无益”。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12月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回南京后，何应钦发表讲话，表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并声称：“如张逆藉此希图缓兵，不在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被执，何应钦仍奉蒋为领袖，仍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充分说明，何应钦出兵的目的是为了救蒋，而不是取蒋而代之。
既然何应钦主战与主和派的目的一样，两者在事变中自然而然起到了互相配合的作用。何应钦出兵讨伐，造成大军压境，威临西安之势，对西安起了一种威慑作用，这种威慑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张学良因担心引起内战，希望早日结束事变，从而促成了张学良在12月25日匆忙送蒋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出兵讨伐，配合了主和派的活动，客观上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虽然再次萌发了取蒋而代之的野心，但还没有达到利欲熏心的程度；他虽然利用蒋介石被扣，南京政权出现真空的机会，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但却无法造成自己的权力核心地位；他出兵讨伐只是执行了国民党中央的集体决议，而不是任凭自己肆无忌惮；他出兵讨伐的目的与主和派并无二致，从而实际上配合了主和派的活动，促成了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
（摘自《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何香凝怒斥陈璧君 王光远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何香凝和陈璧君也先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在此之前，陈炯明就将廖仲恺诱骗到石龙，加以扣押。当时陈璧君正在香港，得知孙中山蒙难、廖仲恺被押的消息，立即与伍朝枢等人商议，决定收买绿林好汉去劫狱。她托人带信告诉何香凝这一计划。何表示：关押廖仲恺之处警卫森严，很难救出，因而拒绝了陈璧君的劫狱计划。
不久，陈璧君亲自由香港来到广州，住在沙面维多利亚大酒店，她请朱执信夫人通知何香凝前来商议，何仍极力反对劫狱。当晚，何香凝也住在这个旅馆里，看到报上登载梁鸿楷的第1师发生兵变，有一部分人投降了陈炯明的消息，何香凝忧郁地说：“糟糕，看来这次北伐又要失败了。”本来这是一句为时局担忧的话，陈璧君立即反驳说：“北伐军一定不会失败”。何说：“如果像现在这样，是会失败的。”陈璧君却跳起来说：“你想北伐军失败，仲恺可以出来罢了。”何说：“我怎么亏心，也不会希望孙先生死而仲恺出来呀。”陈璧君仍和她争论不休，何香凝气愤已极，一耳光打在陈璧君脸上。陈璧君为人奸狡，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挨了何香凝一耳光，她也不气，也不吵，却连声赔不是。天亮后就偷偷回香港去了。这是她二人之间第一次发生的芥蒂。
1924年11月，汪精卫、陈璧君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何香凝得知后也赶到北京，和陈璧君一起帮助宋庆龄照料孙中山。她二人都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孙中山逝世后，她二人又都是女子组执绋人。
1925年7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了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就成了第一夫人。她觉得自己身价百倍，架子十足，每次吐痰都要叫佣人或秘书捧着痰盂，甚至有时叫来访的客人给她捧痰盂。一次，何香凝来访，她要吐痰，忘记了来者是准，竟然命令何香凝给她捧痰盂。何香凝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两眼怒视，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说：“你是什么东西，竟要我给你捧痰盂？我年岁比你大，资历比你深，我完全可以命令你。”边说边指着痰盂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发现是何香凝，连忙道歉然后连气带哭的离去。
（摘自《团结报》1998年8月27日第三版）
项英：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李传华
项英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的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即进纺织厂学徒、当工人。五四运动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在武汉组织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到1941年43岁时牺牲，项英的一生是矢志革命的一生，是战争不息的一生。项英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领导、发展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初期，党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项英在白色恐怖下，受命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二，参与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壮大工农政权和工农红军。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12月，他奉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在一起，为推进根据地的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尔后又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第四，组建和指挥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抗战新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按照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等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均由项英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项英同志在漫漫的革命征程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志、情怀、品德、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是一笔能够昭示后人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 孟凡
1977年—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只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按照总设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打歼灭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耀邦同志一时处境艰难，已不可能实现他组织第二篇重点文章的设想，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继续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他采取曲折方法处理，在吴江同志把他所写（孙长江协助）《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同时送给《解放军报》和耀邦时，他不仅同意文章的观点，而且派他的秘书梁金泉送罗瑞卿同志，他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罗大将说要发，在那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望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我们这个（刊物）不行了。”（沈宝祥访梁金泉记录，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做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耀邦同志说他没有参加，实际上却参加了，此文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同志共同商量过的。《原则》一文的发表是针对所谓“砍旗”的指责的一次正面回答，这也是耀邦同志在罗大将的支持下所进行的一次“曲折”斗争的胜利。“原则”一文《解放军报》以本报评论员文章名义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刊登，新华社发了通稿，反映强烈，起到“重型炮弹”的作用。另一篇文章是《‘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韩树英撰写），《理论动态》第73期（1978年7月15日）发表，《光明日报》7月23日转载。这篇文章触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发表后反映强烈，认为是“实”文的姊妹篇，有不少人因为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也得到平反。这篇耀邦同志从初稿到定稿都倾注了不少精力，题目也改动过三次。第三篇文章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动态》第84期（1978年9月10日发表，王聚武撰稿），《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许多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主要是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展到实际工作领域，强调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篇文章从选题的酝酿到撰写、讨论、定稿先后经历了一个多月。耀邦与理论动态组先后作过三次谈话，对初稿、二稿都做了修改和写了批语，9月4日对初稿的批语是“总的说很不错，改了一点，还要加一
段，长点没有关系。”定稿后，排出清样送审后，又写了批语：“改了一点，我认为是近一个月来最后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有三次变动，耀邦同志最初出的题目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讨论最后才确定用《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摘自《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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